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工廠的日子_風聞
身边的经济学-身边的经济学官方账号-2021-01-29 16:49
今天，身邊君分享的文章來自於一箇中國企業家在非洲建設的故事。作者關注的是許多在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和尼日利亞管理中小企業的中國企業家。
她認為，由於願意承擔西方企業不會承擔的風險，獨立的中國投資者正着這些國家實現快速經濟增長。中國的投資帶來了一種誘人的可能性，即非洲可以在未來的一代人中實現工業化。以下，Enjoy：
孫轅 | 作者
身邊的經濟學 | 來源
01
我仍記得我第一次坐小汽車的情景。在美國，估計沒有多少人會這麼説，因為汽車對他們來説太平常不過了。但在中國，情況就不一樣了。
我在中國出生，6歲之前一直生活在那裏。
6歲之前，我對“汽車”這個詞的理解就只是擁擠的公共汽車（我和我的父母在上面被擠作一團）以及那些絕對不允許小孩子乘坐的重型卡車。
我第一次乘坐的小汽車和我之前印象中的“汽車”完全不同：車裏的每個人我都認識，車裏的一切都是那麼幹淨。座椅光滑的皮革表面，給人以涼爽的觸感，並散發出讓人平靜的清新氣息。
之前，我習慣在只有站立空間的公共汽車上緊緊抓着父母的手，或者在他們騎自行車的時候坐在後座上用胳膊摟着他們的腰。
在小汽車裏，這些舉動都是沒有必要的。對於雙手的這份出乎意料的自由，我不知道該用它們來做些什麼。我想擦一擦深色的窗户，看看它們是否會變得更明亮，變亮的話我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了。
但大人告訴我，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場合，坐在小汽車裏的我應該乖乖的，不要亂動。
當然，這輛車不是我家的。當時是20世紀90年代初，那時中國私家車的數量十分少。我們家有個朋友在政府部門供職，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們體驗了坐小汽車的感覺。
四個相連的圓環標誌着這輛車是奧迪——當時中國道路上跑的為數不多的車之一，之後的好多年，這都是我唯一叫得上名字的汽車品牌。
當時中國共有4家大型汽車製造商，這些汽車製造商都是在20世紀50年代由政府主導的重工業投資創立的。
蘇聯當時建議將其中一個公司設在我的家鄉長春，因為它靠近蘇聯的東部，理由是這個新生的汽車廠可以向蘇聯同行學習，主要生產巨型工業卡車的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FAW，簡稱“一汽”）由此誕生，多年來，其藍白標誌在中國城鎮周圍無處不在。
但是當我坐上它生產的其中一輛汽車時，中國已經在很久之前就與蘇聯斷絕了在汽車和其他方面的合作。
1990年，一汽轉而向大眾汽車尋求投資和技術幫助。一汽繼續生產工業卡車，但也開始生產大眾旗下奧迪品牌的轎車。
這就是為什麼大約一年後，我們全家人（父親、母親和女兒）第一次有機會一起坐在車裏。
值得重申的是，這發生在25年前。雖然我現在只有30歲，但我親眼見證了中國那個街上滿是自行車的年代，現在取而代之的是街上擁堵的汽車。
這是中國快速轉型的結果，中國工廠的崛起點燃了這一進程。
從我第一次坐上那輛小汽車以來的1/4個世紀裏，中國製造業的產出在全球製造業產出中的佔比已經從2%增加到了25%。
在這段時間裏，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30倍，7.5億人擺脱了貧困——這是在世界歷史的這一時期裏取得的史無前例的成就。
中國從比肯尼亞、萊索托和尼日利亞還窮的時代裏走了出來，目前可以和美國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歸屬問題上展開競爭。
對我來説，生活中每天發生的微小的變化同這些統計數據一樣令人印象深刻，這些細微的發展跡象只有那些之前沒有過相關經歷的人才會有所察覺，併為之興奮不已。
我的最愛——雪碧不再被認為是一種特殊的款待，人們只當它是一種普通的軟飲料；人們現在在機場會排隊，而不是一個勁兒地互相推搡；商店現在在衞生間裏提供衞生紙；也不再有人認為擁有小汽車有什麼特別的了。
伴隨着這些變化，中國成為如今的世界工廠。
這期間我在美國長大，然後去到了世界的另一個地方生活。大學畢業後，我在非洲西南部納米比亞的一個村子裏教八年級和九年級的學生。
在一次教職工會議上，我所在學校的校長強烈支持我在學校開辦一家商店。我不知道應該在商店裏賣些什麼，於是在上完課後，我問同學們是否有人願意和我一起坐我的車到離學校有一個小時車程的批發商那裏為商店置辦些東西。
我的話音剛落，空氣中爆發出一陣歡呼聲，同學們爭先恐後地舉起了他們的手。每個孩子都想去，甚至有很多學生在我回家的路上跟着我，請求我帶上他們。
