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國際政治觀_風聞

一、如何理解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關係

在我看來，國際關係是一門社會科學，而非社會學科。將其稱作“國際關係”也好，“國際政治”也好，總之以研究不同國家之間的互動為主題。國家一定是國際關係的中心，而所謂的“非國家行為體”嚴格意義上指的是“非政府行為體”，實質上還是與一定的國家相關聯。以國家為中心與以政府為中心不能一概而論，雖然我認為國際關係的確應當以政府為中心，但是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一系列學説仍然堅持非國家（政府）行為體在國際關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相比於其他學科，國際關係的熱度明顯更高一些。在社會中，對於中國對外環境、中美關係、一帶一路等熱門議題的討論一直熱度未減。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會開闢國際專欄。但是，國際關係仍然作為一門學科存在着。

在我的理解中，生活中的國際關係與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關係雖然息息相關，但是卻截然不同。新聞媒體與大眾討論傾向於浮於國際關係的表層，集中於大國之間有哪些互動等等，基本特徵有：完全傾向於用自我道德尺度來界定大國之間的互動，拒絕權力政治的話語，傾向於發表民族主義的言論，較少進行深層次探索與理解，憑藉媒體的主觀印象進行判斷。

而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關係，則對國家間的互動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與理解，最主要的目的是探索國家間關係變化的歷史規律，部分還為一國的對外政策服務。例如，地緣政治學説最早提出，目的是為希特勒的對外擴張進行辯護。另外，國際關係學者們盡力避免用意識形態的眼光看待問題，相比於普通民眾，學者們並不完全拒絕權力政治的觀念。學者們傾向於對事件進行徹底的、完全的、系統的分析，並使用不同的方法對其進行嚴謹的、細緻的理解。主要方法包括歷史（經驗）的分析或是科學的定量研究方法。綜合種種因素，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關係，不僅顯得較為晦澀，更有許多觀點並不適應對外、對內宣傳的需要，但是能夠有助於我們理解國家間互動的規律與本質。

此外，國際關係學的特性也決定它區別於外交學。雖然外交政策研究是國際關係的重要內容，但是國際關係並不直接為外交服務。外交需要考慮的方面有很多，比如應對媒體、禮儀需求、談判技巧等等，而國際關係學則不需要考慮這些問題。國際關係學在探尋中長期範圍內國家間權力變遷規律的途中，對於短期內的危機處理解釋或者預測事實上能力有限。另外，受制於敏感性，國際關係學無法確切掌握當下發生的政治事件全貌，導致國際關係學者較少直接解釋現階段發生的一些事情。國際關係學者不願意説一些“漂亮話”來應付公眾，因為那應當是政治家的工作。學者們的任務是探索規律，而非尋求一個圓滿的解釋。當然，學者們比公眾更加高度地關注一國的對外政策，只不過學者們的評判標準是國家利益而非道德尺度。不同流派的學者界定了不同的國家目標，一般分為“權力”或者“安全”，學者們依據以此為基礎的理論來判定一國即將採取或者已經採取的對外行為是否有助於形成有利於實現該國目標的國際環境或者國內環境，並對其進行褒貶的判斷。另外，學者們往往只是解釋某國為什麼這麼做，而非到危機來臨之時提供怎麼做的方案

國際關係這門學科歷史並不太過悠長，尤其是對於現代國際關係而言。但是，不同的學者、流派百家爭鳴、各抒己見，在思想領域爆發了富有吸引力的各種爭論。國際關係經歷了大碰撞、大爭鳴，到今天仍然在各種問題上存在巨大爭議，即使是在同一基本理論內部。例如，米爾斯海默認為國家追求“所有能得到的權力”而沃爾茲認為國家追求“能夠維持現狀”的權力，雖然二者同屬於現實主義的大陣營。下面，我就談談我的權力觀。

二、我的道德與權力政治觀

道德在國際關係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長期以來爭議並不小。但是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你只會站在道德的高度上對別國進行批評，那麼毫不意外你不能被稱作一個國際關係學者。道德在國際關係中被討論的範圍僅限於道德的地位與作用，而非單純的作為進行攻擊與批評的藉口。自由主義者認為，理性與良好的道德能夠促使國家長久的和平，而現實主義者則認為權力政治才是國際關係的本質。著名的現實主義者，例如馬基雅維利，認為不能用簡單的人與人之間的道德來衡量國家間的關係，君主為維護國家利益而採取的行為沒必要受到道德的約束。

我是一位現實主義者。我並不認為道德或者意識形態的差距是國家間衝突的本質原因。但是，歷史地思考，我仍然承認道德在國際關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非像古典現實主義者那樣完全排斥道德的作用。然而，我也並不像自由主義那樣認為道德直接“促使”產生某些國家行為或者直接影響國家的對外政策。借用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我認為道德應當是在影響國家的國內政治中介變量時發揮作用。

