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動靜平衡：生態文明戰略之我見_風聞

前段時間，我在《城市經濟學，痛點何在？》裏以產業發展的角度剖析了城市經濟學的弊端。但光對現有的源自西方經濟學的泊來理論進行批判是不足夠的。有破就得有立，如果沒有一套系統的、本土化的經濟發展指導思想，即便我們把對方捅成了篩子，也不能保證我們自己會不會在同樣的地方翻車。

一個世紀以後，當我們回看歷史時，生態文明戰略將是中國理論自信、文化自信以及大國大道的起點。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戰略調整。

生態文明戰略辯證地梳理了城鄉之間的關係，在增量與穩態之間謀取了一種契合動靜變化/陰陽轉化的平衡。無論是從現實層面，還是哲學高度，都遠遠超過了當下城市經濟學所依託的**“新教倫理”**，可以説只要把生態文明戰略的邏輯關係梳理清楚，無論是對中華文明的長久安定，還是對西方的軟實力較量上，我們都將跨上一個全新的台階。

為了更好地解讀它，我就結合自己所見所學，發表一些淺見，供大家參考：

1. 進化論與演化論

陳平老師在《眉山論劍》裏提到一個觀點：當年達爾文的《物種演化論》引進中國時，被錯誤地翻譯成了進化論。這差之毫釐的謬誤，卻導致了失之千里的思想錯位。

因為進化與演化的含義是不同的。進化論更像遊戲裏的打怪升級，人物的屬性會隨着等級的提升線性增長，無論是力量，智力，敏捷還是耐力都會同步增高。因此高等級對於低等級的優勢是碾壓的，全面的。

然而這樣一個在遊戲世界裏合情合理的設定，在現實層面卻未必如此。特別是所謂的物種進化，比如人類從猿人進化到智人，未必是四維屬性同步向上的提升。

最近剛當爹的我在帶娃時觀察到：人類的嬰兒一旦出生就必須有人照顧，需要有人餵奶，喂完奶之後還要拍嗝，如果奶喝快了嗆奶還需要人緊急救護。

反觀當時帶我家狗神的時候，巴掌大的嬰兒狗，自己就知道去吃狗媽媽的奶，只需要給它把食物放好，其他都不用操心。而小區裏剛出生就被貓媽媽拋棄的流浪小貓，卻也能通過自己主動覓食來維持生存。

人類作為高等物種，雖然大腦進化充分，但在這種“進化”的過程中，有一些功能卻退化了。

生物界裏這樣的現象無處不在，例子也不勝枚舉。狗的嗅覺是人類的百萬倍，但是視覺卻差得可憐；蝙蝠能通過超聲波感知位置，但代價卻是高度近視。

物種“進化”的實質，其實是一種不同功能間此消彼長的過程，這個過程我們稱之為演化。

如果無法取分演化與進化的區別，不明確演化實際上是以犧牲一部分功能為代價，去成全另一部分功能，就無法深刻理解平衡在自然界中的存在意義。

當我們理解了演化，就可以回頭看看所謂**“大城市必然消滅鄉村”**的觀點，其實質上就是一種進化論的思維。持有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城市是全面碾壓鄉村的，這種碾壓無疑於滿級大號對上新手村小號。

然而事實上，如果以演化的視角來看，鄉村在演化成城市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城市“產業集中”、“資源集中”、“人口集中”的動側功能時，是以犧牲了“生態環境”、“思想沉澱”、“文化孕育”的靜側功能為代價的。

具體點就是：城市是一個以消耗資源為代價，去換取人類整體產業效率的有機體。但這種演化的結果使得其失去了與自然環境保持和諧的一種功能。而又因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始終處於自然環境中，無法對其徹底擺脱，因此人類與自然生態的失調，就會反過來導致自然生態對人類社會穩態的破壞。

2. 人類與自然的平衡關係

城市作為一個國家系統的組成部分，其經濟功能是將社會資源（組織和人力）和自然資源轉變為資本收益，至於這部分收益怎麼在投資者、城市管理者和居民之間分配取決於社會制度，這個分配製度會決定城市未來的發展，也會決定國家未來的發展。

在分析城市發展中，大多數人着眼於城市產生的經濟收益多寡和分配，忽視其社會和自然成本。縱觀全球各大發達國家，無論文化背景如何，城市居民生育率都是下降的，雖然提高了國民的分工數量，但是從整體上看城市發展對國家系統的社會部分是損害的——減少生物量和生物多樣性。

