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觀察 | 福山：特朗普主義必須被徹底摒棄、連根拔起_風聞

走出去智庫觀察

近日，福山接受法國媒體採訪時，承認美國出現“民主危機”，在處理疫情、選舉問題時出現了明顯的缺陷，世界呈現了重心逐漸朝亞洲尤其是向中國轉移的趨勢。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福山於1989年提出《歷史的終結》而一炮走紅，其認為自由民主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隨着美國近幾年出現衰落的跡象，福山也罕有地指出美國製度的缺陷。

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福山發表在美國《外交事務》的文章，供關注美國製度和中美關係的讀者參考。

要 點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新的通信技術使民主審議的共同事實基礎消失，“藍”派和“紅”派之間曾經的政策分歧已經升級為文化認同的分歧。

2、憲法的分權制衡是有效的：儘管特朗普不遺餘力地削弱國家的制度基礎，但法院、官僚機構和地方一級的官員阻止了他做出最壞的舉動。最明顯的案例是特朗普試圖推翻2020年總統選舉結果所付出的努力。

3、特朗普輕而易舉地讓該黨及其選民放棄了推崇自由貿易、支持全球民主、敵視獨裁等核心原則。

4、特朗普給威權國家送上了一份“大禮”：一個分裂的、充滿內憂的、與自己的民主理想背道而馳的美國。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文/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美國作家、政治經濟學者，於哈佛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師從塞繆爾·P. 亨廷頓。“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

本文英文版發表於2021年1月18日的美國《外交事務》網站。

2014年，我曾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對美國根深蒂固的政治衰退表示了遺憾，美國的治理機構正在不斷失靈。在該文中，我寫道：“知識體系的僵化和各方政治力量的固化相結合，正在阻止這些機構進行改革，而且，如果不對政治秩序造成重大沖擊，就不能保證情況會有多大改觀。”

在緊接着的幾年裏，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崛起似乎有可能呈現出這樣的衝擊。在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我在這些版面上重新審視了政治衰退的問題，看到“兩派選民都奮起反抗他們認為腐敗且假公濟私的建制派，轉向支持激進的新興勢力，希望進行一次淨化清洗”，我很受鼓舞。然而，我也警告説：“民粹主義十字軍所兜售的萬能靈藥幾乎完全無濟於事，如果接受這些土偏方，它們將扼殺發展，加劇痼疾，並使情況變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但事實上，美國人接受了這些偏方——或者至少是被足夠多的美國人所接受，從而將特朗普送入白宮。而情況確實變得更糟了。惡化的過程以驚人的速度和此前難以預料的規模繼續進行着，最終導致了1月6日暴徒襲擊美國國會大廈這樣的事態發生——一次由美國總統鼓動的叛亂行為。

與此同時，導致這場危機的基本條件仍未改變。**美國政府仍然被強大的精英集團所控制，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政策，削弱了整個政權的合法性。**而體制仍然過於僵化，以至於無法進行自我改革。然而，這些情況已經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兩種新出現的現象使情況嚴重惡化：新的通信技術使民主審議的共同事實基礎消失，“藍”派和“紅”派之間曾經的政策分歧已經升級為文化認同的分歧。 

無法調和的分歧

理論上講，精英階層對美國政府的把控可能會促進團結，因為它激怒了政治分歧的雙方。不幸的是，這種敵意的對象在每種情況下都是不同的。對左派人士來説，這些所謂的精英是公司和資本利益集團——化石燃料公司、華爾街的銀行、對沖基金的億萬富翁們和支持共和黨的鉅額捐贈者-——服務於這些利益體的遊説者和資金一直致力於保護他們的利益，使其免受任何形式的民主清算。

對那些右派來説，劣跡斑斑的精英們是好萊塢、主流媒體、大學和大型公司中的文化權力經紀人，他們擁護一種“警醒”的世俗意識形態，與美國保守派所奉行的傳統或基督教價值觀相左。即使在人們可能認為這兩種觀點會重合的領域，比如針對巨型科技公司力量的日漸擔憂，雙方的關切點也是不相容的。民主派（藍）指控Twitter和Facebook宣揚陰謀論並鼓吹特朗普主義，而共和派（紅）則認為這些公司對保守派抱有無藥可救的偏見。

