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不醉人！_風聞

    ——獻給2021的新春

    飯飽還需酒足，這是形容生活的某種富足和美好。然而，一旦過上酒足的生活，人難免不會沉醉於其中。

    總之，醉了以後，人似乎不再屬於原來的那個世界；酒醒時分，便是夢醒時分，明天如故，酒到底何益？

    特別能奮鬥的大清康熙帝曾答曰：“酒乃無益之物”。

    真若無益，人要酒何用？

    酒是伴着人類文明的腳步而來，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形成為獨特的酒文化，堪稱人類文化寶庫裏的一朵奇葩。

    何時開始釀酒，如今難以確知。西漢古文獻《淮南子》中記載 : “ 清醠之美 , 始於耒耜 。”這樣説，也等於沒説，釀酒當然始於農業產糧。

    上溯遠古文明遺留的記錄，可依稀瞥見酒的芳蹤，在兩千八百年前的樂歌大集——《詩經》中，青銅酒杯頻頻舉起。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丞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這是《周頌·豐年》裏的兩句，道出酒的用途，在糧食豐收之年，有更多的穀物可用於釀製美酒，用酒便可更加隆重地祭祀祖先神靈，祈求保佑並賜福。

    《詩經》是以戴着面具的巫師之口獻給周與商祖廟神靈的樂歌，酒作為敬奉給神的甘露，高高在上。

    酒誕生之初，應該是禁止人們飲用的，就連祭祀所用承酒器的案桌也成為了人與神之間天然的界線。禁地之禁，最初的意思便是承酒器的案。以酒器之案為界，案的一邊是通神的祭者，獻上詩舞和酒食，案的另一邊有祖靈諸神在觀賞，在享用，當然是人所不能出入的禁地。

    有資格醉酒者，唯有神靈。

    能醉神靈，就能博得神靈的滿意。神靈滿意，才會賜福於人。就像《周頌·清廟之什·執競》一篇最後兩句所説的那樣：“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周武王神靈醉又飽，保佑子孫後代福祿綿綿長。

    所謂一醉方休，原來説的就是，只有等到神靈一醉，活動才能告以休止。否則，不能停。

    《詩經》有《三頌》（周頌、商頌、魯頌）以及《雅》、《國風》三個部分組成。其中，言及“酒”最多是在《雅》。

   《雅》又分《大雅》和《小雅》，“雅”為“夏”的假借字，“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雅》的百餘篇幾乎都是假面歌舞劇詩，酒的出現也大都是作為貢品，旨意請神享用。

    總而言之，《雅》是為了在宗廟或神社等地祭祀所作的詩歌，後來人將其融入宮廷音樂時忽視了它的起源。與此同時，酒也縱身躍下神壇，大搖大擺地走進大雅之堂，從由神專享搖身一變為僅僅是請神先享。

    或許，飲酒被視作雅事更早地就發生了。

    殷商為西周所滅。後世總結了這場慘痛教訓，一致意見是，殷紂王沉迷於酒色，德不配位，遭此災殃。

    紂王的庶兄中有一位聖人，名曰微子。據説，自稱殷人之後的孔子特別尊敬這位先賢。當週王的聯合部隊從西邊的黃河上游一直攻入河之下游的殷商都城，周王也謙恭地向微子討教治國學問。

    微子也檢討了紂王的諸多過失。《微子》説：“紂溺於酒。”值得注意的是，《微子》的表述沒有直白紂王好色。後世學者評價説，《微子》講紂王過失，除嗜酒外，其他事與其説是王之過，不如説是殷人之過。

    因為《微子》緊接着這樣説道：“且殷人無論大小皆盜，無不喜歡做惡事之人。官吏亦仿做惡事，不捕罪人。小民互爭，不聽年長和自來在位之人所言。人皆盜神之犧牲，彼此敵視。”

    “人皆盜神之犧牲”，意思是人們盜食獻祭給神靈的牛羊，也肆無忌憚地盜飲敬奉給神的酒。神已失敬，鬼敲門也不再管用。當時的民情社會大抵如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酒，神喝得，自然人也喝得。

