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術刀與屠刀：二戰時期的德國醫生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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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中天使與惡魔也成了親戚……

　　“無論至於何處，遇男或女，貴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為病家謀幸福，並檢點吾身，不做各種害人及惡劣行為，尤不做誘姦之事。凡我所見所聞，無論有無業務關係，我認為應守秘密者，我願保守秘密。倘使我嚴守上述誓言時，請求神祇讓我生命與醫術能得無上光榮，我苟違誓，天地鬼神共殛之。”這段話是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醫者仁心，即使無法妙手回春也應救死扶傷。無論是戰場還是大後方，經常能看見白衣天使在拯救世人。 

　　援鄂白衣天使

　　但是，醫生中不只有白求恩，也有劊子手，白衣天使和白衣屠夫有時候只有一步之遙。關於納粹德國時期的歷史，大家更多關注的是黨衞軍和國防軍的暴行，而醫生這一職業的特殊性，其罪行往往被人們所忽視，甚至躲過審判。

　　醫學界的排猶之風

　　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的排猶之風，從中世紀時就開始盛行，無論是中世紀的神秘主義還是近代的科學種族主義，都喜歡把一切錯誤指向猶太人。到了19世紀後期，德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海因裏希·馮·特賴奇克表示“猶太人是我們的不幸”。他認為基督教國家應該抵制猶太教的遺民，這些遺民總有一天會靠經濟控制整個基督教世界。這些擔心並非毫無依據，因為在德國醫生行業裏，德國本土醫生已經面臨失業潮。在諸如柏林、漢堡、德累斯頓這些大中城市裏，猶太醫生所佔比例高達50%。儘管整體而言，他們只佔德國醫生總數的13%，但這也遠遠高於猶太人在德國人口中的比例。猶太醫生不僅數量多而且水平高，時不時能創造出新的技術來救治病人，而且康復率也很高。因此排猶的德國人雖然討厭猶太人，但不得不選擇猶太醫生。   

　　漢斯·威廉·門奇

　　在奧斯維辛，被猶太人們稱為“奧斯維辛的好人”的醫生

　　到了希特勒上台後，醫學界部分人士與納粹合謀通過反猶主義清除自己的競爭對手。希特勒也很願意通過暴力手段達到“職業淨化”。   

　　納粹上台的第一年，猶太醫生就不斷被衝鋒隊騷擾或威脅，有時候是被拉到郊區暴打，有時候是在自己診所裏被人拿槍指着。這些醫生平常安分守己，所以想要息事寧人。可是納粹不會放過他們，物理上的攻擊遠遠不如精神上的攻擊可怕。納粹從心理層面擊潰猶太醫生，在1933年開展的全國醫學專家大會上，一些德高望重實際上是納粹認同的醫生大放厥詞，當場羞辱在場的猶太醫生，聲稱猶太醫生在德國是變相的種族入侵。以這個為契機，德國官方先是禁止部分猶太醫生參加重要的全國性健康保險專家小組和研討會，進而一步步地限制猶太人行醫，甚至呼籲平民去羞辱、攻擊猶太醫生，猶太醫生在這種高壓的環境下不斷崩潰。到了1939年紐倫堡第四修正案的出台，猶太醫生數量已經下降許多，而剩下的猶太醫生則被稱為“疾病治療者”而不是“醫生”。但納粹並不會只是改個名字就放過猶太醫生，這些猶太醫生中幸運的是被驅逐出境，不幸的慘遭殺害。

　　二戰期間幫助中國的猶太人醫生——漢斯·米勒

　　納粹“醫學一體化”

　　醫學界的猶太人被清洗後，納粹還不滿意，他們打算“規範化”醫學界，清除掉那些有良心的醫生，轉而代之的是那些參與過街頭鬥爭的痞子。   

　　納粹設立帝國醫生委員會，並且在每個地方都有分支，德國境內的醫生必須從屬於這個委員會。以前的醫學團體要麼被解散，要麼被“調整”進帝國醫生委員會，這個組織的領導人是合格的鬥士，因為這些人早期曾在街頭遊行和戰鬥過。在1929年的一次納粹黨集會上，這些街頭鬥士組織了國家社會主義德國醫生聯盟，以此為基礎，對其他醫學團體進行排擠和壓制。由於醫學一體化的實行，醫生成為納粹黨員比例最高的職業，一度達到了45%。而且，醫生在衝鋒隊和黨衞隊中的比例也分別為教師的2倍和7倍。醫生已經從單純的救死扶傷之人變成納粹工具。

　　黨衞隊

　　絕育與荒唐醫學理論

　　時間回到20世紀初，一種荒唐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醫學理論開始興起，最早起源於美國，但繁榮於德國。這種理論名為“白人優生”理論，基於進化論而創造，又對族羣基因繁衍進行各種看似科學的論述。白人優生論東渡至德國後被種族衞生學家阿爾弗裏德·普勒茨採用，衍生出“有機種族主義”，隨後，他依據這個理論建立德國種族衞生學會。對於20世紀20年代德國醫生兼遺傳學家弗裏茨·倫茨(Fritz Lenz)這樣的德國人來説，強制絕育和種族優生是一種神聖使命，他們後來追隨國社主義，因為國社主義也有類似的理論和追求。而且，德國不像美國那樣還有法律來約束這種歪門邪説，在納粹時代，德國無論是法律還是平民對於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醫學理論是極度吹捧。   

