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不能讓地下邪教，變成“影子政府”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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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前提醒：中國反邪教協會提醒羣眾，特別要增強法律意識和防範意識，發現邪教人員在從事非法傳教，聚眾鬧事和散發非法宣傳品等行為時，要立即報告有關部門。中國公安部、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明確認定了14種邪教。要是身邊有親戚朋友接觸過這些組織，請儘快提醒他們並撥打110。

大家好，我是在觀網陪您看中國的谷智軒。今年1月，河北多地爆發疫情，至今尚未結束，大量病例據稱“參加了活動”，國家領導人19號表示，要吸取“宗教活動傳播疫情的教訓”。宗教問題再次站上了風口浪尖。

先考考大家，中國有幾種合法宗教？ 佛道伊斯蘭 天主基督教。中國是最大的無神論國家，但也有近兩億信教公民，信教和不信教自由，我們都要尊重。最需要我們警惕的，其實是地下邪教，不少人還記得2014年，山東招遠麥當勞殺人案，那一年，中國警方在河南河北、江蘇安徽等地，陸續破獲“全能神”邪教案件，抓獲上千人。

為什麼宗教長期存在，為什麼中國農村邪教屢禁不絕？我知道很多人看不完，先説結論，打鐵還需自身硬，治理越好，宗教越少，青壯年越多，宗教越少。如果政府不深入基層，從多角度為弱勢羣體兜底，就有形形色色的勢力鑽空子，國家不治理社會，宗教就會“幫你治理”。本期《消化一下》，我給大家聊一聊中國的地下宗教。

説到宗教，我們總要説説它的發展史。人類文明早期，宗教解答了人從哪兒來、到哪兒去的問題，宗教團體客觀上承擔部分管理職能，又能提供價值觀規範社會。而中國古代是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自打秦漢統一以來，皇權至高無上，任命百官統治中華。古典時代經濟基礎是土地，官府的任務，一是收土地税，二是收人頭税，三是徵徭役。但農民的特點是高度分散，剩餘價值又不多，養不了太多官員。皇權自上而下的科層制官僚，始終無法構建有效基層治理，只能退而求其次，同自下而上的宗族鄉紳共治，所以基層生態又叫，“皇權不下縣”。

歷史上王朝收編了一些“官方宗教”，但這些宗教只能滿足士大夫的精神需求。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張角會放“雷公助我”。到南宋，生出了白蓮教，和民間信仰融合，底層民眾又信“彌勒佛”又信“無生老母”。教內財產均分，“有患相救，有難相死”，可以不帶一文錢，逛遍全天下。清廷為了鎮壓白蓮起義，花了兩億銀子。清末，民間信仰又成了不少人污衊的義和團、紅燈照，但這場人民自救，擊碎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幻想。所以廣大人民，總需要這些“真宗教”，無論是“扶清滅洋”還是農村日常生活。生病算卦看風水；不孕不育要求子；天災人禍等粥喝。皇權控制力不足，提供不了社會服務，就會給民間信仰留出生長空間。有宗教信仰，就有配套的宗教組織。嘿，民間宗教的歷史很有意思，這裏咱們挖個坑，先不展開了。

新中國的立國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千百萬革命者打倒土豪劣紳，在農村建立基層黨支部，培養鄉村幹部。建國後政府重建大眾動員體系，恢復基層治理。這樣一來，“皇權不下縣”被掃進歷史垃圾堆。政府感知到每個人，這叫體系碾壓，其實《三體》裏也有個詞差不多，機靈的你可以打在彈幕上了。至於過去的民間秘密宗教，有個統一名字，叫“反動會道門”。人民政府“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把“民間宗教”統統掃進了歷史垃圾堆。

改革開放後，宗教在“信仰自由”的背景下，開始恢復，教產被歸還補償，神職人員不再是“反革命”。考慮到基層自治和經濟發展的需要，80年代後，國家行政權力收回到了鄉鎮一級，行政村實行村民自治制度，政府和組織從基層撤出。2006年農業税全面取消，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皇糧國税”成了歷史，普惠了八億多農民。但很多人沒有注意到，村集體和地方政府失去了收入來源，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務的能力，隨之大幅削弱。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創造了人類史上最快的經濟發展，也產生了一系列矛盾。不少人沒能享受到經濟紅利，也無法通過有效渠道表達訴求，成了社會邊緣羣體。跨地區流動和階層流動，比如子女上學，外出打工，進城買房等等，都加速了傳統社會原子化，血緣聯繫越來越淡。過去，不少矛盾在家庭內解決，現在浮上水面。比如説中國農村在市場經濟下，青壯年外流打工，老人小孩留守。2019年全國農村僅剩5.5億人口，1億是老人，1.4億是小孩。大量空巢老人與留守兒童，既需要互相幫扶，又需要心理寄託。傳統家庭已經破產了，靠譜的組織在鄉鎮，出了事兒怎麼辦？要麼自暴自棄甚至自殺，要麼只能信教接受洗腦。這種環境，天生適合宗教傳播。

