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胤 | 學術史的多元進路與文章學的學術視野_風聞

2020年10月22日，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聯合舉辦“中國現代學術的精神、制度與文體——陳平原‘學術史三部曲’研讀會”，與會學者圍繞陳平原先生歷30年之功寫就的“學術史三書”進行了深入研討。本刊深感學術史研究之於當代中國學術轉型以及當下思想狀況的重要價值，約請相關與會專家就目前學術史研究的重要問題、未來走向等展開進一步探討。以下這組文章既保留了學者們發言的現場感，也呈現出一種具有典範意義的述學文體，希望藉此次討論引起學界關於學術史研究之重要價值、時代意義的深思。

——編者按 

陸胤副教授

1990 年代以來，國內人文學界從“思想”轉向“學術”，出現了一個學術史研究的熱潮。其典型代表，即陳平原教授主編的“學術史叢書”和《學人》《文學史》《現代中國》等一系列學術史主題的集刊。不同於泛泛比較中外學術或暢論上下五千年，陳平原教授此前的專攻領域是小説史和晚清文學，並在這些方面下過苦功。這不僅使他的學術史研究專注於晚清民初這一“轉折時代”，更始終帶有文學史的立場和文章家的敏感。從早期的探索人物精神、學科制度轉向最近的“述學文體”，可以説是勢所必至。

而對於我個人來説，更深刻的體驗，則是來自他在北大開設的學術史課程。我上過的包括“中國現代學術史”和“章太炎思想研究”等。特別是“章太炎思想研究”這門討論課，可以説是學生時代一段特殊的歷練。大家可能熟悉了今天平原老師的慈眉善目，卻不要忘記十多年前課堂上的陳老師可是金剛怒目。他把學術史當成一種訓練，而章太炎古奧屈折的文體，正好為這種訓練提供了最為粗礪的磨刀石。十四五年前，數據庫、電子辭書還不完備，我幾乎把自己整一學期的精力都奉獻給了北大圖書館的工具書閲覽室；更重要的是，我從中瞭解到讀書課究竟應該是怎麼上的。後來到京都大學訪學，發現這種選取高難度文本，一個字一個字摳下來的辦法，在京大的文科課程當中非常普遍。工作以後，我也嘗試在自己開設的課程和讀書班實踐這種方式。當然，現在的學生沒有當初的我們那麼聽話，網絡資源簡化了一些問題，卻也帶來了另一些新問題，比如閲讀的碎片化、史料的平面化、篇章意識的淡化，等等。學術史如何成為一種有效的學術訓練，還是一個有待探索的命題。

回到今天的正題，陳平原老師的學術史著作昭示了怎樣的治學路徑？限於篇幅，我就簡單提兩點：一是學術史研究的多元進路；二是文章學的學術視野。

一

如果要為“學術史”研究下一個定義，恐怕並非易事。翻開陳老師“學術史叢書”的總序，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説：“所謂學術史研究，説簡單點，不外‘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引了章學誠《校讎通義》的話，講的是方法，而非定義。

我前些年不自揣固陋，曾開過一門名稱含有“學術史”的課。學校教務要求，所有新課申請，都要附上英文課名，這就馬上遇到一個翻譯問題。如果是文學史、哲學史、觀念史、思想史的課，都有現成的英文詞組可以利用，甚至可以説這類課名和知識體系本身，都是晚清以降從外國空降過來的。“學術史”怎麼翻譯呢？它似乎是一個很中國特色的概念，很多時候也會被濫用，比如把學位論文前面的文獻綜述叫作“學術史”；又如自然科學當然是學術的一部分，甚至是現代學術的主導部分，但近三十年的學術史研究熱當中，好像很少看到科學史的成果，科學史作為顯學，早就“別子為宗”了，未必需要“學術史”名號的加持。

