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卡脖子”的中國學術期刊_風聞
月牙山研究所-一个正在美国学习交流的中国人2021-02-05 10:30
2016年，世界最大學術出版集團之一愛思唯爾（Elsevier）旗下的Scopus數據庫所收錄的中國學者發表論文首次超越美國（42.6萬篇 VS 40.9萬篇）。
2018年1月18日，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發布報告稱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學術文章產出國，這也是國際範圍內第一次公開承認中國在學術文章產出數量上超過美國。
同年SCI（科學引文索引）所屬數據庫Web of Science收錄的中國大陸地區學者參與發表的論文數量達到了39.8萬篇，超過美國的38.6萬篇。2018-2020中國大陸地區完成了SCI和SSCI發表論文的三連冠，並將領先優勢從2018年的1.2萬篇擴大到了11.9萬篇。
任何國家的學者將自己最好最優秀的科研成果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上都是目前行業的現狀，畢竟科學無國界。但是學術期刊的歸屬從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學術話語權的歸屬，談到頂級期刊英國有Nature（自然）、美國有Science（科學）；談到學術出版集團德國有Springer（斯普林格），荷蘭有Elsevier，英國有Nature Publishing Group（自然出版集團）、Oxford University Press（牛津大學出版集團）、SAGE、Taylor & Francis等，美國有Wiley和各大學會出版巨頭。你問我中國在這兩方面有什麼，不做點功課我根本答不上來。即使做了功課之後，我感覺我也很難給你一個可以和他們匹敵的答案。
今天所長老王就帶大家認識一下被“卡脖子”的中國學術期刊。
巨大的差距
2020年6月，中國學術界翹首以盼的2019年度影響因子公佈，作為“國產學術期刊之光”的Cell Research影響因子首度突破20分，使得中國終於有了第一本影響因子超過20分的學術期刊。
然而Cell Research的一枝獨秀，卻更間接地反映出中國學術出版業國際化整體的羸弱。
根據Web of Science數據庫2020年的影響因子數據：
收錄影響因子超過40的期刊19種， 中國有0本入選，
收錄影響因子超過30的期刊39種， 中國有0本入選，
收錄影響因子超過20的期刊86種， 中國有1本入選，
收錄影響因子超過15的期刊148種，中國有3本入選，
收錄影響因子超過10的期刊312種，中國有9本入選；
收錄影響因子超過5的期刊1169種，中國有41本入選；
收錄影響因子超過3的期刊3288種，中國有88本入選；
收錄影響因子超過2的期刊5861種，中國有152本入選；
收錄影響因子超過1的期刊9879種，中國有218本入選。
截止2021年1月31日，Web of Science共收錄SCI和SSCI雜誌12856種，中國只有255種，佔比僅為1.98%。作為世界第一大學術論文出版國的中國，所擁有的SCI和SSCI雜誌數僅排第六位，僅領先第七位的日本（251）4本，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國（4472）的5.7%，世界第二的英國（3137）的8.0%。
巨大的差距背後，是龐大的歷史舊賬。
1665年3月，世界上第一份真正用於學術交流的科技期刊誕生—《哲學彙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這本由英國皇家學會創辦，全世界誕生最早且現在還在發行的學術期刊，刊登過牛頓、富蘭克林、瓦特、法拉第、焦耳、李斯特等科學巨匠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學術論文。
而在這過去的兩百多年間，科學期刊出版業誕生了至今仍是學術期刊“扛把子”存在的現象級期刊。1869年，頂級期刊《自然》（Nature）創刊；1880年，另一本頂級期刊《科學》（Science）誕生。國際四大醫學會雜誌，也都在這期間誕生。1811年，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內科醫師John Collins Warren和James Jackson創辦《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11年後，英國外科醫生Thomas Wakley創立《柳葉刀》（Lancet）；1840年，《英國醫學會雜誌》（BMJ）應運而生；1883年，《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誕生。而這期間的中國，正在清朝的統治下實行着閉關鎖國的政策，正經歷着兩次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鐵騎地蹂躪。
