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共產主義還是先有共產主義覺悟_風聞

　　先有共產主義還是先有共產主義覺悟？在前蘇聯時代，權威人士認為：首先應當“樹立新的思想”，在未能消滅物質刺激、未能過渡到按需分配以前，勞動首先應當成為“個人真實感受到的一種必要”； 他們這種看法真是一種“以主觀願望代替客觀現實的偏向”，顛倒了本來很明顯的因果關係。

　　馬克思於一八七五年寫道：“資產階級的法權……在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在它經過長久的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里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毛解釋説，生產關係包括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分配形式三個方面。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後，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係，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係的形成和發展。“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中存在着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脱離羣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幹羣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係和父子關係，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法權問題不解決，所有制問題也得不到根本解決。表面上是國有，實際上是官僚所有，而不是全民所有集體所有。最終，官僚會成為社會主義的掘墓人，這是為其經濟關係所決定。“法權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因此，只要經濟基本上仍然是貨幣經濟，只要大部分需要之能否滿足決定於各人手裏貨幣量的多少，只要在物資相對缺乏的情況下，還是按照錢包裏錢的多少來決定分配東西多少，那麼，大家為了多取得些貨幣而互相鬥爭，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擔任了某些社會公職就能更容易地取得相對稀少的商品和服務，那麼，向上爬、用人唯親、貪污、對“上級”卑躬屈膝、對“下級”專制橫行，這些現象仍然會大量流行，這也是不可避免的。

　　沒有生產者、消費者和公民的真正民主，沒有這些人對行政官員和領袖的行為進行嚴格的、自由的監督，不能合法地、不遭到有組織的集體抗拒而撤換這些行政官員和領袖，所有這一切缺點只能加劇金錢在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腐蝕作用。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殘餘本身就意味着必然會殘存着生活中一切都可用金錢購買的現象，而這種現象是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在村社自然經濟中出現時就已產生了的。

　　物資缺乏是官僚政治的必要條件。正因為缺乏才需要排隊，也才需要監督。因此，官僚政治為了維持自身的存在，也會人為地製造物資缺乏，不管資本主義還是蘇聯式共產主義都一樣。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認為物資豐富是建立充分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其意義在此，其理由也在於此。

　　事實上，在心理革命還未能完全顯露以前，新的共產主義覺悟還未能普遍提高，以代替舊的自私心理以前，首先應當用生產大量財富、提供大量服務的辦法來消滅貨幣經濟。在過渡社會時期，特別是在蘇聯，產生個人發財慾望的，不是“資本主義殘餘”，而是按金錢多少來分配的日常的現實情況。想要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對資本主義舊社會的殘餘進行鬥爭”，來建立“共產主義覺悟”，這真正是一件永遠徒勞的工作。

　　個人的佔有慾，作為個人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還未能消滅以前，必須讓這些個人得到下列這種體驗：社會，從一個虐待子女的後母，已變為一個慷慨的、體諒人的母親，她自動地滿足全體子女的一切基本需要。應當讓這些個人不知不覺地取得這種體驗，過去原始公社時期遺留下來的精神會響應這種體驗的，因為7000年來人剝削人的作用還未能完全埋葬這種精神。這種體驗的結果應當是覺悟，更好的結果應當是產生新的習慣，以便完成心理革命，以便舊的人死亡，讓位給未來的共產主義的人。

　　只有實現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分配方式，才能產生新的生活方式。問題不在於宣傳共產主義道德，而是要破除舊的法權，改變信用貨幣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通過發明和經營信用貨幣，甚至不用直接剝削工人，就可以實現超額剩餘價值的現狀；讓資本為勞動服務，只有開放壟斷在極少數人手裏的金融和資本，為一切勞動者服務，為聯合起來的勞動所用，創造社會的和心理的物質條件，使大多數人自然而然地實行這種共產主義道德。（本文出自百韜網，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