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傑｜中美戰略格局下全球供應鏈演變的新趨勢與新對策(上）_風聞

2018年美國總統特朗普針對中國突然舉起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棒，針對中國的進口產品發起了以全面提高關税壁壘為主要措施的貿易摩擦。後續針對中國高科技企業中興、華為發起的違背市場公平競爭原則的技術封鎖政策，昭示着中美雙方進入了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全面競爭的戰略碰撞期。在中美戰略競爭格局的衝擊和影響下，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深入參與的、聯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既有全球供應鏈體系，很有可能會在美國針對中國發起的全面戰略競爭格局下出現收縮和重構的重大變化，必將對正在處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帶來重大的挑戰和風險。如何應對這些可能的重大挑戰和風險，是擺在中國學者面前需要得到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全球供應鏈體系的新格局：收縮還是重構

透過當今全球化格局頻頻出現的錯綜複雜的新現象、新問題和新風險，準確判別、認清和把握其中的核心特徵及其背後的主要驅動力，對於科學理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所處的愈加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形勢至關重要。針對當前中美之間加劇的貿易摩擦，以及所隱含的中美之間戰略競爭乃至科技創新戰略競爭格局，對其背後形成動因的認識，不能僅僅是陷入中國的大國外交過於強勢論，或者是糾結於中國對韜光養晦戰略的偏離，或者是鼓吹中國對美侵略性戰略競爭策略包容程度不夠，或者是誤判中國沒有徹底融入西方發達國家的選舉式民主制度體系而引發價值意識形態方面競爭等一系列流行的簡單或狹隘思維。當前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本質上是中美之間經濟規模對比性到了關鍵性的轉折時期，是中美雙方的國家綜合發展能力到了此消彼長的關鍵碰撞期的必然結果。中美之間戰略競爭驅動下的全球供應鏈體系，正在面臨全面根本性調整和重構的新格局。 

首先，全球供應鏈體系正在發生收縮，在收縮過程之中呈現重構現象，在重構過程之中又表現出逐步收縮現象的新特徵。一個需要認清的客觀事實是，在全球新冠疫情衝擊和中美之間經貿摩擦的雙重背景下，全球供應鏈體系的規模收縮態勢似乎不可避免。隨之而來的是，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的雙重重新佈局調整格局也不可避免。其中，收縮的核心現象是，全球供應鏈體系包括部分傳統製造業和先進製造業，呈現從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國家向發達國家迴流或迴歸現象。一方面，發達國家率先以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以保護國家產業鏈安全為藉口，既採取政府補貼方式鼓勵位於其他國家的製造業部門向本國或利益密切相關的同盟國家迴流和遷移，又對來自其他國家針對本國核心產業鏈的企業收購、兼併和投資行為普遍採取嚴格的審查和監管制度嚴加限制，以此來保護本國的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發達國家這些具有示範性、單邊性的貿易保護主義，必然會由投資領域傳導到貿易領域，由此產生的負面效應是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本國高端消費市場的投資壁壘和貿易壁壘保護意識被充分激發，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促進本土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激勵動機更強。另一方面，在美國等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強化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刺激下，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和各國國內民粹主義很有可能會逐步累積、蔓延和爆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國內的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會同時出現強化和爆發現象。由此，全球貿易規模很有可能陷入停滯甚至出現較大幅度收縮，發展中國家傳統製造業的出口市場必然面臨競爭加劇，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出口利潤會出現較大幅度降低，從而進一步激發發展中國家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導致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動力和意願也有可能會逐步弱化，這會進一步加劇既有全球供應鏈體系的收縮現象。重構的重要特徵是，地區性或盟國型供應鏈體系的作用可能更加凸顯。在美、加、墨制定了具有排外性質的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體系後，各國均認識到只有依靠地區性的貿易和投資一體化體系，才能實現地區對地區的均衡博弈格局，才能最大化地維護自身的發展利益。在這種情形之下，全球的供應鏈體系有可能逐步分解為歐洲、北美、亞洲等地區性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體系。在這些地區性供應鏈體系主導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體系之間，仍然會有着比較頻繁的商品貿易交換和流動活動，而投資的流動可能會受到較為突出的區域性邊界限制。