而正是在這個時期，國際上最大的幾個學術出版集團誕生了。1807年威利（Wiley）出版集團在紐約成立；1842年，斯普林格集團在德國誕生；1852年，Taylor & Francis在英國問世，1880年，愛思唯爾在荷蘭成立。
直到愛思唯爾成立近50年後的1930年6月，而中國目前最大的科技出版集團中國科技出版傳媒的前身龍門書局才在上海成立，這時候Wiley已成立123年，斯普林格也已誕生88年。在成立後的前幾十年裏，龍門書局經歷了八年抗日、解放戰爭、十年動亂，從1984年到1994年有8年虧損,直到1995年才走出困境。而這期間的國際學術出版，早已換了人間。
搞學術出版和當代社會異常流行的網絡自媒體其實有很大的共同之處，先到咸陽為王上。在任何平台剛剛建立的時刻，先入局者憑藉初期的平台巨大紅利都可以實現一段時間的野蠻生長。然而當平台足夠大，吸引了足夠多的競爭者入局之時，市場由藍海變為紅海。這時候如果還想入局，唯一的選擇要麼是期待千載難逢逆天改命的機遇再次出現，要麼就只能在紅海之中殺出一條血路。
在傳統學術期刊數據庫訂閲模式為主流的21世紀初，學術界開始向國際學術出版商存續了上百年的付費訂閲模式發起衝擊。對於中國的國際學術出版業，第一次逆天改命的機會出現了。
學者普遍認為學術出版商利用學術數據庫在攫取了高額利潤的同時阻礙了學術知識更大範圍的傳播。2001年12月，在布達佩斯舉行的開放存取倡議組織會議上，開放獲取（Open Access）應運而生。2003年10月，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的科研機構在德國柏林聯合簽署《關於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資源的開放使用的柏林宣言》，開放存取正式進入蓬勃發展階段。開放獲取的出現給了那些平時無力抗衡學術出版巨頭的其他出版商一個千載難逢的翻盤機遇，一時間國際學術期刊出版業風雲變幻。
1997年成立於埃及開羅的Hindawi出版集團，緊緊抓住開放獲取的機會。截止2019年，旗下出版期刊超過兩百種，超過七十多本期刊被SCI收錄。2021年被著名出版巨頭Wiley收購。
2000年，BioMed Central （BMC）在英國成立，8年後被斯普林格自然集團收購，在創辦後20年內已擁有超過三百多種學術期刊，兩百多種被SCI收錄。
2006年，被稱為當年江湖“四大神刊”之一的Plos One問世，這本開放獲取期刊在創刊後第七年，年度發文量達到了驚人的3萬篇，佔到了當年度上萬本SCI期刊發文數量的1/60。
成立於2007年的Frontiers出版集團，藉着開放獲取的東風12年間成功打造100多種學術期刊，其中40多本被SCI收錄。
2013年國際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創辦開放獲取期刊 IEEE Access，2020年度發文量超過了1.7萬篇。根據其網站公佈的1750美金的出版費用，如果簡單估算的話，僅這一本雜誌一年就可以為IEEE帶來近兩億人民幣的收入，而這個雜誌的文章一大部分來自於中國。
被開放獲取打亂陣腳的傳統學術出版巨頭也開始紛紛佈局，斯普林格自然旗下的Scientific Reports於2011年創刊，近年來年度發文量維持在2萬篇左右；同時旗下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年度發文量達到6000篇。根據其官方網站介紹，兩個雜誌的開放獲取費用分別為1495美金和5560美金，這樣算下來，僅僅這兩個雜誌一年就可為集團貢獻超過4億人民幣的收入。
雖然2004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中國科學院就代表中國簽署了《柏林宣言》，但是這個開放獲取的千載難逢的入局利益再分配的機會，我們仍然沒有及時抓住，至今想來仍讓人唏噓不已。
在SCI和SSCI收錄的255種中國學術期刊中，雖然有79種屬於開放獲取，但是這79種期刊的2020年度發文量加起來也只有不到8000篇。2020年SCI和SSCI收錄的開放獲取論文達到了75.5萬篇，歸屬於中國學術期刊的比例僅為1%左右。
接下來留給中國學術出版業者的，只有在紅海之中殺出一條血路。
差距帶來的經濟利益他讓和話語權缺失
近年來，隨着科技的發展，傳統的圖書出版業遭受重創。然而學術出版業所受影響極小，反而得益於科技的發展更加蓬勃的發展起來。
俗話説，無利不起早。學術出版業蓬勃發展的背後的動力，更多來自巨大的利益驅使。
2019年，Wiley的年度營業額達到18億美金，愛思唯爾的年度營業額達到了25.38億歐元，斯普林格更是達到了驚人的31.12億歐元。根據維基百科的介紹，愛思唯爾的利潤率在30%以上（2017年為37%，2011年為37.3%，2002年至2012年間從未低於30%），估計其他學術出版集團也低不到哪裏去。這樣子算下來，愛思唯爾和斯普林格兩個出版巨頭的的各自年度利潤至少應該在60-70億人民幣之間。和這個數字比較接近的是另外一個出版巨頭Taylor & Francis，根據其母公司Informa公佈的2019年度財報，Informa的年度利潤達到了9.33億歐元，摺合人民幣73億。
