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博物館着火了，是救一隻貓（一個人）還是救《祭侄文稿》呢？_風聞

我理解此類問題的熱度來自於某台綜藝節目，但其本質上其實是電車難題的“跌落版本”。

為什麼叫“跌落版本”呢？因為電車難題之所以經典，在於它並不是要你空口白牙地討論“我要不要扳拉桿”。很多人視之為哲學思辨，當然它一開始也確實出自於哲學領域。但實際上，它最開始的出現就不是讓人“思辨”用的，而是用於批判哲學領域內存在的某種功利主義氣息。該難題的提出者認為，討論哲學的很多人都陷入了“兩者選其一時，往往心安理得地選擇自認為更有價值的那一邊”，於是戲謔地提出了電車難題，用以批判這種風氣。

各位朋友，電車難題的初衷是為了批判“覺得誰更有價值，就選擇救（幫）誰”的風氣，而不是拿出來讓大家思辨“誰更有價值”。然而現在網絡上大家所熱衷的電車難題價值觀討論，所謂的思辨，卻正是回到了“要求參與討論者站隊，逼迫每個人表態覺得哪一方更有價值”，使得電車難題的討論焦點坐到了該難題一開始想要批判的位置上——這不是很諷刺的嗎？

所以各位，電車難題，以及所有的“類電車難題”，它都不該是簡單的拉人出來站隊的問題。如果如此，它就失去了其哲學初衷，從“我們到底要不要衡量每件事物的價值，並決定我們的選擇”這樣的哲學問題，跌落成“快來站隊，你覺得哪個更有價值”的站隊問題，變成了跌落版。

當然，這世間並非所有的站隊都沒意義。然而“類電車難題”這樣的站隊卻意義甚少。主要原因，一個在於“在貓和文稿的問題上，我們即使站了隊了，那又怎樣呢，對現實有什麼影響嗎”這樣的靈魂提問；另一個還在於它“可以無意義地無限自我複製”。比如説，今天討論“救貓還是救文稿”，明天就可以討論“救人還是救文稿”。之後還可以變化成“救美國人還是救文稿”，“救外星人還是救文稿”，又或者“救罪犯還是救文稿”……類似問題還能繼續衍生，比如“救一個好人還是救一百個罪犯”，“救一隻貓還是救一百隻蚊子”，“救一個外星人還是救一百隻蟑螂”……

真的是無窮無盡。如果你把每一個類似問題都看待成“哲學思辨”，那哲學也太民科了。

我們把話題轉回到“類電車難題”本身。

它的提出，本意是為了批判功利主義。如果説各位有興趣進行一些哲學思辨的話，我們不妨進行這樣的思考：如果我們把這世界變成由理性的功利主義主導的世界，會是怎樣的呢？

這個世界並非一些人想象的“邪惡的反人類世界”。如果各位真的想要認真思考的話就會發現，如果我們簡單地把理性的功利主義想象成比如説“讓所有老人家都去死，把空間留給年輕人”之類的功利世界的話，它又會讓“很多還年輕的人反對這個策略，因為自己總有一天也要老去”。而這種反對會形成社會力量上的分歧，從而制約社會發展，本質上，它其實算不上理性的功利主義。

所以，一個真正的理性功利主義社會，會是怎樣的呢？它到底該奉行怎樣的價值觀？它會是一個高速發展的社會嗎？它真的會拋棄一些人嗎，又或者它會拋棄哪些人？如何協調“遲早會被拋棄的人”參與進社會建設中來？有沒有可能“以不拋棄人，而只是拋棄人的某種屬性”的方式來間接地拋棄某種影響社會發展的因素，而使得幾乎所有人都能無後顧之憂地參與進社會建設中來？

各位，有沒有開始覺得這樣的思考才開始有意思起來了？比起“救只貓還是救個文稿”這樣的口水問題，來得如何了？而這樣的思考，只要稍加引導，每個有正常社會閲歷的普通人，都可以進行下去，也都可以提出自己一套見解。所以説，我前面指出“類電車問題”的“跌落化”，並不是感嘆它門檻的降低，而僅僅只是認為其失去了本來的哲學意義。至於門檻，我一向認為，把思考權交給民眾，遠比讓少數人來代替民眾思考，要重要得多。

更重要的是，我們自身作為民眾的一份子，不僅僅提倡要讓民眾擁有思考權，更提倡要讓民眾有“學習權”。這樣的學習權，不僅僅是允許大家去學習而已，更在於“要讓大家能夠在思考中意識到自己知識儲備的不足，從而去汲取更多知識，來讓自己能夠進行更有意義的思考”。後者或許是學習權真正的面目。

所以在類似問題下，我一直想説的就是這一點：各位親愛的朋友們呀，你們的思考非常重要，也很有價值。所以，不要把它浪費在沒有價值的問題上。去思考，去意識到不足，去學習，然後繼續思考，如是循環下去。