其次，此輪全球供應鏈體系正在發生的以收縮和重構為主要特徵的重大變革，突出表現為全球價值鏈體系的利益分配格局必將發生重大調整。一方面，體現在買方和賣方力量發生逆轉。在原有的全球供應鏈分工和貿易體系中，賣方和買方國家形成了相互依賴和相互制約的利益博弈格局。換言之，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在科技創新方面的領先優勢，研發和生產各種高技術創新含量的先進生產設備、關鍵零配件和關鍵材料，將其出口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利用來自發達國家的先進生產設備、關鍵零配件和關鍵材料進行組裝和製造最終產品，再出口到發達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市場，從而形成以產品鏈和產業鏈分工和貿易體系為主的全球化循環體系。更重要的是，在這種“發達國家賣→發展中國家買+發展中國家賣→發達國家買”形態主導的全球供應鏈分工和貿易體系中，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實際上形成了相互依賴和相互制約式的利益博弈和共生格局。其具體表現為，在高技術含量的關鍵零配件、先進生產設備等環節中形成發達國家的“賣”和發展中國家的“買”，而在組裝完成的最終商品環節中形成發達國家的“買”和發展中國家的“賣”，二者之間形成有效的互利共贏式的貿易和利益循環機制。然而，“美國優先”以及美國針對中國所採取的一系列完全違背市場自由貿易機制的手段，充分暴露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不惜採取破壞既有全球供應鏈體系及其鼓吹的市場公平競爭機制策略，來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超大化的自我利益至上主義。因此，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完全自私自利主義和發展中國家對維護自身發展利益覺醒的雙重刺激下，全球價值鏈體系中的利益分配格局必然會在中美戰略競爭衝擊下，逐步發生重大的調整和重構現象。另一方面，國家的自主科技創新能力和國家本土需求市場規模，在全球價值鏈體系利益博弈和分配格局中的絕對優勢提高。這具體表現在：在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中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所擁有的絕對創新領先優勢，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利益分配的作用更加重要，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份額。這就是“賣”的力量。同時，一國的進口規模在全球價值鏈利益分配體系中的決定性作用也日益提升，“買”是為那些試圖依賴出口來獲取經濟發展機會的國家提供了獨特的賺錢機會、就業機會和發展機會。這就是“買”的力量。這兩種力量愈發成為全球價值鏈利益分配格局中的決定性力量，美國之所以認為自己具有主導、控制和隨意改變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體系的權利，就是基於美國是全球最大規模的進口國，同時也是科技創新能力最強的國家。

再次，既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即將發生的調整和重構現象，必然會對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機會造成差異化的重大挑戰和根本性影響。美國採取的禁止全球所有國家企業利用美國生產製造的零配件，為華為企業生產和提供各種產品的禁令，貌似可以一舉擊中中國首家本土高科技跨國企業的全球供應鏈體系的要害，從而對中國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的主要地位造成破壞，遏制中國經濟的持續崛起。因此，不少國家判斷中國是此輪全球供應鏈體系收縮和重構的最大受害者。然而，從中國當前擁有的獨特綜合優勢以及所採取的深化對外開放戰略來看，中國肯定不是此輪全球供應鏈體系收縮和重構的最大受害者，相反主要的受損者是德日和印度、越南等兩類經濟體。一方面，德日等這樣的出口依賴性較強的發達經濟體，必將成為此輪全球供應鏈體系收縮和重構過程中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日本認為，通過對美國的持續性妥協讓步，同時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就可以成為此輪全球供應鏈體系收縮、調整和重構過程中的局外人，保護自身的貿易利益。然而，日本作為全球供應鏈體系中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只要既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發生收縮性調整，日本在全球價值鏈利益分配格局中遭受巨大損失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印度、越南等試圖僅僅依靠低成本的勞動力稟賦優勢，通過出口導向戰略來獲得經濟發展機會的發展中國家，也必將成為此輪全球供應鏈體系收縮和重構過程中突出的發展利益受損者。在印度、越南等國家的戰略思維中，美國針對中國發起的戰略競爭行為，給這些國家帶來發展製造業的額外戰略機會。因此，選擇在此關鍵時期跟隨美國對中國採取強硬戰略，可以獲得美國的寬容和讓步，從而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擠佔中國的市場份額。然而，這些國家可能沒有真正理解美國的戰略動機，美國現在的核心目標是利用限制進口來擴大美國的出口，從而解決美國國內的中產階層就業崗位不足和收入增長乏力的困局。很顯然，印度、越南等國不具備從美國大量進口的能力，也必然就不會獲得持續的對美出口機會和貿易順差空間。相反，全球供應鏈體系的收縮和重構，首要的是徹底堵住印度等發展中大國利用既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獲得出口導向發展機會的空間。可惜的是，印度等發展中大國的某些最高決策層還對此重大現象“裝糊塗”，最後造成的效果必然是適得其反。而且，美國此次針對既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和價值鏈體系所推動的破壞性重構的行為策略，必然會刺激和影響眾多其他發達國家、發展中大國和發展中小國的最為根本的發展機會和發展利益，其造成的混亂和複雜博弈狀態，以及反彈和對抗效應，很有可能超出美國自身的想象和控制能力之外。美國想要的局面是渾水摸魚，到最後可能造成的後果是魚和水都變少甚至沒有了。