前三十年的社會革命，已經把絕大多數反動會道門連根拔除。“民間信仰”無論是形式還是組織，都已經支離破碎、不成體系。結果以基督教為主的海外宗教填補了真空，首先就有現成的、自圓其説的理論體系，又因為是“洋和尚”，容易被接受。另外啊，一神教排他性很強。一人信教，全家跟進，全家信教，帶動全村，其他人就成了“不信者”。信眾越多，“不信者”心理和道德壓力就越大。久而久之，基督教成了農村宗教的主體。有統計，中國基督徒八成在農村。《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2018年白皮書表示，全國有3800萬基督徒，5.7萬宗教人員。但地下教徒的數量，由於統計困難，説法不一，往少了説是四千萬，最多有估到兩億。這其中既算了比較正經的天主教、新教，也不乏打着“基督教”名義的非法團伙。

好了好了，知道彈幕裏已經有很多小夥伴在打“邪教”了。但我們要澄清一點，地下宗教不一定是邪教。在中國，“合法宗教”、“非法宗教”和“邪教”是三種不同的東西，但B站的一鍵三連，卻和我們這檔節目息息相關。

合法宗教開頭考過大家了，而“非法宗教”，是那些沒通過政府登記註冊，或不承認政府領導的宗教。因為不合法，所以地下傳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羅馬天主教。冷戰期間，羅馬教廷持反共立場，煽動教徒反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禁止天主教神職人員和教徒支持共和國。1952年雙方始終談不攏，於是停止了接觸 。1957年，中國天主教代表成立“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建立了獨立自主的教會。羅馬教廷觸碰了中國最根本的立場，所以我國不能承認。羅馬教會在中國長期靠秘密傳播，這些地下教會自詡“接受教廷領導”，他們是非法宗教，但並不一定是邪教。中國政府一直在努力，將羅馬教會納入管理，保證信徒合法信教。2018年，中梵簽署了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去年十月協議續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方對改善中梵關係始終抱有誠意，併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所以也有消息盛傳，梵蒂岡將和台灣匪幫斷交。

那麼哪些宗教是“邪教”？這是有明確認定的。三大特點，“反人類”、“反社會”、“反科學”。這些邪教組織裏，最值得我們重視的就是“全能神”，企業化運作，高效斂財。甚至因為“拉羊”效率太高，吸走了大批地下教會信眾，成了教廷心腹大患。羅馬教廷多次呼籲教徒，抵制全能神。這要換三百年前的歐洲，羅馬就應該派出審判庭了。那話咋説來着？比異教徒更可惡的…是異端。

“全能神教”又叫“東方閃電”，創始人是趙維山，1951年生於哈爾濱工人家庭，初中畢業後當過木匠和工人，1983年接觸邪教“呼喊派”，工作期間向同事傳教，1988年因為工作不佳，被單位解僱。次年，趙維山自認“修煉”得差不多了，和親信在哈爾濱永源縣“建教”，自稱為“全能神”，人數發展到上千。

趙維山的理論特別逗，必須給大家講講。 説的是耶穌第一次下凡，工作沒完成，先走一步；所以就有第二次下凡，成了女的。這個“女基督”名叫楊向彬，1973年出生，河南人。1990年高考落榜，患上精神疾病，經常説胡話，説自己被神靈附身，夢見了異象。經過“勸説” 加入邪教。楊向彬是“女基督”，趙維山是“大祭司”，主要工作，説白了就是COS東王楊秀清，解讀“女基督的神意”。這兩人1993年結婚還生了兒子。

就和很多建國後“稱帝”的人一樣，警察叔叔一出擊，“全能神教”就旋滅。趙維山上演“出黑龍江記”，流竄到“流着奶和蜜”的河南省清豐縣繼續發展。還從追隨者中選出七個門徒，成了“神的化身”。但警察叔叔無處不在啊，2000年趙維山改姓徐，潛逃出國，靠“宗教迫害”去了美帝，他對信徒説，被抓是“神的考驗”。2009年的電影《2012》在國內爆紅，萬萬沒想到“全能神”很潮，靠這片子宣揚滅世説，信徒大增。因為散佈末日言論，2012年上千人被公安機關逮捕。

