雙石：我們不是靠落後戰勝美帝國主義的_風聞

自朝鮮戰爭之後，以聯合國出頭組織“聯合國軍”方式從此不再，而代之以“同意、中立、自衞”三原則下的“維和部隊”方式，不再是超級大國的主導而有着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參與，這都是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勝利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所致。

戰爭雙方是如何詮釋參加戰爭的正義性的？

　　在朝鮮戰爭中，中美雙方都在其宣示的國家意志中強調自己行動的正義和正當性。

　　但是，所謂正義正當的詮釋，不能僅僅從政府的宣示或議會的表決為衡量標準，必須接受自己國民的直接評判。這種評判需要通過其戰爭動員時最底層的反應及反響來獲取——直接走進每一個徵兵站!這才能瞭解國家與國民是否真正實現了溝通達成了共識?即：能不能直接面對國民面對每一個徵齡青年發出的“我們為什麼要到朝鮮去打仗”之詰問，且為此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而且得到充分的認同和響應!

　　美國在進行戰爭動員時宣示的正義性是“普世價值”——“自由不是無代價的”，為“素未謀面的人民”擺脱共產鐵幕的桎梏而戰;中國在進行戰爭動員時宣示的正義性是：抗美援朝保家衞國，履行自已的國際主義義務(一個負責任的社會主義大國對其盟友的義務)，保衞我們這個經歷了一百多年戰亂的國家來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美國的“正義性”的詮釋看起來很高大上，實際上是一碗索然寡味的雞湯，面對“我們為什麼要到朝鮮去打仗”並沒有作出有着合理邏輯導向的回答，所以在朝鮮戰爭中的士氣問題始終是一個大問題：當時“共產鐵幕”下的國家很多，蘇聯和東歐都是，亞洲還有中朝越諸國，那麼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到遠隔重洋的朝鮮去打仗?朝鮮的內戰與我們美國有什麼直接關係呢?

　　美利堅式的“國際主義”雞湯無法面對也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

　　那麼中國呢?

　　1.中國對“正義性”的詮釋有着非常直接而合理的邏輯歸納：日本帝國主義是從哪裏打進來的?甲午以降，日本帝國主義從朝鮮而中國東北，從中國東北而中國華北、華東、華中、華南、西南，從而使中國人民飽受十四年戰爭蹂躪之苦，這都是並不久遠的歷史，足具史鑑來者之功效：現在另一個帝國主義兵臨鴨綠江畔，那麼最直接的後果就是重演當年的一幕!果如此，那麼“蔣該死”可能會被帶回來，地主還鄉團可能也會捲土重來，廣大農民在土地改革中獲取的利益和成果可能會喪失，工人羣眾剛剛得到的八小時工制的權益可能會剝奪，剛剛從大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雙重壓迫中掙扎出來民族資產階級，可能連氣兒都還沒喘過來就要回到過去時，重新在夾縫中苟延殘喘……

　　如此，抗美援朝“保家衞國”這個“正義性”的合理邏輯遞歸之結論，還能有疑義麼?對中國人民來説，參加這場戰爭就是在保衞自己的家園，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勝利成果，國家意志結結實實地變成了國民意願，從土坷垃裏拱了出來，又重新砸回在地上——化作轟然的回聲!

　　2.至於履行國際主義義務，中國人民感同身受。唇亡齒寒户破堂危那是古有明訓，史有明鑑的，曾經有着亡國之痛的朝鮮戰友在中國的土地上和中國人民一起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鬥爭血流在一起的歷史，也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這些朝鮮戰友在中國人民抗日鬥爭中是最堅決最勇敢最有戰鬥力的存在。“受人涓埃報以湧泉”是中華民族傳承已久的優秀文化傳統，何況幫朋友就是幫自已，助鄰人滅火也能保全自己的家園。這個道理，不需要繞太多太大的彎兒，在當時以文盲為主的中國國民中，也很容易能夠獲得共鳴。

　　3.抗美援朝戰爭的目的之一是維護世界和平——這也是抗美援朝戰爭正義性的合理詮釋。這個成果也是看得見摸得着的——正如陳毅元帥所言;這是一個結結實實的西瓜而不是芝麻!不是空頭支票而是已經兑換兑現了的真金白銀!這個成果甚至超出了新中國領導人在決策出兵時的意料：不僅僅是“拒外來威脅於國門之外，遏侵略兇焰於初臨之時”。而且對於維護和平制止衝突的“遊戲規則”的改寫或修訂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自朝鮮戰爭之後，以聯合國出頭組織“聯合國軍”方式從此不再，而代之以“同意、中立、自衞”三原則下的“維和部隊”方式，不再是超級大國的主導而有着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參與，這都是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勝利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所致：如果當美國軍隊兵臨鴨綠江邊地中國忍氣吞聲沒有反應，如果中國出兵之後被人打敗又被趕回鴨綠江北，那麼仍然有一千個理由認定“聯合國軍”這種“警察行動”方式是有效維的和方式而得以延續！

　　結論：美利堅的正義性落不了地，新中國的正義性是直接從土裏拱出來的!