再次，必須高度關注導致此輪全球供應鏈體系發生調整和重構現象背後的驅動力，主要表現為發達國家的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逐步累積、爆發和盛行所催生的逆全球化背景。以往的貿易保護主義多數均是由發展中國家發起，而此輪貿易保護主義則是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發起。截然相反的實施邏輯引發的疑問是，為什麼在既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中攫取最大利益份額的最大發達國家，卻成為全球供應鏈體系和規則的最大破壞者？美國不惜破壞既有的WTO市場公平貿易規則，違背自己一直鼓吹的市場化公平機制原則，對中國類似中興、華為這樣的本土高科技跨國企業實行多輪限制政策的行為，其不僅僅是為了遏制中國自主創新能力的全面培育，以及在全球價值鏈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環節攀升能力的全面提升，也不僅僅深刻體現了美國針對中國試圖實現“不對稱”市場開放謀略的戰略圖謀，更為重要的是美國資本利益集團的強勢導致自身陷入制度改革動力僵化的發展困局。美國的精英階層自身就是巨大的既得利益者和利益藩籬，難以依靠實施根本性的國內改革來打破中產階層和工人階層就業機會缺失與收入增長動力不足的制度缺陷困局，這必將導致美國國內反智主義、民粹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積累、爆發和盛行。而且，這些在美國內部無法得到有效解決的矛盾，決定了美國只能通過選舉式的政治手段來將內部矛盾外部化，依靠製造所謂的外部競爭者來轉移內部難以調和的制度矛盾，以及改革困局的基本事實。因此，可以得出的初步判斷是，此輪全球供應鏈體系正在發生的收縮、調整和重構過程的內在驅動力，以及正在發生的逆全球化趨勢，是由少數主要發達國家的自私自利至上主義的動機邏輯推動的。 

當前全球供應鏈根本性調整和重構背後的驅動力

（一）全面認識全球特殊背景下的特殊競爭格局

第一，中美之間的全面戰略競爭，正在成為誘發全球供應鏈體系發生根本性調整和重構現象的導火索。表面上來看，當前很可能發生的既有全球供應鏈體系及其內涵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的調整甚至重構現象，可以理解為這是由中美之間的經濟發展戰略競爭行為，特別是由中美雙方的科技創新戰略競爭博弈行為來驅動的。而從深層次角度來看，這是由美國為了維持自身的全方位霸權地位的內在動機決定的，是由中國經濟規模持續擴張和自主創新能力持續提升，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全球既得利益可能造成的衝擊和挑戰導致的。事實上，在最近10年全球各國經濟發展競爭和利益博弈格局中，唯一發生本質性變化的現象是：一方面，中國的GDP規模穩步接近全球超級大國和霸權國家——美國的GDP規模，並且是在可預期的未來20年內可能超過美國GDP規模的唯一國家。按照聯合國最新發布的利用最近PPP調整方法統計的全球各國真實GDP規模，中國已在2017年就超過美國。因此，從美國曆來偏向於利用一切手段遏制“老二”戰略對手的習慣性戰略思維，這必然會觸發美國這樣的全球守成大國對中國這樣的崛起大國的戰略競爭策略甚至惡意敵對行為。另一方面，美國的全球霸權根基之一，就是持續擁有全球最為前沿和絕對領先的科技創新能力。在美國戰略家看來，維持美國在全球科技創新領域的絕對優勢，比肩美國美元全球霸權的核心戰略支撐，而中國是繼美國之後可能在全球整體科技創新領域實現自主能力全面提升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向中高端環節的逐步攀升，已經對既有的發達國家在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的既得利益地位造成威脅，自然而然就會引發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戰略競爭行為。可見，中美之間正在發生的難以避免的全面戰略競爭，只是誘發全球供應鏈體系根本性調整和重構的導火索，其深層次因素仍然是人類歷史發展邏輯和規律的重現和重演，只是角色的變化和博弈結果的差異而已。

