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 “玉門棗”:絲路“遠方”“名果”象徵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玉門”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交通地理座標和文化地理座標。“玉門”與“玉門關”也被看作絲綢之路草原通道交通的重要界點。在關於漢代歷史文化的文獻記錄中可見“玉門棗”,相關信息具有神秘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原人對於西北遠方世界的認識。作為絲綢之路的“遠方”“名果”,“玉門棗”具有象徵性符號的意義。與“西王棗”“西王母棗”具有神異關聯的“玉門棗”傳説,體現出有關絲綢之路開通的歷史記憶。相關文化現象,值得交通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者予以關注。

　　作者簡介： 王子今(1950—),男,河北武安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秦漢史研究。文章原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

　　有關“玉門棗”的歷史記憶見於漢代歷史文化的文獻記錄中,相關信息具有神秘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原人對於“玉門”的認識。玉門,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交通關口。“玉門”亦作為中土文化與域外文化的交界,作為世俗世界與神仙世界的交界,是顯著的文化地理座標。“玉門棗”傳説發生於漢代以後,以漢武帝時代為背景,可以看作西漢張騫“鑿空”事業的歷史記憶的片段遺存。“玉門棗”故事的發生,或許有玉門以西方向傳入“棗”之歷史真實以為背景,相關文化跡象從一個特殊側面反映了絲路交通條件對於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意義,值得交通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者予以關注。

　　一、 上林苑“玉門棗”與漢家宮苑中的“殊方異物”收聚

　　《西京雜記》卷1“上林名果異木”條寫道:“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麗者。”[1]34“餘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鄰人石瓊就餘求借,一皆遺棄。今以所記憶,列於篇右。”[1]35其中信息不僅有植物學的意義,也有文化史的意義。所謂“草木名二千餘種”中,列有果品“梨”“棗”“慄”“桃”“李”“柰”“查”“椑”“棠”“梅”“杏”“林檎”“枇杷”“橙”“安石榴”“楟”等。“棗”列於“梨”之後,位列第二:

　　棗七:弱枝棗、玉門棗、棠棗、青華棗、梬棗、赤心棗、西王棗出崑崙山。1[1]34

　　“棗七”名目,或因樹種,或因形貌,或因味品。可能因產地得名的“玉門棗”名列第二。2“玉門棗”和“出崑崙山”的“西王棗”應當都來自西北方向。清人陳元龍《格致鏡原》卷74《果類一·棗》引《西京雜記》有關“玉門棗”的內容文字略異:

　　《西京雜記》上林苑名果有弱枝棗、玉門棗、棠棗、青華棗、梬棗、赤心棗、西王母棗。[2]949

　　此處,“西王棗”寫作“西王母棗”,同卷引《廣志》説到“西王母棗”,又引《晉宮闕名》:“華林園王母棗十四株”。[2]949“王母棗”應當就是“西王棗”“西王母棗”。所謂“出崑崙山”,言其來路,應當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土。

　　“王母棗”“西王棗”“西王母棗”,應當都與西北方向所謂“西王母”之邦有一定關係。西漢時期形成廣泛社會影響的西王母崇拜[3],是認識“王母棗”“西王棗”“西王母棗”之植物學指向不宜忽略的文化背景。《西京雜記》雖然並非可靠的史學文獻,但是司馬相如《上林賦》説到所謂“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4]3 015,而植物又有“葴橙若蓀,鮮枝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4]3 022,司馬貞《索隱》引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繫於一也”[4]3 028。可知,《西京雜記》的記述是有史實根據的。

　　“西王母棗”在後來記錄中西文化交往史的文獻中依然可以看到值得重視的遺存。《藝文類聚》卷87引《晉宮閣名》關於宮苑栽植的棗樹,寫道:“華林園棗六十二株,王母棗十四株”[5]1 486。晉陸翽《鄴中記》記載:“石虎園中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6]9《十六國春秋》卷17《後趙錄七·石虎下》説:“(華林苑)種名果奇花……又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華,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7]115《太平御覽》卷965引《鄴中記》寫道:“石虎園中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五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8]4 282北魏學者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1《城內》説“百果園”中所植棗:“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仙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針。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雲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棗3。”[9]66又如《初學記》卷28引《廣志》:“西王母棗,三月熟,在眾果之先。”[10]676《太平御覽》卷965引《廣志》曰:“西王母棗,大如李核,三月熟,眾果之先熟者也。種洛陽宮後園。”[8]4 282宋人羅願《爾雅翼》卷10《釋木·棗》亦稱“西王母棗”。[11]75