而當國際大型學術出版商賺得盆贏缽滿之時，我們的很多學術期刊依然遊走在靠經費支持才能續命的道路上。即使作為中國最大的科技期刊出版集團，中國科技傳媒2019年度的總營業額也僅為25億人民幣，歸屬於上市股東的利潤4.65億，大概約為愛思唯爾的1/13, 斯普林格的1/15。
2019年轟動全球的加州大學系統與國際出版巨頭愛思唯爾的決裂，再一次將國際出版巨頭們在數據庫期刊定價權上的豪橫和大學圖書館的無奈放大到公眾面前。
面對學術出版巨頭，這種學術圈的無奈是共通的。
早在加州大學與愛思唯爾決裂前9年的2010年9月，包括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中國30多家圖書館的代表聯名發表了致讀者和出版商的公開信。
“近年來，國外科技期刊及其全文數據庫的價格不斷提高，有的出版商全文數據庫的價格連續多年以百分之十幾的幅度上漲，個別出版商的全文數據庫甚至出現年度漲幅20%~30%的情況，造成圖書館外文科技期刊訂購費用迅速膨脹。其中個別出版商利用自己的壟斷性地位漲價，提出要在2020年把中國用户使用其全文數據庫的論文篇均成本提高到歐美發達國家的水平…..持續大幅度的價格增長已經嚴重威脅到所有教育科研單位的科技文獻資源的可持續保障。…..任何無視用户權益、不顧市場現實、肆意攫取暴利、破壞科技文獻長期可持續保障的做法，除傷害用户合法權益外，亦會破壞市場之長期穩定性和個別出版商自身利益。”
沒辦法，定價權掌握在別人手裏，只能任人宰割。即使做出反抗，也達不到自己想要的結果。
別説國際數據庫出版商，就連我們國內的知網漲價都能漲到讓北大受不了選擇停用。只可惜知網割的是我們自己人的韭菜，國際大型學術出版商割的是全世界的韭菜。如果知網能割全世界的韭菜，那也是國際學術數據庫的中國之光了。從國家層面而言就是錢從左邊口袋進入右邊口袋，我們被割韭菜的時候還能心服口服一點。
雖然近年來開放獲取的出現，讓數據庫割高校圖書館韭菜割得越來越費勁。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出版商錢還是要賺的，只是改成學術期刊直接割科研工作者的韭菜了。就像我上面提到的，我們在開放獲取期刊的數量和發文量上都和國際上有着巨大的差距。也就是説我們以前主要是高校圖書館被國外學術出版集團薅羊毛，以後可能是我們的科研工作者變成主要被薅羊毛的對象。
除了最直觀的學術出版集團的經濟利益外，學術期刊背後的國際社會話語權的影響力和其帶來的其他利益也不容小覷。
談到學術話語權，國際學術期刊已經成為廣大學者發聲的舞台。雖然學術是一個講究客觀、公平、公正的事業，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偏見的存在，學術期刊內部的一些操作全世界都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在保證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開闢發表綠色通道。不管你願不願意承認，國際學術期刊的高水平論文發表也很難完全做到絕對的公平公正，都會存在一定程度上偏袒本國學者或者同類人羣，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期刊表現尤為明顯。尤其是在科技迅猛發展、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誰先發表了相關的研究成果誰就掌握了最早的知識產權的歸屬、接下來研究的主動權和學術界這方面的話語權。
比如2012年施一公老師發表在Cell Research的這篇題為“Crystal structure and biochemical analyses reveal Beclin 1 as a novel membrane binding protein”的文章，1月13日投稿，1月16日修回，1月17日接收。這看着就給人一種有人在搶發他們的研究成果的感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搶發別人。這當然也只是筆者的一種猜測，具體背後的故事只有當事人老師知道。
他關於這一發現的論文在2004年和2005年先後被Nature、Nature Neuroscience、Journal of Neuroscience拒絕。2005年8月，斯坦福大學的Karl Deisseroth和Edward Boyden搶在潘卓華前面先發表了光遺傳學技術的論文，而且發在了一個曾拒絕過他文章的期刊—Nature Neuroscience。斯坦福大學的兩名科學家因而名聲大噪，贏得無數榮譽與獎金，其中就包括最奢華的“生命科學突破獎”，甚至很多人預測這兩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只是時間問題。而潘卓華的文章2016年論文才得以發表，雖然發表在跟Nature Neuroscience同樣級別的Neuron上，但是基本沒有人知道他才是最先發現的那個人。