第二，全球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競爭格局呈現新態勢。當前，全球的發展競爭格局之中，不僅僅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是主線，更為突出的是，交織着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競爭、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競爭、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之間的利益競爭等不同主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之間的利益競爭更是主導因素。愈發需要看清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按照西方發達國家的戰略謀劃和佈局，現有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本質上不具備為發展中大國或主要新興國家提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機會空間。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現有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本質上是按照發達國家利益最大化邏輯來設計和運行的，是充分利用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勞動力稟賦優勢和對生態環境需求不足的現實條件來佈局和推進的。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和國際大買家，始終控制着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中的研發環節、品牌、營銷渠道、金融服務等關鍵定價環節，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利潤創造能力形成強烈的 “壓榨”效應和“鎖定”效應。而且，發展中國家往往還會被發達國家誘使進入“市場換技術”“代工促出口”的發展陷阱中，結果造成發展中國家的高端市場全部被發達國家的高質量品牌產品佔據，發展中國家的代工和出口企業淪為全球低附加值、低技術創新含量產品的專業化生產製造組裝者，迫使發展中國家進入“全球價值鏈低端環節→自主創新能力不足+高收入崗位創造能力缺失→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能力不足+本國居民收入可持續增長動力不足→難以實現外需驅動型增長模式向內需驅動型增長模式的轉型→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惡性循環路徑。對發展中小國而言，這種效應尤其突出。然而，很多發展中國家對此現象和問題的重視程度卻嚴重不夠，簡單或盲目地認為來自發達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是獲得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唯一機會，特別是受到日本和韓國等少數國家利用既有的全球價值鏈體系由發展中國家成功轉變為高收入國家的經驗啓示，簡單地認為既有的全球價值鏈體系仍然具備讓發展中國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機會空間。客觀事實是，日韓等國之所以成功利用全球價值鏈體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於主動利用其他發展中國家持續進入全球價值鏈體系而釋放和提供的發展中國家的本土高端市場機會，培育出本國的自主創新能力體系，創造出足夠數量的高收入就業崗位。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高端市場為日韓國家提供了高收入國家發展機會，而非既有的發達國家為日韓提供了高收入國家發展機會。事實上，發達國家已經再也不能容忍發展中國家利用既有的全球價值鏈體系成為高收入國家的機會，培育針對發達國家自身國家利益的競爭對手，削弱發達國家在全球制度體系中的話語權和貿易利益的攫取權。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試圖對既有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與規則實施重構性調整的內在動機，就是要全面切斷類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空間和途徑。

第三，國家價值觀形態和制度之間的競爭，呈現逐步凸顯的態勢。當前中美之間正在發生的戰略競爭格局，難免會引發對中美之間迥異的價值觀形態和國家政治制度的差異性競爭和博弈的擔憂。針對此重大問題，需要闡述清楚的一個基本機制是，正如圖1展示的邏輯機制，究竟是一國的國家價值觀意識形態與國家制度架構決定了一國的國家綜合發展能力，進而決定了該國在全球供應鏈分工和貿易體系中的利益地位；抑或是一國的國家綜合發展能力決定了該國在全球供應鏈分工和貿易體系中的利益地位，進而影響甚至決定了一國的國家價值觀意識形態與國家制度架構？當然，一國的國家價值觀意識形態與國家制度架構，也會反過來影響一國的國家綜合發展實力，特別是會制約一國的經濟改革動力。實質上，對這兩種邏輯機制的不同認識，也代表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和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不同思維的爭論。從一國內部邏輯來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發展能力決定國家制度架構，將之延伸到全球邏輯來看，就可以表達為經濟利益競爭和國家價值觀競爭，共同歸屬於國家發展能力競爭範疇。因此，那些認為中美之間戰略競爭的爆發是由中美雙方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本質性差異所造成的觀點，實質上是陷入西方發達國家預先設計好的西方價值觀“至上主義”和故意鼓吹“普世價值觀”的話語權體系之中。客觀事實是，中美之間戰略競爭的核心問題，表面上似乎與雙方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方面的差異有關，從本質性的決定性因素角度來看，是中美雙方在面臨經濟可持續發展過程中顯露出來的各種形式的重大利益集團藩籬和制度阻礙陷阱。其所深刻體現出來的制度性改革能力以及所內含的持續性國家綜合發展能力，實質上是兩國在打破既得利益集團藩籬和實施制度性改革能力的全面競爭和持續性競爭。中國當前階段在打破國內既得利益藩籬和推進制度性改革方面的持續動力，以及所表現出的經濟發展活力和領先力，給美國帶來了全方位巨大壓力。與中國所採取的依靠國內改革來化解國內矛盾的策略不同，美國採取的是通過打破既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和強迫其他國家為美國單方面更大地開放本國市場，來緩解美國國內的制度僵化造成的國內收入不平等和中產階層的就業崗位缺失困局。“美國優先主義”背後體現出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內部制度缺陷和矛盾不可調和的外化驅動力解決邏輯。總而言之，國家發展能力競爭才是中美雙方以及全球各國戰略競爭的最為根本性的決定因素，既不是經濟利益競爭歸屬於國家價值觀競爭，也不是國家價值觀競爭歸屬於經濟利益競爭，而是經濟利益競爭和國家價值觀競爭共同歸屬於國家發展能力競爭。