　　西來之“棗”栽植於宮苑,與當時漢帝國上層社會樂於收集欣賞四方珍物的習好有關。《漢書》卷96下《西域傳下》以“贊曰”形式對西漢時期的世界眼光和外域政策有所總結: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巨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12]3 928

　　“殊方異物,四面而至”,而“充”“盈”於宮苑。漢家帝王的博物之好,收集所涉空間,至於“天下”“四方”。這一現象的發生,與“開玉門,通西域”的進取性攻略的成功,有直接的關係。

　　前引司馬相如《上林賦》説:“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4]3 015司馬貞《索隱》:“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繫於一也。’”[4]3 029另外還有《後漢書》卷52《崔駰傳》崔駰為文,言:“遠求存而良馬縶”,李賢注:“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13]1 714,《後漢書》卷88《西域傳》:“(安息)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13]2 918,“(大秦)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13]2 919,“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13]2 920,都體現出“遠求”“珍異”的強烈慾望。除最高權力者之外,豪門鉅富也追逐這一習好。《後漢書》卷34《梁冀傳》:“異方珍怪,充積臧室”,甚至“遠致汗血名馬”。[13]1 182中原帝國對於“殊方異物”的追求,有年代長久的傳統。如《晉書》卷107《石季龍載記》:“勒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14]2 781,《晉書》卷122《呂光載記》:“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14]3 056,《宋書》卷97《夷蠻傳·林邑國》:“乘勝追討,即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15]2 378,《魏書》卷102《西域傳·焉耆》言由焉耆“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譎詭不識之物”[16]2 266,《北史》卷97《西域傳·焉耆》“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譎詭難識之物”[17]3 217,《魏書》卷110《食貨志》言由龜茲“復獲其殊方瑰詭之物億萬已上”[16]2 851等,都是相類同的史例。

　　二、 漢代飲食生活中“棗”的神秘意義與神仙世界中的“玉門棗”

　　“玉門棗”與所謂“王母棗”“西王棗”“西王母棗”“仙人棗”具有神秘意義的“名果”關聯,牽涉“崑崙”神仙崇拜[18],並不是偶然的,值得關心西北方向交通史的學者注意。在漢代人的意識中,棗是仙人所食的寶物。《史記》卷28《封禪書》記載方士李少君對漢武帝説到仙人安期生“食棗”的故事:

　　少君言上曰:“祠灶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4] 1 385

　　所謂“巨棗”,司馬貞《索隱》引包愷雲:“巨,或作‘臣’”[4]1 385,《史記》卷12《孝武本紀》作:“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4]455。關於“安期生”,司馬貞《索隱》:“服虔曰:‘古之真人。’案:《列仙傳》雲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也”[4]455,張守節《正義》引《列仙傳》雲:“安期生,琅邪阜鄉亭人也。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語三夜,賜金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4]455。可能正是據安期生故事,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10《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棗”條引傅玄《賦》曰:“有棗若瓜,出自海濱,全生益氣,服之如神”,又引《神仙傳》曰:“吳郡沈羲,為仙人所迎上天。雲:‘天上見老君,賜羲棗二枚,大如雞子’”。[19]575

　　漢代銅鏡銘文多見“仙人”“食棗”辭句。如湖南出土博局鏡銘文:“新有善銅出丹陽,湅。尚方佳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游天下遨四(海)。”[20]267洛陽東漢早期墓出土銅鏡銘文:“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壽而金石天之保兮。”[20]269洛陽東漢中期墓出土銅鏡銘文:“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壽而金石天之保,長樂未央如侯王,子孫□居中央,富貴昌,□益□兮。”[20]270其中“玉泉”和“棗”的關係,或許也有益於我們對於“玉門棗”的討論。理解“浮游天下遨四海”語,可以參考北京大學藏西漢簡《趙正書》所見“出斿天下”。[21]很可能正是基於“仙人”“食棗”的思想,漢武帝在祀太一神時,祭品中“加醴棗脯之屬”[4] 1 394,因為據説,“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4] 1 400。《初學記》卷28引盧諶《祭法》:“春祠用棗油”[10]676,也是祠祀用“棗”的例證。《文選》卷16潘岳《閒居賦》:“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李善注:“《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棗。’《廣志》曰:‘周文王時有弱枝之棗,甚美。禁之,不令人取。置樹苑中。’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荊州記》:‘房陵縣有好棗,甚美,仙人朱仲來竊。’”[22]226由此可見,“仙人”對“棗”的特殊喜好。又有直接定名“仙人棗”者,如前引《洛陽伽藍記》卷1《城內》:“有仙人棗……食之甚美。俗傳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棗”[9]66,與“西王母棗”一物異名。又《酉陽雜俎》卷18《廣動植之三·木篇》,“仙人棗”條:“仙人棗,晉時太倉南有翟泉,泉西有華林園,園有仙人棗,長五寸,核細如針。”[23]174

