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飛：江西清江盆地商代諸遺存興起背景探討_風聞

摘要：具有二里崗文化背景的“吳城集團”在“白家莊期崩潰”後進入清江盆地並逐漸地方化。“牛城集團”是隨後興起於贛江東岸的另一政治實體，在器用選擇上與“吳城集團”差異顯著。“牛城集團”的出現受到了安徽江淮、皖南地區商文化的影響，並通過南北交通線受到了來自商文化的持續影響，至少持續至殷墟文化第二期。

　　江西樟樹市（原清江縣）吳城遺址、新幹縣大洋洲商代大墓和牛城遺址的考古發現表明，商代晚期的江西清江盆地存在發達的青銅文明。本文擬對清江盆地商代諸遺存的文化因素來源展開論述，嘗試勾勒清江盆地與商文化核心區之間可能存在的交流路徑，從而對清江盆地商代諸遺存的興起背景進行探討。

　一、清江盆地商代諸遺存的文化來源

　　在清江盆地，吳城文化第一期遺存僅發現於吳城遺址的第Ⅱ區和第Ⅳ區。以1974秋T7第⑥層和第⑤層為典型單位，分別代表了吳城文化第一期的偏早階段和偏晚階段（圖一）。

　　商文化在二里岡下層時期即已到達贛北，但長期止步於德安石灰山、陳家墩一線，並未溯贛江而上進入江西腹地的清江盆地。吳城文化第一期的陶鬲為商文化早商期第三段第Ⅵ組典型特徵，但由於束頸特徵已不顯著，可知吳城文化第一期的年代上限為第Ⅵ組偏晚階段。吳城文化第一期的深腹罐、假腹豆、深腹盆等均與二里岡文化典型器物形制相似。厚胎紅陶缸是盤龍城類型最常見的器型，亦常見於鄭州商城（如二里岡下層C1H9），是二里岡文化的重要構成因素。清江盆地的吳城文化第一期遺存以二里岡文化因素為主，正如發掘者所言“吳城一期早段文化來源應是中原商文化的一支”。甗形器、盤形豆等為本地文化因素，在贛北的德安石灰山等遺址年代更早的遺存中與商式器物共出，可知清江盆地的吳城文化第一期遺存來自贛北。

　　在清江盆地，吳城文化第二期遺存相比吳城文化第一期遺存在文化面貌上發生了重大變化，突出表現為陶器形制的地方化（圖二）。吳城文化第一期的陶鬲體形巨大，至吳城文化第二、三期明顯變小，受萬年類型影響的甗形器也成為了重要的炊器。陶鬲形制也由近似商式鬲轉變為吳城文化典型形制，出現鮮明的高束頸特徵。不惟陶鬲，吳城文化典型形制的深腹盆、淺腹盆和中柱盆等均可在商文化中找到祖型，也同樣出現了明顯的地方化特徵。

　　二里崗文化的陶鬲以分襠鬲為主，卻不乏聯襠鬲的存在。儘管襠部系聯襠製法，商式聯襠鬲的整體風格仍然保持商文化特徵，尤以素面錐足為最典型特徵。鄭州商城發現有二里崗下層和二里崗上層時期的商式聯襠鬲，偃師商城、望京樓商城和垣曲商城等地皆出有商式聯襠鬲。東南地區原本並非鬲文化分佈地域，聯襠鬲應是隨商文化的南下傳播至長江流域。湖北黃梅與江西九江隔江相望，黃梅意生寺的商文化遺存所出陶鬲“多作弧襠錐足而分襠少見”，出有數量較多的商式聯襠鬲。九江神墩所出陶鬲85J1:30表明商式聯襠鬲至遲在第Ⅶ組已到達贛北，與之大體同時或略晚，清江盆地開始流行聯襠鬲。

　　至吳城文化第二、三期，吳城遺址既有分襠鬲也有聯襠鬲，牛城興起於吳城文化第二期，以聯襠鬲為主，基本不見分襠鬲，大洋洲墓也僅出聯襠鬲。聯襠鬲的“異軍突起”以及對分襠鬲的取捨可能反映了不同人羣的觀念差異，使用聯襠鬲的牛城、大洋洲墓（兩者均位於贛江東岸且距離較近）可能與吳城遺址代表了不同的人羣。