那麼，是什麼造就了我們心目中本土的、人文的，甚至有點模糊曖昧的“學術史”理念呢？1902 年梁啓超發表《新史學》，不僅改造了舊史學，也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整個 20 世紀中國文史學術的走向。他説中國舊史學只有政治史，簡直壞透了，但卻有一類叫作“學史”的著作還可取，比如説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乃至歷來正史的儒林傳、道學傳，學者的傳狀、碑誌、年譜，等等。此後直到民國期間，梁啓超、章太炎、錢穆、侯外廬等先後從事學術史撰述，特別是在清代學術史方面出現了幾部鉅著。即便他們無不自覺採取地理環境決定論、時代精神論、唯物辯證法等各種從 20 世紀初直到 1940年代流行的理論框架，但著作的結構方式多半仍是以學者為中心，闡述其師承、交遊、學派和著作，或濃或淡地帶有“學案”色彩。

這類“學案體”的學術史典範，有時候會跟“思想史”比較近，比如梁啓超的清學史撰述發端於 1902 年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就是“學術”和“思想”連稱；他的名著《清代學術概論》最初在《改造》雜誌發表時，題為《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蜕變；以考證學和今文學為兩條敍事主線，究竟是學術史還是思想史，恐怕梁啓超自己也沒想清楚。此後錢穆的著作題名“學術”，侯外廬則始終稱“思想”，二者討論的對象多有重合。因為突出人物和思想，所以這類學術史作者在具體的學術領域往往不是那麼專精，今人不難指摘梁啓超、侯外廬著作的“硬傷”；而末流治此類學術史，沉溺於名人掌故、學派紛爭，碎義逃難，有可能墮落成“沒有學術的學術史”。

隨着現代以來各科各門學術發展的成熟，在泛論經史子集整體的同時，另外一種以專門知識為範圍的學科史逐漸豐滿。這類著作大概每個學科都有一些，專業性強，但做得不好的話，往往會陷入學科體系內部的邏輯循證。其中又分成不同層級：以這些年逐漸熱鬧起來的經學史為例，既有通貫的中國經學史或某朝某代經學史，也有經學之下一部門如春秋學、孟子學的專史，細化到具體的問題，比如關於人性論或“仁學”的學術史，則又與觀念史多有重合。“學科”之外，“學術機構”也是研究學術史的重要單位，可以彌補學科史在人的活動方面的缺陷。近三十年來出現許多關於古代書院、官學或晚清學堂、現代大學以及院、系、所等研究機構的著作，與社會史和教育史的領域有所交叉。我們所熟悉的，比如陳平原老師的大學研究，台灣“中研院”陳以愛關於北大研究院國文門的研究，蘇雲峯關於清末廣雅書院、兩江師範學堂、民國清華學堂的研究，等等。

最後，近年來隨着新文化史研究的引進，人們逐漸發現西方專題史研究中有一路特別注重“學術研究技術”的著作。比如格拉夫頓著名的《腳註趣史》，結合書籍史、閲讀史的視野，討論“腳註”這種文獻類型和研究技術的起源與發展 ；最近新出中譯本的《時間圖譜》（合著），則專注於歷史年表編纂的歷史。弗蘭西斯 · 葉芝的《記憶之術》專門研究西方古典時代到近代早期空間記憶術的變遷，拿來和中國傳統基於聲音節奏的記誦術對照，給人很多啓發。又如關於日本古來漢學的歷史，相關著作汗牛充棟，但老派漢學史多以哲學思想為中心，讀起來索然無味 ；我卻偏愛倉石武四郎先生的《本邦中國學之發達》一書，倉石先生有語言學背景，他關注日本“漢文訓點”技術的變化，很多內容都是關於日本古人怎麼來讀中國書的。

總結三種學術史的路數：“學案體”、學科或學術機構史、“學術研究技術”史。其實是想説，陳老師的“學術史三部曲”，正好對應於這三方面 ：《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兩個人物為中心，串聯起求是與致用、官學與私學、專家與通人等帶有現實關切的問題，但最後歸結到章、胡二人交集的“經學、子學方法”之爭，在我看來，是得黃宗羲、全祖望“學案體”在一先生學派之下勾連學術“同調”與“私淑”等門類的精髓。而《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基於學科制度、學術機構、教學著述，結合同時期大學研究的成果，將第二類學科和機構史的優勢發揮到了極致。最近的《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則是落實到了學術表達的技藝層面，涉及“引用”的立場與倫理、“聲音”的運用與演説術、文白語體的選擇，乃至原著述計劃中札記、標點、段落等具體技術問題。