“全能神教”不僅懂傳播學，還懂現代管理學，企業化運作。趙維山之下，設立部門領導、省級領導、區級領導、小排領導和細胞小組領導，層層分工，開展工作。各層機構設立了一線、二線、三線、四線工作人員，分別負責主持、見證、摸底、接待。還有特別的訓練基地，負責給人洗腦。信徒加入“全能神”需要“獻祭”，這叫“考驗信仰忠誠度”，説白了就是打錢。新人要繳納2000元“奉獻”，每年還有“十一税”，唯獨這點倒像是基督教傳統，米麪糧油來者不拒。只信教不交錢，那就是“不夠本分”。

披着宗教的外衣，完全企業化管理，只有一個目的，斂財。所以正規宗教還有“自我修養”，邪教傳教是為了“企業擴張”，成員都有傳教義務，制定激勵機制，信徒積極發展下線，一傳十十傳百。和傳銷一個套路。

傳播邪教，通常從邊緣羣體入手，首當其衝的，就是農村裏的老人、婦女和兒童。多多少少提供些醫療和社會救濟職能，再僱點外國傳教士，還能順帶教英語，對社會邊緣羣體尤其有吸引力。宗教帶來了價值觀，自然就有一套全新的社會評價體系，舉個例子，不少家庭婆媳矛盾比較嚴重；但如果媳婦信了教，那媳婦是宗教“信徒”，婆婆就成了“不信者”，媳婦的“教友”堵着門罵你。在邪教的評價體系中，你發展的信徒越多，地位就越高，越被大家尊重。許多人原本在社會邊緣，但是在這套系統中“重獲新生”，進一步滲透其他人滲透，如果一個村子裏的村支書、小學教師，都成了信徒，整個村子基本就都信了。如果説新冠是自然界病毒，那邪教就是社會病毒。

好了，又到了前搖時間，你以為我要換攻擊方式，我偏不。以下都是我們自己的觀點，當做社會學基礎説給大家聽聽。

我們警惕防範地下宗教傳播的同時，也要注意宗教興起的客觀原因。現代化造成農村乃至小城市人口流失，留下殘缺的社會結構和巨量弱勢人口。基層警力不足，治理缺失，讓政府無法感知到地下宗教的存在，加劇了劣幣驅逐良幣，甚至給了邪教發展空間。這次，華北疫情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如今中國有不少所謂“民運人士”，自稱“基督徒”。不少地下教會，接不上羅馬的線，就和天主教香港教區保持密切聯繫。天津2016年公開審理過家庭教會長老胡石根“顛覆國家政權”案，他以地下教會為基礎，派遣部下到國外參加“反華培訓班”，所以地下教會可能不是邪教，卻一定不合法。

馬克思説：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許多所謂“宗教”的教義，稍微受過一點點教育的人，都會覺得可笑，但為什麼“地下宗教”屢禁不止？因為宗教提供的，不僅是精神安慰，還有一套社會價值觀和公共治理機制。治理逐漸退出基層，宗教就會把手伸到它不該管的地方。

很多人以為宗教定期舉辦的“講道”、“集會”，是在講宗教理論。實際上是給空巢老人小孩，甚至給不少心靈空虛的年輕人，提供了存在感。還是那句話，古今中外大同小異。根據我們團隊艦長的個人經歷，有個“耶和華見證人”組織，傳教士苦修漢語，專盯着離家萬里的留學生下手，吃喝社交一條龍，最後“拉你的羊”，這個團伙特點是禁止輸血，2017年被俄羅斯高院判為“極端組織”。

政府缺失治理，就一定會有人“幫你治理”，偷這個懶，就會威脅到社會安定。對於形形色色的“地下宗教”，我們應當分開看待。現代社會訴求多樣，對於純粹宗教活動，法律保護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堵不如疏，與其蒙着眼，不如繼續推動註冊制，把民間宗教納入官方感知，這樣反而有利於打擊那些“借教攬財”的邪教。而基層治理上，或許可以參考建國經驗，把涉足社會安定的“宗教”管一批，關一批。

過去，基層治理吃過“息事寧人不生事”的虧，追求"0不滿”，結果邪教猖獗，傷害了大多數人利益。所以重建基層，一定要觸及到某些地方羣體的利益，現在一年財政“三農支出”高達兩萬億，動掉“土豪劣紳”的蛋糕，意味着絕大多數人有更大的蛋糕。這樣才能動員起大多數人，激發參與熱情。讓農民參與基層治理決策，形成良性預期，才能節省成本，避免我們重蹈大洋彼岸某國 “資源下鄉，治理不下鄉”的窘境。

最後説一句，如果大家的爺爺奶奶還在農村，請常回家看看，雖然今年比較困難，但也可以視頻一下，給我們點完一鍵三連，就趕快拿起手機吧。或許你我多走一次親戚，邪教就能少一個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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