這有趣的一幕似曾相識。我深知這種想要坐在小汽車裏的渴望，以及真正坐上小汽車時的那種新奇感。
汽車、雪碧和衞生紙，這些實物很可能被用於定義發展的程度，但擁有這些東西的人往往會忘記，對於那些沒有這些東西的人來説，它們就是現代化的顯著標志。
美國人和歐洲人不認為坐在小汽車裏是件多麼特別的事，但對於在中國的童年時的我，以及在納米比亞的我的學生來説，這是一件令人激動的事。
這種物質商品在社會中的出現預示着人們可以接受新的自我和新的生存方式，即作為現代全球經濟中的消費者和生產者。
作為一名志願者教師，我在非洲農村的一所公立學校裏負責數學和英語的課程（共五門）。“教育能夠激發出孩子內在的善良本性”和“受過教育的公民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這是最少引起爭議的兩個觀念。
但是，在工作幾個月後，我不得不承認，我看不出我的日常工作與發生更大轉變的可能性之間有什麼聯繫。
我的大部分學生都是靠自己維持生計的農民的孩子，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也會成為自給自足的農民。
有時，我所做的事情的荒謬之處會讓我感到震驚：我正在給生活在乾旱平原上的未來自給自足的農民講授不規則的英語動詞變位，而他們所處的日常生活環境中沒有人會説英語。
在為期1年的時間裏，我目睹了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上的那些錯誤和不公平的事情——兒童要應對HIV/AID、環境惡化和貧困帶來的衝擊，而我什麼也做不了。
教育對我的孩子們未來的發展起關鍵性作用的想法似乎只是空談。現在我為我當時有過這種想法感到愧疚，但當時的我確實感覺到我的教導方式只是強調了非洲與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並沒能在兩者之間搭建起溝通的橋樑。
從那些應該更有經驗的外國人那裏汲取智慧，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套路，至少可以追溯到非洲的歐洲殖民主義意識形態。但這種方法從未奏效過。
對於非洲國家來説，要完成我曾見證過的中國實現的轉變，它們還需要做些什麼呢？
沒想到的是，在一次相親的時候，我遇到了一種新的現實情況。
我經常去買菜的那家店裏的一箇中國男人，盛情邀請我在週末的時候過去吃晚飯，並見見他的“好朋友”。
我同意了，這主要是為了與我的蔬菜供應商保持良好的關係。他的朋友是一個白手起家的中國人，17歲時來到納米比亞，創辦了一系列成功的企業。
他差不多30歲，很富有，想要找一個妻子，但很少有中國女性願意在非洲生活。
他想要用他安排的、在16個小時內從海上運來的新鮮海鮮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我很快就發現他沒有接受過良好的教育。
當他和他所有的朋友在晚餐時掏出槍時，也沒能讓我對他的印象有所改善。喝了幾箱啤酒就大聲嚷嚷説明他只是個資本家，個人素質並不算太高。
然而，令我驚訝的是，比起我出自善意的舉動，這個男人最終可能會更多地幫助到我們村裏的人。
我教孩子們的技能，理論上對於生活很有幫助，但這裏沒有人真正擁有過能用得上這些技能的生活。
而這個男人能創造真正的工作，給人們發放真正的薪水。
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也許無意之間，他為成千上萬的非洲人開闢了與世界聯繫的新途徑：作為工人，作為客户，作為合作伙伴，甚至作為可敬的對手。
我們兩個人當中的哪一個會對非洲產生影響？
這不是一個浪漫的故事——我再也沒見過那個男人，但是這件事在我心中埋下了一粒問題的種子。
這最終導致我花了數年的時間研究中國在非洲的投資，促使我敲響了無數工廠的大門，用“甜言蜜語”説服謹慎的中國工廠主讓我進入工廠內，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讓他們相信我，告訴我他們的故事。
我訪問了非洲50多家中國工廠，並與許多在非洲從事不同行業的中國商人進行了交談。此外，接受我訪問的還有一百多名非洲工人、企業家、政府官員、記者和工會組織者，他們正通過不同的方式與中國開展合作，並對中國對他們國家的興趣做出了回應。
有一次，當我在尼日利亞東部開展研究時，我收穫了我的驚喜時刻。在參觀工廠的漫長而炎熱的一天結束時，我來到了我之前訪問過的地方，發現自己身處一個被藍白相間的建築環繞的庭院。
藍色的牆壁與停在院子裏的重型工業卡車的藍色相匹配，而那抹藍色牽扯出我腦海中半埋的記憶。
匆忙間，我發現這種藍色給我的感覺是如此熟悉，因為它不是其他的藍色——它是象徵“一汽”的藍色。是的，我所在的地方是非洲的一家新建的“一汽”卡車工廠。
