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殺人數連降10年後再次反彈，是新冠肺炎打破了規律嗎？_風聞

今年一月初，日本東京一位男性查出了新冠肺炎，他老婆和女兒作為密切接觸者也迅速做了檢測，結果是這一家三口都不幸確診，他們只能停止一切活動居家隔離。隔離期間，孩子媽媽悄無聲息地自殺身亡，遺書裏寫滿了歉意和悔恨，她説家人可能都是被她給感染的，她覺得自己給周圍的人帶來了很多麻煩，她實在太愧疚以至於沒勇氣活下去了。

過去一年來，日本因為新冠肺炎去世的人總共5200人，而日本每年自殺的人數保底都在兩萬以上，很從生命安全的角度看，自殺的危害顯然遠大於新冠肺炎，不過新冠肺炎帶來的各種經濟壓力和心理問題，對提高自殺人數發揮了助紂為虐的作用。逝者生前年齡、職業、身份各不相同，但是他們遺言裏總是含有類似“愧疚”的字眼，“愧疚”成了自殺的最常見原因。

日本人以麻煩別人為恥，一旦自己給他人帶去了麻煩，他們就不可自拔地愧疚，並且不斷放大這種感覺，如果身邊沒人盯着幫忙開導，他們最後會因為無法釋懷而走上絕路。自殺是了卻麻煩，自殺是承擔責任，自殺是保全名譽，這個是日本人的思維方式，用自盡的極端方式解決問題，反而會得到他人的尊重。

（外交場合躬身行禮的日本人）

在日本的家教氛圍中，“不要麻煩別人”和“不要給別人添麻煩”是經常出現的內容，當這種意識變成了根深蒂固的共識，給人添麻煩就是恥辱，會折磨那些心理素質不好的人。在經濟不好的年份比如現在，相當一部分上班族積勞成疾卻入不敷出，他們靠抽屜裏的藥物續命，遇到困難又不想麻煩別人，壓力困在心裏發酵膨脹，最終就只能通過輕生來解脱。

數據顯示，從1988年到1997的十年間，日本每年的自殺人數多達2.2萬人，1998年更是增長到每年3萬人，這種嚇人的數據保持了十多年，直到2012年自殺人數才降到了3萬以下。在那之前的24年裏，自殺人數的極大值點出現在2003年，那年的數字是34427人。

數據還顯示，日本的輕生者有年齡增長的規律，20~29歲的自殺者佔了總數的大概10%左右，30歲以上的女性和50歲以下的男性羣體裏，都出現了年齡越大越容易自殺的現象。一旦過了60歲那個坎兒就安全多了，自殺率會明顯降低，因為退休以後人的慾望和訴求雙雙下降，以前的壓力和恥辱帶來的殺傷力大幅度降低，並逐漸失去了致命性。

（課堂上的日本小學生）

另一個數據讓日本政府最頭疼，那就是不斷增加的青少年自殺人數。儘管2019年日本的自殺人數總體降低，但是10到19歲的自殺者卻逆勢增長，日本可是一個常年人口增長率為負的國家，青少年還沒變成勞動力就半路消失，這民族的未來堪憂啊。據調查青少年自殺的主要原因和校園霸凌有關係，不過校園霸凌全世界都有，家庭關係是不是和睦、父母對子女是不是花了心思，決定了一個孩子不同的最終行為。

為了降低居高不下的自殺率，日本政府從國家層面制定瞭解決方案，比如在中小學加強預防自殺的教育，引導學生積極面對和釋放壓力；方案還把教唆或幫助他人自殺認定成違法行為；為了防止企業的過度壓榨導致勞動者自殺，法律還規定一旦認定自殺和工作有關，企業就要以“工傷”的名義賠償受害人。

這些預防方案被執行後，取得的效果十分顯著，日本的自殺人數從2009年開始逐年下降，到2019年已經減少到20169人，按照這個趨勢2020年原本要降低到2萬人以下的，但是沒想到新冠疫情從天而降，讓連降了10年的自殺人數再次增長，2020年日本自殺了20919人，比2019年多了750人。

