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後疫情時代全球產業鏈變動中的危機與應對_風聞

　　中國在後疫情時代全球產業鏈變動中的危機與應對

　　/****/ 摘要

　　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全球化進程的前景呈現不明朗。高度一體化化的全球產業鏈在新冠疫情面前顯得不堪一擊，展現了其問題與漏洞。本文將探討疫情過後的國際格局中全球化生產走向何方，產業鏈可能面對動盪與重構的背景之下，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又將進行怎樣的調整並以哪些可行方式進行應對。

　　疫情影響下的的全球產業變動趨勢與發展中國家的危機

　　全球化的最核心內容之一是資本的全球化，本質上是將生產分工擴展到全世界。這種跨國生產模式對於企業成本控制及各國經濟發展都帶來了顯著的利好與效果。但與此同時，全球產品供應鏈的複雜化，也使經濟生產的風險抵抗能力降低。在擴大效益與規避風險的兩難之中，過去的全球生產模式傾向於前者，即以產業鏈的複雜與脆弱，換取生產效率與經濟效益。正因如此，新冠疫情的影響能夠迅速在各國擴散。

　　首先，新冠疫情帶來的打擊，為長久以來已經趨於穩定的經濟全球化模式敲響了警鐘。與此同時，中國一直以來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角色，在面臨疫情帶來的生產停滯時，其經濟穩定性及抗風險能力開始受到質疑。大量企業面對疫情帶來的生產停滯、跨境運輸阻斷、經濟往來的不便等，需要緊急以更高的成本轉向國內供應商，甚至被迫陷入停擺。

　　據聯合國貿發會議評估，由於全球流動性受阻，精密儀器、機械、汽車和電信設備等行業生產受損嚴重，其中受損最嚴重的經濟體及經濟規模分別包括歐盟（156億美元）、美國（58億美元）、日本（52億美元）、韓國（38億美元）、中國台灣（26億美元）和越南（23億美元）。另外，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指數）是一項反映製造業的生產與流通體量的主要指標。2020年上半年，受到疫情的衝擊，全球PMI指數出現歷史性新低，在全球疫情持續蔓延的情況下，美洲和歐洲及非洲的主要國家製造業都有不同程度回落，至2020年7月才開始出現回升。

　　圖1：全球 GDP 與綜合 PMI 指數對比（%）

　　企業開始重新意識到過去被忽略的風險，並引發人們開始思考產業本土化、外包迴流、重建國內製造業、縮短產業鏈等逆全球化的生產模式。相對於以往為節省成本而選擇發展中國家作為生產中心，全球社會開始出現“重安全輕效率”的聲音與傾向。

　　其次，新冠疫情下全球經濟中的國際競爭因素浮現，其中以中美之間的競爭最為明顯。美國在經濟生產、出口貿易、感染及死亡人數等層面上，受到疫情的負面影響較中國更嚴重及持久，而美國的應對策略及復甦速度都較中國緩慢，引發美國對於中國政治制度的進一步提防，並且嘗試將疫情全球爆發的責任歸咎於中國，引發兩國關係在疫情的催化之下進一步呈惡化趨勢。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逾 470 萬例，死亡人數累計超過 15.6 萬例，兩項數據均為全球最高。截至同一時間，中國大陸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低於 8.5 萬例，死亡人數累計低於 4650 例。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預計 2020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總體遭受的損失約為 0.5 萬億美元，約佔 2019 年國內生產總值（14.2 萬億美元）的 3.5%，預計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總體遭受的損失約為 1.8 萬億美元，約佔 2019 年國內生產總值（21.4 萬億美元）的 8.5%。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調查顯示，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持續惡化，超過73%的美國成年人表示對於中國持有負面看法，78%人將新冠病毒的全球傳播歸咎於中國政府對武漢COVID-19疫情的初步處理，美國人民對於中國的負面情緒自新冠疫情開始達到歷史新高。