　　“仙人”“食棗”這種意識究竟是由何產生的呢? 《齊民要術》卷10《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棗”條引《神異經》曰:“北方荒內,有棗林焉。其高五丈,敷張枝條一里餘。子長六寸,圍過其長,熟,赤如朱。幹之不縮。氣味甘潤,殊於常棗。食之可以安軀,益氣力。”[19]575《藝文類聚》卷87引文略同4,同卷又引《劉根別傳》:“今年春,當有病。可服棗核中仁二七枚。能常服之,百邪不復幹也”[5]1 486。原來,當時人們在將棗作為果品或作為果腹食糧之餘,已經發現了它的保健功能和藥用價值,而且注意到某些品種尤具安神益壽的特效。張仲景《金匱要略》被看作“中醫文獻裏的古典著作”[24]2,錄262方,其中40方用到大棗、棗膏等,大棗用量甚至可多至百枚。《金匱要略》卷下《果實菜谷禁忌並治第二十五》也指出:“生棗多食,令人熱渴氣脹,寒熱羸弱者,彌不可食,傷人。”[25]87或許棗可入藥又不宜多食的特性,容易使人對它產生某種神秘感,也很容易使人將仙人的神力同棗的功效聯繫起來。

　　我們推想,“仙人”“食棗”的神話之產生,首先是以民間普遍的食棗為背景,同時又促進了人們尤其是上層社會對這種食品的追求,又使得食棗風習在民間飲食生活中實現更深度的普及。[26]前引《西京雜記》説到的“玉門棗”,透露出漢代社會意識所見信仰世界中有關神仙飲食生活的相關信息,值得我們重視。

　　《藝文類聚》卷87引《真人關令尹喜內傳》曰:“尹喜共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玉門之棗,其實如瓶。”[5]1 485“玉門”是“西遊”行程中的重要地點。“共食玉門之棗”,是神仙領袖接見時的飲食節目。《焦氏易林》“中孚之鼎”:“西曆玉山,東入玉門。登上福堂,飲萬歲漿。”[27]2 223説到“入玉門”之後可以“登上福堂,飲萬歲漿”的情節。“玉門”與“玉山”的關係,構成玉的開採與運輸的線路。“玉門”與“萬歲”的聯繫,則體現了“玉門”在當時神秘主義信仰中的地位。徐傳武、胡真【集註】:“頤之蠱、損之豫同”[27]2 223-2 224,而文字其實稍有異。“頤之蠱”:“南歷玉山,東入生門。登福上堂,飲萬歲漿”;“損之豫”則作:“南歷玉田,東入玉關,登上福堂,飲萬歲漿”。[27]1 017-1 018尚秉和曰:“玉關,玉門關。《漢書·班超傳》:‘但願生入玉門關。’玉田,疑指和闐,和闐在南疆,出玉。”[27]1 527今按:“但願生入玉門關”是可以體現“玉關”“玉門關”重要地位的名言,出《後漢書》卷47《班超傳》:“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13]1 583。言“《漢書·班超傳》”,誤。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10《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棗”條引《神仙傳》曰:“吳郡沈羲,為仙人所迎上天。雲:‘天上見老君,賜羲棗二枚,大如雞子。’”[19]575也説到“仙人”世界食用異常之“棗”的情形。清人李瑋《高士篇》寫道:“丘園有高士,內外辨之早。內不失所性,外不揚文藻。瓜芋未全貧,琴書足怡老。未能準箕由,私懷慕綺皓。爵祿何為者,春榮亦海棗。李斯身致相,空憶東門道。淮陰樹戰勳,臨風嘆高鳥。高鳥罹良弓,山雲一何好。”[28]400其中“春榮亦海棗”句,體現出“高士”“怡老”的隱逸生活,而與“爵祿”形成鮮明對應的“海棗”,有較早的淵源。前引《史記》卷28《封禪書》記載方士李少君言仙人安期生“食棗”的故事:“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4]1 385《晏子春秋》卷8《外篇第八》“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對”條:“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捐其布,破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29]512其傳説雖背景在“東海之中”,卻與西北政治人物“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聯繫。又《藝文類聚》卷82引劉孝威《謝東宮齎藕啓》寫道:“楚後江萍,秦公海棗,凡厥水羞,莫敢相輩。”[5]1 405所謂“海棗”也與活動於西北的“秦公”相關。題晉人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下説到“海棗”形貌、“海棗樹”樣態以及“海棗”的“實”和“核”:“海棗樹身無閒枝,直聳三四十丈,樹頂四面共生十餘枝,葉如栟櫚。五年一實。實甚大,如杯盌。核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其味極甘美。安邑御棗無以加也。泰康五年,林邑獻百枚。昔李少君謂漢武帝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非誕説也”[30]4。《南方草木狀考補》“海棗樹date palm,海棗Phoenix dactylifera L.”條下所引文字略同,“如杯盌”作“如杯碗”,有校記。5研究者在有關“海棗樹”的“考釋”中指出:“海棗樹多視為北非至小亞細亞原產。據De Candolle(1984)説,在温暖乾旱地帶,從塞內加爾到印度河流域,主要在北緯15°—20°地區,史前就有海棗樹。現多栽於熱帶國家,有許多變種,華南也有栽培。”[31]324-325楊競生《〈南方草木狀考補〉弁言》通過《南方草木狀》“海棗樹”的記述,得出如下認識:“西亞產的海棗”“傳入華南,體現中西海路交通,沿南方絲綢之路進行文化交流的古老成就”[31]9是有一定依據的。

