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上台後，中美“媒體戰”能否走出陰影？_風聞

（紐約時報-楊探驪）

楊探驪和她的兒子

從去年3月我和孩子被迫從美國回到中國，轉眼間已經來到了新的一年。一年前，半歲大的寶寶還不會走路也不會説話。現在，他會跑會跳，會親切地呼喚爸爸媽媽，還學會了説一個英文單詞，up（向上）。

除了孩子的成長，在這樣艱難的一年裏，“向上”是我努力保有的一種信念，即便現實困難重重。

2019年年底，我被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選派為駐美國記者，任期為三年。然而剛到美國三個月，隨着中美關係急劇惡化，以及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打擊範圍不斷擴大，美國要求中國駐美的五家官方媒體機構裁減人員，我和其他59名中國在美記者被變相驅離。在新冠疫情全球暴發的非常時刻，我只好帶着孩子冒着感染的風險輾轉多地，歷經三十多個小時回到國內。

事件剛剛發生時，我和其他被驅離的中國記者都選擇了沉默。但後來我發現沉默沒有換來和平或者進步，中美交流空間在被不斷壓縮。所以，我開始公開講述這次中美媒體交流危機。通過審視兩國媒體工作者的遭遇，可以看到，中美向對方媒體重新開放的迫切需要。

對中國記者的這次驅離看似事發突然，但其實這場“媒體戰”早已開始，去年2月，特朗普政府宣佈，五家中國媒體機構將作為外國政府職能部門受到監管，遵守與中國外交使團類似的規定。第二天，中國宣佈將吊銷《華爾街日報》三名駐華記者的記者證，迫使他們離開中國，以懲罰該報此前刊登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文中批評了中國政府對新冠疫情的處理，但中方認為其報道內容是對中國的一種詆譭，尤其是文章標題在中國帶有強烈的種族歧視色彩，引起中國民眾的憤慨。

宣佈我們將要被驅離美國的那天，時任美國國務卿邁克·龐皮歐(Mike Pompeo)發表了一份聲明，他指責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對外國記者進行“監視、騷擾和恐嚇”。龐皮歐稱美方尋求對等，他説，“我們希望，這一行動將促使北京對美國和其他在華外國媒體採取更加公平和對等的態度。”

然而，這個舉動換來的是中方的反制。半個月後，中國對美國駐華媒體採取了“對等”措施，13名在中國工作（包括七名《紐約時報》）的美國記者，也遭遇了與我們類似的挫折。

（2020年3月，《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麥思理(Steven Lee Myers)在北京辦公室，他是被中國政府驅逐的數名美國記者之一。）

在美國期間，我曾負責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簽署、美國總統大選初選、美國新冠疫情等事件的中英文報道。由於驅離是突發事件，公司需要時間給我做出重新安排，所以至今，我仍在北京等待再次被派往新的國家。在中國，我只能通過別人的報道研究中美關係，跟進美國新冠疫情、黑人平權運動以及總統大選，內心終究有些失落。我的職責本是在現場報道這些事件，但我卻無法履行這項職責。很多被驅離的中美記者也都跟我有着同樣的遺憾。

而依然留在美國的中國記者，他們不得不加倍工作。其中有一部分記者的簽證時效被縮短，需要三個月申請一次續簽，他們的工作和生活都因此而充滿了不確定性。近幾年，特別是最近，許多美國媒體的駐華記者也面臨類似的困難，需要每一到三個月申請一次續簽。

新年來了，中國人常説辭舊迎新，擺脱舊事物，迎接新改變。

特朗普離任，喬·拜登成為美國第46任總統，我像大多中美記者一樣，希望中美關係有機會來到一個新的起點，即使特朗普政府在最後執政時期繼續惡化了局勢。兩國在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前景已經有眾多分析與預測，那麼至少在媒體交流方面，雙方能走出陰影嗎？

我最近聯繫到幾位中國和美國媒體的記者，跟他們做了一次小範圍的調研，大家的答案是一致的：受制於兩國關係，不太可能會有大的改善，但中美現行的記者簽證限制政策很可能會有所緩和。