　　卡麗·巴克（上圖左，與母親艾瑪攝於1924年）

　　美國最高法院強制絕育合法案的中心人物

　　有理論基礎則有實踐準備，希特勒上台後不到六個月，內政部長便頒佈絕育法，這部絕育法三句不離一個“種族”或者“生存空間”。1933年末，這部法律又被修改，併成為德國的醫學綱領。“遺傳健康法庭”也隨之設立，這個特殊機構決定哪些人要被絕育。該機構3個成員中，有2個是醫生，其中一個是行政衞生官員。平時醫生要將有關病人病情的報告上交給遺傳健康法庭，同時還要檢舉揭發包庇病人的醫生甚至是“符合要求”的鄰居，曾經的病人保密原則已經被納粹廢除。1935年德國規定通過外科手術來絕育的“遺傳病”人中，包括智力障礙者、精神分裂症者、躁鬱症患者、癲癇患者，除此之外，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以及病理性酗酒患者也被列為絕育對象。被絕育對象起初估計為40萬，但後期預估值高於100萬。   

　　德國官方給出的絕育理由也十分荒唐，他們認為“從科學角度”來看，未絕育的患者富有攻擊性且容易產生淋病，進而污染這個日耳曼民族。雖然他們無法解釋像盲人這樣的殘疾人如何有效攻擊健康人，但他們還是對絕育和社會達爾文主義醫學理論深信不疑。   

　　如果説1933年至1935年納粹醫學界是喪心病狂的話，1936年開始，納粹醫學界就只能用喪盡天良來形容了。遺傳健康法庭將絕育範圍擴大到體弱多病者，包括一些天生身體虛弱的人，而且他們的親人也不能倖免，也被列入調查範圍，查看家族病史中是否攜帶劣等基因。後來，連有微弱精神疾病徵兆的人也要進行絕育，如果按照法庭的規定來實行，德國將近2000萬人要被絕育。與此同時，法庭和部分醫生合作，在大學建立遺傳病患者檔案，設立種族優生機構以及遺傳學研究機構，意圖從“科學”角度徹底清洗“有病的人”。而那些醫生，基本上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想反抗這種不合理的規定，畢竟納粹和他們有相同理念，而且他們也需要納粹清除自己的競爭對手——猶太人。

　　醫學界的辛德勒們

　　柏林大學醫學部的魯道夫·拉姆是狂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醫學理論支持者。他認為醫生應無條件救死扶傷的這種普世價值，是迂腐愚昧的基督教徒編造出來的謊言，他覺得絕育才是對日耳曼民族的一種負責。  

　　戈培爾在幾次全國講話中批判部分醫生仍保持“無用的理性主義”，認為他們不願意守護日耳曼民族的純淨性。醫學界的一些教授和學生時常被遵守“規則”的同行排擠或者是被黨衞軍調查。  但納粹的暴行並沒有磨滅所有醫生的良心。在大部分醫生隨波逐流時，反納粹的精神病學醫生卡爾·朋霍費爾認為，有遺傳缺陷卻又有超乎常人能力的人，不應被絕育。奧斯瓦德·布姆克醫生也認為，不應對精神疾病患者以及人格分裂症患者進行絕育，應該給予他們生存空間。   

　　在大學裏，一個無畏的反抗者——卡爾·薩勒提出抗議。他是一位人類學家，在慕尼黑授課，他時常在課堂上抨擊納粹的種族主義學説，認為並沒有所謂純種雅利安人，德國人實際與斯拉夫民族有一定的基因聯繫。不僅如此，他還在課堂上反對醫生用安樂死和絕育手段殘害德國人民，可惜他最後被學生檢舉，不得不離開慕尼黑。   

　　慕尼黑大學不僅有這位反抗納粹的教授，還有三位醫學生用行動譴責納粹醫生的暴行。1942年這三位醫學生參加“白玫瑰”組織，在大學內散佈傳單，譴責和揭發希特勒的暴行。不幸的是，這些醫生最後被處決，但他們踐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不做奸邪之事。   

　　“白玫瑰”成員：漢斯紹爾與蘇菲紹爾

　　紹爾兄妹與克里斯托弗的合葬墓

　　手術刀能救人，也能殺人，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中天使與惡魔也成了親戚，本應救死扶傷的醫生卻變成殘暴冷漠的劊子手，讓無數本可以平安生活的患者離開了世界，讓有才能的人無法繼續建設社會，利用醫生殺人，這也是納粹的一個罪行。   

　　參考資料：《恐怖的法官》《希特勒的民族帝國》《第三帝國的興亡》《舒倫堡回憶錄》《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