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賦》之爭：中國古代制度被“妖魔化”了_風聞

隨着電視劇《大秦賦》的上映，中國輿論界又一次發起了對於“君主專制”“大一統”的爭論。

很長時間以來，由於國人對傳統文化的拋棄，以及受到西方文化中心論長期的影響，當今很多人對中國歷史上很多事物也有着偏頗的認識。比如説起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大多以一種輕視的目光來看待，認為那是落後低級的東西，而認為只有現代西方的制度才是標準所在。這種偏見，也源於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不瞭解。

比如我們今天説起中國古代王朝政治，很多人習慣用“黑暗專制”“獨裁”等完全貶義的詞語來形容。實際上，這種完全獨裁的王朝政治，是近代歐洲一些國家的王權政治狀態，比如宣揚“朕即國家”的路易十四。法國啓蒙思想家伏爾泰這樣形容當時歐洲君主獨裁：“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只憑個人意志，毫無理由地剝奪臣民的財產或生命而不觸犯法律。”歐洲啓蒙運動的一個原因，就是反抗這種政治獨裁。近當代很多中國學者，以西方歷史觀來看待中國歷史，所以出現偏差。

中國歷史上的王朝制度，從制度設計以及實際表現上，並非絕對的獨裁。比如傳統上要求中國皇帝注重德治，要“愛民如子”;皇帝要“勤政”，每天天不亮就要起來早朝;為避免皇帝專斷，設立諫議制度，官員可以指出皇帝的過失並提出建議;有史官記錄皇帝的言行傳之後世，“左史記言”，“右史記行”，使皇帝不敢為所欲為;有諡號制度，明君和昏君死後獲得不同的諡號，是要遺臭萬年禍及子孫，還是要流芳千古福廕後代，毫無疑問，這讓帝王和大臣們會顧及名聲而會盡力做明君賢臣。

西方近代一些啓蒙思想家也看到中國王朝制度不同於歐洲獨裁政治。法國啓蒙思想家魁奈認為，中國政府的基本法是建立在以崇尚“天理天則”的自然法基礎之上;自然法的存在使君王不敢任意違法作惡，能夠保證他合法地行使職權。他還專門寫了《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一書，闡明自己對中國的君主制度的理解，肯定這種制度的合理性。

 從歷史實際看來，雖然有一些昏聵以及專權的帝王，但是總體來説，中國這種王朝制度設計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所以才出現了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開明君主時代，還有“君臣共定國是”的宋代。

今天我們談及中國王朝制度的一些合理成分，當然絕不是要復古，而且當今時代早已進入現代法治，筆者只是希望國人能去除對中國古代王朝制度的“妖魔化”，實事求是地看待歷史遺產和傳統文化。對古代政治制度的看法，也影響到今天我們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關係到中國文化自信的建立。 

中國古代制度中還有其他當時很先進的東西，比如科舉制度，能夠讓平民脱穎而出。近代西方認為中國科舉制度體現平等、民主精神，實際上近代歐美文官制度就起源於中國科舉制度。 

又比如談到經濟制度，我們似乎認為那是西方的專利。實際上，中國有着五千年曆史，其間更有不少比較富裕的時代，比如漢、唐、宋時期。其實，中國有自己的傳統經濟學思想，只是不一定以西方那種形式出現。與現代西方主導思想單方面強調經濟發展不同，中國傳統更重視由政治安定文明帶動經濟繁榮。當前新冠疫情肆虐，中國在大是大非上不含糊，以生命為重、以強大的國家組織能力迅速控制疫情，反倒成為國際上最先強力恢復經濟的國家。這種不片面強調經濟而實際上能最大程度保證經濟強勁發展的制度，難道不是一種很好的經濟學嗎？

實際上，中國文化是與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個體系，作為四大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而且18世紀前一直領先世界，中華文明必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今天的我們應站在自身文化傳統的角度來評判自身的文化，如此才能儘可能還原歷史真實面目，從而避免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如果總以西方文化標準來看待中國文化，就會總覺得中國文化這也不對那也不行了。

實際上，沒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都是要在不斷適應新的內外環境、不斷汲取其他文明優點基礎上不斷改善。然而肯定其中的合理性，是傳承創新的基礎。中國的制度體系，不是黃河之水天上來，而是來自5000年中華文明傳統，其內在科學性合理性，絕不可一股腦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