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係的根本決定因素（自變量）是國際體系，該觀點以新（結構）現實主義的結構理論為基礎。而在自變量作用產生因變量（國家對外政策）的過程中，還受到中介變量（包括領導人的意象、戰略文化、國家-社會關係、國內製度）的調節。由於公眾存在天然的用道德評判國家對外行為的傾向，而公眾又決定了國家-社會關係與隨之影響的政府國內動員能力，因此公眾能夠通過“界定無法接受的行為”或是表達對某種行為模式的喜愛（例如政治對話、外交談判或是軍事幹涉）來影響國家的對外政策。國家領導人必須考慮採取某種對外政策時公眾的反應，如果在公開的行動中採取某些違揹人類基本道德的行為，他將面臨國內政治危機或者動員不足的局面；如果採取某些符合公眾偏好的行為（例如對“獨裁”國家發起制裁），那麼他將獲得額外的國內政治支持與國內動員能力。即使國家利益驅使國家採取某些違背道德的行為，國家也很少拒絕，而是將其隱秘化，使之對國內施政集團的影響降到最低。只有在上述情況下，道德才能間接的影響國家的對外行為。我並不認為那種認為道德會決定國家對外的行為的理論是充分的。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構建的國際政治理論是動態的。在國家的發展歷程中，中介變量是隨着時間變化的，並且具有多樣性。而國際結構變化（多極、兩極、霸權等）則相對單一一些。因此，研究國內中介變量的變化，將時間序列（時代背景）加入國際關係的研究中，無疑能夠加強國際關係理論的解釋力與包容性。例如，在君主制國家，國民的忠誠集中於君主身上，道德（榮耀）被界定為對君主盡忠或者維護君主權威與利益，相應的就會使得在國家維護君王個人權威的行動中更為支持國家（賦予政府更大的國內動員動力）。又例如，在資本主義的總統制共和制和議會制共和制國家，民眾反應對國家施政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因為選舉的週期與決策結構不同。相應地，在封建意識形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同時，國家的國內製度不一樣時，道德的定義自然也不一樣，對中介變量的調節效果也不同。輕率的評論道德對國際關係沒有或者有作用是不嚴謹的。這種理論將不同的時代背景與國家特徵與國際關係掛鈎，無疑能夠更好地解釋道德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該理論承認發展的普遍性，由人類社會的道德層次不斷發展解釋國際體系的不斷發展。從希臘不成熟的城邦體系到中世紀的宗教體系，再到以民族國家為中心行為體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經歷一戰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二戰後兩極體系等等，到現在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極體系，隨着國家權力不斷轉移到公民社會，道德水平對國際關係的制約作用越來越大，從而催生了越來越成熟的外交禮儀、慣例等等，使得國家間的權力鬥爭被掩蓋上了文明的特徵，但仍然沒有改變其權力鬥爭的本質。

在這種角度下，我們還能夠理解國際關係理論中爭論最大的兩種理論——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關係。中國古代出現的儒家與法家思想，可以對二者進行類比。儒家思想追求為政以德、禮不可廢；而法家思想則認為應當利用嚴刑峻法治理國家；儒家思想在統治中佔據道德制高點，而法家思想則作為實際的維護統治的手段；同時，儒家的仁政思想對法治則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使得統治者無法徹底實施嚴刑峻法；因此，二者是互為表裏的關係。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也可以類似的理解。自由主義，把道德捧到最高位置，相信自己是“正義”一方而敵國是“邪惡”一方，掩蓋了國家根據國際體系結構變遷調整對外政策，即“權力政治”的本質，同時也對權力政治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制約。綜合來説，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理論關係應當是互為表裏的。這種現象的產生，一定程度上與前文提到的公眾對國際關係的理解與本質不同有關。權力政治的理念不符合人們對於和平的期待。

問題從自由主義盛行的幾個時間段可以看出。一是一戰與二戰之間的二十年；二是20世紀70年代的一段時間；三是冷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一戰達成的凡爾賽協定讓民眾欣喜若空，威爾遜總統提出“十四條宣言”，讓自由主義的光輝在全世界盛行。結果，威爾遜總統期待能夠良好解決問題的國際聯盟只能眼睜睜的看着二戰爆發；20世紀70年代，20~30歲一代人幾乎就是在冷戰的光輝下成長，受到的就是意識形態對立的教育，自然讓自由主義大行其道；蘇聯解體後，自由派大行其道，稱“歷史終結”，結果自由主義成了北約東擴的藉口，卻沒辦法阻止俄羅斯徹底對西方放心。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之後，期待“民主”能夠將俄歐團結的自由主義遭到了事實的無情打擊。

