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汪士鐸一窺晚清至目前的知識階層（轉載）_風聞

對思想史的觀察有助於瞭解歷史，而汪士鐸的思想是瞭解清末保皇人士的一個窗口，可以從《乙丙日記》那張狂的文字中窺探到清末歷史湧動的潛流，而且也與幾十年以後的一位反儒崇法人士不謀而合，故特此對其思想進行一番闡述。

晚清以來的思想譜系一直以來是學界重要的研究課題。一般認為，鴉片戰爭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這一切研究的起點，近代史也是自1840年開始。從此以後，傳統與西化，保守與激進，立憲與革命，專制與民主，這些話題被反覆提及，成為永遠繞不過去的課題。不過按討論的參與度和話題的廣泛度來考量，實際上直到20世紀初期，大量報社開辦，各方論戰不休之時，下述近代知識分子的格局才最終成型：

在大多數人印象裏，近代中國的主軸是“傳統派”與“西化派”的對抗。所謂“傳統派”，大概是倭仁、王國維等。西化派，大概就是新文化運動中的激進派和辛亥革命黨——某些觀點認為，正所謂“民族主義是從歐洲學來的”，所以革命黨是改革派激進的產物，是徹底對滿清這一“傳統中國”失望的一羣人。而洋務派和改革派，大概就是兩者之間，要求一個“平衡”的折衷派。總而言之，大多數人印象裏，近代中國兩邊知識分子的共同主張就是“愛國主義”，他們的共同底線是“救亡圖存”。各派之間的區別在於手段不同：一邊認為救國就必須保護以滿清為代表的“傳統”（辜鴻銘和王國維的辮子即是個鮮明的象徵），另一邊認為，要愛國，就得和傳統徹底決裂（所謂“漢字不死，中國不興也”）。

認為漢字必將滅亡，卻不幸先一步離開的偉大思想家

汪士鐸作為一個例證，恰好證明了此模型是大錯特錯的。

首先，汪士鐸是完完全全的19世紀人，並未參與到上世紀初的數次論戰中，其日記在三十年代被出版後，雖然引起軒然大波，但是並未影響之前的思想體系，他與後來的激進主義者們也並未形成思想上的前後繼承關係。不如説，這一點才是關鍵——何以在太平天國時期寫下並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乙丙日記》，與五四青年們的某些激進主義思想如此吻合？汪士鐸所反思的東西，大多出於他在太平天國乃至鴉片戰爭前的觀察，這又是否説明我們研究近代思想史的視角應該往前延伸？汪士鐸對儒家“無用之學”的批判的樣本，正是在在有清一代登峯造極的訓詁考證學，儒家的這一變化又為何突然發生？這裏有一次強力的外力干涉，使得原本在自發演變的思想產生了不可逆的形變，這一形變又在後來的清末引起了巨大反彈，其掀起的激進主義浪潮延續至今。這個問題非常關鍵，因為這涉及到我們對近代史起點的定義問題。

其次，汪士鐸的思想即有前述“傳統派”中保皇、保滿清朝廷的鮮明立場，也有“西化派”中的激進主義底色。他有着鮮明的“文化決定論”，他極端反儒反孔，他強調控制人口的必要性，他對人口與“內卷”的看法，都與五四知識分子乃至當今中國知識界的很多看法不謀而合。那麼問題來了，二者到底有何根本上的共同點呢？

探索汪士鐸的思想是瞭解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窗口。瞭解汪士鐸有助於理解中國知識分子乃至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主軸。

汪士鐸（1802~1889）字振庵，號悔翁，江蘇南京人。入胡林翼幕內，於其間結識曾國藩，後入曾國藩幕內，為其出謀劃策。曾國藩説他是“血性男子”，又説他“境遇可憫，俠烈可敬，學問可畏”[1]。胡林翼甚至稱讚他是“曠代醇儒”[2]。在清末儒生眼中，汪士鐸是一位禮學大家、一位經世學者。20世紀30年代鄧之誠（1887—1960）整理出版他的《乙丙日記》後，汪士鐸有了另一個面目——他是舊傳統的激烈批評者，是個狂人，而且他的狂怪議論讓人讀了“頭目皆疼”，以致張爾田（1874—1945）要專門出版一部《乙丙日記糾謬》來反駁他，並且將汪氏等同於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吳虞（1872—1949）[3]。