　　圖2：2005年至2020年美國人民對於中國的看法

　　在美國以往設想的全球產業架構中，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應在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中保持絕對的優勢地位，而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則仍然依賴於勞動密集型產業。但現實中，中國近年經濟實力快速崛起，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重要性也快速攀升，經濟結構已逐步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並同時在技術密集型產業與美國競爭，佔有一定的份額。中國的經濟轉型速度超出發達國家設想，而全球價值鏈的中心也正逐漸由美日歐轉移至中美兩國，中國對於發達國家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構成挑戰。與此同時，從引發產業鏈的再思考，政治因素也將在經濟事務中發揮角色。美國政客主張脱鈎論、撤出中國、去中國化等，譬如特朗普揚言美國可以完全切斷與中國的聯繫、美國經濟學家及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提出美國政府可以為美國企業撤離中國部分成本“買單”等具有煽動性的言論，值此特殊的緊急時期，引發關注與認同，對於中國產業帶來打擊。

　　後疫情時代下發展中國家產業的機遇與優勢

　　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雖面臨疫情下的風險與威脅，但也仍具有一定的優勢與機遇。以資本為主導的產業結構與資源配置具有一定的穩定性。目前影響產業鏈佈局的主要因素仍然為經濟因素，由市場化的自由競爭與流動所決定，全球分工通過最優化配置資源而形成，主導者也是跨國公司與企業，因此最主要的考慮因素為效率、效益、成本與利益，而不是政治考慮。產業的建立與成熟需時、勞工成本及勞動力素質、配套的基礎建設、各國原有經濟結構能動性等因素的制約，都使產業重構與生產業迴流面臨困難。

　　因此，後疫情時代，全球產業鏈最可能的走向，依然無法與發展中國家完全脱鈎，而是繼續在市場作用發揮作用的同時，出現階段性的微調，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韌性、風險更分散的方向發展。

　　發展中國家應對趨勢變化之策略建議

　　面對這樣的變動，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應及早調整經濟策略及發展模式，以應對於全球產業鏈可能出現的短期動盪與長期調整。疫情除了引發企業的戒備與反思外，也警醒發展中國家需要注意全球需求鏈存在不確定性。國際生產及投資活動的下降與收縮，都將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穩定帶來影響。因此，國內產業結構的逐步調整與升級，對於降低國內經濟風險舉足輕重。

　　以中國為例，除了繼續保持產業鏈集羣優勢之外，也正積極需求經濟轉型升級，從勞動密集型逐漸到資本-勞動密集型、資本-技術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等逐級上升並呈現多足並立，關注產業鏈跨境轉移的發展態勢，同時降低對於單一產業模式的依賴，保障國內經濟產業的安全穩定。對中國而言，建立數字信息全產業鏈為近年來的主要發展方向，因此以科技為發展動力的經濟模式可能為未來主要趨勢。對於其他各發展中國家而言，以往發展區域內產業優勢互補、積極發展優勢行業、擴張密集型企業等，成為許多國家快速發展經濟的方式。然而，在各國企業開始以縮短產業鏈規避風險的情況下，如何分散風險，發展更健全的產業結構，將是一個更緊迫、更應及早思考及解決的問題。發展中國家需要在更高速的經濟增長與更安全穩定的經濟結構中進行取捨。

　　另外，疫情之下全球合作及區域合作的重要性再一次得到凸顯，發展中國家也更需要通過國際機制，為經濟穩定加上一道安全閥。過往，在跨國產業與供應已趨於穩定的整體局勢下，市場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相對成熟，因此各國政府的角色地位反而有所下降。而此次在全球緊急事件的應對與處理中，除了共同應對疫情之外，對於跨國產業鏈的穩定，以及對於發展中國家共同應對疫情下的全球生產震盪，都需要制度與機制方面的合作來發揮作用。舉例來説，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的區域一體化進程對於應對疫情下的經濟脆弱性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建成當前世界上涵蓋人口最多、貿易及經濟總量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針對於國際合作在全球突發事件之下的脆弱性，有助於促進成員國之間的內部貿易及相互扶持，增強區域合作以及各發展中國家自身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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