這樣，我們的思考才有了意義，民眾的思考就有了力量。如果我們一直被困在“救貓還是救文稿”直至“救外星人還是救蟑螂”這樣的問題下，我們就忘了自己其實需要學習，忘了還有更有意義的問題在等待着我們，我們的思考就失去了它應有的力量。

説了這麼多，難道我們就不該去思考“救人（貓）還是救文稿”了嗎？

各位，我們不是不該思考這個問題，而是不需要以這樣沒有意義的方式去思考問題。如先前所説，我們的思考是有價值的，它不該被浪費在沒有價值的問題上。那麼各位，如果我們不要把它上升到哲學高度，而僅僅是限定在“有價值就可以”的層面，我們又該想哪些問題呢？

我們身處文明社會，而不是長在蠻荒當中。這就使得我們不僅僅有“自然人”的身份，更有“社會人”的屬性。我們每個人都實實在在地扮演文明社會的一份子，與這個社會交互，與這社會中的每一個其他人產生聯繫。這種聯繫不僅僅是供需關係，更有合作關係。

就比如説《祭侄文稿》。這是唐朝名臣、書法大家顏真卿的傑作。我們只需要稍稍懂一點社會學知識便可理解，顏真卿並不只是單一的“自然人”，他還是唐朝社會體系中的一員。他之所以可以安心發展自己在書法方面的成就，與當時的文明體系的社會分工是分不開的。有人勞作，有人衞戍，有人為官。當然這也有封建制度下的文明體系維護階級統治的問題，但在這個話題之下，我們可以説，正是文明體系的“社會分工”，使得很多人可以不用從事稼牆，專心去鑽研書法繪畫等藝術門類。在這之上，又有顏真卿這樣特別勤奮與優秀的大師，成為了姣姣者。

在這樣的現實下，《祭侄文稿》就是與文明體系息息相關的產物，是文明發展的結晶。它固然是某一位特別傑出的大師的作品，它同時也是文明社會下，各層各力總體協作的結果。

那麼問題就顯而易見了：我們為什麼要刻意地脱離文明社會的分工體系，去談如何拯救這樣一份文明社會的產物呢？

或者我們不如這樣思考：在這個假設話題下，我們自己到底扮演怎樣的角色，我們在這個社會分工體系下，到底是個什麼身份？

我是普通遊客嗎？還是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是被指派保護它的安保人員？是文物學者？是接到報警匆匆趕來的消防員？

我是無關人士？我是那隻貓的主人（又或那個人的家屬）？又或，我是那個人僱傭的保鏢？

各位朋友，我們之所以在前述“跌落版”站隊問題下產生無意義的爭執，在於即使是討論基於價值高低進行的取捨本身，我們也脱離了每個討論者的“社會人屬性”。而文明社會中，即使要進行“價值高低”的評估，也是基於社會屬性來進行的。於是這就產生了不太明顯，但一點就破的矛盾：

我們如何在脱離價值評價體系的前提下，進行價值高低的評估與選擇呢？

綜上總結：

其一：“類電車難題”的哲學價值，在於它本意是為了批判功利主義，而不是逼迫討論者進行價值觀站隊。甚至於，其所批判功利主義的目的，本身就是為了批判“評估價值高低然後進行取捨”的功利風氣。

因此，用“類電車難題”進行單純的價值高低評估與站隊，然後各執一辭各選一邊進行辯論，這本身就是“類電車難題”所要批判的行為。

其二：我們並不是説哲學思辨需要門檻，相反，我認為每個人都有必要參與到哲學思辨當中來。但是，我們不僅僅有思考權，我們更要有學習權。所謂學習權，不單純指讓我們去學習的權利，更在於讓我們擁有“在思考中發現自己存在不足，進而自發地去學習”的權利。

如果我們一直在低層次的問題下來回打轉，我們永遠也不會擁有這樣的權利。我們的思考，永遠不會產生力量。

其三：即使我們要進行價值觀站隊，我們也不能去“脱離價值評價體系來評估價值”，那樣只會陷入大家各説各話的無意義內耗。如果我們把價值評價體系，也就是我們所處的文明本身拿回到思考當中來，我們就能發現，原先空洞的問題一下子就鮮活了起來，因為它被賦予了現實意義。

我們是消防員，我們就認真地救火；我們是保護文物的安保人員，我們就好好配合消防員，試圖搶救文物；我們是被困人的家屬，不論是道德還是法律層面，我們都有義務對被困人員進行力所能及的施救；我們是沒有關聯的普通遊客，就聽從現場專業人員的指揮，有序離場。

否則，我們不僅挽救不了文稿，也救不了人（或貓），更只是在添麻煩而已。

在這層意義下，我們的思考還有價值更高的去處：

要如何設置安保人員的工作規程？要使用怎樣的材料、設備與制度，才能進一步保護文物的安全？文物保護與向大眾的開放展覽之間，應當取得怎樣的平衡？

各位朋友，我説清楚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