二、清江盆地銅器羣與殷墟文化的關聯

　　湖北黃陂盤龍城內的宮殿F1、F2廢棄於第Ⅵ組偏晚階段，此後的聚落中心轉移至城北的楊家灣，以楊家灣F4及PYWM11、PYWM13、PYWM17為代表，年代可晚至第Ⅶ組。盤龍城內打破西牆的89HP-CYM1也是該遺址年代最晚的銅器墓之一，所出銅鼎89HPCYM1:6淺直腹、下腹圓折、空心錐足外撇、腹部飾白家莊期風格獸面紋等特徵與河南鄭州北二七路M1所出銅鼎M1:3相似，該墓也是鄭州地區年代最晚的二里崗文化銅器墓之一。以往關於北二七路M1 的年代看法並不一致，有二里崗上層、二里崗上層一期、白家莊期 、白家莊期晚段等多種觀點，盤龍城 89HPCYM1 被歸為盤龍城七期， 相當於二里崗上層二期晚段。由於北二七路 M1 和盤龍城 89HPCYM1均未出軟陶容器，僅憑銅容器風格判斷年代容易造成一定程度的偏差。河北藁城台西H132 所出仿銅陶鼎H132:15 與北二七路 M1:3、盤龍城 89HPCYM1:6 形制幾乎完全相同， 共出陶器為第Ⅶ組典型特徵 （圖五）。由於北二七路 M1 和盤龍城 89HPCYM1均屬二里岡文化中年代最晚的銅器墓，可知鄭州商城和盤龍城二里岡文化銅器羣的年代下限可延續至第Ⅶ組。

　　安陽三家莊窖藏曾出有2件與北二七路M1:3、盤龍城89HPCYM1:6形制接近的錐足圓鼎G1:1、G1:2，底部仍有Y形範線，但腹部更淺，下腹部不再圓折，錐足更高且較豎直，腹部所飾獸面紋接近殷墟文化早期風格。根據圓鼎自二里崗文化向殷墟文化由深腹變為淺腹的規律，三家莊窖藏所出錐足圓鼎G1:1、G1:2的年代略晚於北二七路M1:3、盤龍城89HP-CYM1:6。與之對應，台西也出有形制相同的仿銅陶鼎T6:12（圖五）。三家莊窖藏所出錐足圓鼎G1:1、G1:2仍然保持耳足四點配列式特徵，年代晚不到以三家莊東M3為代表的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組）。據此推知，三家莊窖藏所出錐足圓鼎G1:1、G1:2的年代為第Ⅶ組偏晚階段。

　　三家莊窖藏中還出有年代更晚的銅鼎（圖六）。二里岡文化晚期至殷墟文化早期流行一種腹部飾2~3條弦紋的圓鼎，變化規律是由深腹變為淺腹。三家莊窖藏所出弦紋圓鼎G1:8介於深腹和淺腹之間，特徵與台西M22:4相似，年代為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組）。與弦紋圓鼎G1:8時代特徵相近的還有一件柱足扉稜圓鼎G1:7，柱足中留有泥芯，底部三柱足間已使用三角形底範。儘管分屬不同型，但介於深腹與淺腹之間、斂口、鼓腹、下腹圓折、底部下凸及耳足五點配列式等特徵都表明兩者的時代特徵相同，年代也屬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組）。

　　前已述及，鄭州商城和盤龍城年代最晚的二里崗文化銅器墓屬於第Ⅶ組偏早階段，以北二七路M1和盤龍城89HPCYM1為代表。三家莊窖藏所出圓鼎既有第Ⅶ組偏晚階段者（如G1:1、G1:2），也有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組）者（如G1:7、G1:8）。此外，三家莊窖藏所出銅斝G1:6腹部微下鼓，足截面呈T字形，銅甗G1:5的形制特徵儘管與二里崗下層時期陶甗相似，但雙耳與三足呈五點配列式，均為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組）特徵。三家莊窖藏基本代表了二里崗文化終結之後年代最早的銅器羣面貌，也即殷墟文化年代最早的銅器羣面貌。中稜水庫銅器羣未見二里崗文化的影響，卻與屬於殷墟文化的三家莊窖藏銅器羣之間存在密切關聯。對於中稜水庫銅器羣和三家莊窖藏銅器羣之間關係的探討有助於深入理解贛江東岸中稜水庫、大洋洲墓銅器羣的出現背景。

