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傑｜中美戰略格局下全球供應鏈演變的新趨勢與新對策（下）_風聞

全球供應鏈重構趨勢對中國產業鏈優勢可能造成的多重衝擊效應

結合以上分析，最為令人關心或擔憂的問題是，當前在中美之間戰略競爭碰撞和衝擊下，究竟會對中國的產業鏈優勢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是否會危害中國的核心利益？ 

第一，中國在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中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能力尚未得到徹底培育和構建，使得中國在當前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中處於被“卡脖子”式的技術封鎖和遏制地位，對中國供應鏈、產業鏈、創新鏈體系安全策略短期內造成重大沖擊和風險。美國針對中國發起的全面戰略競爭時機和打擊選擇對象，是經過戰略謀劃和精心佈局的精準打擊策略。一方面，選擇中國GDP規模接近美國GDP規模70%的特定階段，採取“屢試不敗”的專整、專治、專滅“老二”的戰略戰術手段，既試圖在科技創新前沿領域全面切斷中美之間的交流和學習機制，也對中國實施科技創新的“脱鈎”策略，從而維持美國在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原始創新和顛覆性技術創新等領域的持久領先力和絕對領先力。更為重要的是，在當前和未來的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中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美國從基礎研究到工程化、產業化研究環節，對中國採取嚴苛的全面封鎖和圍堵戰略，試圖獲取針對中國經濟發展和自主創新能力的絕對領先權和創新壟斷權，進而打破中國試圖依靠自主創新能力和高端產業發展壯大的良性互動機制，以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針對中國真正具有自主創新能力和全球創新領先能力的本土高科技跨國企業，採取完全違背美國所鼓吹的市場公平競爭原則的技術封鎖和遏制手段的精準打擊策略，其根本性的戰略意圖是完全堵住中國高科技跨國企業對美國高科技跨國企業的挑戰和趕超之路，徹底扼殺中國依靠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高質量發展模式的加速形成，進而維持美國優先和美國霸權。

華為研發中心

第二，美國的戰略意圖是在中美科技創新領域實施全面“脱鈎”的策略下，強迫中國單方面實施對美國開放國內高端市場的“市場不對稱”策略，從而既實現對中國科技創新自主能力和高科技本土企業提升的阻礙，又可以從中國快速擴張的高端市場需求中獲取儘可能多的美國利益。針對當前中美之間全面爆發的戰略競爭態勢，在中美之間的商品貿易存在5000億美元貿易順差的情形下，國內學者們普遍擔心中美之間在經濟層面的全面“脱鈎”格局，會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極大的外部風險。在筆者看來，我們需要高度清醒地認識到美國本質的戰略意圖，對中美之間已經形成的穩固的經濟相互依賴關係實施全面“脱鈎”戰略，並不符合美國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和最優博弈策略，必然不是美國的首選博弈策略。對美國而言，維護美國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策略是：一方面，強迫中國單方面實施對美國全部開放國內高端市場的“市場不對稱”策略，包括高科技產業、戰略新興產業、金融服務行業、科技創新研究機構等領域對美國全面自由開放；同時，全面限制中國對美國的高科技產業、戰略新興產業、金融服務行業、科技創新研究機構等領域開放和禁止投資，進而獲得美國在市場開放方面針對中國的“單方面”優勢。另一方面，要求中國更多地購買美國在全球市場上具有優勢的產品，從而將中美之間的貿易順差逐步降低為零，最終按照美國給定的約束條件和監管條件，完全實現中美之間所謂的“對等貿易”和“均衡貿易”。這種邏輯已經完全違背了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會損壞中國的核心發展利益，無論是在短期或長期中國均不會存在主動妥協的可能性。

第三，中國在當前的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分工和貿易優勢地位，來源於中國獨一無二的綜合優勢基礎。即便美國最高決策層試圖推行中美之間的科技創新“脱鈎”策略乃至經濟層面全面“脱鈎”策略，也不會對中國的產業鏈優勢、產業鏈安全造成致命性的衝擊。如前所述，既有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形成及其運行機制，並不是單個國家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邏輯構成的，而是全球多數國家的經濟利益和發展動力需求長時間的互動博弈決定的，是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共同利益需求的自然演變結果，因此不是單個國家的自私自利政治訴求可以隨意決定或改變的。中國能夠成為此輪全球供應鏈體系中的“世界低端工廠”的核心平台，本質上是由中國所具備的獨一無二的綜合優勢彙集而成，是全球多數國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選擇。

