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之後，很多我們熟悉的事物將不復存在_風聞

　　經歷了新冠疫情、“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香港暴動……以及與這些事件緊密關聯的各種政治操縱，2020 年之後，很多我們熟悉的事物將不復存在。困頓之中，胡昊閲讀《迴歸故里》，瞭解朋友們的藝術實踐，觀察生活中的身心真實，這些經驗都帶來了刺激。曾經寫作更多為了自我狂喜，現在，他開始重新思考寫作的意義。

　　重思寫作

　　撰文：胡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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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歸故里》是我近期讀到最好的一本書。迪迪埃·埃裏蓬在書中坦陳自己作為一名出身於法國工人階級，家庭不睦且公開出櫃的高級知識分子（他現在是一名大學教授），是如何與他曾要誓死隔絕的家庭、過往和解的。書中的金句不勝枚舉，其中最閃耀的是當作者描述社會區隔（階級的、身份的）和他本人的命運之間關係的部分。我反覆讀，反覆感慨：若要成為一個為時代而寫的人，這種“成為”內涵往往不止於寫作這件事本身，還關係到個體的生命經驗、所處時代，以及一系列偶然事件。

　　迪迪埃·埃裏蓬（Didier Eribon, 1953— ），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思想史家

　　迪迪埃從小是學校裏的績優生。他不乏苦澀地借韋德曼的小説《法農》指出，一如小説對貧民區年輕黑人和高犯罪率的關聯描寫，他自己也是統計學意義上的例外——在法國，一個底層工人家庭出身的少年大概率只能完成“初等教育”，很少再有機會繼續讀高中和大學。從作者的出身看來，他面對的本應是工廠、犯罪和温飽問題，而不是哲學、美術館和知識左翼。

　　更“糟糕”的是，迪迪埃本人是同性戀者，這個身份使得他在尚未覺知自我的階段遭遇了比一般人更多的挑戰。他寫道，“如果一種慾望，註定要被壓抑、被隱藏、被公眾否認，那這種慾望究竟是什麼呢？……這種慾望自身攜帶着本質性的脆弱，這是一種無時無刻無處不在的、自身可以意識到自身的、永遠被焦慮所籠罩的（在大街上、在辦公室）的脆弱性。而且不僅僅是侮辱，它還包括所有我們聽到的貶義的、詆譭的、貶低的、諷刺的、羞辱的詞彙，哪怕我們不是這些用語的直接對象。”

　　經歷過 2020 年，我想這已經不再只是專屬於性少數羣體、少數族裔、被統治階級的命運了，它已然成為我們所有人的命運。

　　2020 年 5 月，我的工作單位所在的藝術區仍處在“封村”的狀態中，絕大多數出入口都被關閉，而平常一躍可過的花園也成了牆外的風景。

　　前兩天一個朋友在微信上慨嘆，2020 年像一個輪迴，如銜尾蛇一般首尾相連。想來確實如此，年初的焦慮不安和年底的焦慮不安毫無二致，而年中的緩解、減輕和稀釋如同竹籃打水夢一場。這一年，人們經歷了新冠疫情、“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香港暴動……以及與這些事件緊密關聯的各種政治操縱，這使我，一個生活在以上任何事件風暴中心以外但被“隔離”起來的人，同樣強烈感覺到安全感的喪失，於是迪迪埃的天問“如果一種慾望，註定要被壓抑、被隱藏、被公眾否認，那這種慾望究竟是什麼呢”變成了我也要面對的難題。

　　這種慾望就是對自由的渴望，對出門的渴望、對錶達的渴望，對任何能和自由沾點邊的行動的渴望。誰能想到有一天，出門自由竟然也會被壓抑、被隱藏、被公眾否認？早在十年前，亦即互聯網時代來臨後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最高光的時刻，“自由”曾經是我所見到的公共討論中最重要的關鍵詞之一，如今這個詞卻因為肆虐的新冠病毒而被迫面對一種比日漸高壓的治理術更為致命和宏闊的拷問：要健康（人命），還是要自由？這種狡猾的對立使得世界上已不再有人能得到絕對的豁免，儘管這只是人們在“臨界境況”[1]下的一種假設；同時也使得武漢人、香港人、黑人，乃至福島人、沖繩人的命運連結在了一起——各種具體的歷史幽魂在這一刻如重錘般壓在了我們每個人的身上。

　　疫情給重思以時間。作為自詡的寫作者，我也在重思寫作的意義，抑或是，我為何而寫？“行活兒”變得比以往更加沒有意義，終將滑向虛無主義的思維惰性則尤其需要警惕。我意識到，《迴歸故里》之所以帶給我巨大的衝擊，並非因為它搶佔了我心目中的學理高點，而是因為迪迪埃基於個人的經驗，揭示出在繁複的理論、纏繞的行文和花哨的修辭背後，一個寫作者根深蒂固的困惑（也是他寫作本書的緣起）可能是什麼。

