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丨學術史的尋根與補課_風聞

2020年10月22日，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聯合舉辦“中國現代學術的精神、制度與文體——陳平原‘學術史三部曲’研讀會”，與會學者圍繞陳平原先生歷30年之功寫就的“學術史三書”進行了深入研討。本刊深感學術史研究之於當代中國學術轉型以及當下思想狀況的重要價值，約請相關與會專家就目前學術史研究的重要問題、未來走向等展開進一步探討。以下這組文章既保留了學者們發言的現場感，也呈現出一種具有典範意義的述學文體，希望藉此次討論引起學界關於學術史研究之重要價值、時代意義的深思。

——編者按

解志熙教授

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現代文學這個學科還是沒有學術史意識的，真是“學之不講也久矣”。這並不奇怪，因為對現代文學的研究長期處於即時評論的狀態，評論者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時代風氣，對有關作家、作品進行評論，大多率爾操觚而已；即使有了“中國現代文學”這個學科，比較受重視了，但多是編寫應用性的教材，真正認真深入的學術性研究不足，學術的獨立性和方法的自覺也是很淡泊和單薄的。對於更廣大的學術傳統，如近現代以來對中國文學的研究以至整個人文歷史研究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化進程，中國現代文學界更是長期地置若罔聞、處於幾乎矇昧無知的狀態。我至今還記得1987年秋季的一天，我在王瑤先生的書房做博士資格考試，作為現代文學研究尊師的王瑤先生不問我現代文學的問題，卻用一個看似無關的學術史問題考我：“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與清代漢學家有沒有關係、有什麼異同？”我雖然僥倖地答對了這個問題，卻不解王先生那時為什麼要問我這樣一個“奇怪”的問題，後來知道王先生其時正主持着“近代以來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的課題，並且看到其成果《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才算明白了一點。

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迨至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現代文學研究一方面成為各種新思潮、新觀念、新方法的學術試驗場，像走馬燈一樣讓人應接不暇、莫知所從，另一方面這個學科“已經不再年輕而又尚未成熟”的狀況、在光鮮熱鬧之下難以為繼的學術困局，也不能不引人反省，於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催生了對中國現代文學學術史的探究。由此湧現出來的突出成果：一是黃修己先生所撰《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1995年初版，2007年二版）及其主導下陸續推出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2008）、《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通史》（2020）；一是陳平原兄獨著的《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1998年初版，2020年新版）、《作為學科的文學史》（2011年初版，2016年二版）和《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2020）三書。黃修己先生及其門弟子所著的編纂史、研究史，始終圍繞着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本身做文章，寫得越來越翔實和厚實，讓從業者對本學科的發展歷程、學風變遷和文學史論著的新變獲得親切的感印，為現代文學學科的研究生以至研究者們做了很好的現代文學學術史的補課工作。平原兄參加過王瑤先生生前主持的項目“近代以來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並在其身後苦心操持完成了該項目，以《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及《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二編》為題出版。此後平原兄更以二十多年的心力完成“學術史三書”，其視野顯然與王瑤先生一致，所論雖然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為重心，但不受此限，更矚目於近代以來整個中國文學史研究從古典向現代的轉型，如此廣大的學術史尋根，無疑為頗昧於學術傳統的現代文學研究者補上了必要的而且重要的學術史大課。