那麼汪到底有什麼主張以至於如此驚世駭俗呢？難道汪是一個深櫃的“西化派”，只是還沒有發明出系統的改革/革命的西化理論，或者手頭沒有足夠的“思想資源”，所以只好暫時躲在儒家的殼子裏，當一個異端麼？（一如李澤厚之類對19世紀滿清“異端”的定義）——某種意義上可以這麼説，但又不能單單這麼説。汪的思想主張大體有這樣幾個核心：控制人口、反儒頌法，以及擁護滿清。

一.控制人口

經濟思想史學家趙靖認為：“洪亮吉並不能算作中國的馬爾薩斯，這個頭銜應該歸於半個多世紀以後的汪士鐸。晚清時期馬爾薩斯的人口思想尚未傳入，汪士鐸便已有了控制人口數量的打算。汪士鐸的人口思想形成於太平天國起義時期，其在《乙丙日記》中將太平天國起義的根源歸結於人口問題（“世亂之由，人多”），認為是人口膨脹造成了國家的動盪（“生齒日億兆，山澤力難養”、“度其果飽温，未忍去鄉黨”），而維護社會穩定的首要任務就是控制人口，使其與國家經濟規模相適應（“夫民不可過少，亦萬不容過多”[4]）。此處甚至能看到八十年代一胎化前夕，宋健等學者用社會工程學論證計劃生育必要性的影子。在他看來，土地是有限的，不斷增多的人口定會造成土地資源稀缺，進而影響社會的穩定。他還認為人口增多會與行政資源形成矛盾（“官不足以官之……不為亂不止”），乃至於引發聚眾造反，甚至導致人才越來越少。

為了解決心目中的人口問題，他提出了晚婚晚育、棄農經商、歧視婦女、屠殺民眾等辦法。汪士鐸是中國近代倡導晚婚晚育的第一人，認為應該“嚴禁男子二十五歲以內，女子二十歲以內嫁娶”。同時，他對農民的厭惡之情也令人咋舌（“天下最愚、最不聽教誨、不講理者鄉人。自守其所謂理而不改，教以‘正’則譁然動怒，導以為非為亂，則挺然稱首”）。不同於以往重農抑商觀點的出發點，汪士鐸認為農民的生育數量一直很高，而城市商人的生育率更低，因此才提倡農民經商。

汪士鐸還認為，防止人多的關鍵在於控制婦女數量（“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禍亂”），並由此派生出殺傷婦女的主張（“長治久安之策，弛溺女之禁，推溺女之法，施送斷胎冷藥”），他為了保證自己的主張得到執行，設計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立溺女之賞”、“嚴立婦女之刑”、“婦人嚴禁文繡之技”、“家有兩女倍其賦，……嚴再嫁之律，犯者斬決”【5】。除此之外，他還要求“非富人不可取妻，不可生女，生即溺之，既生子，而形體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即皆佳矣，亦可留一子，多不可過二子，三子即溺之，吃冷藥使勿孕”、“立清節貞女之堂，廣施不生育之方藥”。也就是説，他要求淹死剛出生的女嬰，給婦女服用打胎藥物，對生育多的婦女施行金錢處罰。他把這種控制人口的辦法當作救世的良方，“行之三十年而民可漸減，行之六十年，而天下皆富矣”。

汪士鐸為了實現消滅七八成人口的目標，熱烈期望着各種屠殺（“草芟而獸獼之”、“天不以刀兵消息之，何法處此”、“天不行疫使人死，女子格外多壽”、“水旱疾疫”）。汪士鐸就是這樣在《乙丙日記》中竭力讚美和追捧令常人聞之色變的天災、人禍和瘟疫的。