美利堅合眾國為什麼一再對新中國的選擇及其選擇效果作出誤判？

　　這種誤判實際上對當年的世人來説都是合理的邏輯推斷——包括不少中國人自己。

　　美國政府和美軍將領對中國人民和中國軍隊的認知是受過去時態的思維慣性的制約：他們對中國人民的認知是“一盤散沙”，對中國軍隊的認知是“一羣穿着軍裝的農夫”，他們的認知參照系是以中國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為座標的。這樣的政府和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形象“軟弱和無能的”，既或是在獲得美式武器和空中支援的情況下，這個政府這個軍隊仍然在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階段上演“豫湘桂大潰敗”的悲劇!中國雖然是反法西斯戰爭的戰勝國，但那是搭上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順風車。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雖然推翻了國民黨政府打敗了國民黨軍隊，但這個勝利是以國內戰爭為座標的，在洋人眼中是不作數不夠份量的。所以，美國政府軍政首腦在戰爭之前戰爭之中對中國政府和軍隊的誤判，不是腦袋一時短路，而是他們基於這個陳舊認知而沒有與時俱進的必然且合理的邏輯歸納。

　　即或是中國國內，不少接受過美國教育受過美國影響的紳士階層甚至一些中高級知識分子，既或認同了中國政府出兵的正義性，也並不一定能認同這個政府和軍隊“敢打必勝”的信心，他們或許不乏民族自尊心，但卻缺乏民族自信心。在他們同樣基於過去時的認知中，美國人的個頭最高，美國人的皮膚最白，美國人的眼睛最藍，美國人頭上的月亮最圓，美國人要乾的事情誰也擋不住，美國人不讓乾的事情誰也幹不了……

　　一個民族過於長久的被欺凌被壓迫歷史也孕育且滋潤了很固執的跪族思維!

　　迄今陰魂不散!

　　從這個意義來説，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產生了令世人瞠目的效果，也是一種歷史必然!或者可以説，是一場洗禮：世界通過這場戰爭重新認識了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在這場戰爭中重新認識了自己：只要有了堅強的政治領導核心，消除了中華民族久病積弱之軀上的病灶，中國人民迸發出來的求生存求發展的意志就可以不可阻擋，中國人民就可以迅速結束“一盤散沙”狀況，變得如磐石般的堅不可摧!中國軍隊就可以通過當時最現代化立體戰爭的嚴酷檢驗和洗禮，變成一個令帝國主義生畏的“可怕力量”。

雙方物質力量如此懸殊，弱勢一方為什麼還能贏得戰爭？

　　朝鮮戰爭是以交戰雙方陣營對等言和而告結束。

　　但這個對等其實是一種不對等：一個重量級世界拳王與一個輕量級業餘拳手本來就不是對等較量，較量的結果當然也是不對等的——尤其是對於新中國來説：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伊始，戰線在鴨綠江南岸;戰爭結束之時，戰線在三八線附近。“聯合國軍”出兵朝鮮所宣示的目的沒有達到，而中國人民志願軍實現了“拒外來威脅於國門之外，遏侵略兇焰於初臨之時”的戰略目標!

　　雙方物質力量的懸殊是不爭的事實，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也是真老虎鐵老虎，不好打，新中國也為達成這樣的戰略目標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相較於外敵可能肆虐於國土，那就是一個“超值”：以結束不過幾年的十四年抗戰來比照，數十萬人的浴血犧牲和傷殘，與數千萬人遭受戰爭戧害，其代價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敵寇深入國土的抗日戰爭中，一個南京城可就有數十萬人被屠戳。

　　我們與我們的敵人的在軍事力量上不是一個量級，我們卻能夠取得這樣的勝利，那不能不歸結於我們優越的戰略指導思想和認真務實靈活機動的戰術原則——主觀能動性。相對於對手來説，我們的們的戰略思想很先進，很講求實效，我們的戰爭閲歷很豐富，我們長期在敵強我弱的條件從事軍事鬥爭活動，面對西方軍隊認為無法作戰的環境下仍然能保持頑強的鬥志，仍然能產生很多克敵制勝的辦法。我們的法寶是敵人沒有的，我們的戰爭武器很落後，我們的思相武器卻很先進：我們是操着先進的思想武器戰勝敵人的。

　　我們很落後，但我們不是以確很落後，但也並不是什麼都落後。我們的硬件無法與對方比擬——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但我們的軟件很先進，也領先於對手。那就是我們有着以先進的指導思想指導下的堅強政治領導核心，我軍不是靠落後戰勝先進的，而是恰恰相反!我們是用我們先進的思想武庫，操着落後的裝備，去戰勝一個武備先進思想落後於我們的強大對手的!

　　從這個意義上説，我軍雖然是以弱擊強，卻又是以優勝劣——以我之優，勝彼之劣!

