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有憤怒和“蠟燭”是遠遠不夠的_風聞

昨日，“人人影視字幕組被查”等新聞在網絡上掀起了軒然大波。憤怒和遺憾，高濃度的情緒交織讓它們看起來似乎在我們身上留下了某些刻痕，但很快，新一天的熱搜如海浪再次湧上，那些在“網絡沙灘”上用力拍下的腳印很快就被淹沒，甚至，這些腳印的當事者們對此也並無掛礙。

很多時候，當一件新鮮的事件發生，人們就慣於急切地跳入其中，敲擊鍵盤，似乎勢必要説些什麼才算沒有錯過了它。但    實際上，真正有力、誠實的思考往往是無聲的，或者説是滯後的。  它在於漩渦的周邊、深處，那些無人可見的時刻。

這並不是説，你要在所有事件面前噤口（很多無聲者確實也就是漠然者）。我們一定是需要參與到公共問題的討論中，承擔起和他人的聯結的，只是希望在沒有牽制力的網絡世界，我們能夠建立自覺自省的能力，願意走入表層事件的更深處，在熱浪過去後，依舊嚴肅地思考這些事件。

讓語言恢復它真正的份量，而不是成為廉價而快捷的，標榜自身、碾壓他人的工具。

01.

觸手可及的“惡”      

我和你，都在其中            

前幾天剛結束偵查的“取快遞女子被造謠出軌案”裏，一名28歲的姑娘僅僅是取個快遞的工夫，竟被一旁素不相識的小賣部老闆偷拍，配上天花亂墜的“出軌快遞員”的故事造謠誹謗。

這段視頻在網上流傳開來後，她的生活被迫驟變，不僅失去了工作，更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和名聲詆譭，然而等警方詢問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動機時，卻僅僅得到了“就是好玩兒啊”的回答。難道僅僅因為“好玩兒”，就能對一名素未謀面的人做出這樣的事嗎？

為什麼作惡的成本如此之低？ 一方面，在當下高速發展的信息社會，信息生產、傳播途徑的陡增使得內容製造的門檻降低，伴隨新媒體行業的興起，傳遞信息的權利變得民主化。

與此同時，百花齊放的信息交互也帶動了相關行業的市場化：經濟利益的介入直接稀釋了生產者對內容真實性負責的意識，而逐漸變得流量導向，熱衷於博人眼球。

當然，這個影響絕不僅限於內容生產者，我們作為網絡內容的日常消費者，其實也在不知不覺中對“標題黨”“流量文”見慣不怪，默許了它們的存在。

因此，對內容真實性監管和懲罰制度的缺失也必然給了一些人為所欲為的空間。  也許他會想，“反正這個人多口雜的網絡世界已經是個難辨真假的大染缸，再加我一嘴又何妨？  ”對自己的公眾言論不負責任、自以為不受約束的心理均是作惡的先決條件。

**另一方面，則是薄弱的法律和道德觀。**這場鬧劇裏，作案人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在犯罪。那輕描淡寫的“就是好玩兒啊”的説辭就顯示出他自以為無足輕重的心理。

“好玩兒”本身是一箇中性詞，然而理直氣壯地將它作為窺視、誹謗別人私生活的藉口，則是毫不羞恥地為自己侵犯他人隱私、對女性蕩婦羞辱的行為開脱。

冠着消遣的名號作惡，這不僅反映了對法律的無知，更表現出了薄弱的道德意識。法律的紅線已經深入人心，所有人都知道殺人縱火、偷盜搶劫是十惡不赦的大罪，然而紅線之外難道就是不受約束的自由之地嗎？大惡與小惡在本質上並無那麼不同，“遵紀”和“守法”都首先源於對不齒的行為帶有羞恥心。無知地認定“此惡非彼惡”，是作惡的第二步。

02.

