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傳真｜從“吃飯砸鍋”看台灣社會不敢面對的真相_風聞

多年前，一篇陸配所寫的《莫名其妙的優越感》被台灣某報刊載後，曾引起不小的反響。

作者舍草出生在上海，留學英國，最後遠嫁台灣成為新移民。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她在文中寫道，我在這裏生活了一年多，感受到台灣是全世界對大陸人最不友善的地方。可偏偏奇怪的是，台灣人又比任何其他地方人更想賺大陸人的錢，佔大陸的便宜，卻又對大陸一百個不滿意。有骨氣的話就不要去賺人家的錢，又想占人家便宜，又看不起人家，這是什麼扭曲的心態啊？

無獨有偶，不久前一位大陸作者筆下的台北女孩的故事，也喚起不少兩岸網友的共鳴。

故事主角叫小慧，來自台灣台北市，小慧祖籍山東，抗戰時爺爺舉家到韓國，後輾轉赴台。再後來，小慧到大陸讀書，她説是替祖父還願。小慧告訴作者，爺爺説，不管在哪兒都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小慧分享她的求學經歷，當她講到有位室友也從台灣來，申領大陸獎學金，享受台生優待處處爭先，但對大陸嘲諷揶揄也從不落人後，對這種自相矛盾表現，這個台北女孩不解地説，既然那麼討厭中國，為何要去呢？

這兩個故事正是當下兩岸關係的一個縮影。即便兩岸交流日趨頻密，即便昔日三通四流的願景早已實現，即便無數人心知肚明，台灣經濟的唯一活水在大陸。但對“吃飯砸鍋”的理直氣壯，舍草和小慧的不解仍是對很多人靈魂深處的詰問。而作為兩岸特定時期，特殊存在的一種社會心理現象，除了個人道德的高下立判，其背後也有着歷史與現實交織的複雜原因。

“砸鍋”背後的反G歷史遺毒

理性觀察兩岸關係，很多人或許將台灣社會的反中氛圍歸咎“台獨”勢力壯大後，推行“去中國化”教育的影響。不可否認，尤其是民進黨上台後，透過“國/家”力量進而有計劃、系統性地修改民眾的社會記憶，並藉助民主化、本土化的浪潮，力求從根本上改變民眾的國家認同。然而，1949年之後，在兩岸分隔與美國直接主導的冷戰格局之下，兩蔣時期的反G教育，透過對大陸的醜化、抹黑來形塑自身統治正當性的政治宣傳手段，已經為“台獨”的崛起埋下伏筆。

國民黨退守台灣的前幾十年，用嚴厲的軍事手段管理社會，不許有任何異議之聲。思想上，國民黨動用一切教育和宣傳機構，鼓動反G情緒，宣傳“反攻大陸”的政策。 “反G”和“反攻”是國民黨立足台灣的兩項基本意識形態，幾乎是“天天講、年年講”，可以説將近有兩代的台灣人都受過這種教育的影響。

例如，當年台灣國小課本中一篇文章叫《沒有太陽的地方》，寫道，“自從民國三十八年G非佔據中國大陸之後，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他們好像住在黑暗世界裏，看不見陽光，對將來沒有希望。到過中國大陸的人，都説那裏是一個沒有太陽的地方。”雖然彼時基於反G宣傳，名曰解救同胞，但無形中也讓很多人在懵懂的成長年代，誤以為中國大陸真的是“沒有太陽的地方”，一天24小時都是黑夜，永遠不能享受陽光温暖的輕撫。可以説，此文是將台灣人“恐G”心理推向極致的代表作品。

或許對國民黨統治者來説，這種“反G不反中”的教育是要強化所謂“中華/民國”的法統地位，但從實際效果看，顯然是當權者的一廂情願。

舉例來説，在國民黨政權退出聯合國後一年後，台大就發生了一場“民族主義論戰”。在論戰中，一位筆名穆谷的學生髮表萬字長文《戈登結上的一刀─真理的對質和爭論的解消》，在質疑民族主義的當代意義時，文中寫道，**或許有人會再説談論民族主義只是在民族同胞間造成情感交流，與政府無關，那麼我必須再告訴你，那些你想造成情感交流的“同胞”正隨時可能在G非一聲號令下血洗台灣；同時在世界各處默默進行孤立我們打擊我們的也正是這些“苦難同胞”。**這裏清楚呈現出“兩個國家、兩種人民”的二分對立論述，足見在“仇G恨G”的政治動員下，一般台灣民眾根本無從分辨“共”與“中”，而國民黨對民族主義及國家統一的立場也就可見一斑了。

梳理台灣光復後的歷史脈絡不難發現，中國長期的內戰加之兩岸情感的疏離，伴隨“台獨”的壯大開始美化日本殖民的貢獻，當國民黨在台灣自身的統治正當性都遭遇空前危機，接受反G教育被影響的一代台灣人，面對黨國體制的終結，從討厭“中G”到憎恨“大陸”，如同把嬰兒跟洗澡水一起倒掉，似乎對很多人而言，也就變成了順理成章之事。

