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猶主義重返歐洲 by 基思·羅威_風聞
陆大鹏Hans-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英德译者、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2021-02-04 20:15
文:基思·羅威
譯:陸大鵬

今年3月底,法國巴黎東部發生一起兇殺,震驚全城。八十五歲老嫗米雷耶·克諾爾(Mireille Knoll)獨自在家,兩男子強行闖入她家,戳了她十一刀並在公寓縱火,隨後逃離。
這起襲擊事件之所以能上新聞,不僅因為謀殺手段兇殘,還因為殺人動機特殊。警方稱,該老婦人被害的原因極可能是她是猶太人。警方逮捕的兩名犯罪嫌疑人有暴力犯罪的前科,並且是反猶主義者。
這則新聞在法國喚醒了痛苦的回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被納粹佔領,猶太人遭受迫害。米雷耶·克諾爾當時的年紀已經夠大,記得當時的事件。巴黎猶太人遭到圍捕,當時還是小姑娘的米雷耶幸運躲過了搜捕。她的很多同學被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在那裏臭名昭著的毒氣室慘遭納粹殺害。米雷耶是在納粹屠猶時期倖存的少數幸運兒之一。七十五年之後,她的好運氣用光了。
近些年,法國連續發生反猶事件,米雷耶·克諾爾遇害只是其中之一。2012年,圖盧茲的一所猶太人學校遭到一名槍手襲擊,三名兒童和一名教師遇害。2015年,一名全副武裝的男子襲擊了巴黎一家猶太人超市,殺死四人。去年,一名猶太女性在巴黎被一名穆斯林移民殺害,兇手高呼“真主偉大!”,然後將她從公寓三樓窗户扔了下去。
法國不是唯一受反猶主義困擾的國家。近幾個月內,歐洲許多國家的反猶主義都在抬頭。根據柏林的反猶主義研究與信息中心,過去兩年裏,德國針對猶太人的襲擊增多60%以上。英國三十多年前開始記載反猶事件,而2017年是三十多年來反猶事件最多的一年。在波蘭,今年2月,猶太人社區領袖發表了一封不尋常的公開信,稱:“波蘭猶太人在波蘭感到不安全。”
另外還發生了一系列涉及反猶的政治醜聞。今年4月,英國各大報紙報道了英國兩個主要政黨之一內部普遍的反猶主義。這起醜聞甚至在議會引發了一次辯論。與此同時,在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奧地利,多位曾公開敵視猶太人的政客在近期當選。按照國際猶太人權組織“反誹謗聯盟”( Anti-Defamation League)的説法,反猶主義正在全歐洲復燃。
那麼究竟是怎麼回事?對猶太人的非理性仇恨源自何方?它又為何捲土重來?
首先,反猶主義不是新現象。它在歐洲有很深的根源,它的基礎是一系列關於猶太人及其代表的價值觀的古代神話。我們若想理解今天為什麼反猶暴力越來越多,就必須首先理解它背後的歷史。
歐洲反猶主義誕生於約十七個世紀之前,也就是羅馬帝國晚期。不足為奇的是,它最早的根源是宗教。根據基督教《聖經》,耶路撒冷的羅馬總督本丟•彼拉多命令將耶穌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但耶穌之死沒有被怪罪到羅馬人頭上。根據耶穌受難的故事,彼拉多之所以命令處死他,是因為一羣猶太人領袖堅持要求他這麼做。在該故事的一個版本里,彼拉多當着大家的面象徵性地洗手,並説:“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羣眾答道:“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
許多個世紀以來,基督徒對這些話的闡釋是,從那一天起,每一個猶太人都應當對基督之死負責。早期的基督教聖徒,如金口約翰(John Chrysostom),説猶太人是“殺害基督的兇手”。4世紀,金口約翰發表了一系列佈道,譴責所有猶太人為“惡魔”“野獸”,甚至是“全世界的疫病”。此後許多基督徒就信奉這些教導。
這樣的言辭導致猶太人遭受了許多世紀的迫害。羅馬帝國晚期,君士坦丁等基督徒皇帝常常摧毀猶太教聖殿,或將其沒收並改造為基督教教堂。猶太人被禁止從事某些特定的職業,比如不得參軍,不得擔任公職。在中世紀,這些限制變本加厲。在大多數歐洲國家,越來越多的行業對猶太人關上大門,最後他們可以從事的職業寥寥無幾。其中之一是商貿;還有放債,基督徒認為這是“骯髒”的行業。因為猶太人在這些行業影響很大,他們很快有了守財奴的惡名:始終富裕,始終剝削別人。這種神話甚至在今天也流行。上個月米雷耶·克諾爾被害的案子裏,上述的神話也發揮了作用。據説,兩名嫌疑人之一曾説:“她是猶太人,她肯定有錢。”
隨着時光流逝,對猶太人的迫害愈演愈烈。歐洲大多數國家都禁止猶太人佔有土地。他們被禁止與基督徒結婚,也不能與他們雜居。猶太人被強迫居住在隔都(ghetto)。在中世紀英格蘭,猶太人受到強烈憎恨,1290年被驅逐出境。其他國家很快也開始驅逐猶太人,尤其是1306年在法蘭西,1421年在奧地利和1492年在西班牙。
這樣的迫害不可避免地伴隨着極端暴力。1096年,基督徒十字軍在德意志西部萊茵蘭的若干城市屠殺了約1.2萬猶太人。14世紀,全歐洲的數百個猶太人社區被消滅,猶太人常常被公開處以火刑。這是黑死病流行的時代,迷信的歐洲人責怪猶太人帶來了瘟疫。15世紀在西班牙,17世紀在波蘭,19世紀在俄國,都發生了屠猶事件。這些暴力活動的頂峯,當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屠殺。所以,殺害米雷耶·克諾爾這樣的無辜猶太人,不是新鮮事,而是基於上千年的反猶傳統。