二.反儒頌法

汪士鐸並不是一個陳腐的老儒，他激烈地批判“傳統儒家”。他在日記中用“過仁釀亂，過文無用”、“遷腐”、“浮誇”、“空談”這種詞語來責難孔子，認為現實世界要講霸道而不是王道。對於孟子，他評為“無理取鬧”、“大言不慚”、“惑世誣民”的“害人精”。在他看來，仁義道德是不能治國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能控制社會（“立太公、周公、孔子於上，而以韓、申、商，又輔以白起、王翦、韓信，配以管仲、諸葛，則庶乎長治久安之道矣”）。他提倡的十四徳（“城府阻於洞壑”、“機械捷於般倕”、“明睿炳於水鑑”、“靈警敏於鬼神”、“斷制決於齊斧”、“勇敢鷙於雕隼”、“謀譎詭於良平”、“武略百於起翦”、“矯捷奇於猿猱”、“言辯敏於蘇張”、“巧詐給於湯宏”、“殘忍過於闖獻”、“深刻倍於商韓”、“威力邁於賁育”）也沒有一樣不是反對儒家的。

汪士鐸認為儒家的王道、仁愛是沒有用處的，應該要嚴、要殺，主張“愛克”與“威克”，認為民之“畏威”甚於“歸仁”，人民既然只畏威而不慕仁，則“威克之功大哉”，則此時治理天下，不但不應行仁愛，反而“要至不仁”【6】。他在日記中經常把滿清的失敗歸咎於仁義，他認為滿人錯在過於仁義，殺得不狠，殺得不多——對於熟知歷史的人來説，僅這一條就足夠反常識了。他曾在太平天國起義中向滿清獻策，召募江淮一帶“諸劇盜”，以加強清軍的戰鬥力；殺光獄中的囚犯以防暴動；將城外附近的房星、船隻、木料、糧食，一律燒光搶光，以斷絕太平軍的憑藉【7】。他就是這樣不斷讚揚、呼喚憑藉暴力、動輒屠殺的治理方式的。

在汪士鐸看來，應該以“能殺敢殺”作為各級官員的選拔標準，“各級官員均以威斷多殺為貴，有言仁慈不嗜殺者立斬” 。並提出把“光棍遊蕩少年”編入滿清軍伍，來提高殺傷力，以對抗太平天國。他還提出定額殺人：“各州縣以歲殺光棍三十個、盜五人為稱職，割取左耳送刑部驗收，如果殺的是“賊”不是“盜”，則兩個“賊”抵一個“盜”。乃至於叫囂“各總督以歲殺萬人為定額。”

三.擁護滿清

汪士鐸在日記中對於婦女和儒家大加批判，卻真心實意地頌揚滿情。他説“今日豈少廉吏？”、“今國家可謂至仁，行王政，行仁政矣”。在他眼中，滿情不僅大仁大義，而且比得上三代之治（“今日之法度規畫，雖使堯殫周孔為之未必有過於今日之治平，雖唐虞三代之盛，未必愈此”）。

他極度反感漢族自古以來的華夷之辯，聲稱華夷之分是荒謬的、無聊的——“夷狄者，古人之私心而有激之言也”，績溪人士説清朝的冠服不如明代，汪氏反駁説明代人的冠服也不是三代之法服；績溪人士説滿人名字譯音甚怪，汪氏説經書中也有這一類怪名字。他説“夷”之一名不能成立，所謂“中國”，也是一個逐漸形成的概念——“所謂中國者，漸拓漸廣，遂取古人所謂夷者中國之，然則後人安見不六合一家無所謂夷也”。究竟誰是“中國”，誰是“夷狄”，根本沒有定界，他認為如照着現代人的議論推下去，“伏羲神農舜禹文王為夷”。他甚至反對歷史上以漢族為主的正統論【8】。在當前的輿論生態裏，大多數知識分子也贊同這一點。他們經常引述元儒許衡對韓愈原文的篡改版本——“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來論證中國只是供各民族勝者隨意摘取的一頂帽子，而不是漢族的民族國家。不消説，汪士鐸的華夷觀，又跟當今的主流民族觀和對“中國”這一詞的解釋不謀而合。

四. 兩種被遺忘的視角

前文已經説過，汪士鐸不能用簡單的“傳統”與“西化”（或者説“激進”）來概括。他一方面捍衞滿清朝廷的正統性，一方面有很多激進主義言論。為了解釋這個矛盾，筆者提供兩種視角：