　　中國早期有關“海棗”的知識,可能與“番棗”“椰棗”“波斯棗”有關。[32]相關信息提供了與草原絲綢之路路徑不同的海洋絲綢之路實現文化交流的信息。[33]而“海棗”傳説與“秦公”的聯繫,其方位指示的意義,又是發人深思的。

　　三、 玉門: 世俗生活與神仙生活的交界

　　《藝文類聚》卷87引《漢武內傳》“七月七日,西王母當下。帝設玉門之棗”[5]486,《太平御覽》卷965引《漢武內傳》曰:“七月七日,西王母當下,為帝設玉門之棗”[8]4 281,又《格致鏡原》卷74引《漢武內傳》“西王母為帝設玉門之棗”[2]950,“為”字或許為衍文。

　　無論是“帝”為“西王母”“設玉門之棗”,還是“西王母為帝設玉門之棗”,“玉門棗”都是仙界與俗界的神秘文化象徵,“玉門”由此成為神仙生活與世俗生活的神秘界位。又《漢武帝內傳》:

　　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夜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着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向為王母所使,從崑山6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百日清齋,不閒人事7,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室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榑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以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台,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至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釒常之帳,然九光之燈,設玉門之棗,蒲桃之酒,宮監餚物,為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8,以候雲駕。至二唱9之後,忽天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徑趨宮庭間。中有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復半食頃,王母至也。[34]1

　　所謂“設玉門之棗,蒲桃之酒”,《天中記》卷5“七月七日”條引《漢武內傳》作“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酒”[35]181,《廣博物志》卷43《草木二》及《劍莢》卷19《羽袂篇》引《漢武內傳》作“列玉門之棗,酌葡萄之醴”[36]256,《香乘》卷8《香異》“百和香”條引《漢武外傳》作“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酒”[37]47,《太平廣記》卷3《神仙三·漢武帝》記載了“出《漢武內傳》”的故事:“燃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38]14。以上字句略異,但是“設”“列”“玉門之棗”迎候西王母的情節是一致的。“玉門之棗”和另一西來名物“蒲桃之酒”“蒲萄之酒”“葡萄之醴”“蒲萄之醴”的對應關係,也是值得注意的。