　　牛城遺址附近的中稜水庫曾發現一座“西周”銅器墓，但李朝遠先生隨後撰文指出中稜水庫所出柱足扉稜圓鼎與三家莊窖藏所出者相似，年代應屬商代而非西周。相比三家莊窖藏所出者，中稜鼎仍然保留相對落後的槽耳（圖七），屬於南方青銅器常見的滯後現象。中稜鼎經測試含銅量為98.87%（洛陽725研究所化學室）、96.47%（江西有色冶煉加工場中心試驗室），器表可見澆鑄留下的氣孔，所飾獸面紋出現一定程度的“走樣”。樟樹市博物館藏中稜水庫小圓鼎的底部仍有Y形範線，器表可見澆鑄留下的氣孔，“皮殼”與中稜水庫所出柱足扉稜圓鼎相同，上腹和下腹各飾二道弦紋，弦紋之間每面飾3個長方形凸起。中稜水庫小圓鼎的淺腹特徵與台西M79:1相似（圖七），後者的年代為殷墟文化第二期第2組（第Ⅸ組），故可知中稜水庫銅器羣的年代下限已進入殷墟文化第二期。

　　大洋洲墓的年代大體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二期，略晚於中稜水庫銅器羣。三家莊窖藏銅器羣對中稜水庫銅器羣的影響持續到大洋洲墓銅器羣（圖七）。

　　圓鼎在大洋洲墓銅器羣中佔有重要地位。XDM:1槽耳、垂腹、平底、柱足飾縱向扉稜獸面、耳足五點配列式等特徵與中稜水庫一、二號鼎相似，但上腹部所飾六組獸面紋為較晚特徵。XDM:2槽耳、垂腹、圜底、上腹部和足部飾扉稜獸面、耳足五點配列式等特徵與中稜水庫三號鼎相似。圓鼎XDM:5淺腹、高錐足豎直、空心錐足的特徵與三家莊窖藏G1:1、G1:2相似，但XDM:5腹部更淺，屬於三家莊窖藏銅器羣的後續影響。

　　大洋洲墓所出扁足鼎的數量也較多。除深腹特徵的XDM:26外，其餘扁足鼎的淺腹特徵均與三家莊窖藏G1:1、G1:2相似，主要受到了來自三家莊窖藏銅器羣的影響。例外的XDM:26與北二七路M1:3、盤龍城89HPCYM1:6的深腹特徵相似，鼎耳立鳥的形象與XDM:14、XDM:15、XDM:16、XDM:17、XDM:18、XDM:19、XDM:20鼎耳伏虎的形象差異顯著，可能具有不同的文化來源。

　　大洋洲墓還出有時代特徵明顯晚於三家莊窖藏的銅器。如滿花作風的銅壺XDM:46、銅卣XDM:47與小屯YM238:R2074、YM331:R2066相似（圖八），後者的年代均為殷墟文化第二期。可見，除三家莊窖藏銅器羣的後續影響外，大洋洲墓銅器羣仍然持續受到來自殷墟文化的影響。

　　此外，樟樹市博物館藏有一件出自新幹的銅圓鼎（圖八：5），表面留有鑄造留下的氣孔，“皮殼”也與中稜水庫銅器羣近似，底部有Y形範線，腹部飾“滯後”的變體白家莊期風格獸面紋，表明其可能系本地鑄造。此鼎的耳足五點配列式、介於深腹和淺腹之間、柱足上粗下細等特徵與武官M1:3（圖八：6）相似，年代不早於殷墟文化第二期第2組（第Ⅸ組）。器物風格的持續跟進表明清江盆地直至殷墟文化第二期仍然與商文化保持着密切聯繫。