另一方面，從產品全週期能耗統計，城市工業和製成品越是高級（能量單位體積密度升高），對自然消耗越厲害。可以看看太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以及新能源汽車全生命週期能耗，並不能達到所謂的綠色可持續發展，只是將污染髮生的地點和形式進行轉變，而消除污染的成本反而變大了。

上面説的是從城市生態學角度對城市發展的理解，即城市發展本身反生態的，去多樣性的。但是發展城市卻是人類這個物種為了應對環境變化必須作的選擇，符合人類物種和人類文明演化的基本方向。

如何抑制城市發展的不良影響？需要將城市發展的一部分收益轉變為對其他地區的生態補償（自然）和解決城鄉發展不均衡（社會），形成城鄉和地域之間“社會-經濟-自然”複雜系統的穩定或準平衡。

城市系統如同一切生命體，都是有生命的，如果新陳代謝正常，一個以自然資源和重工業為主的城市生命取決於周邊自然資源的儲量，但是城市規模不會很大；一個以交通或輕工業為主的城市生命約在百年，大概三代人；如果新陳代謝不正常，如現在南方一些城市脱實向虛，靠高房價土地財政刺激，城市的生命在50年，即兩代人左右。國外可參考硅谷高科技企業出走，歷史上各種重工業城市的衰亡。

以上是我摘自城市生態學的一段文字，這也是我的觀網懂友推兄給我轉載的。請大家留意引文中我標粗的部分，這裏其實闡述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城鄉之間的辯證關係。

在這裏，我將使用熵的觀點來解讀城市生態學對於城鄉演化的看法。

首先我們把人類與自然作為兩個相互影響的有機體放置在天平的兩端。

而對於人類或者是自然來説，其自身存在一個圍繞熵的波動：

1）於人類：

從遠古時期的鑽木取火，到工業革命初期的燒煤，到後來的化石能源的利用，甚至核能的開發。人類通過消耗自然界的資源，提高自己對於能量的使用效率。這種能量使用效率的提升，促成了人類技術能力的進步，這在我看來就是人類對自身進行的熵減。

2）於自然：

對於自然界來説，其自身資源的多樣性就是其生態效應的最大化，也是效率的最大化。因此自然的熵減，實則是對生態環境的修復和維持。

因為生物有機體無時不刻在消耗着自然環境的資源，因此生命的存在對於自然環境來説，其實是一種熵增過程。生物基於自身減熵的行為，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卻是增熵的結果，而自然環境基於自身的減熵行為，對於生物來説卻是一種增熵。

這種相互制約平衡的演化關係，就是生命有機體與自然環境的熵變平衡。

這種演化邏輯導致比如會導致一個結果，即：越是技術發達的生命，其與環境之間的固有衝突就越大。

這點，我們對比鑽木取火與化石燃料使用對自然的影響差異就可以看出。因此自然對我們的反作用力是相應的小環境變化。

（注：筆者把氣候環境的變化分為兩個層級，第一個層級是生命有機體活動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環境變化，稱之為小環境變化；第二個層級是行星與宇宙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環境變化，稱之為大環境變化）。

在《三體3：死神永生》中，程心和關一帆看到歸零者光速飛船所留下的死線。死線內部光速為0，可以説是徹底地改變了宇宙環境中的物理學常數。當時我就深刻地感慨到：神級文明對於能量利用效率驚人，但同時反作用在環境之上的影響卻是無限可怕的。

在明白了這個基本邏輯之後，我們將其降維到城市化發展之上。

在我看來，城市化本身就是人類對自身活動的減熵，即集中技術與產業去換取換取全方位的能效。這種能效包括對於能源的使用效率，信息的傳遞效率，經濟的流轉效率等，可以説人類文明集成了各種各樣的熵，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去實現熵減的目的。

這樣的演化邏輯就自然會導致：城市的經濟效益是遠遠大於鄉村的。而城市經濟學正是截取了這樣的一個理論片段，由此將城市化捧上了神壇。

城市化的正面效應，對於人類文明發展的熵變往往很容易被理解。因為技術進步帶來的效率的提升是直觀的。但是對於其負面效應，卻很容易被忽視。

正如生命有機體與自然之間的熵變關係，城市化本身也是一個消耗資源的過程，這樣就必然會對環境增熵。

城市化程度越高，對生態環境的熵增程度就越劇烈。而又基於生態環境本身固有的熵變波動，當人類社會對其造成的熵增的同時，生態環境會自發地進行熵減，由此就形成了一個相互平衡的關係，即：

