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的中國政策選擇_風聞

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政策是不需要選擇的；只會讓對方難受、對方無可奈何的政策也是不需要選擇的。但美中關係恰恰是現代國際關係中最複雜、最有挑戰的。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世界歷史上最複雜、最有挑戰的。歷史上的大國競爭無非是各種離強合弱、遠交近攻，但從來沒有過世界第一大國的利益與第二大國如此交織的情況，任何離合交攻都難以不危及自身利益，甚至長遠的生存。

在整個大選期間，拜登一直沒有澄清過中國政策。現在上台了，從種種跡象來看，他可能希望美中關係不至於向特朗普時代那樣充滿衝撞、混亂和各色犀牛，但那是戰術層面，在大的政策走向上，一般認為美中戰略競爭必將繼續，拜登會繼續強硬，問題是怎麼個強硬法。

在美中關係上，有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幾個層面。在政治上，拜登團隊會繼續對中國找茬，比如在新疆、香港、人權等問題，可能會在台灣問題上也時不時刺激一下。這是美國政治大氣候的必然。這對美國是駕輕就熟了，對中國也是預料中的，美國真的不找茬了，反而要狐疑了，“這又是要搞哪樣？”

在文化上，西方媒體繼續濫用話語權、對中國造謠誹謗是可以預見的事，好萊塢為了中國市場而繼續“自我審查”也是可以預見的事。這個也是老生常談，無大礙，接着玩就是了。

在科技上，美國科技繼續領先，但美國科技的“槓桿化”和“代工化”也將繼續，而槓桿的大頭和主要代工基地在東亞，尤其在中國。也就是説，創新發明還是有很大一部分在美國，越來越少的關鍵技術還是由美國掌握，但工業實現和產品化就要到東亞了。這種割裂在近期內給少數美國公司帶來巨大的利益，但在遠期使得美國公司逐漸邊緣化。槓桿比太高了，就壓不住了。這正是美國傾一國之力對華為斬盡殺絕的主要原因，因為華為是中國科技的旗幟和尖兵。在這方面，拜登政府可能會有戰術上的調整，但在戰略方向上只有堅持，爭取時間，重建美國的工業基礎和供應鏈。能否做到，只能説，祝美國好運。

在軍事上，美軍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但在最關鍵的第一島鏈內，美軍已經不可能有效阻止中國獲得制海權和制空權了。特朗普政府最後日子裏公佈的《美國印太戰略綱要》裏，要求美軍：

1、 在第一島鏈裏阻止中國獲得制海權和制空權，這已經做不到了。

2、 保衞包括台灣在內的第一島鏈，台灣是保不住的，但中國對登陸第一島鏈的日本、菲律賓沒有興趣，不存在保衞的問題。

3、 在第一島鏈之外保持絕對優勢，這一點美國還是做得到的，但第一島鏈之外不是解放軍的作戰重點。

但這些都是戰爭時代的問題。美中衝突上升到軍事層面，只有台灣問題一個導火線。儘管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獲得邀請參加拜登的就職典禮，候任國務卿布林肯在同一天表示，美國希望台灣在世界各地扮演更大角色，包括加入會員不需有國家地位的國際組織；至於需要國家地位的組織，則有其他方式能讓台灣參與。這或許意味了至少在近期美國無意在台灣問題上闖紅線，找中國打一仗。在和平時代，軍事上只是造勢，頂多別個馬腿，不能將軍，拜登時代也只能繼續。

在政治、軍事、科技、文化方面，拜登要麼不需要選擇，要麼無法選擇，只有在經濟方面，拜登需要選擇。拜登上台後，第一要務是把新冠疫情壓下去，第二要務就是恢復經濟。

特朗普一直號稱疫前美國經濟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候，實際上特朗普的貿易戰把美國也打傷了。特朗普號稱貿易戰是好事，容易贏。他是從消除逆差入手的，但2020年中國對美順差上升到3169.1億美元，2019年“才”2957.7億，而特朗普開始打貿易戰的2017年更是“只有”2758億美元。

順差繼續增長的原因不復雜：中國只完成了第一階段協議規定的從美國進口數量的58%，這不是中國拒絕承擔協議義務，而是因為疫情爆發的不可抗拒力。另一方面，美國對中國進口的需求不減，自然導致順差上升。

但貿易戰已經開始導致美國零售物價上漲，還好通脹在很大程度上被石油價格壓住了。貿易戰也導致美國殘存但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鏈的實體經濟受到打擊。2021年1月14日路透社報導，貿易戰已經使得美國損失了24.5萬個工作機會，但取消關税的話，不僅這24.5萬個工作機會有望迴歸，到2025年還可能增長14.5萬個工作機會。

拜登希望用綠色經濟作為新的增長點，其中綠色能源是大頭，不外是光電和風電。不為人們所注意的是，儘管美國通過這個那個關於新疆的制裁法律，2020年新疆對美國的出口相比於2019年反而增長了116%，其中風電設備是很大一塊，這一塊一年裏竟然暴增3265%，而且佔新疆對美國出口的25%。12月是新疆對美出口的傳統低谷月，依然同比增長1.4%。拜登要發展綠色能源，根本繞不過中國，風電和光電的產能都在中國，連已經立法制裁的新疆都繞不過去。

同樣，其他領域的美國經濟要復甦也繞不過中國。科研投入代表產業強項和發展方向，美國的ICT投資佔科技投資的24.5%，互聯網服務方面佔30.2%，加起來是54.7%，絕對是主力。但ICT製造業已經高度槓桿化和代工化了，產品化和盈利化都在很大程度上要借道中國。美國的互聯網行業（谷歌、臉書、亞馬遜等）見風就長的時代過去了，還進不了中國，還因為壟斷和數字税的問題而在歐洲和澳大利亞受到官司困擾。

在短期，由於國內政治壓力，拜登基本沒有可能消除對中國的關税壁壘，這事實上也成了美國財政收入的一部分了。但要不了多久，物價和供應鏈壓力可能就會迫使拜登降低關税，以換取中國對等降低關税，促進美國的出口。這是兩利的，但可能是中國得益更多。拜登的經濟選擇就在於回到兩利還是繼續兩害。兩利的結果可能是中國得利更多，兩害的結果則是美國受害更多。這個選擇不容易做。

美中關係會在某種程度上迴歸正常化，但未必會實質性地好轉。這不僅有戰略競爭依舊的問題，還可能受到美國國內政局的影響。拜登是個弱勢政府。雖然在國會兩院都佔多數，參議院是靠副總統的平衡票才勉強得到多數的。美國社會依然高度分裂，特朗普支持者衝擊國會只是火山口濺出的火花。如果疫情控制和經濟恢復不利，美國政治重回困局是大概率事件，再開貿易戰、用中國轉移目標不是不可能的。特朗普在上台的前兩年也口口聲聲與中國是好朋友，是在邊境牆、移民改革、朝鮮核問題上踢鐵板後，才轉戰到貿易上找場子的。一開始也是火力向所有方向一起打開，包括加拿大、日本和歐洲，並不特地對準中國，碰壁後才專找“軟柿子”中國的麻煩，沒想到中國是最硬的花崗岩。

逐步加碼、無限訛詐是特朗普的典型風格，但施政受阻、需要另找出路也是特朗普時代美中關係從開局平穩到急轉直下的很大原因。同樣的問題也可能發生在拜登時代，所以即使做了選擇，也可能改主意，不能過度信任拜登有意緩和美中關係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