　　理解和説明“玉門棗”聯繫仙境和俗世的意義,《初學記》卷28引梁簡文帝的作品《賦棗詩》亦可參考:“谷城逾石蜜,蓬嶽表仙儀。已聞安邑美,永茂玉門垂”,列説各地名棗,還涉及“齊水”“鄭都”。[10]677而所謂“蓬嶽”“仙儀”和“玉門”“永茂”,是言及“仙”的。其意義特殊,可以看作象徵海洋絲路和草原絲路的遙遠的對應。[33]《能改齋漫錄》卷18《神仙鬼怪》“華陽洞門開”條引錄體現“玉門”與“仙”“門”之神秘關係的龔深之詩句也值得注意:“華陽新報便門開,應為高人受籙來。試問玉門砂遠近,未饒元放是仙才”[39]506。

　　四、 玉門: 中土文化與外域文化的交界

　　西漢王朝關注世界的視線,在漢武帝之後已經在兩個方向聚焦,即西北和東南。西北與東南兩條主要路徑的對外經濟聯繫與文化交往,使得漢王朝的軍事戰略與外交政策必須關照兩個方向。[33]西漢人當時與此相關的認識,導致出現了“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的説法。

　　揚雄《解嘲》寫道:“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13]3 568這段文字説到“大漢”的“左”“右”和“前”“後”。關於“東南一尉”,顏師古注:“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13]3 569;然而揚雄原文,“東南一尉”對應的是“左東海”“前番禺”。所謂“右渠搜”“後陶塗”,是説“西北”方向。所謂“西北一候”,顏師古注:“孟康曰:‘敦煌玉門關候也’”[13]3 569。《後漢書》卷80上《文苑列傳上·杜篤》:“立候隅北,建護西羌。”[13]2 600對於“立候隅北”的解釋,李賢注:“揚雄10《解嘲》曰:‘西北一候。’孟康注云:‘敦煌玉門關候也’”[13]2 602。後世也有“西北一候”未必“玉門關候”的理解。如《文選》卷45揚雄《解嘲》“西北一候”,李善注:“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22]630,以為“西北一候”也有可能是“陽關候”。沈欽韓《漢書疏證》:“《地理志》:中部都尉治敦煌步廣候官。《續志》:張掖屬國有候官城。”[40]137《藝文類聚》卷59引周庾信《慶平鄴表》曰:“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5]1 074“交河之北”者,顯然也不是“玉門關候”。也有“西北一候”秦代已置的説法,如《水經注》卷37《泿水》寫道:“秦並天下,略定揚、越,置東南一尉,西北一候。”[41]872-873《後漢書》卷88《西域傳》明確可見“玉門關候”:“(永建)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于勒山。”[13]2 930《隸續》卷12《劉寬碑陰門生名》亦出現“玉門關候”:“玉門關候□□□段琰元經。”[42]402

　　高啓安注意到“甘肅地處絲路中段”,“地方的珍貴的文化遺產”的若干“飲食名品”,其名號或帶有族別信息如“胡餅、羌煮和貊炙”,或以地名為標識者如“祁連山”“乳酪”、“敦煌”“同心梨”、“瓜州大瓜”等。[43]地名顯現的“傳播”意義值得關注。高啓安又著文《甘肅古代飲食名品補遺》,指出“玉門棗”等“知名於當時,載之於史冊”的地方著名果品,已成為“古代東西飲食文化交流的見證”。[44]他指出:“早在西漢時期,地處河西的玉門棗就知名於中原,由於有東西文化交流的背景,當地所產棗被蒙上了層層神光,所以又叫‘仙棗’‘西王母棗’。”“在魏晉時,早前撲朔迷離帶有神話色彩的‘玉門之棗’‘西王母棗’亦有實指11。”[44]他在《玉門之棗與西王母神話》一文中,分析了“王母棗”“西王母棗”“仙棗”“仙人棗”“東西文化交流的背景”。[45]而“玉門棗”“玉門之棗”標識地名的文化符號提示的空間定位,也體現出非常重要的與絲綢之路史相關的信息。

　　元人柳貫《打棗譜·名》列有異方之棗名號,包括:“波斯棗(生波斯國,長三寸)”“西王母棗(三月熟)”“弱枝棗”“玉門棗”“溟海棗(李少君食之,大如瓜)”“玉□棗(西王母食之,大如瓶)”“仙人棗(長四寸,其核如針)”,“萬歲棗(出三佛齊國)”“西玉棗(出崑崙山)”。[46]1-2這些中原人可能並不熟悉的棗品,很多代表着“遠方”地理知識和人文風情。而“玉門棗”以“玉門”方位的特殊性在文化交流史中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意義。