（2020年日本遊客減少了8成）

在那20919人裏面，13943人是男性，6976人是女性。男性多於女性的規律多年來一直沒變過，畢竟男人跟社會的接觸面大，遇到的麻煩事兒多，產生恥辱和愧疚的機會也多；可是2020年這組數據比起往年出現了一個異常的現象：男性自殺人數下降了1%，但是女性自殺人數卻上升了14.5%。

原因也很簡單，當經濟變差以後，原本在職場上就弱勢的女性面前可能是絕境。當年日本完成產業升級轉型以後，高端製造業就以男性居多，女性多數去了服務業，這次新冠疫情給了服務業全方位打擊，餐飲、零售、住宿、旅遊等行業一片凋零，大量女性失去了收入來源，各種讓他們感覺愧疚的麻煩接踵而至，遇到麻煩真的很麻煩，不找人幫忙自己想不開，找人幫忙自己也想不開，反正死活都是想不開。

1933年，一位長相驚為天人的女性跳到火山裏自殺，這件事被媒體報道後被大量關注，死者的高顏值引發了各種神秘猜測，結果那一年有幾百人跑到那個火山口尋短見。一個有影響力的人自殺，在別國換來悼念和懷念，在日本會額外產生帶動作用，再比如1986年18歲的美女歌手岡田有希跳樓自盡，之後的一週內居然有30多人追隨她自殺。

（日本文學家川端康成）

除了文化因素、心理問題和偶像追隨，日本人自殺還挑地方。富士山腳下有一個安靜的林子，那裏鬱鬱葱葱是天然的氧吧，但是現在禁止外人進入，因為那地方有個綽號叫“自殺之林”。早期當地人想不開會去那裏做個了結，由於林木茂盛搜尋遺體都很困難，幾乎不給家裏人添麻煩。這個優點後來不脛而走，很多外地人慕名來到這片林子，政府不得不掛上牌子，寫上“想想你的父母親人，沒有過不去的坎兒”之類的話。

另外日本的文學作品也一定程度上美化了死亡，比如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裏寫道：“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是作為生一部分存在”；一些著名文人也用實際行動踐行了對死亡的理解，比如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作家都用自殺的方式結束了生命。文學作品給了死亡的不同的意義，文化名人又去踐行那種意義，這對普通日本民眾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最後影響日本人自殺的因素是宗教。相當一部分日本人相信來世，況且神道教也沒有否定自殺，一些信徒相信自殺是成神的一條途徑，於是宗教在最後時刻就沒有發揮阻止悲劇的作用，反而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自殺。同樣是發達國家，信仰基督教的歐美自殺率遠低於日本，因為基督教認為自殺等同於拒絕神的拯救，死後要下地獄而不是去天堂，於是信仰會在最後時刻遏制自殺。

（日本首相菅義偉內閣政府）

我們對自殺的普遍看法是否定的，對自殺者也是在憐憫之外透着輕蔑甚至鄙視，因為我們信仰“好死不如賴活着”，信仰“留着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信仰“東山再起”，我們對勾踐的忍辱負重讚賞並學習，對項羽的烏江自刎遺憾和否定。這是一種求生欲很強的文化，一種堅強忍耐和樂觀的精神，這種精神有助於我們度過新冠肺炎帶來的黑暗時刻。

在全球自殺率最高的10個國家裏，日本和韓國均名列其中，那10個國家有一個相同的自殺原因：經濟惡化造成的貧困。日本政府施行了十多年的防自殺方案，其實治標不治本，在文化裏否定自殺和改善經濟狀況才是關鍵問題，只是意識到這兩個問題容易，解決這兩個問題就不容易了。

日本是一個出口驅動型國家，經濟的好壞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如果不能跟最繁榮的外部市場合作，那自殺率也就下不來。在新冠肺炎的影響下世界經濟整體低迷，曾經繁榮的歐盟和美國也沒能倖免，不但經濟增長為負而且外部投資也降了很多，日本政府能否找到那個還在增長中的市場並與之合作，這個非常重要。

2021年日本的自殺人數會比2020年更少嗎？這是一個讓無數日本家庭沉默的問題，面對看着不脆弱但是喜歡輕生的國民，日本政府今年的壓力很大，希望他們不要被“愧疚”和“恥辱”的心態給影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