如果在2004年“國產學術期刊之光”Cell Research能有今天的高光，華人科學家潘卓華可能會選擇投稿到Cell Research，很有可能他就會成為那個聚光燈下的人。作為一個華人科學家，這勢必對中國相關領域的發展也起到不可估量的帶動作用。今天，我們無法去判斷當時Nature Neuroscience的編輯為何選擇了拒絕潘卓華而發表另外一個課題組的同樣論文。只是我們禁不住會去猜測，如果Nature Neuroscience是一箇中國雜誌，這個故事會不會有一個不一樣的結局。如果潘卓華的悲劇發生在國內，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反思？
除了學術話語權，學術期刊背後的學會影響力和衍生的學術會議收益也不容小覷。很多期刊做大做強之後都會以期刊為平台舉辦學術會議，而學術期刊的成功與否從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學術會議的成功與否。
依託美國各大學會的學術期刊為媒介，美國硬生生的把很多美國本土的學會搞成了世界級的學會，把美國本土的學術會議辦成了世界級的學術會議，慢慢的變成了很多世界級科研成果的首發平台。這裏當然也關乎我們剛剛提到的學術話語權問題，同時還有這背後的那個國際學術會議大蛋糕。
比如美國腫瘤學研究領域的兩大學會，美國癌症研究協會年會和美國臨牀腫瘤學年會，每年基本都可以各自吸引超過2萬名和4萬名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參會，參會者都要繳納不菲的報名費（人民幣少則幾千，多則上萬），這樣的一場學術會議就可以給主辦方帶來上億人民幣的收入，同時也可以給當地帶來非常可觀的經濟效益。這些學會每年的註冊會員也要繳納不菲的會費，進一步反哺學會的發展。除了每年的年度會議外，這些學會還會辦很多大大小小的衞星會，既有了促進學術發展交流之名，又得了正當營業之收益，何樂而不為呢？
從中美學者在SCI/SSCI收錄的學術會議發表的摘要數量，可以看到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會議上的話語權與美國相比依然有巨大的差距。中國近些年來在這些國際頂尖的學術會議上發表的摘要數量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左右。雖然一部分要歸因於中國的頂尖科學研究依然和美國有較大差距，但是也有一大部分原因來自於中國科技期刊與美國學術期刊的懸殊實力。
例子有很多， 但是道理很簡單，你只有期刊做大做強，平台足夠大，才能邀請到更多的頂級科學家來做報告，才能吸引到更多的人來參會。
知恥而後勇
巨大的差距下，我們該何去何從？
相信這是很多讀者看完前兩個部分之後，腦海裏自然而然就會冒出來的問題。
既然所長老王看到了這個方面，那麼學術出版行業的從業者和相關主管的高層肯定也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存在。
2013年，中國科協、財政部、教育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聯合推出了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連續三年，對於入選的期刊每年給予200萬、100萬、50萬的資助。國家為了提高中國科技期刊的影響力，可謂砸下重金。
六部委聯合發出了對世界第一學術出版國學術期刊從業者的靈魂拷問，正在崛起中的中國科研，能否帶着科技領域的學術刊物一起飛？
2019年，中國科協、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四部委再度聯合印發《關於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提出了“到2035年，我國科技期刊綜合實力躍居世界第一方陣，建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品牌期刊和若干出版集團，有效引領新興交叉領域科技發展，科技評價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明顯提升，成為世界學術交流和科學文化傳播的重要樞紐”的目標。
2020年2月23日，科技部正式印發《關於破除科技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措施(試行)》通知 中要求對科研工作者的評價實行代表作制度，其中國內期刊不少於三分之一。很多科研工作者看到國內期刊都錯誤地理解為中文期刊，其實不然，當然也包括我們自己辦的英文期刊。這其實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為國內科技期刊的國際化助力。
近年來，廣大科技期刊出版業者和科研工作者積極響應國家號召，直面與國際的差距、積極探索，為我國學術期刊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作為國內學術出版龍頭的中國科技出版傳媒近年來通過愛思唯爾合資的方式成立了其控股的北京科愛森藍文化傳播公司，專注打造國際化學術期刊，在其開始拓展期刊業務六年後的時間裏與國內多家科研機構合作創立了61本英文科技期刊，其中13本已被SCI收錄。