　　明王衡《輪台賦》從漢武帝輪台詔宣佈國家政策的扭轉説起,評價了劉秀的“寧閉關”“毋動遠”,截至“徵車賦馬之為”決策的意義:“出玉門兮千里,覽輪台之故墟。望燉煌而漸遠,逝張掖以猶紓。聯昆漠之外藩,系車師之攸居。殷斥鹵以難籍,羌秉來其焉如。”“於是黯然動色,穆然遐思。傷心於桂海冰天之日,絕意於徵車賦馬之為。寧閉關而東西南北自在,毋動遠而要荒綏甸皆離”[47]1 699。劉秀在西北方向採取消極政策,見於《後漢書》卷88《西域傳》的記載:“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13]2 92412王衡《輪台賦》所謂“閉關”之“關”,是玉門關。兩漢西域政策的變化,“玉門”是具有特殊地位的界點。從這一視角觀察“玉門棗”的歷史文化價值,應當也是有意義的。

　　與“玉門棗”相關的歷史文化跡象,是絲綢之路史研究應當關注的學術主題。絲綢之路西北與東南兩條主要路徑之中,西北草原方向的文化交流作用因此可以得到更深入的認識與更準確的説明。

　　在秦漢以後的歷史時期,西北遠國的神秘果品又有所謂“千年棗”。在正史記錄中,“千年棗”見於《魏書》卷102《西域傳·波斯》[16]2 270,《周書》卷50《異域傳下·波斯》[48]920,《隋書》卷83《西域傳·波斯》[49]1 867,《北史》卷97《西域傳·波斯》[17]3 222,《舊唐書》卷198《西戎傳·波斯》[50]5 312,《宋史》卷489《外國傳五·注輦》[51]14 119及卷490《外國傳六·大食》[51]14 121等。“千年棗”應與長生追求和神仙信仰有關,也可以在認識與“玉門棗”相關的“王母棗”“西王棗”“西王母棗”等棗品名號時以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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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1《太平御覽》卷965引《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各獻名果樹,亦有制有美名。弱枝棗、西王母棗、棠棗、王門棗、青華棗、梬棗、赤心棗。”此處,“玉門棗”作“王門棗”;“西王母棗”注:“出崑崙山”。參見李昉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4 282頁。

　　2關於上林棗,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10《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棗”條引《東方朔傳》曰:“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杖擊未央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篋裏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林也;朔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帝賜帛十匹。”參見繆啓愉校釋《齊民要術校釋》,農業出版社1982年版,第574頁。

　　3原書注:“《太平御覽》965引《晉宮闕名》:‘華林園棗六十二株,王母棗十四株。’” 參見範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0頁。

　　4《藝文類聚》卷87引《神異經》曰:“北方荒中,有棗林焉。其高五丈,敷張枝條一里餘。子長六七寸,圍過其長,熟赤如朱。幹之不縮。氣味甘潤,殊於常棗。食之可以安軀,益氣力。”參見歐陽詢《藝文類聚》,汪紹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1 485頁。

　　5校記:“‘杯’:中國書店1981年影印鹹淳《百川》本、博古齋等影印《百川》本、萬曆刻《廣漢魏叢書》本、嘉慶重刻《廣漢魏叢書》本、大通石印《漢魏叢書》本、順治宛委山堂百廿卷《説郛》本均作‘柸’”;“‘甘’:大通《漢魏叢書》本誤作‘茸’”;“‘泰’:萬曆、嘉慶重刻《廣漢魏叢書》本誤作‘秦’”。參見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編《南方草木狀考補》,雲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頁。

　　6原注:“崑山,崑崙山也。”

　　7原注:“不浩也。”

　　8原注:“靜肅也。”

　　9原注:“即二更也。”

　　10原書作“楊雄”。

　　11論者寫道:“至今西部一帶,從新疆的哈密到黃河以西,各地有不少優良品種的棗,如敦煌、哈密一帶的大棗,臨澤無核小棗,永靖到景泰一帶黃河沿岸的大棗等,都是馳譽周鄰的優質品種。”參見高啓安《甘肅古代飲食名品補遺》,《蘭州商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

　　12亦可參見王子今《論“西北一候”:漢王朝西域決策的戰略思考》,《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