首先，是一個一直以來被忽視的問題——當我們談論傳統時，指的究竟是誰的傳統？所謂文化，是易於隨着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而流動轉變的，且經常被迫為統治者服務。儒家文化這一傳統就變過很多次——從孔子到董仲舒，從宋明理學到陸王心學，不同時期人們談起“儒家”時所想起的東西各不相同。然而就儒家的民族觀來説，從春秋時期一直到宋末，都遵循着“華夷之辯”的春秋大義未曾改變。但是到元初，受第一次徹底的神州陸沉的影響，儒家被改造、被篡改了很多，許衡將韓愈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明顯的反問句）篡改為“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變成了斷言）併為蒙元統治者服務，這一影響深遠的嬗變就是在這一時期。到明初，朱元璋清理蒙元胡俗，大力啓用方孝孺等儒者，重鑄華夷之辯，將文化從蠻族的武力之下解放，重新安置在自發的軌道上。明中期發展出的王陽明心學，便是儒家文化重新自發演化的結果。

但是到明清易代之後，自發演化的軌跡再次被打斷。以雍正做《大義覺迷錄》，用五倫君權來力壓華夷之辯，並殺呂留良全族以儆效尤為標誌，滿清統治者開啓了全方位的文字獄。明末清初的歷史當然是重災區，無數藏書被焚燬，數萬人被殺頭或開棺戮屍。君臣之義被無限拔高到遠遠高於春秋大義，滿人殖民漢人這一無可爭議的事實被深深地埋藏起來。錢穆回憶説，他小時候甚至不知道皇帝是滿人，這就是極權洗腦帶來的後果。而汪士鐸所謂的“傳統”的一面——即他尊滿、保皇、解構華夷之辯，將“中國”的概念從漢民族的民族國家中抽離出來等等思路，其實都是滿清一朝所形成的傳統，其間不過二百年。這樣看來，汪士鐸不如説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激進主義者，他既反諸如“仁愛”、“多子多福”之類的傳統價值觀，也反自孔子以來一脈相承的華夷之辯。

需要注意的是，異族極權帶來的高壓滲入漢人社會的每一處毛細血管，除了被文字獄直接牽連波及的數十萬人以外，其他文人百姓都不得不扣字、焚書以自保。在這種環境下，“自由地思考”當然是天方夜譚，空有一肚子墨水的文人們只能埋首故紙堆，以訓詁考證為生，並強行拔高自己這一行為的意義（所謂“恢復三代之治的本來面貌”）。這才是汪士鐸所批判的“無用的儒學”的真面目——在極權高壓下嬗變的考證學，本來就“不敢”有用。汪士反儒學而不反滿清，反受害者而不反加害者，足見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們欺軟怕硬的真面目，這一面目即使在今天也屢屢得見。

除了區分傳統的來源以外，另一種視角是徹底拋棄所謂“傳統——激進”的模型，重新以民族角度來思考問題。如前一段所述，即便是傳統，也分為漢人傳統（華夷之辯）和異族殖民傳統（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那何不抽出“傳統”這一層中轉概念，直接以民族視角來思考問題？這就是筆者接下來要討論的。

五. 汪士鐸的思想來源

我們可以先與其他民族做一比較。

不説深受儒家影響的漢族君主，汪氏的想法甚至也和其他正常（指未被殖民）民族的君主截然不同。汪出生的前一年，拿破崙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第一執政，汪出生的第二年，拿破崙稱帝，法國靠着人口優勢和拿破崙本人的的才能橫掃歐陸。隨後，俄羅斯也稱霸歐洲，其憑藉的是俄羅斯民族的“地大物博”——直觀來説，就是源源不斷的可動員人口，他們被敵人成為“灰色牲口”。