坦率地説，由於學科和學養的侷限，現代文學研究界很少有人瞭解中國文學史研究的現代進程，更缺乏能夠把這個進程講明白的人，平原兄無疑是少數的明白人。他是當代學人中公認最博雅的學者，尤其通達古今之變，對西方的學術傳統也很瞭解，深知長期昧於學術傳統的盲目冒進不是久長之計，所以他很多年前就立意從學術史上稽求既往、相度方來，於是黽勉從事，逐步撰成三巨冊的“學術史三書”。在總體戰略之下，書有專攻，分進合擊，很有系統性也極具學術章法。第一書《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先立乎大者，以章太炎和胡適為中心，闡明中國人文學術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尤其是方法上的漢學傳統與實證學術的融合。第二書《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專論中國文學史研究的現代進程，敏鋭地抓住現代教育體制下的學科建制和文學教育進程，縱論文學課堂、教科書的編撰直至學術專著和專門史如小説史、戲曲史的撰著，着力揭示“文學史”編撰的普遍迷思，特別張揚深造自得的專家著述，令人深思其間的得失利病。第三書《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進一步探究近現代學者述學文體的種種形態，這是很少有人注意的問題，學界幾乎只有平原兄特別措意，委實別具隻眼。其實，古人著述自來就特別講究文章辨體，學術論著亦何莫不然？我們看近現代學術諸大家名家在述學文體上多能參酌中外、講究得體而且特色鮮明，比如讀胡適與魯迅或陳寅恪與錢鍾書的論著，首先在述學文體上就覺得特色鮮明、人各有己，而且專著與論文也各有講究，絕不馬虎。再看當代學者的文學史論著，百千萬言而一腔亂彈，大都昧於體例而放言亂説、很不得體，實在是很遺憾的事。今年二月我與友人微信閒談及此，曾説過一句繞口的話：“此意君須記——文章不僅僅是文章，還得是個文章，那才真是個文章。”述學文體的經營並非小事，如何立言得體、取信於人，是值得仔細揣摩的。平原兄無疑是當今學界最能寫也最會寫文章的人，我曾經不止一次對研究生説，當代學者的文章最可效法者，當屬陳平原老師，一定要好好學習。不待説，正因為平原兄對此最有會心，所以他才能專為一書，暢發斯論。

陳平原：《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

清理和疏通學術史的源流、辨析大家名家的學術得失，委實是很重要也很艱難的工作。如果沒有豐厚的學養和學術的公心，面對如此艱難紛繁的工作，那是很難堅持下來的。而平原兄恰是學養和學術公心兼備的人，所以才能究心學術史、成就三大書，提點學界、啓蒙後學。前人論詩論書法有“廣大教化主”之説。平原兄多年來孜孜矻矻地撰寫“學術史三書”，在如此廣大的範圍內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整個中國文學研究界補上了一堂尋根的學術史大課，所以稱他為文學研究界的“廣大教化主”，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説來，包括中國文學研究在內的人文學術從傳統轉向現代的學術進程，主要是由“民國學人”完成的。平原兄二十多年前開始這個學術尋根之旅，真是孤懷宏識，很寂寞地獨自探尋着。可是過了不過十年，“民國學術”的探索者就接踵而起，形成了一股不斷高漲的“民國學術熱”，目下甚至出現了對“民國學術”的盲目崇拜。其實，民國學術的主流仍然是新文化運動之下的新學術，既有開創學術新局面之功，也有學術上新的傲慢與偏見，甚至難免趨時急就之弊。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而不必盲目崇拜。譬如胡適，誠然是中國現代人文學術的開山，其早年所著《中國哲學史》上卷和《白話文學史》上卷都是開風氣之作，在整個人文歷史研究領域影響廣泛，後來人也因此而很惋惜胡適未竟全功、沒有下文。其實這兩部新學術的開山之作的問題，恰在於它們都是用新文化和新文學的意識形態建構起來的“太整齊的系統”，那隻能是一個簡單化和片面性的系統，所以也只能算是學術史的名著，而不能成為真正的學術名著。胡適本人在1936年6月29日致函其私淑弟子羅爾綱，批評羅氏研究清代軍制等等的學術計劃“系統太分明”，而特別強調説：“凡治史學，一切太整齊的系統，都是形跡可疑的，因為人事從來不會如此容易被裝進一個太整齊的系統裏去。”我覺得胡適這話也暗含了他對自己早前的學術雄心的某種自我反省。就此而言，胡適後來之未能續寫《白話文學史》和《中國哲學史》的下卷，與其説是他不能，不如説是他不願再把複雜的歷史裝進一個太整齊的系統裏去。今日研究中國哲學史和文學史，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和《白話文學史》幾乎可以忽視不顧，而迄今仍然必須參考的還是他關於中國章回小説的考證之作。這也不限於胡適一人。事實上，縱觀民國的新學術，大多數的通史、專史差不多都成了學術上的過眼煙雲，在學術上真正站得住腳的，還是民國學人在各個專業領域的專題論著，尤其是專深的論文。