（二）理解全球不同國家參與全球供應鏈體系的驅動力

為深入理解全球各國參與全球供應鏈體系背後的關鍵驅動力，筆者構建了不同國家參與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六維決定因素模型。由該模型可以發現的基本邏輯是：一方面，驅動發達國家參與全球供應鏈體系的重要因素是國家和企業科技創新能力與資本剩餘程度、全球領先的本土跨國企業和全球利益最大化追逐動機，而制約發達國家參與全球供應鏈體系的重要因素是國內中產階層就業機會。另一方面，驅動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供應鏈體系的重要因素是勞動力要素稟賦、勞動力素質與勞動力綜合成本、國內市場規模、產業鏈一體化程度與基礎設施完善程度，而制約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供應鏈體系的重要因素是國家和企業科技創新能力，以及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國家價值觀形態。

基於上述分析，全球供應鏈體系形成背後的關鍵驅動力主要包括：一方面，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形成動因，是基於發展中國家存在相對發達國家的低成本勞動力要素稟賦優勢，而發達國家存在相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過剩以及具有全球領先競爭力的跨國企業優勢。因此，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或國際大買家在追逐自身利益全球最大化的刺激下，將自身掌控的產業鏈、產品鏈中的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生產製造組裝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而產業鏈、產品鏈中的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人力資本環節的研發、設計、品牌、全球營銷網絡、金融，以及關鍵設備和關鍵零配件環節仍然留在發達國家，從而形成“利益共享”，但絕不是“利益均等化”“發展機會共享”，也絕不是“發展機會均等化”“技術溢出”，更決不允許發展中國家趕超和挑戰以發達國家創新領先地位為主要特徵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另一方面，這種全球供應鏈體系不僅不會從根本上消除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內部的主要矛盾和衝突，相反，會在一定程度上擴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內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而激化國內民粹主義。具體而言：其既由於擴大發達國家內部資本所有者和普通工人階層的收入不平等而誘發發達國家內部的民粹主義，進而激發來源於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對全球化政治勢力的興起；也由於會誘發和激化發展中國家因為對外開放帶來不同羣體利益分配不均等和西方發達國家新自由主義價值觀滲透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而激發發展中國家內部的社會不穩定性和民粹主義，誘發來源於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以及逆全球化勢力的興起。

特別需要關注的內在邏輯是，當前由發達國家主導和控制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可持續增長造成的影響，在發展中大國和發展中小國之間可能會存在巨大的差異。針對發展中小國而言，由於缺乏國內龐大的市場規模以及相對完善的一體化產業鏈體系做支撐，也由於本國的國家科技創新能力和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不足，在本國高端消費市場被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佔據且本國被限制在發達國家控制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和貿易體系中的低端環節的情形下，只能獲得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機會，而難以獲得從中等收入國家提升為高收入國家的戰略機會。比如，類似越南這樣的發展中小國，在急切期盼加大對外開放來融入全球供應鏈體系以獲得經濟發展機會的激勵下，為了迎合西方發達國家對自身國家體制的認可，急於實施向西方發達國家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國家政治制度全面靠攏的改革策略。事實上，即便這樣的發展中小國全面實現了西方民主選舉制度以及所謂的獨立工會制度，中等收入國家基本就是其國家發展程度的最高極限。而且，不可忽略的是，過早地實施西方民主選舉制度和所謂的獨立工會制度，其負面效應會隨着經濟發展矛盾的積累和增加在某個時期被激發，在特定時候必然成為摧毀社會穩定的潛在“炸彈”。而針對那些發展中大國而言，在深度融入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對外開放背景下，“自然”存在從中等收入國家跨越成為高收入國家的戰略機會和空間。這是因為，對於發展中大國同時也是新興大國而言，往往是那些在國內具有一定程度的工業化基礎體系和產業鏈體系的國家。這就使得在發達國家的高技術跨國企業試圖全面佔據發展中國家的高端需求市場的情形下，在發達國家高技術跨國企業對發展中大國的本土企業帶來市場競爭效應的激勵下，發展中大國中的本土企業可以藉助本土快速擴張的中等收入階層羣體以及由此帶來的龐大高端需求市場渠道，逐步成長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跨國企業，夯實和提升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和企業層面的自主創新能力，從而形成國內和國外高端供給－高端需求雙向良性互動機制，以及國內“需求引致創新”和“創新推動高收入就業崗位”雙向良性循環體系，進而為發展中大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創造不可或缺的基礎條件。