對正常君主來説，任何時期“人多”都代表“税多”，在燧發槍時代，人多更意味着戰場上的兵力多，減少人口對他們來説有什麼好處呢？只有滿清和奧斯曼這樣的極權殖民國家才會恐懼主體民族的人口。對滿清來説，治下人口增加會讓極權統治變得困難，特別是在體量為王的燧發槍時代，漢民族人口越多，反抗滿清就越容易——就算太平天國最終被鎮壓，捻軍和其他起義軍依舊此起彼伏。唯有儘可能減少漢民族人口，才能從根本上保住滿清殖民帝國的存在。這可能便是汪氏一切“離經叛道”之舉潛意識中的出發點。當看到人民的反抗已經不可能通過麻醉來敷衍，知道自己深愛國家的合法性蕩然無存，只好寄託於屠殺和恐怖手段。“保滿清”才是汪士鐸的根本目的，愛（清）國才是他反民族主義、反儒、歌頌殺人的原因。汪氏看待漢民族的心態，與奧斯曼蘇丹看待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的心態如出一轍，手段也是如此的相似。這種心態，也是在1848年歐洲民族之春時，各民族日益覺醒反對外族統治的趨勢下，各個絕望的外族殖民者和其忠誠的殖民地本土臣僕的共同心態。

那麼汪是一個“深櫃”的西化派或曰“前西化派時代的西化派”麼？從某種程度上來説，是的。我們必須承認，激烈反對漢人民族意識、聲嘶力竭地歌頌滿清的汪氏，是一個虔誠而狂熱的“愛國主義者”——但不是民族主義者，他與下一代知識分子（所謂洋務派與改革派）最大的差別，在於對儒家的態度。洋務派試圖用改良挽救滿清，用西方的國民主義教育消解漢人的民族意識，增強他們對滿清版“中國”的歸屬感。改革派的思路也差不多，只是把工具換成了立憲和激進主義，比如康有為所鼓吹的世界大同。

總而言之，汪與後兩者並無本質差別，都是在保滿清的愛國主義支配之下的愛國之舉，區別僅在於手段。作為“老前輩”的汪主張以殺戮和徹底摧毀漢人傳統的方式保滿清，在歷史證明這條路走不通以後，後來的洋務派和改革派轉而打意識形態牌，試圖用“儒家”和“中國”的概念消滅漢人的民族意識，掩蓋滿清對漢人的殖民。奧地利的日耳曼人為了塑造對意大利統治的合法性，勾結天主教，試圖塑造新的天主教共同體，併為之大聲唱讚歌；奧匈帝國建立後，哈布斯堡家族為了鎮壓馬紮兒人、各路斯拉夫人乃至日耳曼人的反抗，轉而試圖構建“審美民族”這一新的共同體。洋務派和改革派之類愛殖民帝國的人也是如此運作的，他們不再像汪氏那樣反對以儒家為代表的意識形態，轉而加緊篡奪對儒家的定義權，徹底改造儒家，使之成為消滅漢人民族意識的工具。

新一代的愛國者們也確實成功了。在滿人支持者覺得儒家的華夷之辨、鼓勵生育、鼓勵宗族和小共同體、仰慕大同之世動搖了皇清統治，並養出四億多漢人毀了他們多民族的和諧的大岱清固倫的時候，第一批留洋的清儒卻覺得西方近代民族國家就是三代之治，也不認為西方這些制度和儒家的追求有什麼根本性的區別。等到愛國者們轉而試圖改造儒家，製造出超民族的“儒家共同體”來反對漢民族以後，康梁時代的新一代儒生就普遍成為了保教保國的信徒，宣稱被洋人統治就是儒家的滅亡，是徹底的亡國滅種，鄒容在《革命軍》中罵他們不知道自己已成滿清野蠻人的奴隸，卻不願意做文明人的奴隸，想想也頗有道理。

在此愛國主義形勢一片大好之際，汪氏當初的直白反儒反倒成為新一代“愛國者”們讚美儒家、以儒家忠實信徒自居的絆腳石，“後輩們”紛紛對汪氏避之不及。無論是打着儒教保教旗號對付太平天國的曾國藩（曾國藩倒是也奉行對太平天國佔區漢人的大屠殺政策，通過最大限度減少漢人人口來維護滿清統治，看來與“多一個亞美尼亞人，奧斯曼帝國就多一分危險”所見略同），還是日後搞洋務的張之洞，都需要拿儒家來塑造“滿清正統”、“儒家文明團結一致對抗洋人”的形象。諷刺地想，汪士鐸當初可能也在潛意識裏知道有害於同行們的保皇大業，才不同意刊行自己的日記吧？