關於猶太人的某些神話荒誕不經,讓人説起來都尷尬。然而這些神話被重複了許多世紀。例如,有個古老神話説猶太人喜歡綁架基督徒小孩,殺掉他們,或者用他們的血來執行宗教儀式。這些無稽之談按理説幾百年前就應當沒人信,然而直到不久前還有人把它當真。我為自己的最新一本書做研究的時候,發現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很久之後,歐洲還有人相信這種神話。其中最有名的一個事件發生在1946年波蘭的凱爾採(Kielce)。一名基督徒兒童説自己被當地猶太人綁架了,被關在他們的地窖裏。於是發生了反猶暴力活動,42名猶太人被殺。然後大家才發現那孩子及其家人在撒謊:那孩子説自己被關押的那棟房子根本沒有地窖。
關於猶太人的最可笑的傳説,是他們陰謀要統治世界。最有名的一個案例發生在1903年,俄國一家極端民族主義的報紙發表了一份文件,説它是世界猶太人領袖一次秘密會議的記錄。這份文件被稱為《錫安長老會紀要》,寫了猶太人計劃要掌控全世界的銀行和商業,然後是媒體,最後是各國政府。據説猶太人的最終目標是毀滅文明。這份文件當然是捏造的,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被明確證明是扯淡。然而,它還是被翻譯成歐洲的所有語言,印刷了數十萬份。今天,阿拉伯世界仍然在印刷和傳播這份文件,好幾個政治團體仍然堅持説它是真的。
歐洲關於猶太人的神話和想法很多,而把它們聯繫起來的,是這樣一種思想:“猶太人”是單一的同質羣體,所有猶太人的想法都一模一樣。根據這種邏輯,全體猶太人應當集體地為《聖經》故事裏少數人的行為負責。既然猶太人都是一樣的,那麼他們一定犯同樣的錯誤。如果一個猶太人是富裕的守財奴,那麼所有猶太人都是富裕的守財奴。今天,關於猶太人的最普遍的籠統思想就是他們全都堅定地支持以色列。因為以色列是猶太人國家,所以全體猶太人都全心全意、不打折扣地支持它。
這樣的籠統概念,是形形色色種族主義的基礎。它讓那些對世界不滿的人有一個途徑來發泄自己的怒火。基督徒沒辦法做時間旅行去懲罰當年那些要求處死基督的人,於是基督徒就懲罰今天的猶太人。那些害怕全球化力量的人,喜歡幻想全球化是猶太人的陰謀,因為這樣他們至少可以把自己畏懼的東西具象化。穆斯林不同意以色列在中東的行動,但沒有辦法攻擊以色列,於是就攻擊個別的猶太人,比如米雷耶·克諾爾這樣的猶太人。
這些人的憤怒是非理性的,但他們覺得這無所謂。他們選擇了錯誤的攻擊目標,他們也覺得這不重要。對這些人來講,責怪和攻擊猶太人,比直面現實——他們自己虛弱無力——要容易得多,也更容易讓他們滿足。用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的話説:“如果猶太人不存在,那麼反猶主義者會把他們發明出來。”
弱者往往把怒火發泄到更弱者身上。猶太人一直是歐洲社會里最小的少數族裔羣體之一,所以反擊的能力最弱。今天,歐洲猶太人只有約240萬人,佔總人口的區區0.3%。這也是為什麼米雷耶·克諾爾的遇害多麼具有象徵意義。面對強大的反猶主義傳統,猶太人很難自衞。他們是最脆弱的目標。那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太面對兩個手持利刃的年輕男子,是多麼無助!
米雷耶·克諾爾遇害之後,歐洲義憤填膺。這個故事被刊登在很多國家的報紙頭版,在歐洲各地的電視上也成為重點新聞。在巴黎,為了紀念她,人們組織了一次示威遊行:成千上萬人走過她生前居住的街區,高舉譴責反猶主義的橫幅。
從某些角度看,人們對她遇害消息的反應鼓舞人心,因為這表明人們仍然高度關注反猶主義這個話題。歐洲的大多數人對這些罪行感到憎惡。大家仍然普遍感到,每年的大屠殺紀念日我們説“再也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我們是真誠的。
但我們也感到,反猶襲擊的增多,代表着歐洲社會深層次的嚴重問題。4月中旬,英國的前任大拉比喬納森·薩克斯(Jonathan Sacks)在全國廣播上激情洋溢地演講,説米雷耶·克諾爾遭受的襲擊,是對歐洲社會嚴重機能失調的早期預警。“對猶太人的仇恨,不會因為猶太人消失而終結,”他發出了這樣的警示。
所以近期反猶主義的猖獗令人擔憂。歐洲在歷史上已經見證了太多的流血。那些對歷史有記憶的人會擔心,米雷耶·克諾爾的遇害不僅僅是一樁個人悲劇,還是更糟糕的東西即將降臨的徵兆。
作者簡介:
基思·羅威(Keith Lowe)為英國歷史學家和作家,主要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的作品《野蠻大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榮獲海賽爾-提爾特曼獎(Hessell-Tiltman Prize)和意大利全國凱拉斯科文學節(Italian National Prize Cherasco Storia),被翻譯為16種語言。他的新書《恐懼與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如何改變我們》(The Fear and the Freedom: How the Second World War Changed Us)將由社科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推出中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