三、清江盆地與商文化核心區的交流路徑

　　“白家莊期崩潰”後，鄂東南興起以陽新大路鋪為代表的土著文化，贛西北以瑞昌檀樹咀為代表的一類遺存儘管仍然保持一定的商文化特徵，但陶器羣也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地方化特點。清江盆地順贛江而下至贛北，除經上述路徑與中原地區保持聯繫外，還可通過皖江地區經江淮地區與中原地區保持聯繫。彭澤團山地處贛鄱流域通往皖南銅陵的交通要道上，該遺址吳城文化第二期遺存的發現表明，清江盆地與皖江地區確實存在文化上的聯繫。

　　自彭澤團山順江而下可至安徽銅陵。銅陵師姑墩的T37第⑨層出有商式分襠鬲T37⑨:10和聯襠鬲T37⑨:5（圖九），素面實足根表明其商文化性質，陶色也近似於中原地區的商式鬲。師姑墩所出商式鬲具有高束頸特徵，與湖熟文化和吳城文化陶鬲的高束頸特徵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根據厚胎及高襠特徵可知其年代為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組）。銅陵似乎是吳城文化第一、二期之際連接江淮地區商文化、清江盆地吳城文化以及寧鎮地區湖熟文化的交通樞紐。

　　銅陵的重要性還體現在銅器羣方面。銅陵童墩出有第Ⅶ組的銅爵和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組）的銅斝，器物風格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安徽江淮地區另外2處出土青銅器的地點——肥西館驛和阜南朱砦（圖一〇）。肥西與阜南的兩批青銅器屬於南方青銅器中風格最接近中原者，但又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年代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組）或略晚。此階段江淮地區的陶器羣面貌儘管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但仍屬於較為典型的商文化。阜南、肥西和銅陵的考古材料表明，商王朝仍然把持着通往南方地區交通線路上的若干重要據點。

　　阜南以北的河南柘城孟莊發現的商文化遺存與豫北冀南地區商文化遺存的面貌幾乎完全相同。柘城孟莊發現有二里崗文化晚期至殷墟文化早期遺存，第Ⅶ組遺存以H7、H23為代表，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組）遺存以H22和M5為代表，與藁城台西、安陽洹北等地的陶器羣面貌幾乎完全相同（圖一一）。

　　柘城心悶寺（即柘城孟莊）還發現有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組）的銅鼎、斝、觚（可能出自墓葬），時代風格與藁城台西M22、安陽三家莊東M3相同（圖一二）。

　　藁城台西和柘城孟莊（心悶寺）分別位於商王朝統治中心的北部和東南部，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組）大體相當於商王盤庚、小辛、小乙在位時期，商王朝的都邑已遷至安陽洹北商城，文化面貌的高度相似表明柘城孟莊可能屬於商王朝“直轄”的一處據點。

　　根據現有材料可簡要勾勒出中原地區與清江盆地在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組）時保持聯繫的交通路線（圖一三）。自“直轄”的柘城孟莊（心悶寺）經阜南、肥西和銅陵等相對“自治”的外圍據點到達長江南岸，溯江而上至彭澤團山與吳城文化發生接觸，經贛北進入清江盆地。此路線有可能持續至殷墟文化第二期。

　　交通線以外，尚有另一批銅器需要重點討論。江蘇連雲港大村於1960年出土6件“具有西周晚期作風”的銅器，在隨後的發掘中也出有4件銅鼎和3件銅甗，“從銅器出土地周圍現象和銅器製作風格來看，可能是西周墓葬”。中稜水庫銅器羣的發掘者在發現之初便已認識到“銅鼎形制與1957年我省東鄉以及江蘇新海連市大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銅鼎很相似”，與中稜水庫銅器羣的情況相同，這批銅器的年代應為商代而非西周（圖一四）。儘管與江西新幹相距甚遠，連雲港大村所出4件銅鼎與中稜水庫一、二、三號鼎均為三家莊窖藏所出柱足扉稜圓鼎G1:7的“翻版”。李朝遠先生曾指出中稜水庫“四號鼎”實為銅甗，在大村同樣發現3件銅甗，寬方唇上翻的特徵均為殷墟文化早期銅甗的典型特徵。