全球供應鏈體系根本性調整和重構的新趨勢和新方向

（一）深入理解當前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形成邏輯

從當前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形成的內在邏輯來看，需要高度關注全球供應鏈體系背後的全球價值鏈體系、全球投資鏈體系、全球創新鏈體系三者之間的互動博弈和動態變化關係。其邏輯關係可見圖3，具體的影響機制是，全球創新鏈體系→全球投資鏈體系→全球價值鏈體系→全球供應鏈體系。我們看到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僅僅是表面形式，其背後隱含的是全球價值鏈體系、全球投資鏈體系和全球創新鏈體系等更為重要的運行機制。這四者的相互關係背後所隱含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發達國家之間，以及發展中國家之間利益博弈和發展競爭的矛盾衝突點的動態變化狀態，決定和推動了全球是處於一體化還是逆一體化的基本格局。

首先，全球創新鏈體系已經形成的穩固的“中心－外圍”分佈格局，導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在全球創新鏈的不同環節具有差異性的自主能力，這是當前全球供應鏈體系得以形成的最為底層的基礎性條件。一個明顯的基本分佈狀況是，發達國家牢牢把握着全球創新鏈體系中的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應用開發研究、中間實驗研究、工程化研究甚至絕大多數產業產品的產業化研究環節，而且在全球創新鏈體系中的這些環節形成了專業化分工體系和利益互享體制，在整體上形成了對發展中國家的絕對創新領先優勢，能夠有效遏制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創新鏈體系中的趕超機會。其次，發達國家存在顯著的資本剩餘、資本輸出動機，將發達國家內部的生產體系佈局所獲得的投資利潤最大化，試圖在全球範圍重新進行佈局來獲得投資利潤最大化，這是促使全球投資鏈體系迅速形成的核心力量。當然，從全球投資鏈體系的形成特徵來看，主要是資本相對剩餘的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以FDI為主要形式的資本輸出模式。但是，發展中國家在獲取發達國家的FDI和資本流入方面也存在激烈競爭，特別是勞動力的整體素質、技能和長時間加班忍耐能力，以及發展中國家本身的工業化基礎等因素，決定了吸引外資的國際競爭力。發展中國家吸引發達國家外資的這種激烈競爭格局，事實上形成了對發達國家更有利的貿易利益和投資利益的博弈力量。再次，當前的全球創新鏈和全球投資鏈格局，決定了全球供應鏈體系中各國的分工地位和國家貿易格局。由於全球產業鏈、產品鏈中的研發、品牌、營銷渠道、金融服務，以及高技術含量的關鍵生產設備、關鍵零配件、關鍵材料和核心工藝均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才可能催生當前階段聯結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三次全球化格局。

第一次全球化是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廉價的原材料和高昂的工業製成品貿易的不對稱形成的剝削型的國際貿易體系，隨着發展中國家維護自身利益意識的覺醒，當然無法長期維持。第二次全球化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性產品貿易，由於利益競爭大於利益分享，也難以持續和擴大。第三次全球化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產業鏈、產品鏈體系內部不同環節的分工和貿易模式，利益共贏大於利益競爭。雖然其本質上也是利益不均等和發展機會不均衡的貿易體系，但是，發展中國家能夠在第三次以產業鏈、產品鏈內的分工和貿易模式為主的全球化格局中，獲得在以往全球化體系均無法獲得的經濟起飛發展機會，因此得到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全力支持以及積極參與，現行全球供應鏈體系的規模得以快速擴張。最後，當前全球供應鏈體系背後所內含的全球價值鏈體系，既沒有消除全球貿易利益的不均等格局，也存在相對明顯的侷限性，導致現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必然會逐步積累和暴露出一系列問題和風險，從而對現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造成重大沖擊。

從當前階段全球供應鏈體系形成的內在特徵來看，具有全球供應鏈的“貿易自由化”、全球價值鏈的“不均等化”、全球創新鏈的“絕對領先化”和全球投資鏈的“單向化”四大顯著特徵。從主導和控制全球供應鏈體系的發達國家的內在動機來看，發達國家始終圖謀的是：（1）全球供應鏈的“貿易自由化”。在發達國家完全控制全球產品鏈、產業鏈分工和貿易體系中的高技術創新密度和高附加值環節的情形下，全球商品的貿易自由化，有利於發達國家內部的資本所有者、創新壟斷者、高技術工人和金融投資者階層羣體，從全球商品貿易自由化體系中獲取更多分工貿易利益和資本收益。當然，針對那些發展中國家而言，由於面臨經濟起飛階段的儲蓄不足而導致的投資不足陷阱，也由於大量的勞動力需要供給側部門擴張來提供就業崗位和收入，發達國家轉移而來的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製造和組裝環節，也有利於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中的經濟增長。（2）全球創新鏈的“絕對領先化”。全球創新鏈的“絕對領先化”是全球供應鏈的“貿易自由化”的前提條件。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創新鏈體系中處於穩定的“中心－外圍”格局的情形下，即發達國家在傳統製造業、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中的全球產品鏈、產業鏈相關創新鏈領域的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原始創新、顛覆性技術創新、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環節，以及在相關創新鏈領域的應用開發研究、中間實驗研究、工程化研究和產業化商業化研究環節，甚至在先進生產設備、關鍵零配件、關鍵材料和核心生產工藝方面佔據全面累積性領先優勢的前提下，發達國家才有動力推動全球供應鏈的“貿易自由化”。（3）全球投資鏈的“單向化”。發達國家有動力推動全球供應鏈的“貿易自由化”，卻沒有動力完全推動全球投資鏈的“自由化”，全球投資鏈“自由化”是由頭，全球投資鏈“單向化”是本質，即只允許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核心領域投資，不允許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核心領域投資。