城市化帶來的減熵，其代價是對生態環境的增熵；因為反作用力，生態環境對自身的減熵，其代價則是對處於城市系統中的人類的增熵。

可以説，城市化的程度越劇烈，生態的反作用力就越大。而為了應對生態環境與人類社會兩個有機體之間的熵波動所造成的衝突，我們學會了以“環保”的方式去緩衝生態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增熵行為。

具體點就是，我們在北京北部植樹造林，防止沙塵暴；我們對企業的投產有着嚴格的環保標準要求等等等等。

**可以説，人類利用生物多樣性的再造去緩衝生態環境對於人類社會的反噬，這就構成了環保行為的底層邏輯。**而將其放到城鄉演化層面，則是我們通過協調發展城市與鄉村，為文明的演化構建一個能夠緩衝生態環境反作用力的壁障。

為何？結合上面描述到的城市的特性，由於通過消耗資源提高了人類對於能量的利用效率，因此城市的本質是反生態的；而鄉土社會因為其能量利用效率的低下以及對於生態環境的保護，因此其是生態的。

因此相對城市化而言，維持鄉村的生態環境，本身就是人類對環境的主動退讓，目的是減緩環境對人類的熵增作用。

這也是我常説的，城市為動側，鄉土為靜側。兩者之間並不是誰比誰更秀的關係，恰恰是一種對於人類長久生存的，相互補助的穩態結構。

説得直白點，城市化能為人類帶來最大的經濟、產業發展效益，但其生態效益卻是低下的。生態效益低下的結果，就是自然環境對於人類的增熵作用不斷增大，最終可能會以一種劇烈的形式終結人類的文明。

説得有點危言聳聽，但是眼下肆虐於全球的新冠疫情，其實本身就是自然界對人類的一種增熵行為。這不是説用賽博朋克的浪漫就可以迴避的現實，雖然與天鬥是人類的一種偉大壯舉，但截止今天，我們還是沒有完全征服自然環境。

作為一名唯物主義者，是不是該現實一點，拋開腦海中那些只存在於科幻小説中的幻想場景，認真地思考思考在當下人類文明層級的限制下，我們應該怎麼可持續地在藍星之上發展下去？

就此，基於城鄉演化對於人類文明的影響，我把生態文明戰略解構為下面兩個過程：

過程1：城市化

城市化本身沒有錯，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剛需，也是人類在自然環境中生存下來的剛需。我對城市化的評價向來都是正面的，這與我跟人的感情無關，是其演化規律告訴我的客觀事實。

如果人類文明還要繼續在技術層面有所突破，城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城市化的程度是否合適，是否違背了我在《城市經濟學，痛點何在？》裏所提到的事物演化的客觀規律。

事實上，藍星之上任何的生命有機體，皆在以自己的方式增加自然環境的熵。生命與行星之間的作用是相互的，這是陰陽之間的平衡關係，沒有對錯，只有適度。

過程2：迴歸鄉土

為了應對環境對於人類社會的反作用，我們重新振興鄉村，通過自我主動減熵的方式去避免與生態環境之間更大的衝突。這種行為雖然無益於經濟效益最大化，不能創造出大量的GDP，但是卻有效地保存了人類在自然環境漲落下的生存機會。

雖然對於大環境的變化（比如太陽熄滅了，地磁反轉了，行星撞地球了）我們無能為力。但是至少可以從小環境的層面去拯救自己。

畢竟死於大環境變化的文明是壯烈的，但死於小環境變化的文明卻是滑稽的。

在這裏，我們可以把過程2看成對於過程1所造成的生態效益破壞的修復。

3. 生態文明戰略的文化意義

為什麼説建構生態文明戰略是重振中華優秀思想文化的契機？

因為城鄉協同發展中透露出的，兩者之間此消彼長的動靜平衡關係，本質上來説就是陰陽變化的關係。

城市為文明之動側，動則為陽；鄉村為文明之靜側，靜則為陰。

城鄉之間的相互演化的平衡使得人類文明能在本身不利於其生存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一條長久的生存之道。而一旦這種平衡被打破，則會讓人類文明發展陷入危機。

過於趨於動側，則會導致自然環境對人類的極限反噬，使得人類在小環境的漲落中打出GG。

過於趨於靜側，人類文明則無法從技術層面進步，最終在一次大環境的變化中，也打出GG。

過於動也是死，過於靜也是死。而唯有精妙把握二者平衡才是屬於我們炎黃子孫獨有的生存之道。

而這種陰陽平衡的思想，本身就源自上古時期的易。

神龍負圖出洛水，綵鳳銜書碧雲裏。

因命風后演成文，奇門遁甲自此始。

黃帝從河圖洛書中得到的智慧，可以説是中華哲學思想的源頭。由此發展而來的易，對於後來的儒家思想的興起也是起了重大的影響。

易是基於天地人的哲學，天人合一本身也就是人與環境的關係。小一點的是自然環境，大一點的是宇宙環境。易中所體現出來的哲學智慧，恰恰與今天我們在生態文明戰略身上，通過一般演化邏輯所推導出的結論暗合。