面對兩岸實力消長無所適從

1979年，大陸發表《告台灣同胞書》，1981年，時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代表中國共產黨、人大常委會、中國國務院，進一步闡明關於台灣迴歸，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當中提及，台灣財政困難，大陸可予補助。這句話在國民黨“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年代，遭遇島內輿論羣嘲。當時報紙還曾有漫畫，一個騎腳踏車的人向開奔馳車的人説要不要補助？

但殊堪玩味的是，四十年前，台灣對大陸優越感是源自經濟實力的相對領先，而近四十年後的2020年，當台灣對大陸出口的貿易依存度達到史上最高的43.8%，民進黨發言人顏若芳竟回應稱，該數據“反而是證明中國需要台灣，而不是台灣對中國的依賴加深”。這樣的“自信”與“優越感”顯然就不是靠數據或硬實力可以解釋的。

時過境遷，當年被島內嘲笑的大陸補助台灣，如今又以對台讓利的方式呈現，一度被在野時期的民進黨稱為糖衣毒藥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就是最好的例證。試問，如果遵循市場規律，會有這項協議嗎？會有大陸在早收清單之外主動開放農漁類產品嗎？對北京而言，這不是經濟問題，而是基於“兩岸一家親”的示惠。如果要談政經分離，台灣更該拒絕讓利。而且，台陸委會早有定調，大陸是以經濟利益換取台灣人的政治認同，那民進黨政府又為何不希望終止協議呢？

説到底，這是面對兩岸實力消長的心態問題。回顧兩岸歷史，作為先發地區的台灣，因為先累積到第一桶金，從此形成的思維定勢是，富庶的台灣對應貧窮的大陸，這是台灣社會面對大陸自大的根源，加之幾十年的反共教育影響，台灣絕大多數的報社編輯、主筆，記者等言論工作者，立場無論朝野，對大陸社會卻一樣充滿了根深蒂固的，自覺不自覺的猜忌，敵意、驕傲自大，歧視甚至是鄙視。但這種優越感很快隨着大陸經濟的快速崛起，當無數人為了生計，手握選票卻只能西進大陸用腳投票，便從自大變成了自卑，進而又在“反G仇中”的戒嚴心態的作祟下，形成了一種台灣“南波萬”的鴕鳥心態和精神勝利法。

當個人的生存發展也要仰賴這唯一的市場，對於早已形成思維定式且根本無法調適的一批人而言，面對這樣的心理落差，只能以一種更為排斥、更為強勢的姿態對自身的無力與自卑感作出外顯的回應。這是在大陸為人詬病的“吃飯砸鍋”行為的真實動因，而把這種心理狀態推向極致，也就有了2014年在台灣島內爆發的“太陽花學運”。

在這場幾乎成了壓垮馬英九政府最後一根稻草的社會運動中，很多人自白説不是因為“台獨”才支持“太陽花”，而是反對兩岸和平紅利盡入買辦之手，大家爭取的是“分配正義”。

可諷刺的是，在太陽花學運的三年前，一位大陸企業家陳光標到台慈善送暖，是直接發放現金給弱勢羣體，當時還有很多台灣人一路追隨，徹夜守候跪求紅包，想必陳光標的送暖方式最符合太陽花學運參與者所説的“分配正義”。

但實際情況是，陳光標錢發了一路，也被罵了一路。當時還有馬政府的陸委會副主委劉德勳勸陳讀《金剛經》，導致陳光標在桃園機場謙卑地説，我下次來台灣想想哪種方式更能讓台灣民眾接受。試想，假如陳光標的慈善義舉換成了比爾·蓋茨（Bill Gates），從媒體到政治人物或許又該大談台美關係是如何增進了吧。如此伸頭一刀、縮頭也一刀的待遇，恐怕也只有面對中國大陸時，才能出現這樣的奇景。

簡言之，當心中已經不認同“兩岸一家”，任何大陸的善意與示惠，對於利己主義而言，與這種獲得感相伴的是與日俱增的屈辱感。而屈辱感能夠釋懷的方式，就是動輒以“自由民主”或“窮到只剩錢”指摘大陸，雖能頤指氣使、顧盼自雄，終究難掩內心世界的色厲內荏。

“吃飯砸鍋”對兩岸關係的啓示

自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第七艦隊進駐台海，台灣成為美國在亞洲推行冷戰政策的前哨陣地和“永不沉沒的航母”，所謂“戒嚴時期”實際上是內戰和冷戰交叉重疊的產物。在此背景下，海峽雙方能否實現和解最終取決於能否創造新的政治以徹底解決“雙戰”帶來的隔絕、對立和敵意。