王逸舟教授在翻譯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並作序的時認為，中國自古以來的儒家國際體系（朝貢體系）本質上就與西方的國際體系不同。因此，用中國的歷史或者今天來證實或證偽現實主義理論都是不恰當的。王教授認為，現實主義理論只能被超越。

那麼，基於什麼超越呢？王教授基於中國特殊的文化內核，認為中國的儒家傳統道德觀不支持霸權等等。以此徹底否定現實主義。但是，我認為是不妥的。

按照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中國的儒家內核事實上影響了中國的戰略文化與國內製度。而這種國內中介變量作用於中國的對外行為，使得中國的外交體現出特有的文化內核。因此，在現實主義考量了國家的國內特徵之後，承認了國家不同文化對於對外行為的影響。然而，結構現實主義所認為的國際體系、結構決定論，本質上還是沒有改變。

現實主義不僅僅是權力政治，僅僅從這方面理解的話會落入狹隘的道德陷阱，現實主義理論也有其存在的道德道德正當性。新（防禦性）現實主義認為，安全是國家追求的首要目標。無論何種國家，國家一定要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這是毫無爭議的。而要不要維護安全、如何維護安全，就與國際體系有很大關係了。維護安全的手段有很多，按照沃爾茲的觀點，國家在多極體系中維護國家安全大致上主要有兩種手段，一個是外部調節，即通過聯盟、外交等等方式維護安全；另一個是內部調節手段，即通過發展經濟、調集國內政治經濟軍事資源，來維護國家安全。國家的國內特徵，如文化，就使得國家選擇不同的維護國家安全手段。比如，中國的儒家文化就使得中國傾向於選擇內部調節手段，輔助以外部平衡。權力政治並不意味着制衡。這樣一來，現實主義理論對中國對外行為同樣也是具有解釋力的。何談超越？中國學者應當放下“天朝上國”的思想觀念了。

三、國際關係的深層思考

前文提到，國際關係是一門社會科學。由於其領域的特殊性，國際關係更是一門多學科交融的學問。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數學的研究方法被廣泛應用於國際關係的研究中。例如，羅伯特·傑維斯就是一位著名的國際政治心理學大師，他將心理學的理論運用於國際關係的研究，詳細説明了領導人的意象與相關認知因素是怎麼影響國際關係的變化的。另外，新古典現實主義也認為，國際體系的清晰度、領導人的意象在國際關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麼，就牽涉到一個重要問題：我們所研究的，究竟是現實中的世界，還是觀念中的世界？

國家行為歸根到底，也是人的行為。人的認知，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是國家執政集團做出相應的對外反應決策的基礎。認知歸根於現實存在的權力格局。那麼，學者究竟應該是依託現實的權力結構進行研究，量化或者對比國家的實力，還是應該側重於實力、戰略意圖等等通過媒體、情報等等渠道折射之後產生的對別國的意象？目前的國際關係，幾乎集中於前者。沃爾茲認為，國家依據權力分配的結果進行戰略選擇。因此，學者應當通過對比國家間的軍事、經濟等等指標來進行研究，例如米爾斯海默就認為，權力以國家擁有的某些物質能力為基礎，是一個有形資產的函數，包括潛在權力（一國用來構築軍事力量的社會資源）與軍事實力（尤以陸軍為重）。然而，因為判斷錯誤造成的戰略錯誤在國際關係中並不罕見。例如，目前美國似乎錯判了中國的戰略意圖以至於採取了錯誤的針對戰略。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進行研判？

這個問題本質上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即物質與意識的關係問題。唯物或是唯心的哲學信仰導致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同。國際關係到了深層，仍然是哲學問題，可見一斑。

另外，就是如何構建一個好的理論的問題。沃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敍述什麼才是一個好的理論。他提到一點，一個好的理論衡量標準不是它與現實多麼契合，而是有多大解釋力。例如物理學上假設力的作用集中於一點，叫做“質點”，這顯然與現實不相符合，但是能夠有助於解釋力的作用與運動的產生，那麼他就是一種好的理論。在國際關係也是如此。可是，如果過於脱離現實，無疑會損害其現實意義。因此，我們需要在解釋力與現實中間尋找一種微妙的平衡。

還有就是，理論應該足夠簡化嘛？沃爾茲並非沒有注意到或者不承認國家國內特徵對國際行為的影響，而是為了構建簡化一個好的理論，人為的將其排除。可是，這使得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沒有辦法解釋相同國際體系下不同國家的行為差別，以至於其喪失了一些解釋力。新古典現實主義建立在新現實主義的基準之上，為其添加了國內中介變量。但是，它在增加解釋力的同時又喪失了簡約性，導致其顯得略微冗餘，使得它的解釋範圍受到了一點影響。所以，如何在簡約性與解釋力之間尋求平衡，同樣也是一個深層次的哲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