　　對迪迪埃來説，困惑可以被具體為：他為何渴望遠離自己童年及少年所處的社會階級；而每當有人用鄙夷或事不關己的態度評論底層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言談舉止時，他又為何會“感到不適，甚至憎恨”，等等。實際上，覺察到這些不是難事，但這次的覺察卻促使我將近期的許多生活、閲讀和藝術的經驗聯繫起來，比如克萊夫·詹姆斯為瓦爾特·本雅明“為什麼寫作”以及“為何寫成這樣”所找到的答案，比如孫歌在上海弄堂裏漫步時對魯迅之心境的揣摩，再比如由藝術家郝敬班、電影學者江萌和策展人蘇偉共同發起的藝術項目“錯地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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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萌，《展望公園》，2020 年，錄像靜幀

　　“錯地而行“的第一期來自於三個發起者 2020 年下半年以來一次長期的對話。……江萌以壓抑的身份親歷、參與到“黑人的命也是命”的運動中，辨析兩個族裔的共同處境；郝敬班把疫情期間柏林的反種族歧視抗議作為討論的引子，嘗試思考異地情境下共情的問題；蘇偉則以半虛構的方式敍述了一段奔波兩地的故事，聚焦在社會制度衝突下自身的有限性和不穩定狀態。

　　郝敬班在柏林，江萌在紐約，蘇偉寫的則是香港故事。説實話，和三地的風雲激盪相比，北京顯得過於平靜了。在 2020 年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這座城市最熱鬧的地方是每個小區的入口處：駐紮了來自街道、社區、居委會的各類“守門人”。我住的小區門口還設置了高懸紅底黃字旗的黨員先進崗，佩戴黨徽的社區幹部每天都要上崗值班，偶爾喊喊口號。我在路過崗哨去超市買菜的時候常常好奇：此時此刻，這些幹部心裏想什麼呢？

　　我對他們的好奇很可能要大過我對“黑人的命也是命”或者香港暴動的好奇——畢竟前者天天在我面前出現。於是，我對《錯地而行》的疑問是，當這三位寫作者所面對的似乎是柏林問題、黑人問題，或者是香港問題時，這個項目的出發點是不是他們的真問題？還是説，這個出發點陷入了雷蒙·阿隆所説的“孤獨臆想”[2]？

　　戈登·帕克斯 攝，《在減貧機構中的豐特納爾一家》，紐約哈林區，1967 年

　　我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在《你的運動，我的運動》（“錯地而行”首期）的第一部分，江萌分享了一次她在紐約哈林區的城市學院授課的真實經歷。一位年長大她許多的黑人學生在課後大聲“指責”她不應該用那種口氣和他説話，“你必須尊重我！”江萌在接下來的交談中得知，黑人學生之所以反應激烈，是因為她此前當着很多同學的面批評他上課遲到（原因是他新的臨時工作與課程時間衝突，大抵有生計上的考慮），這讓他覺得沒面子。

　　知道原因後，江萌很快放鬆下來，但還是流了眼淚。“他一看到，馬上軟下來，開始道歉，講笑話，臨別之前給我一個擁抱。……在紐約種族衝突最強烈的哈林區，我能明白他長期為爭取尊嚴身體帶有的應激反應，他也能馬上認出一個人感到委屈和不公時的樣子。”江萌坦言自己很珍惜那次擁抱的身體感覺，並且不願將這種感覺做任何簡單化的處理，包括變成白描的文字，而我也確實從她的講述中看到了那次擁抱的不可寫性，以及她捕捉不可寫性的獨特方式。“他馬上軟下來，開始道歉，講笑話……”短句賦予講述的玲瓏感本足以讓着迷寫作技術的我分神一陣，但我提醒自己應該更多聚焦在故事中處於描述（從學生大叫到老師流淚）和判斷（學生應激反應的雙面性）之間的空餘地帶。

　　事實上，作為讀者的我並不知道那位黑人學生是如何辨認出江萌的“應激反應”中包含了感到委屈和不公的成分的，江萌自己的敍述中並未交待，我也沒有類似經驗，而且因為不在彼時的情景中，我甚至感覺江萌眼淚的“出場”有點兒突兀，但我想這正是寫作的魅力所在：江的例子提醒我們，有時，文字的準確性體現在寫作者用怎樣的方式繞行那座名字叫“不可寫”的神秘遠山，卻同時能製造一種靈氛，挑起讀者對這座山的興趣，使他們的想象共同參與到對遠山形象的構建中。

　　接近年關，北京的防疫政策再次收緊，我發現讓自己避免陷入到無處可去或者去無可回的尷尬境地，最好的辦法就是待着別動，哪兒也別去。在將台鄉的“良民”很有可能對通州人來説是不速之客，因為我們離中風險地區大山子實在是太近了。不要對自己暫時的綠碼抱有想當然的信心——對“72 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中的 72 小時到底指從哪一分鐘開始算起正在逼瘋最嚴謹的語文專家。

　　處在信息不完全對等的情況下，我感覺到自己也和迪迪埃，和黑人，或者和江萌一樣，分辨不出哪些是對自己的歧視和恐慌，哪些是正常的表達。在“臨界境況”中，彷彿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發生的，片兒湯話裏的暴力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刺眼。“他們是在説我嗎？”聽到旁人的竊竊私語，我有時不禁這麼想。