中國具備的獨一無二優勢具體表現在：一是中國在很多製造業部門的產業鏈、產品鏈體系中，形成了相對齊全的國內生產製造體系。而且，由國內眾多的產業集羣或企業集羣演變而來的產業鏈集羣，使得中國在產業鏈、產品鏈集羣和綜合配套能力方面的優勢獨一無二。隨意搬遷的跨國企業必然會造成自身配套環節的產業鏈、產品鏈斷裂現象，或者極大地增加物流成本，或者增加生產成本。二是雖然中國勞動力工資水平一直處於持續上漲態勢，已經高於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工資水平，但是，從工作工資收入和工作效率性價比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勞動力綜合素質和綜合成本優勢全球領先，疊加勞動流動性較為寬鬆的用工制度和國人對簡單工作所具有的持續忍耐力等因素，勞動力綜合優勢仍然全球領先。三是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與發展中國家甚至部分發達國家相比，具有相對領先優勢，有利於製造業部門物流成本的持續降低和全區域、全領域佈局。而且，中國已經在新基礎設施方面特別是數字經濟等方面集中加速發力，不僅不會降低中國基礎設施的全球領先優勢，還會擴大中國相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領先優勢。四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極大地衝擊和削弱了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試圖將部分製造業環節遷回或迴流到本國或其他國家的能力。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幾乎對所有國家所有企業的市場銷售和盈利能力造成負面衝擊，而搬遷企業需要企業重新進行大量投資，在疫情衝擊下多數企業已經喪失了短期內實施大規模投資的動力和能力，而且，對率先進入經濟復甦階段的中國市場的依賴性會進一步強化。五是中國持續擴張的市場消費需求成為吸引眾多國家企業投資的重要場所。最為關鍵的是，在未來15年之內，中國的人均GDP如果實現再翻一番的發展目標，中國的消費市場規模也會再擴大一倍，到時中國必然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拋棄了中國消費市場，可能就意味着拋棄了全球市場，企業就會失去利用市場規模經濟來實現鉅額創新研發投入和市場回報之間互動機制的核心支撐。事實上，從如今在華外國企業的經營行為來看，70%的產品是銷售到中國本土市場，30%的產品才是滿足出口市場，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性由此可見一斑。概言之，中國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的綜合優勢難以輕易地被撼動，能夠經得起美國針對中國發起的全面戰略競爭、技術封鎖和科技創新遏制行為的較長時期的博弈。

第四，中國的核心利益是謀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戰略空間，而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礎性因素在於能否促進自主創新能力體系和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兩者之間存在非常重要的相互支撐和相互制約關係。因此，決定中國產業鏈安全和優勢維持的內生動力來源於中國內部，輕易不會在根本上被美國發起的戰略競爭和博弈策略所動搖或遏制。針對美國當前全面發起的咄咄逼人的戰略競爭和技術封鎖策略，我們尤為需要冷靜考慮的是，中國當前階段的核心發展利益是什麼？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強調，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35年GDP規模在2020年基礎上再翻一番，2050年左右人均GDP達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因此，對中國這個核心發展利益造成損害的外部事件，中國就必須全力以赴地加以破解。我們要清醒地看到，中國的核心利益是謀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戰略空間，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礎性因素主要不在於外部環境，而在於中國的內部環境。如前所述，許多發展中國家並不能依靠既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及其背後隱含的全球價值鏈、投資鏈和創新鏈分工格局和體系，實現從中等收入國家到高收入國家的成功轉型和戰略跨越。其核心因素就在於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均難以打破由現有的發達國家共同組成利益集團的聯盟體系。因此，中國進入全面高質量發展的特定階段，必須從出口依賴模式全面轉換為內需驅動模式特別是高端需求驅動模式，必然要走向重視本國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核心發展道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實施國家創新計劃、重點產業創新發展引導計劃，來促進企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升，進而為國民收入持續提升奠定堅實的微觀產業和企業基礎。只有少數的發展中大國，才具備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來促進本國消費市場規模持續提升與供給側結構性轉型升級，進而持續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條件，以增強二者之間良性互動循環的內生動力，依靠國內龐大的消費市場促進高科技本土跨國企業的培育和發展，形成供給－需求良性循環互動的內生髮展模式，最終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的應對戰略及其重點策略

第一，避免陷入以戰術思維對待戰略思維的陷阱，試圖以各種短期利益的讓步和妥協，來換美國停止或降低遏制中國科技創新自主能力提升的戰略意圖。既然是中美雙方的戰略競爭，就不能糾纏於枝節葉末的戰術競爭，不能計較於雙方短期利益的一時得失，而是要從中美雙方最為根本的發展利益競爭和國家綜合發展能力角度加以把握。筆者的基本判斷是，美國針對中國發起的科技創新“脱鈎”式的戰略競爭行為，必然會倒逼中國主動利用國家創新計劃來促進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自主能力全面提升，迫使中國利用本土高端市場需求規模來培育和促進本土高科技跨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持續提升，反將激發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鬥爭精神。需要認清的基本事實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仍然是可持續發展，既要實現2035年的GDP比2020年翻一番的目標，也要在2050年左右使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像中國這樣的獨特發展中大國，全面依靠既有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及其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只能促使中國實現由低收入國家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而依靠本國龐大規模和升級換代的國內需求市場和自主創新能力可持續提升之間的雙向良性循環機制，才可能促使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繼續發展成為高收入國家。對於處於特定階段的中國而言，適當降低對全球供應鏈體系中低端環節的依賴，可能更有利於中國國內內需驅動型發展戰略的實施和經濟結構的全面轉型升級。換言之，美國發起的針對中國的科技創新封鎖和遏制戰略，未必會從根本上對中國的核心發展利益造成本質性損害，而中國面臨的核心任務是儘快促使內需驅動發展模式的形成和強化。

