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遞員，外賣員：辛苦，危險，受歧視_風聞

效率壓力堆在快遞員身上

前段時間，一位外賣員劉某自焚。他家人在水滴籌上求助，我看着挺難過，就捐了點錢。

水滴籌上的籌款金額是50萬，很快就籌到了。可根據報道，事件起因是可能是他説的，單位欠發給他約5000元薪水，他拿不到就不想活了。

屏幕前的看官可能覺得，5000元算什麼，至於這麼玩命嗎？但是，你要知道，5000元對他來説不是小數目。這位外賣員妻子患病，小女兒還在上學，一個月六七千的工資不經花。

2018年8月-2019年2月，共青團北京市委員會就曾經委託研究小組對快遞（外賣）員羣體進行調研。為方便敍述，以下若沒有區分，則就把快遞員和外賣員羣體統稱“快遞員”。

調研發現，扣錢在快遞員羣體中相當普遍。

前段時間，一篇題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的文章就揭示了快遞外賣行業裏普遍的機制，即超時單扣款。按照快遞員的話，就是：

“超時就會被投訴，根據公司的規定，只要客户有一定的理由，我們就要受罰，扣除50元以上的工資，要知道我們辛苦路上跑一單大概也就7、8塊錢左右，一個月經不起幾個投訴的。”

快遞員覺得自己很委屈，因為在各種物流環節中，儘管一些問題可以通過系統優化，如基礎倉儲及科學調度解決，但是還有很多問題，如運費價格不統一、單貨不匹配、信息化系統不健全等需要他們去機動解決。這些問題造成的時間損失壓力，層層傳導到最後，就會讓他們不堪重負。

指望消費者不投訴不太現實。消費者追求的是儘快送達，對偏差的容忍性極低——前段時間快遞是否送到快遞櫃或快遞點的爭議中就可以看到這點。指望所有消費者體諒快遞員是不現實的，畢竟沒多少消費者真正處在快遞員的處境，而我們這個時代的同情心正在快速流失。

快遞員還有一些別人想不到的難處，比如社區大院門禁都進不去，這就導致他們派件超時、貨品破損、貨物丟失時有發生，有快遞員就説：

“其實派件不成功也不能全怪我們，派件的片區內有一個小區物業不讓快遞員進，所以才導致每天都無法把快遞包裹送完。但是，送不完就要扣工資，上個月交罰款就交了3000多，佔了工資的三分之一。”

快遞員面臨的風險還有被偷盜，偷快件、電瓶乃至電動車。有外賣員只是上樓送個外賣，電動車就被偷了，還有5單外賣沒送，他只好：

“一單電話一單電話打過去，慢慢加顧客的微信，把餐費退給顧客。這樣下來，加上丟掉的電動車，大半個月的血汗錢就打了水漂”。

也正是因為配件時間緊迫壓力大，快遞員常常違反交通規則逆行、闖紅燈等，這又導致四成快遞員在送快遞過程中遭遇過交通事故，市民對快遞員的交通違規行為也怨聲載道。

快遞外賣公司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於是推出了新的計價系統。但這些變動往往對快遞員更加不利。以劉某的報道為例，去年11月，其配送站所在的贏跑公司以提高員工工作積極性為由，將外賣員工資從6元一單改為階梯制，每月送單量總數在600-800單的每單收入為4.5元，800-900單為5.2元一單，900-1100單的5.5元一單，1100-1200單之間收入為5.8元一單，1200-1400單的為6元，1400單以上則為6.2元一單。

1200單一個月是前20%的外賣員勉強達到的成績，這對絕大多數外賣員等於變相降薪。

勞動關係沒保障

報道中稱，贏跑公司是去年9月份承包了泰州“餓了麼”3個站點外賣的運營公司。

劉某歸贏跑公司管理，但沒有和贏跑公司簽訂合同，而是以個體工商户的身份，和好活（徐州）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簽訂《項目轉包協議》，承攬贏跑公司的“餓了麼”配送業務。

劉某被扣5000元錢，是因為他轉投當地美團的配送服務承包商，而他籤的勞務派遣合同中有條款規定，離職需提前一個月和公司打報告申請，否則月工資按配送費每單1.5元計算。

這種勞務派遣關係廣泛存在於快遞行業。調查顯示，快遞員有六成簽訂勞動合同，約兩成簽訂勞務合同，還有一成快遞員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將近6%的快遞員不清楚自己的合同狀況。

傳統快遞業主要簽訂正規的勞動合同，企業承擔員工的法定福利。新興快遞業以加盟員工為主，員工有全職有兼職，員工和企業之間的關係是外包關係。類似“贏跑公司”這樣的外賣運營商就是外賣公司“餓了麼”的當地代表，而在籤合同時又會嵌套好活（徐州）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的《項目轉包協議》，層層轉包。