近一年來，對中國媒體的限制政策主要由美國國務院發起。在最近舉行的參議院聽證會上，新任國務卿提名人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對特朗普的對華強硬立場表達了認同，但並不同意特朗普的一些做法。與前任龐皮歐相比，布林肯曾多次訪問中國，有更多與中國打交道的經驗。他此前表示“與中國完全脱鈎是不現實的”，主張美國尋找與中國的合作機會。中國國際關係領域的學者孫成昊認為，布林肯也會對中國強硬，不過會更為理性。

（1月19日，安東尼·J·布林肯在參議院舉行的國務卿提名確認聽證會上講話。他表示，中國對美國構成了最重大的挑戰。）

而且，包括拜登在內的美國新政府高級官員都曾表達，中美依然有合作空間。拜登政府已簽署行政命令，美國將重返《巴黎協定》、世衞組織，也有意恢復伊核協議，這些“返羣計劃”無疑將增加與中國的交集，擴大兩國的共同利益。

但無論如何，中國駐美媒體的工作環境很難回到奧巴馬政府時期。那時，從美國政府到民間，中國記者都能作為比較正常的媒體人員被接納，時任副總統拜登還接受過《人民日報》的專訪。而在過去四年裏，美國政界鼓動了一種對中國媒體的意識形態化歧視，而它難以在短期內消除。根據皮尤中心最新的民調，超過70%的美受訪者對中國持有負面印象。其實我在美國民間感受到的更多還是友好的氛圍，我相信民調結果並不能説明一切。但不可否認的是，官方意志和大量的負面新聞對美國社會還是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

我知道有種觀點認為，美國內部正就過去的對華政策進行檢討，因為“擁抱”政策並未讓中國變得更加符合西方定義中的民主開放。於是，奧巴馬執政時期對華必要的剋制變成了現今必要的打壓。以至於我所工作的和另外幾家國有的官方媒體單位，在美國開設好多年之後，突然被告知其性質變成了“外國代理人”和“外國使團”。顯然，這不是媒體機構的組織形式發生了變化，而是大環境變化所產生的結果。

在去美國前，我曾在非洲和拉美地區工作過七年的時間。在那些國家，我不會因為是來自中國國家媒體的記者而遭到“區別”對待，評判一個媒體和記者的標準是報道內容。但在美國，即便我一如既往做着基於事實的報道，但我卻發現自己被貼上越來越多的標籤，我們往往被視為沒有獨立思考的“宣傳工作者”等等。

雖然受到影響的中國媒體仍被允許在美國進行報道工作，但揹負着這些標籤，無論是申請採訪許可還是聯絡採訪人，我們都無法阻止對方更加帶着有色眼鏡來看待我們，甚至是因質疑我們的屬性和動機而拒絕我們。當然，在中國的西方媒體也長久以來表達了類似的苦惱。

（楊探驪和她在CGTN的同事一起工作。）

未來中美兩國肯定會在人權和民主問題上繼續激烈碰撞，價值觀的互不認同也會壓縮兩國媒體的話語權。西方對中國國家媒體總是缺乏信任，同時，中國對西方媒體總是有一種很複雜的情感，一方面，中國民眾十分熱衷外媒的涉華報道，儘管有很多在中國看不到。而另一方面，中國人認為西方媒體在涉華報道上存在偏見與雙標，認為西方總以高傲的姿態去誇大中國的問題。這些矛盾仍難以改變。

儘管如此，在提高外國媒體報道環境方面，中國有動力也有條件更主動。隨着經濟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中國迫切需要讓世界更加了解自己，也需要聽到世界對自己的評價。所以，中國從心底裏應該是希望更多的外媒來華，也應該為此提供更多的便利，比如在簽證問題上更為寬鬆。

但是，這場惡性循環的“媒體戰”卻是影響了中國樹立開放形象的努力，也降低了美國的聲譽，背離了自己推崇的民主價值觀。它以更加直接更加激烈的方式證明，美國對華的“對等”行動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反而有讓形勢惡化失控的風險。

美國認為自己對中國駐美媒體採取的每一項舉動都有其理由，同樣，中國也一直強調，今年針對美國駐華媒體的限制是被迫的。在未來，也許談判過程會長久而艱難，但我還是相信，雙方在拜登就任之後有機會在一定程度上平息這次“媒體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向來被視為中國的一種政治穩重。在12月的一次研討會中，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已經表示，“如果美國政府準備扭轉這一局面，我們也願意對此進行研究”。他所提及的正是兩國互關領館、互相驅逐記者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