美國政府體制的僵化越來越明顯，問題也越來越多，但它也有其優點。總的來説，憲法的分權制衡是有效的：儘管特朗普不遺餘力地削弱國家的制度基礎，但法院、官僚機構和地方一級的官員阻止了他做出最壞的舉動。最明顯的案例是特朗普試圖推翻2020年總統選舉結果所付出的努力。

司法系統（通常是由特朗普任命的法官組成）拒絕縱容特朗普一方向法院提起幾十起無理訴訟。而佐治亞州州務卿布拉德·拉芬斯珀格（Brad Raffensperger）等負責監督佐治亞州選舉的共和黨官員則勇敢地站出來反對總統，因為總統向他們施壓，要求他們非法扭轉他在該州的歷史性失利。

但是，在制約特朗普的同時，這些掣肘也將限制未來任何試圖改革該體制基本功能障礙的努力。**最重要的制度缺陷之一就是，由於選舉團制度和參議院的構成，共和黨人擁有關鍵優勢，這使得他們儘管在國家和州兩級贏得較少的民眾選票，卻能掌握權力。**鑑於通過和批准修正案的門檻高得驚人，對美國憲法的修改，如取消選舉團制度，根本就不可能。

雖然民主黨在參議院裏勉強過半數的席位使共和黨在內閣任命等日常問題上失去了否決權，但在更大的改革方面，例如哥倫比亞特區的州地位議題，或為了對抗共和黨試圖剝奪公民選舉權的舉動而提出的新投票權力法案，都將遇到共和黨的極力阻撓。

本屆當選總統拜登將需要一定的運氣和技巧來推動立法案通過，即使這項立法案顯得並不那麼具有野心，如新的經濟刺激計劃和基礎設施支出。在眾議院民主黨人最近提出的一攬子改革方案中，設想的結構性轉型改革，在大多數情況下仍將遙不可及。

從政黨到邪教

正如我在2016年撰寫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樣，美國政治的根本性功能障礙是國家的制衡機構與政治兩極化相互作用，產生了停滯和無休止的黨派鬥爭。此後，這種兩極分化變得更加極端和危險。其中一個驅動力是技術，它削弱了主流媒體或政府本身等既有機構塑造公眾信仰的能力。

根據昆尼皮亞克大學（Quinnipiac）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如今，77%的共和黨人認為2020年大選存在嚴重的欺詐行為。人們一直在談論右翼日益增長的專制傾向，這點在特朗普和他的許多支持者身上確實得到了體現。但有數以千萬計的人投票給他，並繼續支持他，不是因為他們不喜歡民主的理念，而是因為在他們看來，他們是在捍衞民主，反對一個操縱總統選舉的民主黨。

如何解決這個由技術引起的問題，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將會是一個巨大挑戰。推特和臉書在1月6日國會大廈遇襲事件後，對特朗普進行了去平台化處理，這是正確的做法。作為對國家緊急情況的短期快速反應，這一決定是有理有據的。煽動暴力與行使受保護的言論自由權是不同的。但從長遠來看，私營公司擅自做出這種會導致公共性後果的決定是不合法的。

事實上，國家當初允許這些平台發展得如此強大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我和兩位合著者最近在《外交事務》上提出的一個解決方案是，**推動建立一層由競爭性的“中間件”（middleware）公司組成的篩選機制，讓這些平台將內容審核的任務外包給這些“中間件”公司，從而減少平台的權力，讓用户對所遇到的信息有更大的控制權。**這不會消除陰謀論，但會減少平台放大邊緣聲音和壓制其他不受歡迎的聲音的權力。

制約特朗普的制衡機制也將會限制未來任何試圖改革體制的努力

**第二個新變化，即從對政策問題的爭論轉變為身份認同的對立，已經不可估量地加深了國家兩極分化。**在兩極分化趨勢初現的20世紀90年代，美國左右兩翼在税率、醫療保險、墮胎、槍支和海外軍事力量使用等問題上存在分歧。現在，這些問題並沒有消失，而是被固定羣體的身份認同和社羣成分等問題所取代，這些固定羣體是由種族、民族、性別以及其他廣泛的社會標籤定義的。政黨已被政治部落所取代。