　　蘇偉，《友誼之光》，2020 年，錄像靜幀

　　影像來源：錄像中部分視頻資料來源於YouTube Channel彭梓嘉專屬頻道 JP Channel

　　郝敬班，《我理解》，2020 年，錄像靜幀

　　《你的運動，我的運動》中有一些在街頭散步時錄下的場景，有自行車隊組成的抗議團，有即興的演奏，還有打砸搶後狼藉的現場……第一人稱視角暗指身體的在場，晃動的鏡頭亦是眼睛的代換，似乎也暗示出三位創作者和人羣若即若離的位置關係。他們既“在人羣中”，又在人羣以外。寫作賦予他們之於人羣的距離感。

　　如果用迪迪埃的話説，郝、江和蘇的關注點並非“行動主體的觀點”和“行動主體對於自身行為意義的解讀”，因為那只是在充當“某種具有欺騙性的社會關係的速記員”，亦即存在但絕不合理的社會關係的幫兇；他們關注的是“我”和“你”和“他”的關係，一種主體的間性。換句話説，他們自己也捲入其中，感知街頭上正在發生的一切，並通過寫作來轉化這些感知，**“致力於讓某些個體或羣體通過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方式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行為，進而改變他們行事的方式和身份。”**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你的運動，我的運動》無疑是一次相當不錯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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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美術館（在麥當勞餐廳的旁邊）外的水池水被抽乾了，鴿子就住在美術館的屋頂上。保安説這裏本來有 16 只鴿子，後來跑掉幾隻。早晨是鴿子最多的時候。

　　我常常在寫作中體驗狂喜，但有時也會被不可名狀的虛無感灼傷。那是一種摻雜了重複、玄談和臆想的虛無感。每當遇到類似的情況，鮮活的經驗，即我親身之所見所聞，往往會成為解藥。

　　某天，我在麥當勞餐廳吃飯，偶然看到旁邊一桌是戴着棒球帽的爸爸和四五歲的女兒。父女倆有一搭沒一搭地説話。爸爸忽然説：“閨女你知道嗎？美國的麥當勞漢堡裏的酸黃瓜更大。他們的酸黃瓜就和咱們的豆腐乳似的。”女兒聽後捂着嘴笑了好久，好像已經忘記剛才正在聊的課外班趣事。在疫情的陰雲仍未完全消散時，這樣的時刻特別美好，但同時也有一絲失落襲心，因為想到自己大概永遠也寫不出這樣的比喻：酸黃瓜等於豆腐乳。實在太妙了！

　　而在不久之前，還有個老太太在點餐櫃枱和店員吵架，大致如下：

　　“我十幾歲就當護士。幹什麼？就是給人端屎倒尿！你以為？你憑什麼？”

　　“我馬上給您做……”

　　“你怎麼這麼牛？我十幾歲就當護士了。”

　　“您點的什麼？”

　　“我是護士！”

　　天吶！正因為我在寫作時總是太操心合理性了，以至於我永遠寫不出如此牛頭不對馬嘴的對話！現在的我開始把這種“寫不出”理解為我的限制。除了奇巧和荒誕，像這樣的對話裏有一種可貴的身心真實。説到底，寫作的意義是什麼呢——在難以估量且仍在擴張的經驗之網中，以寫作的方式來理解和改變自己以及所生活的世界。

　　註釋：

　　1.臨界境況（boundary sitituation），是卡爾·雅斯貝爾斯率先使用的概念，意指死亡、鬥爭、痛苦等，“這些境況是我們無法逃避或改變的境況。除了驚異和懷疑，對這些境況的意識是哲學的最深邃的根源。”此處，我參考了彼得·沃森對“臨界境況”的使用方法。在《20世紀思想史：從弗洛伊德到互聯網》中，沃森提到，“臨界境況”要求“人們在危機四伏的處境中做出根本的決定”。那麼在2020年，這種根本的決定就是要健康，還是要自由。與“臨界境況”相關的是孫歌在《從那霸到上海：在臨界狀態中生活》中轉引沖繩評論家和運動知識分子仲裏效的概念“臨界狀態”。“‘3·11’日本大地震以及福島核泄漏事故發生之後，臨界狀態已經成為東部日本人的一種‘生活常態’——他們隨時可能從‘正常的生活’中被若如核污染所帶來的非正常狀態，因而東部日本人不得不小心謹慎地選擇食物，改變生活方式，以儘量減輕受害的程度。”顯而易見，仲裏效的“臨界狀態”幾乎可以原樣代換到疫情時代的全球語境中。引文參見：孫歌，“沖繩：在臨界狀態中生活”，《從那霸到上海：在臨界狀態中生活》，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年5月，第43頁。

　　2.雷蒙·阿隆用“孤獨臆想”這個詞形容那些從單一向度考慮社會現實問題，而不顧及前後影響的左派人士。在這裏，我挪用阿隆的説法來描述在藝術世界比較常見的那些宣稱關注現實，實則因為將問題單一化而最終遠離現實的創作者。參見：[法]雷蒙·阿隆，呂一民、顧杭 譯，《知識分子的鴉片》，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6月，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