六.近代史的主軸——“滿黨”和“漢黨”、“保皇黨”和“革命黨”的對抗

清末的吳研人可以視作汪士鐸的鏡像。吳主張“恢復舊道德”——他起初完全拒絕一切時髦的新文化，後隨着時間推移，慢慢接受了一部分，但終究還是心心念念“舊道德”。在上海見識了“西洋文明的電器”後，吳研人開始轉變，轉化為反對維新，但讚賞洋人的器械。這與某些“頑固派”頗為相似，不同之處在於，吳研人極度仇恨滿清和少數民族的殖民統治（對西方人倒是不甚關心），一門心思想着對蠻族斬盡殺絕，以至於在他的小説裏貫穿始終的主線就是對蒙古人——實際上映射的是滿人——的屠殺。

類似吳研人和汪士鐸這樣的鏡像還有很多，1644年以來，漢人歷史的關鍵並非進步與保守的衝突，而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殊死搏鬥。**愛國主義，愛的是滿清國；民族主義，要的是漢民族的獨立自強，故而這條線也可以被簡化為滿漢之爭。天理教也罷，太平天國也罷，林爽文也罷，這些希望建立起傳統漢人王朝的人們雖然在某些領域顯得保守（當然，他們如果成功，日後也不會排斥進步），但因其反滿，就仍屬於革命派；而孫中山和秋瑾等人在政治制度維度讚賞共和制度，可以算是“激進革命派”。

前者雖然保守，也是要革命的——因為滿清的中國是異族統治，理應被推翻。

實際上很多保守的漢人反倒對加入革命、摧毀滿清非常熱忱，因為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本來就不需要“非進步不革命”，**革命和進步這兩個概念本來就是解耦的，**把他們混為一談才是一種政論戲法。

只要外族統治存在，那麼本民族就有權利革命，拿回自己的當家做主的權利。拿破崙統治西班牙的時候，西班牙“反動教士”和“進步知識分子”一起向法國入侵者發動進攻；拿破崙進攻莫斯科時，俄羅斯最保守的農奴主和最西化的新興貴族也同樣一起動身反抗拿破崙——正如《戰爭與和平》裏所反映的一般。保守主義者參加民族革命，這壓根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命題，真正值得討論的是——滿清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權？

滿清治下，漢人的生活非常困苦。《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介紹，普通英國農户一年消費後可剩餘11鎊，約合33～44兩白銀。而一箇中等中國農户一年全部收入不過32兩，而年支出為35兩，也就是説，辛苦一年，還要負債3兩才能過活。所以一旦遇到饑荒，普通人家會立刻破產，賣兒鬻女的情況十分普遍【9】。吳賓的《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記載了歷代糧食人均佔有量，秦漢為985斤，隋唐為988斤，宋代為1457斤，明代為1192斤，而乾隆年間僅為780斤。是什麼導致了飢餓呢？在汪士鐸看來，是人口過多。既然如此，為何不允許漢人向東北廣袤土地移民開拓呢？為何不開放柳條邊或者支援擴殖南洋的漢人？——為了給滿人留下後路，滿清必須這麼做，這已經説明了這個政權的異質性。

軍事上同樣如此，滿清出於防漢抑漢的需要，不允許發展火器，因為一旦大量裝備新式火槍，人數眾多的漢人在軍事上獲得的提升要比滿人大得多，力量的天平就會失衡。無論西方使團帶來的火器，還是民間漢人發明的連發火銃，亦或是在清準戰爭中繳獲的新式大炮，都被滿清皇帝棄之不用或牢牢封存。

軍事上的倒退導致了清末一連串的軍事失利，最後竟成了知識分子們反思漢人所謂“民族性”的原材料。

馬戛爾尼作為八國聯軍的指揮官肯定直白：“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説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着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説反而倒退了；當歐洲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10】

滿清治下的諸多怪相足以説明，從所謂“傳統”和“西化”的角度理去解滿清治下中國的近代史，並把革命派當成是改革派的激進產物的行為是行不通的。實際上，中國近代史只有兩派：