這對於構建屬於中華文明自己的發展理論來説，是具有極大的意義的。

或者説，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理論創新層面的具現，正是我們用易的哲學高度去指導我們的經濟學理論發展。

哲學是思想的本源，是對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的探討。在這裏我們一定要把哲學跟玄學區分清楚。如果一個文明的發展沒有明確的哲學思想作為指導，就很難在劇烈的文化交流中保持其主體性。

特別是面對新教倫理主導下的，利用人類低級趣味為主打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攻勢，我們必須有這樣一把鋭利的思想武器。

3.1 城市經濟學的哲學實質

城市經濟學本質來説，其實是一種基於經濟增量最大化的思想。

如果要追溯其思想根源，可以找到那個演化出新自由主義的新教倫理。

而新教倫理嚴格來説，並沒有達到所謂哲學的高度。因為其本質就是一個“以賺錢為存在目的”的，極其世俗化的思潮。

在對此進行解構之前，我們要清楚新教倫理的誕生環境。本身這是屬於西方社會的一次劇烈的，對於人慾的解放。而背景呢？則是其神權對於人慾長達千年的壓制。

在研究西方歷史時，我們絕對不能迴避一神教對其哲學思想演化的影響。因為上帝在一段時期大量地拿走了人間的財富，這種對於人慾極限的壓制，最終才導致了以文藝復興為起點的，西式人文主義的大爆發。

正所謂反者道之動。二元對立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了西方的哲學體系，使得他們很難理解道家思想中所呈現出的，兩個看似對立事物之間的此消彼長，相輔相成。

説回新教倫理，其中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將追求財富的增長視為一種道德層面的追求。

而本質上，這其實是上帝的奴僕們表示不想侍奉這個《十誡》砸我們頭上，讓我們過苦行僧日子的主了。他們要過自己的瀟灑生活，策馬奔騰，共享人世繁華。

在新教倫理的指導下，財富的增密就是一種絕對的正確。但凡是阻礙這種過程的，都是迫害自由，迫害人權。

在這種演化邏輯之下，必然會誕生私有產權神聖而不可侵犯的認知，也必然會誕生個體對於權力的渴求高於義務的履行。

新教倫理一方面從上帝手中解放了人性，另一方面則替人的慾望徹底地鬆了綁。由此派生出了《國富論》中對於那隻看不見的手的推崇。

也許亞當斯密本人並沒有想得那麼絕對，但這契合了當時英國資產階級的理想願景。

因此，創造財富，追求財富變成了新教倫理下至高無上的美德。

這種思想間接造就了上個世紀初的全球經濟大蕭條。隨後就被凱恩斯的束縛之手給稍稍回正。然而隨着新自由主義對其的全面復辟，新教倫理再一次滲透到西方的經濟脈動之上，最終造就了今天其不可逆轉的頹勢。

中國因為歷史原因，其本土文化遭到了西方外來文化的多次衝擊。而經濟的發展先後遵循了蘇聯和美國的模式，特別是蘇聯解體之後，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大行其道。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文化領域，至今我們仍然能看到這些源自新教倫理的思想痕跡。

在文化層面，新教倫理帶來的必然是個體對整體的絕對叛逆。特別是當個體尋求財富時，他不會在意自己是否損害了整體的利益。

新教倫理將最能獲取財富之人視為神一般的存在，讓國民對之膜拜，這種思想的影響也導致了我們所看到的，諸如人民富豪，國民老公這些奇葩的，德不配位的現象。

新教倫理對於文化層面的腐蝕，其經濟層面的結果就是分配不均的合理化。

一切以財富收入論英雄，而這個人其德行如何，志向如何，思想深度如何都顯得毫不重要。

這樣的結果，必然是帶來社會道德水平的整體降維，倫理的破壞，最終轉嫁為社會治理成本，即在財富可以維持的條件下，社會能夠維持一定的穩態，一旦社會出現系統性的經濟問題，則社會穩態瞬間崩塌。