事實上，1992年8月1日，台“國統會”舉行第八次全體委員會議，已明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箇中國”之原則，積極謀取共識，開展統一步伐的兩岸立場。而同年《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被廢止，在所謂的《憲法》架構下，大陸已不能再被視為“敵對團體”。當法律的障礙已經成功克服，就台灣方面而言，理應從過去反攻政策轉向和平統一，但何以三十年來，台灣島內的政治情勢卻是愈發走向分離？足見，法律上的戒嚴已無，但心中的戒嚴難除，在海峽之間劃下的則是一條“國族認同”的黑線，立起的則是一面“尊日抑中”的高牆！

根據2020年7月，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數據，反映在統獨立場上，台灣人偏向“台灣獨立”的支持度為27.7%，是歷年最高；“儘快獨立”的民意有7.4%。此外，希望“兩岸統一”則佔5.1%，是歷年最低。選擇“維持現狀再決定”的民眾比例為28.7%，而且在持續下降中。“永遠維持現狀”者佔23.6%。關於身份認同上，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非中國人，也不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兼中國人）的比例為67%；認為自己兩者皆是，兩種身份認同均有者比例佔27.5%，為歷年新低。

即便在馬英九時代，兩岸關係被認為是當時60年來最穩定和平的時期，根據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2008年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佔比不斷增加，至2014年6月，已佔樣本總數的60.4%，而認為是“中國人”（台灣人或中國人二者擇一）的比重則不斷下降至3.5%。

上述兩組數據的結果證明，真正左右兩岸關係走向的是“認同”，否則何以解釋，當年兩岸隔絕的年代、大陸一窮二白之際，在台灣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都遠超現在？

而從歷史的長時間觀察，當台灣社會國族認同的異化並非始於經濟問題，在台灣的政治歸屬澄清之前，在沒有外力的作用下，當台灣的一切意識形態的機器，大眾傳播工業，在對待中國問題上，在對待中G，對待社會主義，對待民族和解與統一問題上，絕無朝野之分，也沒有解嚴前後之分，期待依靠台灣社會的內部力量重拾“中國認同”的前景不容樂觀。

對台灣社會而言，正如學者汪暉在《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台共黨人的悲歌>與台灣的歷史記憶》文中寫道的，在新的台灣史敍述中，在所謂“台灣人民當家做主”的口號召喚下，勢必要通過抬高日本殖民統治的“文明程度”或“現代化水平”，將近代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入侵置於現代與傳統、文明與愚昧的對立之中，塑造殖民地台灣對於中國大陸的優越感。

由此帶來的結果，在沸騰的“愛台灣”的熱血中，蓄積了大量不為很多人意識到的殖民乃至冷戰殘餘，進而為建立想象的命運共同體，將人類社會中14億人作為歧視與仇視對象。很多人在黨外時期半生戮力民主自由，到頭來卻被“親美反G”的繩索將自己反扣，明明已是井底蛙鳴，還自詡遠矚高瞻。

**在這樣以島自限的偏狹認知下，他們自然無從體會對岸14億人在70年來，心含“鴉片戰爭”之恥，心含“抗日戰爭”之恨，心含“兩岸分裂”之痛，只為不讓“中華”再隕落，苦心孤詣胼手胝足，凝結血與淚的踐行與奮鬥。**當這批人以及新世代面對兩岸力量消長，又不得不吃“中國飯”時，對缺乏理性思辨的他們而言，不砸“中國鍋”或許才是意外。

然而，當台灣社會一方面常把自身的民意作為與大陸討價還價的籌碼，另一方面又從來都無視對岸的民意。久而久之，必將對大陸社會產生嚴重的誤判。當對岸社會自發匯聚的民意到了有關方面也不得不回應的時候，退萬步言，即便是站在所謂自身“主體性”的角度，一個徹底失去大陸人心的台灣，無形中已經將自己推向了兩岸直球對決的邊緣。

對此，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謝淑麗（Susan L. Shirk）在其2007年出版的個人著作中寫道，面對一個長期漠視大陸民眾情感，挑釁大陸主流民意的台灣，大陸社會的“反台”情緒將呈上升態勢，所謂“只反台獨，不反台灣”可能淪為空洞的政治正確。

總言之，“吃飯砸鍋”現象反映的是台灣社會面對中國大陸時，缺乏一種基於平等尊重的理性自覺，是在兩岸關係懸而未決，大陸堅持“和統”方針以期政經融合的背景下，在特殊歷史時期的一種特殊產物。不可否認，它為精緻利己主義者營造了“趾高氣昂”地邊拿邊罵的舞台。但作為一種並不健康的人格特質與社會心理狀態**，**長遠觀察，拋開兩岸歷史的大敍述，當它挑戰與衝撞的是人類社會普世的善惡標準與行為準則，也必將被期許海峽和平、追求民族和解的14億中國人民徹底唾棄。

（本文為郭茂辰個人原創， 如需轉載請提前聯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