一派是革命黨，從天理教和會黨這些復刻朱元璋之路的傳統領袖開始，到鴉片戰爭期間支持盎薩人、對滿清冷漠的兩廣士紳，再到集眾人之大成的洪秀全，捻軍、林爽文等其他其它前仆後繼的革命領袖，最終是吳趼人甚至章太炎，這種“保守民族革命”的思想路線始終存在。孫中山等走共和路線的“開明革命派”與前者略有不同，他們認為農民起義——威權君主——重建漢人政權的路線已經不合時宜，而可以嘗試一步到位直接建立漢族共和國。可以認為他們是當初那些認為西方實現了“三代之治”的19世紀“大儒”們的繼承者。雖有制度偏好上的差異，但兩方在消滅滿清的優先級上全無分歧。

與他們截然相反的是滿清忠臣——保皇黨。這一派以林則徐和魏源為起點。滿清是一個典型的前燧發槍時代（即冷熱兵器混合時代）產物，是靠大炮和騎兵統治的外族軍事殖民帝國，它的性質與莫卧兒帝國、薩法維波斯和奧斯曼土耳其完全一致。

這種帝國在燧發槍時代到來之後，就變得無力在戰場上對抗歐洲那些實行總動員的現代民族國家，同時也難以鎮壓受其統治的其他民各族。在這種情況下，“憂國憂民”的林則徐和魏源為了延續滿清“正統”的統治，倡議“開眼看世界”（諷刺的是，漢人當初就是在滿清的屠刀下被迫對外“閉眼”的）。

他們認為滿清的武力優勢已經無法維持，必須通過學習才能保持武力優勢，鎮壓漢人。他們這一思路的後繼者曾國藩看到太平天國打出的宗教旗號後，如同1848年歐洲那些高舉天主教大旗鎮壓民族革命的外族統治者一樣，依樣畫葫蘆，舉起儒家大旗，以此為法理鎮壓漢族的民族革命。而汪士鐸看到了儒家對於滿清統治的“無用”，所以説了真心話。

此後張之洞提出了系統模仿西方，重建軍隊，並輸入愛國主義教育等一攬子方案。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革派則發明了提倡學習西方制度、建立儒教、大肆宣揚“愛國主義”（可類比為奧斯曼主義）的新路，梁啓超和嚴復們也先後編造出“文化論”和“現代化論”給滿清開脱，一起衍生為激進主義——“徹底改造舊社會，以建立強大的新國家”，此舉進一步規避漢人的民族意識。最終在新文化運動中，逐漸匯聚成了“就算滿清滅亡，滿人皇帝不復存在，漢人也會建立一個沒有滿人皇帝的新滿清”這一斷言。

這個脈絡是非常清晰的，所謂“儒家”也罷，“傳統”也罷，都只是“保皇”（愛國、愛滿清國）的工具。只要符合滿清的利益，儒家可以被捧到天上（康有為），也可以被摔到地上（汪士鐸）。只要符合滿清的利益，漢人可以一方面被剝奪自己的語言（漢字拉丁化），一方面必須留着辮子之類的所謂“傳統”。王國維之流的保守和批判國民性全面西化的所謂進步，在結果上是一丘之貉，都起到了給滿清脱罪的作用。就如同孫中山敬重朱元璋與洪秀全一樣，保守和進步，都只是革命派和保皇派各自內部的工具罷了。

七.結論

近代史（以及近代思想史）真正的開端是明清易代的1644年，這之後滿清一方面實行“誅戮漢人，撫養滿洲”政策，如同螞蝗般不斷吸食漢人的血液；一方面用遍佈各地的八旗和滿城散步極權政體的權力觸鬚，將漢人社會牢牢禁錮，阻礙了任何自發進步的產生——這導致中國長期落後於西方，並在1900年甲午戰爭敗於日本後刺激出了激進主義的思潮。

滿人施加的賦税極為沉重。滿人統治者立國的基礎，就是過於沉重的高額賦税”，同時“使漢人出資以養旗兵，而因以防漢”。漢人須承擔八旗俸餉，每年總數數百萬至千萬兩之巨。咸豐時期滿漢俸餉兩項“統計二百餘萬，漢人所得者十一萬有零。發捻亂後，俸餉減成，光緒初年，旋復舊額，是滿人俸餉仍佔漢人十之九。”【11】