“惡”，隱秘而曖昧      

將事件最終推入公眾視野的，是視頻在網絡上出乎意料的曝光度。“小區女業主出軌快遞員”這種主流社會難以接受的劇情，反而激起了許多人的好奇心。

甚至，受害的姑娘還收到了一眾陌生人、小區鄰居、甚至久未聯繫的舊友以關心之名的好奇打探，“聽説你和快遞員發生關係了？”最終擊垮了她的心理防線。

或許，“女業主出軌快遞員”這個劇本本身就隱藏着一種叛逆的吸引力，這個忤逆當今道德倫理觀、又遠離平常人朝九晚五的日常生活的劇情，卻偏偏又給了許多人八卦、遐想的空間。

這種“吃瓜”的慾望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一種怪誕又曖昧的人性：面對自己已逐步固化的日常生活，別有企圖的人意求從別人的生活中窺探，甚至橫空臆造出一場鬧劇來自我消遣，然後心安理得地回到自己的日常秩序中去。

以“好玩兒”之名荒唐地“大開腦洞”，並妄想借此捷徑短暫地叛逃自己的日常生活，實際上是自私又可悲的自我陶醉。

當然，這絕不僅限於兩個製作視頻的始作俑者，還包括那些點擊、轉發，以及在這個鬧劇中得到消遣的人。正是因為這一部分人對此行為的熱衷，才最終導致了視頻在社交網絡中被一傳十、十傳百，給女孩安上了莫須有的污名。

由此看來，潛藏於社會之中的病態的好奇心，是將惡發酵、坐實了“惡是為惡”的最後一根稻草。

03.

“社會”的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  

兩個作案人“就是那麼拍了一下”、“吃瓜”羣眾們就是那麼好奇了一下，然而卻給女孩的生活卻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轉變。

被公司勸退、被不認識的人指指點點、為避開閒言碎語不得不深夜出行……她崩潰地向心理醫生哭訴，“做錯事的是他們，我為什麼要躲？”

這顯得有些魔幻現實主義：一個建立了二十多年的身份，竟然被一個不知出處的謠言輕而易舉地顛覆；**原來“我”並不堅不可摧，而我竟不擁有絕對的話語權。**這場鬧劇向所有人都拋出靈魂拷問：那麼，“我”到底是誰？

對大部分人而言，自我認知的建立是個主動且主觀的過程。我們享受在與外界環境的互動中發現、瞭解、定義自己，並對此掌握着最終解釋權，然而在這場造謠事件中，社會卻通過喧囂的輿論強勢介入，使受害女生不但被迫噤聲，甚至還要繞道而行。

因此，要討論“我”是誰的問題，就必須先討論“我”與社會的關係。古往今來，身份的社會性已經是個不爭的議題。

作為個體，我們與社會共生共存，已有的社會框架不斷地為我們灌輸集體意識，卻也提供了自我實踐的土壤；我們同時兼備社會性與個體性，並在兩者的長期抗衡之中達到一個有機平衡，建立起對自我的認知，如同社會學家米爾斯在《社會學想象力》中所總結的那樣，“個人的也是社會的……人們只有將個人的生活與社會的歷史放在一起認識，才能真正理解它們。”

那麼，一個更加核心的問題是：誰是“社會”？  儘管常被掛在嘴邊，卻鮮少被清楚定義。

在絕大多數語境中，“社會”指向一個涵蓋人類生存活動和範圍的關係總稱，  而學者們對“個體”與“社會”孜孜不倦的討論則更加深化了兩者在語言中有機分離和對立。

“社會”往往被想象成一個橫駕於人類之上、自我運轉的上層建築。  在生活中更是如此，比如我們從小就聽到  的叮囑，“跟上社會的節奏” “社會比你想得複雜”等，印象中社會成了一個規訓、威脅我們個性的機器。

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  “社會”的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個體，  是成千上萬個和我們一樣的同胞。  因此，在這場鬧劇中使女孩噤聲的，並不是那個高高在上不可抗衡的“社會”，而是那些注意力過剩、在線上和線下對她施加輿論暴力的“吃瓜”羣眾們。

我們的身份是如此主觀而脆弱，時刻面臨着坍塌的可能。女孩的經歷使我們醍醐灌頂：自己窸窣的輕聲細語，若不經過深思熟慮的過濾，就有可能給遠方的人帶去振聾發聵的嘶吼。

從某種程度上講，身份的社會性也意味着每個人都是相互連接的整體，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在網絡輿論的傳聲筒和社交媒體放大鏡之下，我們更應該對自己的聲音和行為負責，**不要再糊里糊塗地為社會的暴行推波助瀾了。

04.

