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印度發生了農民抗議？_風聞

從印度國內看疫情下農民抗議動因

作者：樊慧凝

來源：海國圖智研究院

/****/ 摘要

2020年9月，印度出台了新農業改革方案，即《2020年農產品商貿條例草案》與《2020年價格保證和農業服務條例草案》。該方案雖首次取消了中間商大大提升了市場自由度，給予印度農民更大盈利空間，但同時也取消了廣大民眾賴以生存的最低保障價格並允許土地買賣，導致收購價比之前還要低，嚴重影響了國內農作物價格穩定，給予了資本家進行土地壟斷的機會，引發大規模農民抗議。然而正如印度農業專家德文德·沙馬（Devinder Sharma）所説，“印度農民的憤怒是複合的，其抗議的目的不僅是要叫停農業改革，更是要‘挑戰’印度的經濟結構。”新農業改革在此次抗議的誘因當中實則只扮演了導火索角色，其實質是印度社會內部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

一、疫情持續惡化為印度農民抗議埋下伏筆

由於國內疫情多發，印度長期重視疫情防控，政府自2020年1月初即開始關注疫情形勢，並通過加強入境體温檢測、停航、撤僑等措施，在整個2月都將新冠肺炎疫情確診病例控制在個位數。然而由於印度自身公共衞生體系嚴重滯後，疫情最終走向失控。截止至2020年12月31日，印度累計確診新冠病例超一千萬例，感染人數居世界第二，且感染病例仍在以日均2萬左右的速度增長。

**疫情的持續惡化導致印度經濟持續下滑，低層民眾難以維持生活。**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衞生學院（Harvard T.H.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調查數據顯示，疫情以來，10%的印度農場主因勞工不足無法收穫，22%糧食囤積無法賣出。因此，新法案的出台無疑對已身處困境的農民雪上加霜，導致社會矛盾空前激化。

**疫情的持續惡化同樣繼續拉大了印度貧富鴻溝。**印度第三產業年生產總值佔總GDP的70%左右，而僅佔GDP30%的農業與工業卻集聚着印度70%的人口，其中絕大多數為低層貧困農民。與此同時，印度封國政策更是促使大量印度農民面臨失業和貨物囤積等問題，直接威脅底層民眾基本生活，也為此次農業改革所引發的民眾抗議埋下隱患。

二、領導層與民眾的認知隔閡加劇矛盾

莫迪上台伊始即致力於深化“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的經濟改革，強化市場機制和私營部門的作用，立志於解決以往歷屆政府經濟改革遺留的頑疾。根據相關數據分析，2015年以來，印度的農業總支持水平（TSE）由負轉正不斷上漲（見圖1），莫迪的“綠色革命”對印度農業發展看似起到了積極作用。此外，農業一般服務支持總量（GSSE）近年來也迅速增長（見圖2），説明印度政府在包括改善農業環境、加速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創新農業科技和技術培訓等方面加大了補貼力度。一系列積極信號都堅定了莫迪推進農業改革的決心。

然而對於農民而言，在政府此前頒佈的“亡羊補牢”的農業扶持政策尚未完全落地之時，新法案的通過帶來更多不確定因素。c例如，根據新法案，農產品價格將很有可能被大公司操縱，使農民的命運被大資本家掌控，因此莫迪的改革被視作是政府為爭取高種姓既得利益者的支持，而不顧低層民眾利益的政策。

顯然，莫迪希望從根本上轉變印度農業貧困處境的雄偉目標，難以與下層民眾的短期温飽需求實現兼容。改革必將或多或少犧牲短期發展，而莫迪政府在與農民代表談判過程中表現出的一意孤行的態度，如宣稱只會對某些內容做部分修正，更加劇了農民抗議的風潮。

圖1：印度農業總體支持總量（TSE）

 圖2：印度一般服務支持估計者總量（GSSE）

三、政府取消中間商引發農民應激反應

印度農民的銷賣方式有其特點。由於大量農民缺少接受教育的機會，農民自身的議價能力弱，因此中間商是農民維持銷路穩定的關鍵人物。而新政策要求取消中間商，或將導致印度農民在議價中佔劣勢。另外，新政策還將取消最低保障機制，這意味着政府將不再為農民的銷路兜底，這些政策都將使農民在交易過程中處於不利地位，因而引發不滿。

然而事實上，印度農民因中間商操縱價格導致利益受損的事件屢見不鮮。在交易中，中間商憑藉其中介地位可“前壓後抬”，即肆意壓低農民的批發價，之後再哄抬倒手價格，這種人為干擾甚至曾引發整個市場物價的劇烈波動。考慮到印度農民的收入沒有穩定保障，莫迪政府此舉實則基於民情，只不過農民大多安於現狀，對中間商長期以來的心理依賴政府一時難以解決。

四、反對黨與利益集團以支持抗議為奪權工具

印度向來自稱“最大的民主國家”，其自信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其競爭性選舉制度。但這種制度在體現民意的同時，若不加控制，則容易演變為民粹主義。印度以農業立國，因此農民在其社會構成當中佔據了較大份額，這一階層的選票往往決定了政權的歸屬，因而一方面驅使印度各政黨主動或被動地，通過民粹主義口號和經濟社會政策來爭取民眾支持。另一方面，更成為反對黨與對執政黨心懷不滿的利益集團蓄意挑唆事端的有力工具。

在此次印度農民抗議當中，源源不斷的組織後勤保障並非全由農民自發組建，也有反對黨和部分利益集團的暗中參與，同時不排除抗議當中職業表演的成份，以放大少數派的利益，使執政黨陷入不利局面當中。反對執政黨的勢力既阻礙了政府整合社會的進程，也阻礙了社會內部通過市場力量自發整合的進程，其對土地產權、勞工權利和小業主的保護所持有的“政治正確”立場，導致印度工業化進程長期受阻，也加大了改革帶來的社會成本。

五、小結

此次印度農民抗議可謂是印度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最久以及最有組織性的低層民眾抗議事件之一，其爆發原因可總結為疫情下經濟衰退威脅民眾生存、領導層與民眾的認知差異、取消中間商所導致的農民應激反應，及反對黨與利益集團的干預四個方面。此次抗議根本上植根於印度內部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下難以調和的矛盾，至今仍未有中止，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或將延緩印度發展速度，增加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隔閡，導致印度社會內部離心趨勢加劇。

（原載於《中國與全球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