部落主義的興起在共和黨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特朗普輕而易舉地讓該黨及其選民放棄了推崇自由貿易、支持全球民主、敵視獨裁等核心原則。**隨着特朗普自身神經質和自我陶醉的程度加深，該黨變得越來越個人化。在特朗普的總統任期內，你是否是共和黨人，取決於你對特朗普的忠誠程度：如果你稍有背離，批評他的任何言行，你就會被趕走。

這最終導致該黨拒絕在2020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綱領，而是選擇簡單地申明將無條件支持特朗普。這就是為什麼戴口罩和認真對待COVID-19傳染病的簡單措施會成為讓人苦不堪言的黨派問題。

**這一切都建立在2016年後出現的社會分化上，而這項分化毫無掩飾地體現在地理分佈和人口構成上。**正如政治學家喬納森•羅登(Jonathan Rodden)所表明的那樣，支持和反對特朗普情緒的一個最大的相關性就是人口密度。這個國家被分為藍色的城市和近郊，紅色的遠郊和鄉村地區，反映了在價值觀上巨大的文化分裂——這種分裂存在於美國之外的許多國家。

政黨被政治部落取代

但現在發生的事情不能完全用結構性因素來解釋。NPR（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益普索（民調公司）去年秋天進行的一項民調發現，近四分之一的共和黨人相信匿名者Q（QAnon）陰謀論所提出的荒誕核心主張，即如民調人員所説，“一羣崇拜撒旦、運營兒童性愛產業的精英正在試圖控制我們的政治和媒體”。共和黨不再是一個基於思想或政策的政黨，而是更類似於邪教的東西。

部落主義也存在於左翼，但形式上不太明顯。身份政治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社會運動覺醒之後在左翼誕生的。基於身份的動員，相悖於基於種族、民族、性別或性別取向的歧視，對於左翼的一些人來説，已經演變為對羣體認可的要求和對一個羣體差異性的積極肯定。但總體而言，民主派比共和派更加多元化。在拜登擔任總統後，民主黨內各派系之間將在這些問題上出現重大分歧，這在特朗普領導下的共和黨人身上從未發生過。

分崩離析

拜登就職後，國家將何去何從，誰也説不準。**主要的不確定因素是共和黨內部會發生什麼。特朗普及其追隨者暴力衝擊國會大廈的行為太出格了，一些共和黨人終於公開與他決裂。**在政治上，特朗普的當選並沒有讓共和黨處於強勢地位：該黨從2017年的掌握總統職位和國會參眾兩院，到如今，無力掌握任何一個機構。但特朗普的個人崇拜已經在黨內佔據了主導地位，以至於即使這次變成暴力行為，也未必能讓人們望而卻步。

可以想象，隨着前主流共和黨人適應了下台的現實，以及出於擴大黨內聯盟以便贏得未來選舉的需要，他們會緩慢但穩步地重新奪回主動權。或者，特朗普也可以通過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為祖國犧牲一切的烈士來保持對共和黨的控制。在一種極端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想象，特朗普及其鐵桿支持者會蜕變為地下恐怖分子，用暴力來回擊他們認為不合法的拜登政府。

這一切最終如何發展，將在未來幾年對全球民主產生重大影響。特朗普給威權國家送上了一份“大禮”：一個分裂的、充滿內憂的、與自己的民主理想背道而馳的美國。

拜登以民主黨在國會的勉強過半席位入主白宮，並不能讓美國恢復以往的國際地位。**特朗普主義必須被徹底摒棄、連根拔起，就像20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一樣。**那些在國家機構周圍建立規範性護欄的精英們必須重拾勇氣，重新建立他們的道德權威。他們能否勇於迎接挑戰，將決定美國國家制度的命運——更重要的是，決定美國人民的命運。

來源：IPP評論(譯者：衡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