新建倫理對於經濟層面的腐蝕，則是派生出了唯GDP增量論的“城市經濟學”。而對於生態文明戰略下的城鄉協同發展，無論其邏輯有多麼通順，但城市經濟學家們一定會拿出**“經濟效益不高”**去予以否認。

其口中的經濟效益不高涵蓋了兩個層面的意思：

1）鄉村振興產生的GDP太低

2）投入鄉村振興的成本太高，不如搞城市化來得快

這兩個理由晃眼一看很有道理，但畢竟國家建設不是修豆腐渣工程。

我們對此必須捫心自問：作為一個文明的千年大計，到底是當下多快好省有價值，還是持續長久的穩態系統有價值呢？

3.2 新教倫理VS道家思想

新教倫理能不能跟道家思想相提並論，我對此尚有疑慮。畢竟新教倫理從本質上來説根本算不上什麼哲學，甚至在西方思想演化的內部也是一個非常幼稚的流派。

我一直認為馬克思的思想是西方文化中相對比較健康的一個分支。其唯物辯證思維跟道家的陰陽平衡思想有着異曲同工之妙。然而不幸的是，因為屁股決定腦袋的原因，馬克思的思想在西方卻成為了一個異類。

我在德國待了十年，對德國社會中一些真正優秀的思想也有所領略。

比如我的忘年交卡爾博士，他就非常推崇毛澤東的書籍，在地下室裏珍藏了不少。他對美利堅有一種發自內心的不屑，這不是傲慢，而是看傻子的那種哭笑不得。

之前有小夥伴在交流中説城市經濟學的邏輯有bug。而我告訴他，這種bug存在的原因，正是其指導思想**“新教倫理”**自身的缺陷所致。

哲學層面的缺陷會帶來底層邏輯的不穩固。因為哲學探討的是事物運轉的基本規律，雖然抽象，但如果能夠構建起一個相對合理的哲學模型，那由之派生出的理論思想也會更加經得其時間的檢驗。

中國的道家思想是一種深刻的哲學，其深刻之處就在於充分地考慮了天地人心的動態平衡關係。

而新教倫理考慮的僅僅是財富、技術積累所帶來的增量，卻忽略其背後可能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甚至埋下了深遠的隱患，這是一種非常具有後現代美感的竭澤而漁。

其實西方崛起的過程，就是一個典型的通過蠶食其他文明而壯大自身的，反生態的過程。這也是新教倫理在藍星之上的一次大規模實踐。這場實踐持續了五百年，最終被證明是失敗的。

於是乎，新教倫理只能作為一種製造增量的手段/術，而不能作為一個指導文明發展的思想/道。

而由之派生出的城市經濟學，作為局部增產的一種手段可行，作為治理天下的大道，不可取。

如今的歐洲也已經開始實踐生態化的路徑。發展中國家更是對自己的未來該走怎樣的道路憂心忡忡。

在這個時間節點，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那這個共同體到底該有怎麼一個共同的點？

特別是在新自由主義地傳教已經將人類分割成東西兩個陣營的大前提下，怎樣的一個哲學思想，怎樣的一個文明的運行邏輯，可以將全人類團結在一起，形成真正的共同體？

**我想，道可為之。**事實上，這種陰陽平衡，動靜平衡的文明之道，並非中華一族的演化規律，恰恰是全人類可共同參考的規律。

可以説除了盎撒模式這種新教倫理一作到底的憨勁，全世界的人類已經具備了一個潛在的共同的思想基礎。

而當今人類文明在思想層面的碰撞，實質上就是道家思想所代表的的辯證統一，多元共存與新教倫理所衍伸出的二元對立，極化思維的終極對決。

若前者勝，則人類尚有跨越當前文明層級，可持續發展的機會；而一旦敗了，則必然會在**三種熵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內心）**的混亂中走向滅亡。

這是人類在哲學層面的命運。

如果我們選擇相信未來，則中華文明應該扛起生態文明戰略這個大旗，告別百年激進，徹底地從西方精神殖民的陰霾中走出來，用生於自身文化土壤的思想武器，去構建一個真正動靜平衡的大同天下。

結語：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當今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思想文化角度來看，當今則是千年未有之拐點。

在這樣的一個風口浪尖，中華民族從百年的恥辱中走出，迎頭而上。這是一種偶然，也是一種必然。

所以吾輩不應當單單沉淪在新教倫理所構建的，虛幻的，精緻利己主義所帶來的繁榮之中。更應該打破西方對我們的精神枷鎖，腳踏實地，面朝星空地，為這個偉大的時代獻上你最深邃的思考！

最後，中華民族王道天下之情懷，必須再重振，戲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