總而言之，在全球創新鏈的“絕對領先化”和全球投資鏈的“單向化”的前提下，按照發達國家利益最大化特別是資本所有者利益最大化訴求佈局形成的全球供應鏈“貿易自由化”體系，最終促成全球價值鏈的“不均等”利益分配格局。在發達國家的算計中，基本上可以控制甚至遏制發展中國家利用現有的發達國家主導和推動的全球供應鏈體系，來實現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趕超能力。因為按照現有的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體系的佈局邏輯，既可以將發展中國家始終鎖定在發達國家佈局和控制的全球價值鏈的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製造組裝環節，也可以利用發達國家長期積累品牌效應的高質量產品對發展中國家國內高端消費市場的佔據，徹底阻斷發展中國家本土企業利用本國市場需求實現自主創新能力積累和提升的空間。

（二）深入理解全球供應鏈發生根本性重構的新趨勢

第一，“逆全球化”vs“有限全球化”？在中美兩個參與全球供應鏈體系程度最深的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發達國家之間所發生的戰略競爭，必然會對既有的全球供應體系造成根本性的重大沖擊。這就給如何判斷今後一段時期內已經形成的全球一體化體系的變化格局和未來走勢，帶來很多不確定因素甚至可能導致重大誤判。其中，代表性的兩個對立性觀點是“逆全球化”vs“有限全球化”。二者既有共性，更有差異。“逆全球化”的觀點認為在中美之間日趨激烈的戰略競爭的巨大碰撞下，既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會遭受全面解體式的衝擊，並且會呈現急劇收縮的基本態勢。由此得出判斷，全球即將全面進入“逆全球化”時代，各國均會以維護國家產業鏈安全的名義，將佈局和投資在其他國家的產業鏈、產品鏈環節，逐步迴流到本國國內或轉移到其他不受中美戰略競爭衝擊的盟國。而“有限全球化”的觀點則認為，雖然既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遭受了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衝擊，但是，全球經貿一體化的基礎動力和發展需求仍在，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碰撞和衝擊只能對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局部或部分體系（比如中美兩國之間的供應鏈體系）造成負面衝擊，由此造成全球供應鏈體系背後的全球價值鏈和創新鏈體系的重大調整或重構，但不會導致全球整體的供應鏈體系的全面弱化或徹底解體。因此，可以將這種新型的全球化格局稱之為“有限全球化”。我們的判斷是，在中美之間戰略競爭可能帶來的長達20年碰撞期中，“有限全球化”很有可能是全球格局調整的新方向。問題的關鍵是，中國未必是“有限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相反，中國有可能在“有限全球化”體系中成為主要的推動者和參與者，這是由中國的人均GDP還會持續翻一倍以上所創造的全球最大消費市場，以及最高決策層一以貫之的深化對外開放國策雙重因素決定和驅動的。