    殷的覆滅，是周的前車之鑑。於酒之事，西周可能是第一個頒佈禁酒令的朝代。與此同時，鄭重其事地設置掌管制酒的官職——酒正。

    《周禮·天官下》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辨三酒之物”。

    概括來講，酒正之職重在與酒相關的禮法，而非如後人簡單的以為因糧禁酒。祭祀釀酒的確需耗費大量糧食，但酒正首要職責確是為了端正酒風。

    真正出於節糧而禁酒的可能是從雄才偉略的漢武帝才開始的。

    漢武帝時，宰相桑弘羊提出榷酤政策，由國家進行釀酒與售賣。這是國家為了加強糧食使用而採取的有力管控手段。

    雖然漢代酒的度數還不高，普通人可飲數升而不醉。但如果一次又一次地飲酒數升，等於一次次喝掉數斤糧食。

    《漢書·食貨志》記載:“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國家希望打壓商品經濟，防止民眾只顧釀酒從商，不顧農耕，使得國家糧食減少，而難以應對災荒饑年。

    然而，兩漢數百年，天災人禍，不堪其憂。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這首千古絕唱的唱作者乃是亂世之奸雄的曹操，不過這樣的鬼話曹操自己是根本不信的。曹操因年飢兵興，挾天子以令諸侯，又因糧草短缺而推行禁酒。此等出爾反爾之舉當然不得人心，“頭號刺頭”孔融立馬上疏表示反對。

    有意思的是，此時的孔融全然沒有當年“讓梨”的風度，作為孔子的二十世孫的他或許仍心懷讓天下人都能喝上酒的美好理想，當他遞上奏疏言道:“夫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先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

    孔融的下場可以想見，被罷免了。古今多少事，可付酒罈中。

    曹操剛去見了他的偶像周公，縱酒放誕的人間情趣結團成夥，其中有個大名鼎鼎的團伙叫“竹林七賢”，實際可能不止七人，代表有七，嵇康是他們的帶頭大哥。他的一曲《廣陵散》在沉重的酒氣中湮滅而成為絕響。

    七賢代表中有一位被後人尊為“醉侯”，叫劉伶，實際是做過幾年的一位基層幹部。有一天，劉伶又喝得爛醉如泥，脱光衣服耍酒瘋，責問上門前來辦事的人，為何要跑到他的褲襠裏來。因酒誤事多了，也終被免職。

    或許，劉伶的錯也不完全在他，那個時代的風氣就是如此。寒門出身，做雅事也是俗，喝酒易成縱酒，“曲水流觴”那樣的佳話美名是門閥貴族的專有名詞。

    這樣的佳話是李白的嚮往。

    李白斗酒詩百篇。這個時代，已經有蘭陵美酒這般酒精度數較高的蒸餾酒，濃縮的精華其致幻的效用也倍增。

    幻覺是詩性的搖籃，詩又是盛世最佳的泡酒材料。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白泡的酒喝到頭是杯苦酒。

    抽刀斷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酒不醉人人自醉，李白疑似大醉，甩出一隻靴子，他的好日子就此結束。

    李白舉杯，凝望明月，低頭恍惚，然後追逐江底裏的那一彎冷月而去。

    月光再冷，也比李白身上的酒熱。

    與李白一起隕落的，還有那盛唐的繁華煙雲。

    稍後的安史大亂平定，國家財政卻崩潰了。無處收税之時，朝廷發現酒税可圖。於是，由全面禁酒，改為官方專營酒業。美其名曰，以資貼補軍用。

    李唐的酒肉養肥了割據一方的豪強，宋朝引以為戒。趙宋的締造者做得出“杯酒釋兵權”，當然也絕不會再遮掩以禁酒之名所行的斂財之實。

    一言以蔽之，與唐朝相比，宋朝的禁酒是禁止民間私售私釀之酒，因為民間釀製的酒銷量高，會導致官釀的酒銷路被斷。為了保護這個能養兵供政的產業，宋朝不惜大肆禁止民間釀酒。

    但奇怪的是，世事常與願違。隨着官釀技術突飛猛進，酒税成為了北宋朝廷的一大財源，酒卻始終沒能壯起這個王朝的膽氣收復北方燕雲十六州的失地。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對手屢屢飲酒過度而人亡政息，但宋朝也始終沒能趁勢雄起。

    徽宗時期，與宋接壤的契丹遼國被女真金國所滅，金國取代遼而進駐其國都燕京，即今天的北京。不久，驍勇善戰的金國太祖暴斃，在位僅九年。原因據説是，過慣“野蠻人”的酋長生活，突然進入都市，沉湎於酒色，損害了健康，所以早死。