去年底還有“餓了麼”外賣員韓某在配送時猝死，一開始其家屬被“餓了麼”合作的“蜂鳥配送”告知，韓某與“餓了麼”並無任何關係，平台出於人道主義只能提供2000元補償。而在這件事引起巨大輿論聲浪後，“餓了麼”才決定為其家庭提供60萬元撫卹金。

與韓某簽訂協議的主體是蜂鳥眾包平台，然而其用户協議特別提示，蜂鳥眾包僅提供信息撮合服務，外賣員與蜂鳥眾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勞動/僱傭關係。

正規勞動合同的缺失，讓快遞員的權益受到更大的威脅。以五險一金為例，只有約兩成的新興快遞企業快遞員有工傷保險，而五險一金裏其他福利的覆蓋比例比工傷保險還低。

在上文的描述中，快遞員因為趕時間多送幾份，往往會違反交通規則，從而將自己置於危險之下。他們很需要意外險，但是僅有三分之一的快遞員有公司提供的意外險，加上自行參保意外險的快遞員，只有不到五成的快遞員具有意外險。

出了事故後，六成快遞員會選擇與對方協商解決，聯繫保險公司解決的快遞員只有7.38%。路上的風險，快遞員基本上自己承擔下來了。

缺失五險一金，讓快遞員對自己的工作缺少歸屬感，有快遞員就這樣説：

“沒有‘五險一金’，感覺就不是正式員工。幹快遞畢竟不是一個穩定的工作，我打算再幹幾年就不幹了。這個工作太消耗人的精力和體力了，其實我們吃的就是年輕的資本和身體的本錢。可年紀大了，體力不行了怎麼辦？總得為家庭着想吧。”

社會歧視惡劣

另一個讓快遞員缺少歸屬感的因素，是社會對他們的歧視。

調研發現，四成快遞員認為“在過去一年中遭受過職業方面的歧視”，還有四成快遞員認為工作的主要難點是“用户不理解，投訴壓力大”。他們的抱怨也與這有關：

“快遞行業太累了，倒也不是身體的累，心裏累，很多人都太不好説話了。你説現在天這麼冷，送快遞已經緊趕慢趕了，人家拿到手連個‘謝謝’也沒有，還説‘怎麼才送過來’，讓人覺得挺傷心的。”

“幹我們這一行的，就得受得住氣。送外賣啊，顧客和商家我們都不敢惹。”

很多人把快遞員當成底層人員，對他們展現出生活中的惡意。有外賣員就在調研中提到：

“比如我剛才去買水。今天我穿的是便服，如果我穿外賣的衣服，他們很可能不搭理我，或者説很敷衍，這就是歧視。那些把自己生活中的痛苦、壓力發泄在外賣小哥上的，説白了，還是因為很多人瞧不起送外賣的，這裏面甚至包括很多保安和那些店員。”

這段話裏提到了保安瞧不起外賣員。

前文提到過，外賣員想要進小區，而小區門禁權限往往掌握在保安手中，這就讓保安在衝突中成為比外賣員更有“權力”的一方——儘管不讓外賣員進小區是物業的規定而不是保安的意志。由於門禁阻擋了外賣員完成其急迫的任務，外賣員和保安的衝突經常出現。

今年初就有保安和外賣員衝突的惡性事件。1月2日深夜，湖北仙桃某外賣員送完外賣，出小區時被保安攔下。保安要求外賣員從其它出口出小區，爆發口角，衝突升級，保安持類似警棍的棍子朝外賣員頭部打去，外賣員傷重不治身亡。

從調研和新聞事件來看，連接着貨物和人的快遞員，也承擔了很多社會上的惡意。

這一點我們也是有所體會的，去年經濟形勢不好，所以我們文章評論區和後台留言出現了很多不大好聽的聲音。這個問題我們也可以理解，畢竟怨氣在我們這裏發泄了，也比在街上無差別恐怖襲擊強。我們就算當社會的垃圾桶也可以接受，畢竟後台口嗨兩句也掉不了我的肉。

而快遞員這個職業本來是賺點辛苦錢，受到那些社會惡意就很冤枉了。極端案例裏還有被毆打致死的，也難怪快遞員對自己的職業缺乏歸屬感。有快遞員在調研中表示：

“我永遠也不會告訴我兒子，他的爸爸送過外賣。”