第二，“去中國化”vs“去美國化”？當前最為令人擔憂的是，中美之間劇烈的戰略競爭碰撞期的後果是，造成全球供應鏈體系中“去中國化”效應的發生，進而極大地阻礙和破壞中國推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外部環境。然而，針對當前中美之間業已形成的供應鏈、價值鏈和創新鏈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體系而言，“去中國化”的後果或代價，更有可能意味着全球供應鏈體系中“去美國化”力量的萌發和積累。美國在全球供應鏈、價值鏈和創新鏈中前沿地位和領先優勢的根本來源，在於在美國的全球高科技跨國公司中，已經形成了持續性的鉅額研發投入能力+對全球高端消費市場佔據帶來的創新高回報率兩個方面的至關重要的良性循環發展機制，這是美國高科技跨國企業佔領全球市場和美國科技創新能力領先全球的全部秘訣所在。以集成電路產業為例，尤其是在全球進入數字化經濟和人工智能（AI）的時代，美國在該領域處於絕對領導地位，是美國經濟在全球影響力和領先地位的基石。美國在集成電路產業中的全球領導地位，歸功於持續性的鉅額研發投資帶來的卓越技術和產品創新。在過去的十年中，美國在集成電路產業研發方面的投資額為3120億美元，僅在2018年就達到390億美元。2018年，美國集成電路產業在全球產品收入約為2260億美元，該規模是韓國集成電路產業的2倍，是日本的5倍，是歐洲的6倍，是中國的15倍。而且，全球市場規模對美國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至關重要，美國國內市場需求的不到25％，約80％的行業收入均來自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出口市場，其中中國約佔全球需求的23％。有鑑於此，從長遠角度來看，“去中國化”最終削弱的是美國高科技跨國企業中鉅額研發投入和全球高端市場高回報率之間的良性循環機制，會倒逼和加快中國在全球科技創新領域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中的自主崛起速度。離開中國迅速擴張和升級的巨大消費市場，美國高科技跨國企業就無法從根本上實現鉅額研發投入－全球市場創新回報之間的良性循環。筆者的判斷是，美國當前發起的所謂“去中國化”的技術封鎖和遏制戰略，很有可能是美國強迫中國單方面地對美國更大地開放市場的一種博弈策略，中國不可自亂陣腳、誤判美國戰略博弈動機，由此陷入閉關鎖國的狹隘發展戰略中去。我們要有足夠的戰略定力和博弈耐心，等待美國戰略博弈退卻。與此同時，中國應該積極實施博弈策略，主動利用美國針對中國的科技創新戰略博弈的核心弱點以及與其他發達國家的利益衝突點，加快佈局35項“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全面突破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構建國產化替代生產製造體系。美國的精英階層最終會認識到，只注重短期商業利益最大化和利用民粹主義操弄選舉政治手段的美國總統，會給美國的戰略優勢帶來持久性損害。

第三，“區域一體化”vs“雙邊化”？在當前階段中美之間愈加凸顯的戰略競爭擠壓下，如前文分析，既有的全球化體系的調整和重構難以避免，那麼今後全球化格局調整和重構的可能方向是什麼？其中，引人矚目的可能調整方向，是“區域供應鏈體系”對“全球供應鏈體系”的替代，還是“雙邊供應鏈體系”對“全球供應鏈體系”的替代呢？在筆者看來，今後形成“區域供應鏈體系”的概率要大於“雙邊供應鏈體系”。在美國的戰略謀劃和佈局中，可能通過對既有全球供應鏈體系的破壞，重新構建以美國單邊利益最大化和美國利益至上原則為基礎的“雙邊供應鏈體系”，迫使美國跨國企業特別是製造業企業向美國本土轉移和迴流，進而擴大美國產品優勢，尤其是製造業產品的出口能力，從而更有利於美國解決國內的中產階層就業崗位不足和收入增長乏力的問題。在美國嚴重受制於國內完全自由式市場機制和固有的意識形態體制約束，難以實現貿易利益和創新利益均等化分配的前提下，就試圖以國內矛盾外部化的策略來解決國內的嚴重收入不平等問題和中產階層衰弱問題。可見，“雙邊供應鏈體系”就是美國的最優策略。

更要認清的基本事實是，既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及其價值鏈分配格局，絕不可能是按照單個國家的利益最大化訴求來推動，而是由參與其中的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均可以從中獲得相應利益的驅動力共同推動，是全球各國發展利益長期博弈的“自然”結果。毫不誇張地説，美國作為擁有高科技跨國企業數量最多和特定美元霸權的最大發達國家，當然是既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的最大受益者和控制者。但即便如此，在全球供應鏈體系已經融合眾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根本利益的情形下，美國不再具有完全控制全球供應鏈體系的調整和重構方向的能力，充其量只能是全球供應鏈體系調整和重構博弈的重要參與者。現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仍然會按照多數國家的利益共贏原則調整和重構；而多數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及大多發達國家，仍然寄希望通過全球一體化格局來獲取發展利益。全球供應鏈體系只會暫時被分解為“區域供應鏈體系”，以區域一體化的模式來繼續推進全球一體化。因此，面對美國針對中國發起的“去中國化”的壓力，中國完全可以依據亞洲區域以及歐亞區域的地區一體化戰略，與韓國、日本、俄羅斯等國家組合成將美國產品排除在外的地區性創新鏈和產業鏈協作分工一體化體系，同時，也可以和歐盟各國逐步形成不依靠美國產品的利益相關的區域性創新鏈和產業鏈協作分工一體化體系，形成“去美國化”的全球創新產業體系。針對中國台灣地區的相關企業而言，可以採取大陸研發和生產屬地原則，在服從大陸戰略利益的前提下，將之納入地區性創新鏈和產業鏈協作分工一體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