　　郭寶鈞先生曾指出商文化銅器羣“飲酒器爵、觚、斝的聯用共出，是突出的現象。……殷代器羣器物的組合，是‘重酒的組合’”。阜南、肥西和銅陵銅器羣的器類以觚、爵、斝等酒器為主，儘管在風格上表現出一定的地方特色，但均保持了商文化銅器羣“重酒”的特質。如果説柘城孟莊（心悶寺）代表了商王朝相對“直轄”的青銅文化，阜南、肥西和銅陵代表了相對“自治”的青銅文化，大村和中稜水庫銅器羣處於相對“自治”的青銅文化邊際之外，在銅器風格上模仿商文化，在器類組合上具有明顯的選擇性，突出表現為對銅鼎（特別是柱足扉稜圓鼎）、甗等食器的重視，缺乏商文化銅器羣特質的銅斝、爵、觚等酒器，呈現出“重食不重酒”的鮮明地方特色。相比阜南、肥西和銅陵銅器羣，大村和中稜水庫銅器羣與商王朝的關係更加疏遠，受到的可能是商文化經由江淮地區帶來的間接影響。

　　大洋洲墓所出銅鼎數量較多，卻缺乏商文化特質的銅斝、爵、觚等酒器，繼承了中稜水庫銅器羣以來的傳統，仍然呈現出“重食不重酒”的鮮明地方特徵。中稜水庫及大洋洲墓銅器羣以外，贛東的東鄉縣曾發現柱足扉稜圓鼎，贛東北的都昌縣曾發現殷墟文化第二期特徵的銅甗（圖一五），這表明對於銅鼎、甗等食器的重視並非僅侷限於牛城附近，贛江東岸相當大的區域可能都享有共同的器用選擇。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中稜水庫和大洋洲墓銅器羣為代表的一類遺存（對應的居址遺存很有可能就是牛城遺址）與吳城遺址之間的關係便需要重新考量。牛城和大洋洲墓僅見聯襠陶鬲，中稜水庫和大洋洲墓銅器羣重視銅鼎、甗等食器組合，三處遺存均位於贛江東岸的鄰近區域，或可稱為“牛城集團”。從東鄉鼎和都昌甗的散播情況看，“牛城集團”可能佔據了贛江東岸相當大的一片區域。

　　吳城遺址位於贛江西岸，目前僅出有3件商代銅禮器，其中1件器蓋，2件斝（圖一六）。器蓋1974QSW（採）:33應是模仿吳城文化陶器蓋而來。銅斝1974QSW（採）:32的“皮殼”和高傘狀柱帽與阜南、肥西所出者相似，或為江淮地區輸入，根據形制和紋飾特徵可知年代為殷墟文化第一期（第Ⅷ組）。銅斝1973QSW（正）M3:5足腔與腹部相連、蕈狀柱帽等均屬較早的時代特徵，腹部所飾獸面除眼睛外，其餘均以捲雲紋組成，顯然屬於地方風格產品，發掘者將其年代定為“殷墟一期（吳城二期早段）”。鄒衡先生曾指出銅斝是商文化酒器羣的核心器物之一，“觚、爵、盉與觚、爵、斝這兩種不同的組合，應該是代表了夏、商兩種文化不同的禮俗”。在“牛城集團”的中稜水庫和大洋洲墓銅器羣中不見蹤跡的銅斝卻屢見於吳城遺址，似乎也表明兩大集團的社會上層在禮制層面具有迥異的器用選擇。

　　清江盆地商代諸遺存具有複雜的興起背景。“白家莊期崩潰”導致二里岡文化背景的“吳城集團”進入清江盆地。“牛城集團”隨後興起於贛江東岸，在殷墟文化第一、二期持續受到來自江淮、皖南等地的影響，並與商王朝保持着某種程度的聯繫。不同的文化來源使得兩大集團在器用選擇上呈現顯著差異，“牛城集團”的興起或許是吳城遺址在吳城文化第二期修築城牆的直接原因。“吳城集團”和“牛城集團”的興起背景對於深入理解清江盆地商代青銅文化格局及其變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