自從我25年前第一次坐上它生產的汽車以來，“一汽”已經走過了一條漫長的發展道路。它已經在70個國家銷售了1800萬輛汽車，並在這個過程中僱用了12萬人。
得益於德國的投資，中蘇計劃中那個曾一度處於尷尬狀況的“孩子”現在已經長大了，並在非洲設立了工廠。
中國在非洲的工廠未來將在大範圍內為非洲人創造繁榮的前景，並在下一階段的全球增長中幫助中國經濟搶得市場先機。這將使非洲變得富有，並實現生活水平巨大且持久的改變。
需要明確的是，今天的非洲並不再是普遍貧窮的狀態：它未來的形勢是樂觀的、充滿希望的，未來十年世界上增長最快的10個經濟體中有8個預計會出現在非洲大陸上。
就像對非洲持可憐、絕望、貧困這一陳舊的刻板印象是錯誤的一樣，忽視世界上最貧困的5億多人仍然生活在非洲這樣一個事實也是有問題的。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非洲一直是西方有關扶貧思想的多波浪潮的首要試驗場。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的發展計劃在諸如教育孩子等事情上確實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但它們不會創造1億個就業機會，也不會使5億人擺脱貧困。
如果我們真的要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上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現在是時候嘗試新的事物了。這裏所説的新事物——工廠，已經開始向非洲轉移了。
工廠是連接中國（現在的世界工廠）和非洲（下一個世界工廠）的橋樑。在過去的15年裏，中國的工廠因為成本上漲等問題而陸續從國內遷出，許多落户到了非洲。
2000年，中國的公司只在非洲進行了兩項投資；而如今，它們每年要在非洲進行數百項的投資。
我最近在全球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和同事共同領導了一項有關中國在非洲的投資的大型研究項目；我們在8個非洲國家進行實地調查時發現，有超過1500家中國公司在這些國家從事製造業生產。
其中一些公司被尼日利亞等國家快速增長的國內市場所吸引（尼日利亞的人口總數到2050年將超過美國）。
汽車製造商、建築材料生產商和輕型消費品製造商紛紛湧進當地市場，希望能夠抓住發展的機遇。
其他中國企業的商業模式則有所不同：它們利用非洲相對較低的勞動力成本生產商品，然後將其出口到發達國家。
在萊索托，中國服裝廠為科爾士（Kohl’s）製作瑜伽褲，為李維斯（Levi’s）製作牛仔褲，為鋭步（Reebok）製作運動服。萊索托幾乎所有的產品都被裝進集裝箱，送到美國消費者的手中。
工廠的轉移十分重要，因為當工廠聚集在一起時，繁榮很快就會到來。
從18世紀工業革命之初的英國，到19世紀的美國，再到20世紀的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工廠對整個經濟結構進行了重組，以實現持久的財富新水平。
這是因為，與農業和服務業不同，製造業以高生產率的方式吸引了大量的勞動力參與到了全球經濟中。
這也是因為，在個人層面上，工業化使得高度依賴地方交換系統的、自給自足的農民，能夠將自己的角色轉變為全球經濟中的消費者和生產者。
工業化使中國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裏，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轉變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通過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非洲也可以做到這一點。
需要明確的是，製造業的崛起並不是一個從頭到尾充滿歡聲笑語的故事。
近距離接觸時，會發現不堪的事情經常發生。
我在非洲遇到的中國工廠老闆中，有一些人真的很令人討厭，他們的行為產生了一系列的影響：他們會用不正當的手段影響地方政府的正常運作，他們工廠的環保措施破壞了非洲的空氣和水源的質量，他們給員工的待遇不僅決定了工人們的工資，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還決定了工人在工作過程中的生死。
經濟的快速增長也曾給中國帶來許多社會和環境問題，這是工業化很難避免的負面影響，而這些在今天的非洲已經體現得很明顯了。
雖然非洲的工業化肯定會有陰暗面，但可以肯定的是，非洲大陸的工業化進程將不同於中國。非洲在經濟、政治或社會方面都不像中國。
雖然任何新地方的工廠都會帶來一系列可預測的變化——從收入增加到勞工醜聞，但這些變化的形式、出現順序和特點有很大差異。
在尼日利亞，工業化的進程受自由媒體的報道影響；在萊索托，受強大的工會運動影響；在肯尼亞，受部落和族羣的忠誠度影響——所有這些因素在中國基本上都不存在。