　　我們是弱勢者，但不是弱者!我們以弱勢抗強權，是真正的強者!

　　從軍事學歷和素質上來説，我們的平均水平低於對方：美軍將領都受過高等教育，有很高的專業素養，軍內自由討論的習慣也使他們能很迅速地總結教訓找到對我們優勢進行反制的辦法，而我們則往往要經過血的教訓的洗禮才能痛定思痛。但我們也有對手不可比擬的優勢：相較於對方相對單一的戰爭閲歷(在優越國力保障下的以強擊弱的戰爭經歷)，我們的指揮員經歷的戰爭類型要多得多，經歷的挫折和艱難也要多得多，而且大多為以弱擊強，以劣勝優的戰爭閲歷。

　　戰爭是少犯錯誤的競技。從戰略層面來説，相較於對手，我們犯的錯誤更少，預見性更強，從戰爭前的未雨綢繆，後發制人，到戰爭中的靈活機動果斷決策，適時轉換作戰方式，一般來説，我們都比對方適時(當然也有失誤慢了對方一步的時候)。毛澤東是軍事辯證法的大師，戰略戰術的關係的把握上那幾乎是無人能及的。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戰略上後發制人，戰術上先發制人，精心組織策劃每一場戰役和戰鬥，不打無準備之戰，不打無把握之仗。不打則已，打則必勝!用“零敲牛皮糖”，破解“立體海陸空”!

　　毛澤東説過，運動戰解決了能不能打的問題。戰爭初期，我們在戰術上先發制人，我們採用我軍傳統的奇襲戰術，迂迴穿插戰術，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將猝不及防的對方打得潰不成軍，扭轉了戰局。但當對方看破了我軍的套路並採取了相對應反制，把戰爭引向正規化戰爭的堂堂之陣時，我方的這些傳統戰術的作用就大大被減弱，所以造成了四、五次戰役的被動，對方又重新掌握了地面戰場的主動權，頻頻向我方發起反攻。

　　在對方暫時奪取了地面戰場主動權且攻勢頻頻的條件下，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能不能守?即：能不能停止對方的攻勢，能不能保住並鞏固我方在運動戰階段得到的成果?現在討論抗美援朝戰爭，一般人總喜歡説運動戰時期的五次戰役，對方也是如此。其實這場戰爭最精彩最有魅力的階段恰恰是雙方對峙的陣地戰階段!這是因為：在這個階段我軍解決了在對方優勢“火海戰術”下化機動防禦為堅守防禦的問題，以上甘嶺戰鬥勝利為標誌，徹底停止了對方的攻勢，我軍則轉守為攻，重新奪回了地面戰場的主動權。這個時期的聯合國軍統帥克拉克也説：我們在正常的途徑下，陷入了敵人式的戰爭，這場戰爭的時間和地點，往往是由敵人來決定的。

　　時間，空間，恰恰是戰爭主動權的主要內涵。

　　其原因就在於，敵變我變，我軍在這個階段，充分利用了我們的傳統優勢，積小勝為大勝，從蠶食擠佔對方的陣地，發展到在局部形成優勢，不斷髮起陣地進攻，不斷打破了對方的防線，把仗打到了敵人那邊，最後發展到1953年夏季攻勢第三次進攻(金城戰役)這樣的戰役進攻。

　　美軍將領在西點接受的傳統軍事教育是以美國內戰為範本的，至少是朝鮮戰爭那個時代，並不如我們很多軍迷們認知的那般高大上。以美國內戰為範本誕生的理論是以無限暴力摧毀對方的意志及一切物質力量，從而消滅對方或迫使對方屈服，實際上並不具先進性。而朝鮮戰爭是一種新的形勢下的國際局部戰爭，戰爭手段受到的制約很多，習慣於依託優勢國力打一場不受約束的大戰的美軍將領非常難以適應：大打一場才能解決問題，可又打不了,即或打得了也極易使收益和損失不成比例;而讓他們在小打小鬧的陣地攻防的爭取和保持主動，他們就茫然無所措了(也受制於勞師遠征士氣的問題：士兵們對激烈對抗的戰鬥行動不感興趣)，而我軍反而生龍活虎，花樣百出，把小勝變成了大勝，牢牢地掌握了地面戰場的主動權。

　　我軍還有軍事民主的傳統：打仗要和戰士們商量着去打。戰爭中很多行之有效的戰法，都產生於第一線的戰士們中。如坑道戰，冷槍冷炮對敵鬥爭，小分隊活動，高炮遊擊設伏……等等等等。

　　我軍還有以敵為師的傳統，即：向敵人學習。排除政治上的不義之戰不論，對方也是一個值得尊重和認真對待的對手，有了這個對手和最高量級的較量，我們才能迅速地在戰鬥中成長成熟起來，從一支農民為主的近代軍隊走向一支高度現代化的現代軍隊。

　　我們不止一次在戰役和戰鬥中失利，但我們贏得了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