“吃瓜”給不了我們想要的答案  

事實證明，我們賴以生存的身份認知如何被社會輿論推翻，也就可能被以相同的途徑建立。

內地娛樂圈就是個典型的例子。與現實生活相反，娛樂圈被認為是明星們立“人設”，刻意構建社會身份的試驗田，但有趣的是，對於自帶話題和爭議性的娛樂圈，吃瓜羣眾的聲音雖然看似聲勢浩大，但其實無法與資本控制的輿論走勢抗衡，很多時候，甚至是被無意識地操控着。

在或真或假的噱頭下，“吃瓜”在內娛裏被大開綠燈，變成了一件頗為尋常，甚至喜氣洋洋的集體娛樂行為。然而，這也將情況帶入了另一個極端，肆無忌憚的言論最後將內娛變成了一個信息膨脹又秩序紊亂的大熔爐。

在代孕棄養事件中，對當事人“沒有道德底線” “毫無人性的瘋婆子”“趕緊涼吧”的罵聲，一波一波將輿論推向了巔峯。儘管連續幾天穩坐微博頭條，大多數討論卻還是停留在純粹價值判斷和伸張正義之中。

雖然也陸續出現了諸如棄養行為中兩性平等的新視角，引來的依舊還是戴着性別濾鏡的高聲責罵，“她壞的像個男人”“渣男渣女都是渣”。

帶有強烈兩性色彩的議論更是延續到了這兩天的出軌對撕大戲中，從一開始的純粹吃瓜到現在的議論紛紛，公眾情緒強度扶搖直上，然而討論的深度和廣度卻提升甚微。偶爾冒出一些思辨的聲音，卻也很快就淹沒在了沸沸揚揚的謾罵聲中。

05.

比起立場更重要的是

我們能否為自己的觀點負責  

是什麼讓我們如此執着於“選邊站”？

本質上，這是一場個人與集體意識的相互打量：通過一來一往的留言互動，我們不斷地展露自己的立場，與別人比較；在衝突和爭執中，以“羣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的多數原則明確和深化主流立場。

在紛紛擾擾的內娛，意見的分水嶺並不事先存在，它就像存在於大眾輿論中薛定諤的貓一樣，通過爭執和比較才逐步被揭露為“不爭的事實”，這也給了吃瓜羣眾們不斷通過口舌之爭捍衞自己立場的動力，就像電影裏必然有英雄和惡人的對  立，我們也會帶着自己的濾鏡與意見不合的人劃分界線，並且希望自己是頭頂英雄主義光環的一方。

因此，不止是在風潮浪尖上的明星，我們本身也在藉助與輿論的互動建立自己的身份認知。通過“選邊站”，我們意圖獲得社會認同，並同時在大眾視野中明確個人身份。

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除去幫我們辨別敵友，“我們”和“他們”（Us vs. Them）的心理認知更是給我們提供了必要的歸屬感，這本是人類社會自然的進化結果。對於近期“內娛”的瓜而言，幾乎一方觀點佔據壓倒性優勢的戰況，應該能讓所有選對邊的人都獲得些許“果然我的觀點即代表正義”的滿足感。

而對社會認同感的渴求背後，是人們對外界給予自己“我是誰”回答的期望，及不被言説的身份焦慮。

然而其中的荒誕早已被揭露：與其説在尋找“我”是誰，我們在找的更像是一個向外展示的標籤和人設，所以才會如此輕易地被外界篡改、顛覆或重建。

同時，外界給予我們的也不是真正的身份認同，而是受不斷演化的輿論導向影響的集體意識。它是由我們親手創造的主觀臆斷，我們忙於“選邊站”時，所訴求並不是客觀存在的道德高地，而是我們自己腳下的土地。

最危險的是，一旦我們急於在公共輿論中表明立場，我們便認定了事情本身涇渭分明，繼而不得不忽視了其中尚未被看到、被討論的內在性，阻絕了將討論繼續深化的可能。

當我們信誓旦旦地議論道德、倫理、為人父母的責任等重要的社會議題，並對存有異見的人劃清界限時，最後便成了饕餮情緒的社交民粹，而對議題本身毫無貢獻。換句話説，若是沒有經過縝密的思考，我們又如何確信自己對這些概念的理解一定更正確、更深刻、更值得被傳播呢？

“選邊站”只是廉價的叫囂，給我們帶來的也只有短暫又虛假的社會認同和社會身份，對理解“我是誰”、明白作為個體在社會中生存的意義，是個深刻又私密的議題。

喧嚷的大眾輿論裏給不了我們答案，裏面都是和我們一樣迷茫的尋路人，唯有獨立思考才禁得住時間的敲打，變成我們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