事實上，在中國投資者與非洲當地的眾多參與者（工人、供應商、經銷商、政府、媒體）接觸的過程中，新型的組織、夥伴關係和權力結構將隨之產生。
通過這一過程，非洲不僅有機會重複以前的工業化進程，而且有機會對之加以改善——如果不能打破發展與民主、經濟增長和環境健康之間看似不可避免的矛盾，那麼也許至少可以讓它們之間的矛盾變得不那麼明顯。
肯尼亞是東非經濟的領頭羊，擁有自己的創新創業品牌。
雖然當地年輕人的失業問題令人擔憂，鄰國索馬里的安全問題也是潛在的威脅，但肯尼亞的國內生產總值在過去5年中一直以每年5%～6%的速度持續強勁增長着，其蓬勃發展的科技部門為肯尼亞贏得了“草原硅谷”的稱號。
在這裏，很多中國公司也在嘗試創新，向肯尼亞市場引入新技術，並嘗試與當地政府建立新型合作伙伴關係。
在肯尼亞北部的非洲之角坐落着埃塞俄比亞，它是唯一一個從未被歐洲強國殖民過的非洲國家。而且，在過去的25年裏，這個國家的1億人從20世紀70年代的十年饑荒和獨裁統治中走了出來，並對國家進行了重建。
埃塞俄比亞今天正在以漸進的方式向市場經濟過渡，中國公司在這裏建立經濟特區，並投資埃塞俄比亞政府給予優先考慮的行業。
總而言之，這4個國家並不能完全地代表非洲，但它們確實在幾個重要的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大、中、小國家；位於非洲的東部、西部和南部；有的資源豐富，有的資源貧乏。
儘管存在這些差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中國工廠正在這些國家紮根。
那天，當我站在“一汽”工廠的院子裏時，我感到渺小。我畢生致力於發展的工作——教育孩子，為捐贈者和全球援助組織提供諮詢，然而，自從在納米比亞與那位白手起家的中國男子共進了一頓奇怪的晚餐之後，我就一直在質疑我所做的這些從長遠來看是否有用。
由於種種原因，它們是必要的、好的，甚至可能是崇高的，但它們在短期內不會推動非洲的發展。站在那個藍白相間的工廠裏，聽着機器運轉的轟鳴聲，我終於明白，非洲的未來取決於工業化的發展程度。
這將使非洲能夠效仿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和中國大陸的發展軌跡：利用其蓬勃發展的人口，發展世界級的企業，提高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若非洲的發展能幫助3.75億人口擺脱極端貧困（僅相當於中國在短短30年間擺脱貧困人口數的一半），則貧困將從非洲大陸上消失。
對於近4億人來説，這是飢餓和温飽之間的區別，是失業和就業之間的區別，是讓他們的孩子從事低級的工作和送他們去上學之間的區別。這將是人類最高層次的成就。
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中國率先通過創造價值2500億美元的新發展機構（包括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重塑了全球發展機制。
需要注意的是，這類目標遠大的大型機構，它們所做的決策多是從經濟的宏觀方面考慮，對於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影響有時並不十分明顯。
反而是一些不那麼顯眼的、滲透於經濟發展的日常中的小型機構在推動着經濟的前進，對百姓的生活產生着切實、直接的影響。
也就是説，如果這些新機構真的要重塑我們共同幫助貧窮國家實現繁榮的方式，它們就需要重新認識到，發展是依賴於工業化的。
在使非洲的工業化加速和幫助非洲人轉型方面，發展機構確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它們不是承擔重任的主角。
對於非洲未來最重要的，是那些根本不認為自己正在做的是與發展有關的人：是那些僅僅為了致富來到非洲的中國老闆，或者從打零工做起，晉升到管理整個工廠的有鬥志的非洲工人。
他們的努力徹底改造了非洲的經濟體，使之向着高生產率製造業的方向發展。這將有助於非洲的減貧、教育和衞生事業，而半個世紀以來的善意援助工作並沒有做到這一點。
這些人正在非洲引發一場工業革命，這場革命將使非洲取代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
關於作者：孫轅 ，負責麥肯錫公司“中國在非洲的經濟合作”研究，是這個主題的首席研究員。之前，她曾在納米比亞的鄉村中學任教。她畢業於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和哈佛商學院。
本文整理自《下一個世界工廠》，經出版方授權“身邊的經濟學”原創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