二

不過，如果把陳老師這三部書從頭到尾重温一過，你可能又會發現這三種路向其實頗有共通之處。在《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的前言中，陳老師坦陳：“越來越往修辭學方向走，這可不是我的願望。”不是説人文研究的“修辭學”不重要，但過分沉溺於技術流的分析，有可能忽略文體變遷和學術精神的大筋節、大題目。而後者正是陳平原老師學術史研究的根本着眼所在。所以，下面請允許我換一角度，從一個文學研究者的立場，闡發一下陳老師學術史研究的“文章學”關切。

中國古來有以文取士的傳統，兼具應用與美感的“文章”本是一切書寫的基底；但近代以降，特別是隨着西洋文學三分法（詩歌、小説、戲劇）的導入，“文章”日益邊緣化，作為文類被壓縮到“散文”這個角落。近十多年來，“文章學”在古代文學研究中重新成為熱點，卻基本上仍是限於文章別集、總集或“文話”，也就是傳統詞章之學或科舉筆法之學的範圍。然而，清代乾嘉以來，隨着音韻、文字、歷算、三禮等專門之學的深入，關於如何“述學”，學者有諸多討論；近代以降，白話述學、演説述學等新問題更加凸顯。如何將這部分內容納入“文章學”，拓展近世文章研究的範圍和氣度，我認為陳老師的新著指示了一些路徑。

陳平原：《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

考慮這個問題，也許倒應該把《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從“學術史三部曲”中剝離出來，放到陳老師的另外一個著作系列當中來考慮，也就是關於文體學或文學書寫的模式——從《中國小説敍事模式的轉變》，經過《中國散文小説史》和《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最終落到《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把小説研究、散文研究和學術文研究放到一起講，在現代文類區分意識之下，或許有點奇怪。但陳平原老師早在 20 世紀 90 年代編纂《中國散文小説史》時就看到，中國古人在同樣師法“史遷之法”與“左氏之文”的散文和小説之間建立了一種血緣關係；而“述學之文”本質上是一種“學問尋繹的措辭學”，仍然面臨着敍事、議論、引用、修飾等文章問題。歸根結底，就是我們如何來理解“文章”，文章究竟是應該像“四分法”中的“散文”那樣被規定為一個文類，還是一切文學書寫的形式安排？

晚明李卓吾曾列舉“宇宙內有五大部文章”，乃是《史記》、杜詩、蘇東坡集、《水滸傳》和明人李夢陽集；張竹坡批評《金瓶梅》，説“把他當事實看，便被他瞞過；必須把他當文章看，方不被他瞞過”；連《紅樓夢》裏林黛玉聽到“牡丹亭妙曲警芳心”，也要慨嘆“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道看戲，未必能領略這其中的趣味”，可見史傳、詩歌、小説、戲曲無不有其文章。都説“六經皆史”，其實明人早就説過“六經皆文”，“惟三代乃有文人，惟六經乃有文法”（孫鑛），不惜以古文義法乃至八股文的體段筆法來評點六經諸史。當然，清儒反省明人學問空疏，對這種“泛文章化”的趨勢不無警醒，但專門化的經學考據卻催生了一種新的文章意識，在我看來，正是陳老師所論現代中國述學文體的直接源頭。比如乾嘉經儒焦循專治《易》學，其治經日記，讀起來純然是一個現代專業學者的生活。但他也對小説戲曲感興趣，聲言要在經學中尋找“性靈”（《與孫淵如觀察書》）；又曾區別“質言”與“文言”（《文説一》），提出“説經之文”的概念：“説經之文主於意，意必依於經，猶敍事之不可假也。”也就是説，“説經”這種文體根據經書，就好比史傳、小説敍事要根據事實，他們背後都有一些共通的道理（用文字描寫、把握、闡釋）。所以訓詁考據是文章，算學圖草和音學琴譜之類也是文章，這就和後來章太炎的“著於竹帛為文”説很接近了。又如稍早焦循一輩的章學誠，從史家立場提出“古文辭必由史出”，一方面當然是要跟“文士之文”劃清界限。但在史學內部，章學誠又要與同時代考據史家的“史纂”“史考”相區別，主張一種超越性的、整體的、撰著的“史學”，最終還是要靠文字鎔裁和敍事法度來提升其史學的層次（《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所以乾嘉以來的經學、史學都有“文章”一面的考慮，這還不是阮元那樣的專講“選學”或“文言”，即便最樸素的考證也有文章追求。