第二，有效發揮政府和市場的雙重激勵作用，全面實施新型舉國體制，儘快實現制約當前和未來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的全面突破，保障中國產業的全球競爭力和國家安全。美國針對中國本土的高科技跨國企業發起的全面技術封鎖和遏制戰略，在短期內對中國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安全造成了較為突出的影響，倒逼中國當前和未來在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實施全面自主突破策略。目前，中國在國家層面和企業層面的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原始創新、顛覆性技術創新以及先進生產設備、關鍵零配件和關鍵材料等方面的持續投入不足，造成中國在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自主能力嚴重不足。因此，中國產業鏈、產品鏈的國家安全風險的化解和破解策略，應該落在利用中國特殊的政府和市場機制有機融合體制，主動實施新型舉國體制，針對事關中國經濟安全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集中組合攻關。一方面，本着“能者上、行者上”的公平競爭原則，國家必須充分利用和激勵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屬的科研機構，在其中的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原始創新、顛覆性技術創新方面組合而成跨學科、跨領域、跨單位的前沿研究團隊，通過政府持續性的鉅額投入來激勵這些領域集中攻關。另一方面，利用深化產學研融合體系、減税免税政策、優先上市和融資偏向政策，以及基於市場競爭原則政府賦予的各種企業研究資助計劃，調動和激勵企業部門在從事先進生產設備、關鍵零配件和關鍵材料等方面的高強度持續性研究投入，形成由微觀企業主導的、政府強力支持的新型聯合攻關團隊和企業集團。

第三，儘快制定和實施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發揮內需驅動型發展戰略的主導作用，充分激發國內高端消費對中國經濟高質量增長的支撐作用，適當管理和限制美國等少數敵意發達國家對中國核心產業鏈、產品鏈的投資和併購行為，儘快促使中國成長為第一大進口國，擴大中國對外戰略的迴旋餘地。由於中國的核心利益仍然是促進人均GDP中高速增長，儘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當前的關鍵在於促使中國國內供給提質－需求升級的良性循環機制形成，尤其是儘快制定和實施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主動激發內需驅動型發展戰略在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模式中的基礎性作用，特別是充分激發國內高端市場消費對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核心支撐作用。而從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邏輯來看，既要在實體經濟部門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可持續提升的基礎上，促進勞動者和人力資本收入的持續提升，強化初次分配格局對國民收入增加的決定性作用；又要在企業所有權和金融投資市場真正落實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通過勞動者共同持有企業股票計劃和全民平均擁有上市企業股票計劃，切實落實社會財富和企業財富被勞動者共享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強化國民二次分配格局對普通勞動者收入增加的重要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逐步發展成為全球最大規模國內消費市場的情形下，要積極利用好這一戰略資源，擴大中國對外戰略的迴旋餘地和主動權力。一方面，在中國經濟規模穩步增長的前提下，在滿足人民生活需求的基礎上，積極擴大中國的進口規模，促使中國成為全球各國商品彙集的第一大規模進口市場，從而形成全球各國對中國經濟的依賴格局，進而強化中國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的話語權和主導權。另一方面，需要認真思考的戰略問題是，對待進入中國的FDI要有全新的戰略思維，警惕類似美國這樣的自我利益至上主義的國家採取“市場不對稱”策略，來搶佔中國的高端消費市場，扼殺中國本土高科技企業的國內市場支撐和發展空間。因此，建議採取更具前瞻性的外國投資中國國內重點產業鏈、產品鏈的安全審查法律措施，以及基於同等市場開放原則的內外有別的策略，來重新定義中國的外資投資安全原則。

第四，超越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簡單二分法，發揮好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中國當前和未來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中的協同作用，特別是把握好二者在破解制約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的“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的共同作用，尤其是要重視股份制企業在中國市場競爭機制的基礎性作用。美國等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指責中國違反WTO市場公平競爭機制的一個焦點是國有企業。因此，中國如何科學定義國有企業在國家經濟中的基礎地位，科學思考公有制在中國的具體表達形式，既是事關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具體實踐形式，也事關中國如何堅持深化對外開放戰略，進一步融入全球體系的基本定位。從破解制約中國當前和未來的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的自主能力提升角度，以及中國全面進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任務來看，也必須對國有企業的表達形式和戰略定位有全新的認識。一方面，要主動發揮好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中國當前和未來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中的協同作用，特別是要把握好二者在破解制約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的“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的協同作用。另一方面，有必要超越中國當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非此即彼的對立式簡單二分法，強化全民持股的股份制企業在中國公有制中的基礎性地位，主動利用上市企業的直接渠道式融資機制，真正解決企業在實施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突破，以及先進生產設備、關鍵零配件、關鍵材料和核心工藝等方面鉅額研發投入能力不足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