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道玉：中國為什麼需要科學新啓蒙_風聞

文/劉道玉

　　發於2021.2.1總第983期《中國新聞週刊》

　　近代自然科學誕生於歐洲絕非偶然，這是由於歐洲的文藝復興解放了人的思想，人們從以神為本轉到以人為本。

　　因此，16到17世紀是自然科學從神學中獨立出來並迅速得到發展的世紀，它有以下的特徵：牛頓力學體系的創立，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發表，哈維的《心血循環論》的提出，伽利略發明了自然科學實驗方法等。

　　19世紀末，美國實用主義盛行，以工程和技術發明而聞名，對基礎科學研究並不重視。針對這種情況，美國著名物理學家、美國物理學會第一任會長亨利·羅蘭在美國科學促進會上作了《為純科學呼籲》的演講，被稱為是美國科學的“獨立宣言”。

　　他在呼籲中説道：“人們將應用科學與純科學混為一談，這並不是罕見之事，特別是在美國的報紙上。為了應用科學，純科學必須存在。假如我們停止科學的進步，只留意科學的應用，我們很快就退化成中國人那樣。多少代人以來，他們都沒有什麼進步，因為他們只滿足於科學的應用，卻從來不追問他們所做的事情的原理。這些原理就是構成了純科學。中國人知道火藥的應用已經若干世紀了，如果他們用正確的方法探索其特殊的應用原理，他們就會獲得更多的應用的同時發展化學，甚至物理學。因為他們只滿足火藥爆炸的事實，而沒有尋根問底，中國人已經遠遠落後於世界的進步……”

　　羅蘭的演講，可以認為是對美國當時科學界一次科學啓蒙。至於對我國科學理論缺失的評論，我個人認為是擊中了我國科學落後的要害。其實，中國近當代科學的狀況，與當時美國的情況有極為相似的地方，如果中國想要走出科學迷茫的窘境，也必須再進行科學的新啓蒙。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次思想啓蒙，那就是1915年陳獨秀先生在《新青年》上提出了“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即民主與科學的口號，也是新文化和五四運動向封建勢力進攻的兩面旗幟。但是五四運動的具體目標達到了，思想啓蒙卻半途而廢，無論科學還是民主都沒有在民眾中紮根。

　　科學一詞雖然在唐代就有了，但它是泛指科舉之學(簡稱科學)。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是日本科學啓蒙大師福澤渝吉把Science翻譯為科學，康有為等又將其引入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科學一詞才開始使用。由此看來，中國古代並沒有科學意識，也沒有科學的傳統，於是科學理論落後就不是偶然的了。即使在當今，為數不少的科學工作者，仍然分不清科學與技術的區別，甚至“文革”中“理論危險論”的餘毒尚存，這就是中國需要進行科學新啓蒙的必要性。

　　那麼，科學與技術的區別是什麼呢？1911年，梁啓超先生在《學與術》一文中精闢地詮釋道：“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學者術之體，術者學之用。”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會主席彼得·格魯斯説：“基礎科學研究回答這是什麼，或者這是為什麼；而應用研究回答的是這有什麼用。”縱觀中國學術界，不僅科學觀念薄弱，而且大學與研究機構之間分工不明確，有時互相串位，致使中國科學理論落後。為了使中國科學立於世界先進之林，必須進行科學新啓蒙，讓一部分科學家，不受晉升職務、評獎的影響，全心投入基礎理論研究，這樣才能在重大科學理論上有所突破。

　　(作者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武漢大學校長）

　　《中國新聞週刊》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