陳平原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同時，我們對民國學人的治學方法以至述學文體之淵源也要有實事求是的認識，而不要看他們通古典、知傳統，就誤以為其學術概出於所謂“純粹中國的古典學術傳統”。前幾年，有人因為不滿當下中文學術論文過分強調西化格式以致出現繁瑣無謂之弊，轉而倡導學術寫作重回中國古典學術文體（如筆記、札記、詩文評和考證學）的路子，其所標舉的中式論文之典範，就是胡適、陳寅恪和錢鍾書等人的論著。這有點誤解和誤導。胡適、陳寅恪和錢鍾書的學術文章之所以比今日的學術文章好，一則因為他們本人確實學養好、見識大，二則也因為他們處在現代學術的發祥期，“破天荒”地運用新觀念、新方法來重新審視舊文獻，自然別開生面、發現甚多，並且他們除了原始文獻，也沒有多少現成的研究可資利用，所以便依據原始文獻自下判斷。他們固然借鑑了考證學或詩文評的傳統，但更取法於西方的實證學術或文學批評傳統——這才是中國現代學術的主根脈。竊以為，現代學術的形式雖然不必那麼西化，但學術的現代化卻是不必抗拒也不可抗拒的。蓋自五四以來，不僅文學和文化思想要現代化，學術也同樣要現代化，即必然要走綜合歸納、深入分析、系統論述之路，在這方面西方學術仍是我們的榜樣，其獨立發現問題的問題意識、綜合分析的學術思路、學理化地呈現思考過程的述學方式，都應該是我們努力學習的，而不必一概拒絕。至於怎麼寫學術文章，並沒有千篇一律的規定，只能視具體情況而定——既可寫成系統分析的論著，也可寫成簡練的札記、精悍的考證之類，都無不可。要之，相體裁衣、取便表達即可，而真正重要的是言之有物，倒不必拘泥於學術文體的必中或必西。當然，身為中國學人，我們不僅要有真發現、真見識，還應努力把學術文章寫得有點中國味道、漢語風度，那是自不待言的。

古人“道問學”有“致廣大而盡精微”之説，而難題恰在於“致廣大”往往難以同時“盡精微”。回到平原兄的“學術史三書”上來，我很讚歎他在如此廣大的範圍裏辨章學術，當真“致廣大”了，而微覺不滿足的是，有時讀到對某些學術大家名家的分析，正“願聞其詳”呢，卻發現往往點到即止。隨後想想，也完全能夠理解平原兄的難處——如果對每個大家名家的學術分析都做到“盡精微”的程度，則“細節的肥大”會使已很厚重的“學術史三書”篇幅倍增，難以收手了。不過，我估計平原兄的學術史研究，也不會收手於“學術史三書”，其精細的學術批評必將有以自見。果然，最近我們又看到他在刊物上接連推出了《現代大學與小説史學——關於〈中國小説史略〉》《章回小説如何考證——關於〈中國章回小説考證〉》《社會概觀與小説藝術——關於〈晚清小説史〉及其他》《革命想象與歷史論述——關於〈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及其他》《傑作的發掘與品評——關於〈中國現代小説史〉及其他》等關於“小説”如何“史學”的系列論文，對這些小説史名著的具體分析精細深入，不愧為行家裏手，正滿足了我想要“盡精微”的渴求。我因此很希望看到平原兄能緊接着品評嚴家炎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説流派史》。這不僅因為嚴先生是我的導師，也因為這部書確是難得的學術精品——竊以為，近四十年來北大人文學科有三部著作堪稱經典，史學方面是田餘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外國文學方面是楊周翰先生的《十七世紀英國文學》，中國文學研究方面則首推嚴家炎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説流派史》。多年前我曾應平原兄之命評論過嚴先生的論文集《論魯迅的復調小説》，有讚揚也有商榷，對《中國現代小説流派史》則不敢贊一詞，然則作為行家裏手的平原兄會怎樣看此書呢？我的確是很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