滿人又大搞文字獄。滿人的文字獄規模是明朝的十倍之多，而且極為殘酷，動輒滿門抄斬，使社會思想停滯，流行金石與考據之學。明朝淪陷之後，作為異族統治的清朝，對於文化方面的統治與其説是重視，還不如説是敏感。禁書運動在清朝達到了空前絕後的程度，其禁書範圍之廣，查禁手段之繁，刑罰處置之重，是沒有哪個朝代可以比擬的。【12】

要想解決滿人統治的弊病，就要強調華夷之辯；為了打破“共同體統治共同體”這一牢固的殖民結構，只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意圖保滿清的人，自然不能放任民族主義的傳播，他們矢志不渝地把導致社會弊病的責任推到異族統治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汪士鐸把原因推給了人口和文化。所以他強調不惜以屠殺的方式消滅漢人人口，強調對漢人文化的批判。他用乖張大膽的思維批判他所見到的漢人社會的一切，咬牙切齒地宣稱一切都是漢人自己的原因。對於滿人統治者卻大加讚頌。他要求減少漢人的人口以便於滿人奴役，希望滿人使用蠻橫強暴的手段控制漢人——實際上滿人一直以來就是這麼做的。滿人入關時屠戮漢人一億以上，不斷地弱漢、貧漢、疲漢、辱漢、愚漢、虐漢。沒有暴力與欺詐，滿人的統治一天都維持不下去。

“除了謊言之外，暴力沒有任何東西可作護身符”。滿人的殖民統治導致社會困苦不堪，為了降低他們統治的成本，“愛國知識分子”必須把社會困苦的責任推給別的因素：

人口太多導致馬爾薩斯陷阱，社會資源不足；

文化低劣導致“內卷”而無法現代化，社會發展緩慢；

黃種人低劣，註定比不過白人；

中原低於所謂“內亞”，一定要被輸入秩序；

封建君主專制，破壞了現代化進程。

總之，保皇派（無論何時）為了維持殖民統治，傾向於把原因推給除政治以外的一切因素。只要有人相信保皇派的説辭，反對人口增長、反對自己的文化傳統等，而不是去反對殖民者，那麼殖民者面臨的壓力就會陡然降低，變得更容易維持統治。如果一個民族全都相信了這些狡辯的鬼話，殖民者的江山自然就如同鐵桶般穩固了。

今人大談保守進步二分，大談文化決定論，只不過是步汪士鐸之後塵罷了。有人説，中國近代以來大多數知識分子，無論是保守的還是進步的，求的都是“救國”之路，都是“愛國”的。此話着實不假，大多數知識分子確實都是愛滿清的保皇黨，孫中山和辛亥英烈們是少數，錢穆們在知識階層圈子裏也是異類，天地會哥老會等會黨們也沒有話語權。這樣看來，大部分知識分子可不就是“愛國”的麼？這是全體漢人的悲劇。

有一個簡單的辦法可以快速區分誰是“汪士鐸”。

伏爾泰曾説：“假如你想知道是誰控制了你，那就看看誰是你不能批評的人”。

政治的原則是權力與責任對應，即權力越大，應該承擔的責任也越大。

如果不批判掌握權力的人，只盯着沒有掌握權力的那些因素窮追猛打，那他一定就是為了“保皇”而轉移話題的人，他就是當代“汪士鐸”。

參考文獻：

【1】《曾文正公書機》卷十一，《復胡宮保》（東方書局本）

【2】《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五，《復嚴方伯》

【3】《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

【4】嘉木.汪士鐸 中國的馬爾薩斯[J].綠葉,2005(07):50-51

【5】張仲民.從《乙丙日記》看汪士鐸歧視婦女的思想[J].史學理論研究,2006(02):144-151

【6】《 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

【7】胡思庸.汪士鐸思想剖析[J].歷史研究,1978(02):30-45.

【8】《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

【9】《飢餓的盛世》

【10】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11】姚念慈，《“康乾盛世”與歷史意義的採擇》

【12】明清兩朝的禁書與思想專制_李璇[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