    繼位者是金太宗，在他這一任，結果把一個大好的北宋勾兑成了一個南蠻的南宋。

（清明上河圖之局部截圖）

    同樣是出身於“野蠻人”的一代天驕成吉思可汗，他成功戒酒，也成功打下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超級帝國。

    天可汗真的是個例外，蒙古的可汗們因飲酒而早逝的卻有好幾個人。後世有歷史學家如是評説這段歷史：“像蒙古人這樣的文化程度低的人不善飲酒。”

    不善飲酒，巧合是不善治理天下的徵兆。為此，耶律楚材曾勸元太宗戒酒。耶律楚材勸誡的辦法很獨特，他讓太宗看被酒腐蝕的金杓，説道：金制的杓都被酒腐蝕，何況人的肉體之軀。

    太宗還是比較重視耶律楚材的意見，但終沒能徹底堅持戒酒。耶律楚材本人酒量很大，雖然勸説太宗少喝酒，但自己又只得陪着喝，而且時常醉到被人抬回家。

    這就難怪了，元朝的禁酒舉措貫穿始終，但元史經常會同時出現“禁釀”和“歲飢”兩個詞。

    至此，足以證明，靠禁酒，也是解決不了肚皮問題的。

    明太祖朱元璋顯然汲取到了寶貴的經驗教訓，他創新的禁酒之法絕對令時人耳目一新，直接禁種糯米。這招無異於釜底抽薪，從釀酒的源頭開始禁，規定農民只能多種其它穀物 , 以此充實糧倉。

    太祖用心良苦，但繼任者懷有別的心思。外加朝廷對地方逐漸失去強力控制，到後來，禁酒舉措日益被忽視，民間私釀一發氾濫而不可收拾。據史載，明朝中期，僅淮安一府一年消耗的造酒麴的小麥就高達百萬石之巨。

    看來，前車之鑑，未必能成為後事之師，尤其是酒。

    大清朝依舊不遺餘力地開展禁酒。正式的禁酒令於康熙二十四年簽發，據説，康熙帝有感於民間大肆釀酒造成糧食浪費，為此，他發出了震爍古今之言：酒乃無益之物。

    這樣重要的話，每逢歉收時節，康熙帝總要重複三遍。

    康熙禁了，乾隆再禁。乾隆沒有其父輩那樣的深謀遠慮，偏愛任性“一刀切”，藏不住好大喜功的秉性。

    乾隆元年，始禁北方五省民間釀酒。乾隆想，與其在饑荒時禁，不如禁於未飢之前。如禁酒 ，北方五省一年可多千萬餘石米穀。這樣看來禁酒有利無弊 。乾隆又進一步想，此五省應永遠禁釀。

    很快，大臣紛紛上疏反對“永禁”。其中有個叫孫嘉淦的省部級大官提出合理化的變通建議，豐年應解禁，允許百姓釀酒而售。

    別的大臣針對反對而站出來反對，極力擁護偉大而正確的禁釀裕糧的國政方針。乾隆二年開始，禁酒禁曲之風颳遍了全國各地，無論此年是豐是歉。

    研究歷史的經濟學家撰文指出，乾隆二年十月至咸豐三年六月，是清朝禁酒禁曲最全面、最嚴格的時期。

    在當時全國較大的踩曲之地河南，當地巡撫尹會較早倡禁，制曲業幾近破產。在江蘇，巡撫楊永斌下令將制酒工具一併銷燬，以絕後患。

    孫嘉淦冒死再諫，請求廢止禁令。這次，各地巡撫一反常態，謹慎圓滑，一邊表示擁護禁酒令，另一邊卻主張嚴禁踩曲盈利，但普通家庭可自用自踩。

    加強一個聲音後，乾隆重申厲行禁酒，孫嘉淦則遭貶斥。

    大清朝持續了160多年的禁酒禁曲終因咸豐年間的財政危機而被廢除。日後雖還有人不斷重提禁酒，但也是兔子尾巴長不了。直到民國，差不多每隔十年一次反覆，禁來解去，徒生波折。

    禁者國法，飲者人情，朋友來了有好酒。

    天要下雨，人要醉酒，全都隨他們去吧。

（家藏珍釀待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