從這樣的學術傳統和著作序列來看，可能跟陳老師自己重視“引經據典”或“演説聲音”的考慮不同，《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這部書中我還是更偏愛討論梁啓超、魯迅、胡適述學文體的三章。特別是講梁啓超“史界革命”的文章側面一章，確實道出了梁派“新史學”跟後來傅斯年史語所派新史學的一大不同。須知同樣作為近代中國史學革新，清末報章上的“新史學”和民國學院中的實證史學完全是兩種風格。梁啓超在日本提倡史界革命，並沒有採取當時東京帝國大學佔統治地位的蘭克派資源，而是模仿了流行於民間報刊輿論、東京專門學校講義錄的“文明史學”。後者本身帶有很強的政論性，所接續的傳統，除了來自中國的左、國、史、漢，更有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之類依賴傳世文獻和古物學傳統而成的鉅著。清末史界革命這種“泛政論化”氣質，其實和“詩界革命”“文界革命”乃至政治小説為中心的“小説界革命”息息相通。如果再來讀傅斯年的《史語所工作之旨趣》，更不難發現梁啓超式“史家的文人習氣”正是彼黨所極力排斥的，甚至漢學殿軍章太炎在傅斯年眼中也不過是一名“文人”。因為這批現代史學“後浪”們的關注點已不在書本，而在地下出土的實物，現代史家也不再是司馬遷以來的案頭著作家，而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田野工作者。

最後我們要問的是，在現代學科制度之下，究竟如何理解文學研究的範圍？學術史能否成為文學的對象？披覽《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一書，不難發現有兩份材料被反覆引述。一是錢穆與余英時議論章太炎、陳垣、胡適、王國維、陳寅恪等現代學人述學文體的書簡；二是朱自清為中學國文教師寫的《讀書指導》，其中評論了《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和《胡適文選》。錢穆的信主要還是從學者角度立論，朱自清的《讀書指導》則大概從文章着眼，被收入此書略讀部分的還有《孟子》《史記菁華錄》《唐詩三百首》《吶喊》等。沒有人懷疑《孟子》或《史記》可以成為“文學”，但蔡元培的演説或胡適的小説考證算不算“文學”，有沒有文字經營，卻需要陳老師的論文來分辯。就我個人的經驗，從博士論文答辯到最近的課題項目答辯，反覆被人質疑的一個“罪名”是 ：你做得也許不錯，但很遺憾，你的對象不是“文學”！我不想再糾纏所謂“純文學”或“雜文學”“大文學”的爭論，這些話頭反而把問題簡單化了。記得錢鍾書大學時代曾有撰著《中國文學小史》的計劃，寫過一篇序論，其中有一段，提到幾乎同時代的《文選》與《文心雕龍》二書宗旨截然不同，前人常常混淆：蕭統拘泥於對象類別，劉勰則兼包文筆子史。錢鍾書同意劉勰的方式，説：“竊常以為文者非一整個事物（selfcontained entity）也，乃事物之一方面（aspect）。”換句話説，要問的不應該是某個作品在整體上“是不是文學”，而是其中有沒有屬於現代“文學性”或中國傳統詩賦詞章特質的方面。這些特質是什麼，當然是值得研究的。但你要説晚清一部三流的黑幕狹邪小説，因為它自稱是小説了，所以便是文學；反而梁啓超的《新史學》因為不在今天的文學分類之內，所以不能算是“文學”，我是不服氣的。

總之，堅守文學學科立場和擴展文學研究的學術視野，這兩方面在我看來完全是可以統一的，這也正是陳平原老師的學術史研究和文體學研究（包括小説文、散文、學術文）向我們昭示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