但仍有很多人在從事快遞員等行業，比如劉某的家屬稱劉某缺乏技能，進不去好工廠，只能跑外賣，“至少比看大門掙得多”。

正如《誰要做製造業？》提到的那樣，工廠裏的低端崗位髒、累、危險、工資低，最近幾年機器換人又大規模取代了這些崗位。高端崗位需要技術或管理才能，又少，容納不了太多人，還不如出來做快遞員，賺的比廠子裏多，工作環境比工廠還好一些。

快遞員的需求要正視

前段時間互聯網巨頭紛紛下場搞社區，團購網上一片批評之聲，後台有讀者朋友也想讓我們寫一寫這件事。

我當時覺得這件事不好談。

社區團購本不是好的商業模式， 2019年底的虎嗅FM上，各路新零售專家就看衰過其前身生鮮到家。畢竟互聯網巨頭也佈局過生鮮到家，確實做得沒什麼起色。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疫情來了，疫情期間社區有了配送生鮮食品的需求。這個原本不算好的生意，變成了還可以賺點錢的生意。去年互聯網巨頭跑馬圈地時，再次注意到了這一模式，開始在這一模式中重新佈局。

去年網民對社區團購普遍持負面態度，總結下來，有對社區團購使更多人失業的擔憂，也有對燒錢惡性競爭的不滿。但我當時想假如疫情再來導致某些城市部分社區封閉，想要把生鮮食品送到這些社區，恐怕還是要依靠這些與配送有關的互聯網巨頭的力量。

去年2月份，快遞企業承運了疫情防控物資4.35萬噸，包裹1.52億件，發送車輛1.72萬輛次，貨運航班291架次。在武漢，很多快遞員、外賣員放棄休息，上門接貨，全時段服務，為防疫做出了重大貢獻。

而最近通化的例子也表明，停掉京東等快遞服務和餓了麼等外賣服務，單靠官方組織志願者，是難以高效實現數十萬人的生活物資調運的。

所以如果有地區也進行封小區隔離，社區團購這樣能直達社區的物資調配模式，就成了需要依靠的力量，到時候社區團購在網上的口碑又要變好了。

這裏就涉及到一個矛盾，那就是社區團購商業模式本身存在着惡性競爭的問題，但是快遞員、配送員、外賣員的服務是可以依靠的。然而政府在關鍵時期組織快遞員、配送員、外賣員時，又得依靠、藉助這些企業。在外賣員、配送員、快遞員羣體裏，政府並沒有直接抓手。

另一方面，外賣員、配送員、快遞員羣體裏，如果有能夠和政府直接對話的組織，不僅能在關鍵時刻有用，還可以在平時擴大快遞員羣體的話語權，讓他們不至於淪為公司-快遞員-客户鏈條裏最薄弱的環節，也不至於被廣泛歧視。他們的正常訴求，如正規合同、五險一金、最低收入、加班時長都可以集中談判，而不至於原子化，受到系統的壓力。

説到這裏，其實就是不能再説下去了，國內對非盈利組織，尤其是自組織的工會，限制還是很多的……

其實政府對快遞員的生活也有關懷舉措，如2018年4月，經北京市東區郵政管理局和朝陽區政府協調，朝陽區郵政分公司以及中通、天天、百世等快遞企業部分一線員工拿到了公租房鑰匙，租金低於市場價30%-50%。

但這種民政福利，還是要靠青天大老爺模式實現，地方官想到了才有福利，想不到就沒有。快遞員自組織工會，集中主張權利，恐怕比較遙遠。

最後的最後，想問一個可能非常得罪人的問題：假如快遞員合同正規化、五險一金等福利待遇完善，代價是適當漲快遞費，各位讀者朋友們，你們看漲多少快遞費合適呢？

參考文獻：

通化就生活物資配送不及時致歉，封閉管理期間半價配送“蔬菜包”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1150060215284.html

外賣員因進出小區與保安發生衝突後倒地死亡，肇事保安被刑拘_媒體_澎湃新聞-The Paper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659409

網約工的權益亟須“上保險”  https://bjrbdzb.bjd.com.cn/bjrb/mobile/2021/20210109/20210109_007/content_20210109_007_1.htm#page6?digital:newspaperBjcsfzxb:AP5ff8bdaee4b06627aecfd542

43歲外賣員送餐時猝死，平台：不存在勞動關係_直擊現場_澎湃新聞-The Paper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689965

陳志強. 疫情防控視野下的快遞小哥羣體再審視[J]. 青年學報, 2020, No.150(02):17-20.

自焚的餓了麼騎手：工資被扣5000元 多次討要未果而輕生-上游新聞 匯聚向上的力量 https://www.cqcb.com/keji/hulianwang/2021-01-17/3591286_pc.html

廉思, 周宇香. 城市快遞小哥羣體的風險壓力及疏解對策研究——基於北京市的實證分析[J]. 青年探索, 2019(6):41-52.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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