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之下無新事！美國製造：富人的社會主義，其他人的資本主義_風聞

NYT：Thomas L. Friedman

我明白民主黨人為什麼憤憤不平。

由於減税、軍費開支和幾乎沒有財政自制力，唐納德·特朗普執政頭三年裏積累起來的預算赤字，達到了我們歷史上只有在重大戰爭和金融危機時期才見過的水平。他這樣做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經濟已在擴張、失業率很低的時候。現在，喬·拜登希望在緩解大流行病方面投入更多資金、防止經濟進一步下滑時，許多共和黨人恰恰在這個時候發現，他們反對赤字的態度又強硬了起來。

這羣騙子。

我們需要盡一切努力幫助因新冠病毒疾病失去工作、住房或生意的最脆弱的美國人，為被新冠病毒壓垮了的城市提供支持。可以把我算在要求政府加倍慷慨的行列裏。

但是，但是，但是…當這個病毒被消滅後，我們都需要坐下來談一談。

近年來，快速的全球化，以及對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有影響的“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羣體思維”的負面影響，已成為如此之大的焦點，以至於我們忽視了另一個更強大的、在兩黨都已生根的共識：我們處於一個永久低利率的新時代，因此，只要能支付利息，赤字並不要緊，而且，發達國家政府的作用可以繼續穩步擴大——我們已經在這樣做，政府的緊急財政援助穩步增長，赤字開支持續不斷，債務越來越多，中央銀行則在為所有這些提供來得越來越容易的錢。

這個新共識有一個名稱，摩根士丹利投資管理公司(Morgan Stanley Investment Management)首席全球策略師魯奇爾·夏爾馬(Ruchir Sharma)稱之為：“富人的社會主義，其他人的資本主義。”夏爾馬是《成功國家的十條規則》(The Ten Rules of Successful Nations)一書的作者，也是我最喜歡的經濟學逆向思維者之一。

夏爾馬在電話採訪中解釋説，當政府幹預的作用更多地是刺激金融市場而不是實體經濟時，就會出現“富人的社會主義，其他人的資本主義”，這個説法是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一個觀念的變體。因此，擁有80%以上美國股票的美國最富有的10%看到了他們的財富在30年裏增長了三倍多，而靠實體經濟中日常有薪工作謀生的底層50%沒有看到任何增長。與此同時，實體經濟生產率表現平平，限制了窮人和中產階級的機會、選擇和收入增長。

最好的證據來自去年：我們陷在一場摧毀了就業崗位和小企業的大流行病之中，而股票市場卻在飛漲。不該這樣。這是大象飛起來了。看着大象飛，我總是很擔心。它通常不會有好結果。

即使我們對富人增税，為窮人提供更多的救助（我支持這種做法），但當你繼續依賴如此大規模的刺激時，夏爾馬提出理由説，你仍會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後果。這正是我們看到的情況。

例如，夏爾馬去年7月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了一篇題為《救助正在毀掉資本主義》(The Rescues Ruining Capitalism)的文章，他寫道，來得容易的錢和越來越慷慨的救助，刺激了壟斷的增長，讓“負債累累的‘殭屍’企業繼續存在下去，代價是犧牲了推動創新的初創企業”。所有這些都是生產率下降的原因，生產率下降意味着經濟增長放緩，“所有人的蛋糕縮小”。

正因如此，“千禧一代和Z世代對這種扭曲的資本主義形式越來越不抱幻想，而是説他們更喜歡社會主義”，這一點也不應該讓人感到驚訝。

20世紀80年代，“美國上市公司中只有2%被認為是‘殭屍’，國際清算銀行(BIS)用這個詞來形容那些在過去三年裏的盈利連支付債務利息都不夠的公司，”夏爾馬寫道。“‘殭屍’的數量在21世紀初開始迅速增長，到新冠病毒大流行前，已佔到美國上市公司總數的19%。”這種情況也出現在歐洲、中國和日本。

這都合乎邏輯。政府為了防止抵押品贖回權的取消，甚至願意購買企業的垃圾債券，這種長期的、越來越慷慨的救助，“扭曲了提高生產率所需的資本有效配置，”夏爾馬補充道。

過去的幾年本該是一個巨大創造性破壞的時代。有這麼多便宜的數碼創新工具，這麼多使用廉價高性能計算能力的機會，這麼多來得容易的錢，初創企業本應出現爆炸式增長。但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美國正在以至少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最慢的速度產生初創企業、關停現存企業，”夏爾馬寫到。“美國上市公司的數量與1996年的峯值相比，下降了近一半，只剩約4400家。”（初創企業的數量在疫情期間有所增長，但這可能是因為那麼多的企業倒閉了。）

唉，但在這個貨幣寬鬆、低利率的時代，大公司正變得越來越龐大，越來越壟斷。這不僅是因為互聯網創造了全球的“贏者通吃”市場，讓亞馬遜(Amazon)、谷歌(Google)、Facebook和蘋果(Apple)等公司積累的現金儲備可能超過許多國家。這裏面還有另一個原因，夏爾馬寫道，這些公司能夠很容易地用它們過高的股價或積累的現金，來收購嶄露頭角的競爭對手，吸收所有的人才和資源，“把小企業擠出市場”。

與此同時，他補充道，隨着政府為消除衰退不斷插手經濟，衰退不再發揮在經濟中淘汰低效企業的作用，復甦變得越來越弱，生產率增長也越來越慢。因此，補貼增長每次所需的刺激越來越大。

這實際上是在讓我們的制度更加脆弱。

現在，以美國為首的許多國家都已大大增加了債務負擔，即使出現小小的通貨膨脹，讓10年期美國國債的利率從目前的1%上升到3%的話，美國將不得不把如此之多的錢用於支付債務利息，以至於可能用於研究、基礎設施或教育，或用於未雨綢繆的錢所剩無幾。

當然，到那時我們可以印甚至更多的錢，但那可能會威脅到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並進一步提高我們的借貸成本。

所以，是的，是的，是的——我們必須現在就為我們的同胞提供幫助，讓已經遭受了傷害的他們度過這場大流行病。但是，不能用發更多現金的方法。也許我們應該像韓國人、新加坡人、中國人和其他東亞人一直在做的那樣——只向最脆弱的羣體提供現金支持，同時加大基礎設施投資，以提高生產率和創造好的就業機會。東亞人的注意力也放在讓他們的政府變得更聰明上，尤其是在提供醫療保健等方面，而不是讓政府變得更大。這是他們能夠以更少的痛苦度過這場大流行病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