成立於2009年的中國醫學國際期刊出版領域老大AME出版集團，專注醫學領域。截止到2019年1月，AME旗下擁有60多本英文醫學學術期刊，其中18本PubMed收錄、11本被SCIE收錄。
同樣是2009年，中國激光雜誌社率先實行轉企改制，在遭遇尋求與國際光學出版巨頭合作的挫折後，堅持自辦期刊數據庫、持續加大投入。11年後，這個原來只有十幾人的聯合編輯部目前已發展成為國內最大、全球第三的光學期刊出版機構。
創刊於2012年的Light， 由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所主辦，目前已連續6年影響因子超過13分，穩居國際光學期刊榜榜首；國產學術期刊Cell Research用20年左右的時間將影響因子從2打造到了20，在本學科領域期刊中排名世界第七、亞太第一；Molecular Plant在13年內影響因子從2.784升到12.084，成為植物領域排名第五的頂尖學術期刊。
2018年中國科協與美國科學促進會共同創辦了定位為國際化、高影響力、世界一流水平、綜合性、大型開放獲取科技期刊《研究》（Research），創刊不到2年，已被DOAJ、EI、ESCI、PubMed、INSPEC、Scopus等國外重要文獻數據庫收錄。
2021年1月29日，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主管主辦的英文期刊Fundamental Research期刊首發儀式舉行。
很多可能改變國際學術出版業格局的事情在您讀這篇文章的時候依然正在發生。
成績令人欣慰，但是差距依然巨大。
因為一箇中國科學傳媒、一個科愛森藍、一個AME、一箇中國激光是遠遠不夠的，一本Light、一本Cell Research、一本Molecular Plant也是遠遠不夠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寫在後面的話
卡脖子這個原本聽起來俗裏俗氣的詞，這幾年頻繁出現在各大主流媒體。百度百科給出的解釋是“指用雙手掐住別人的脖子，多比喻抓住要害，致對方於死地”。
近幾年“卡脖子”這個詞進入公眾的視野始於“中興事件”，2018年4月16日晚，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稱，美國政府在未來7年內禁止中興通訊向美國企業購買敏感產品。不到一個月後，2018年5月9日，中興通訊公告稱，受拒絕令影響，本公司主要經營活動已無法進行。美國商務部的一項禁令，直接讓中國第二大、世界第五大電影運營商陷入癱瘓，確實是卡住了脖子，卡得死死的。這項禁令在2018年6月7日解除，解除的條件是中興向美國繳納10億美元罰款，外加4億美元保證金，3個月內更換董事會和管理層，為期10年的美國合規團隊現場監控，還要再加上一個美國可以視時啓動的為期10年的拒絕令。
芯片遭遇的是硬件卡脖子，學術期刊則是內在軟實力的卡脖子。不管哪一種卡，都是可以讓人窒息的。
發展壯大學術期刊，這個不需要兩秒鐘就可説完的話背後可能要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努力，而且是非常高效的努力。現階段中國面臨的學術出版業的現狀是，學術期刊陣容龐大而不強，國際化程度低，小作坊式作業普遍，我們的學術期刊數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國際化學術期刊數連行業龍頭國美國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根據《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20）》報道，“全國4958種科技期刊共有1291個主管單位，3083個主辦單位，4288個出版單位，平均每個主管單位主管期刊3.84種，每個主辦單位主辦期刊1.61種，每個出版單位出版期刊1.16種，其中只出版一種期刊的出版單位有4108家，佔全部的95.8％”。
在這種國際巨頭林立、困境重重，國內學術出版業力量分散的情況下如何均衡各方利益、集中優勢資源、順利完成突圍，考驗的將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智慧和耐心。
中華民族向來不缺智慧，也擁有極大的耐心。
197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屠呦呦所在的中國中醫研究院等幾家單位以“青蒿素結構研究協作組”名義，在國產期刊《科學通報》上發表了有關青蒿素化學結構及相對構型的論文《一種新型的倍半萜內酯—青蒿素》，除此之外，《科學通報》還發表過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哥德巴赫猜想證明等世界級的發現。
期待不久後的將來，中國學者可以再次將自己最頂級的科研成果發表在我們自己的學術期刊上，真正的將論文發表在祖國大地上。
期待這不只是期待。
*本文中所統計期刊未包括我國港澳台地區，僅統計中國大陸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