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保局面前的“麻將桌”：讓藥企、患者、醫院、政府都無輸家_風聞

　　集採等控費政策越來越得到國內製藥企業歡迎

　　作者：小米

　　來源：健識局

　　全文3647字，閲讀需10****分鐘

　　2009年3月5日，《天津日報》上有一篇報道，標題是《藥價還有多少“水分”？》

　　這篇報道第一句話就是“藥價虛高令患者負擔沉重，已是一個‘老話題’”。可以想見，十多年前甚至更早之前，藥價虛高的問題一直存在，各方卻找不到合適的解決方案。

　　就在這篇報道刊出的一個月後，2009年4月7日，國務院正式公佈《醫藥衞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2009-2011年）》，啓動了萬眾矚目的醫改。隨着基本藥物制度、公立醫院體制改革等一項項措施的祭出，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藥價中的水分很快就會被擠幹。

　　就連醫改辦的領導也是這麼認為的。2010年12月，人民網專訪了國務院醫改辦負責人。這位負責人樂觀地表示，基本藥物制度“已從集中採購的各個關鍵環節設計了一系列制度，最大限度地擠幹虛高‘水分’，還原藥品一個真實的合理價格。”

　　但事實上，隨後發生的“天價蘆筍片”，以及“生長激素銷售黑幕”等引發社會關注的高價藥物事件屢屢爆發。更有甚者，藥品招標時候報出超低價，形式上完成了“降價”，但低價藥在實際採購時不供貨，患者仍只能賣到高價藥。直到2015年，新華網還在發文追問：“‘藥改’能擠出藥價多少水分？”

　　當時新一輪醫改已經運行了6年，癥結在何處，各方參與者都心知肚明的。抽絲剝繭、小修小補已經無法解決根本問題。醫改真正缺少的，是一把砍向癥結的利刃，快刀斬亂麻。

　　2018年5月31日，一個副部級單位“國家醫療保障局”掛牌成立。這是201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中，新組建的部門和單位裏面最後一個掛牌的。掛牌現場沒有太大的排場，五位領導站在牌子下，簡單合了張影，就算掛牌儀式了。

　　外界很快就發現，這個副部級單位不簡單。

　　一位常年跟蹤報道醫保局消息的記者告訴健識局：“經常可以看到大年初二、初三以及國慶長假中，國家醫保局發佈新的文件，藥企也就不得不跟着加班解讀文件。晚上十點以後發文更是常態。給外界的感覺是：國家醫保局似乎是全天候工作的狀態。”

　　而且，國家醫保局對外還保持着一分神秘感：除了每年解讀醫保目錄調整情況以外，國家醫保局的領導和工作人員幾乎很少有直面媒體的機會。

　　就是這樣一個單位，成立3年來徹底扭轉了中國醫藥行業的格局：藥價中的“水分”在醫保局面前變得無所遁形，一一擠出。

　　它究竟是怎麼做到的？

　　四輪集採藥價降52%

　　企業已適應醫保局砍價

　　2月3日晚間，業界期待的第四批藥品集採的擬中選結果在上海陽光醫藥採購網上公示。這是國務院宣佈全國“藥品集採常態化”之後，最新一輪藥品集中帶量採購。

　　本次採購共納入45種藥品，全部採購成功，擬中選藥品平均降價52%，涉及高血壓、糖尿病、消化道疾病、精神類疾病、惡性腫瘤等多種治療領域。

　　本次集採共有152家企業參加，產生擬中選企業118家，擬中選比例達到71%。相比於以往，**第四輪國家集採對採購規則進行了微調：最多可中選的企業數量從原來的8家增加到10家，**保障了供應能力。

　　第四輪集採的最大看點，是首次將8款注射劑納入其中。其中包括：氨溴索注射劑、丙泊酚中長鏈脂肪乳、布洛芬注射液、多索茶鹼注射劑、帕瑞昔布注射劑、泮托拉唑注射劑、硼替佐米注射劑和注射用比伐蘆定。

　　氨溴索注射劑的競爭最為激烈，在競爭入圍的三個品規中，多家藥企實際報價降幅超90%，最終10家藥企中標。其中雲南龍海天然植物藥業降幅達到93.3%，四川美大康華康藥業是將5支/盒規格為2ml:15mg的產品價格降至1.65元。

　　注射劑採購量最大的是泮托拉唑鈉注射液，揚子江、北京四環製藥、成都通德等6家藥企成功入圍，其中杭州中美華東的擬中選價格降至每支2.56元。

　　豪森、科倫、齊魯等中選品種較多的企業在2月4日一早就紛紛對外宣佈“好消息”。健識局梳理本次中標的企業名單發現，揚子江藥業7個品種中標，齊魯製藥、石藥集團、中國生物製藥均有6個品種中標，復星中標5個品種，科倫藥業、東陽光藥各有4個品種中標。

　　其中，齊魯製藥的鹽酸普拉克索片、普瑞巴林膠囊及注射用比伐蘆定均是2020年獲批上市的新藥，此次選擇低價中標，無疑是想通過藥品集採的政策優勢，迅速打開醫院市場。

　　而科倫藥業的丙泊酚中/長鏈脂肪乳注射液獲批僅僅不到半年的時間，但面對全國藥品集採毅然選擇降價，這也促使原研藥企費森尤斯卡比將產品降至9.86元/支的價格才保住了入圍資格。

　　和第三輪國家集採一樣，國產藥企拼命降價，跨國藥企則選擇偃旗息鼓。根據健識局粗略估計，至少有20家以上的外企參與報價，但最終僅有5家中標。上述氨溴索注射劑和注射用泮托拉唑鈉的原研方：勃林格殷格翰與武田製藥就沒有出現在擬中選名單之中。

　　縱觀國家醫保局組織的四輪國家集採，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四輪集採的藥品價格降幅都在50%以上，很多品種更是降價95%以上。

　　這顯然就是藥價中的“水分”。國家醫保局採取了很簡單的一招：統計全國相關藥品的用量，在此基礎上估算出全國採購量，然後劃出一個最高價，直接跟企業談。這就是“帶量採購”。

　　多年降價無效

　　醫保局如何破解藥價虛高

　　自2010年中國醫改啓動之初，如何有效降低藥品價格是監管部門一直苦苦追尋的改革目標。但此前的所有改革似乎都不得要領。

　　2013年1月8日，國家發改委宣佈，自當年2月1日起調整“呼吸、解熱鎮痛和專科特殊用藥”等藥品的最高零售限價，共涉及20類藥品、400多個品種，平均降幅為15%。

　　當時，有行業人士進行過統計，這是國家發改委自1998年成立以來第28輪藥品降價。結果可想而知，藥價一輪輪降，患者卻很難感受到。很多藥企在產品降價之後，更換產品包裝繼續申請新藥上市，改頭換面再次高價出售，一時成為頑疾。

　　這也就是醫藥行業內俗稱的“降價死”。為了徹底消滅這一行業亂象，國家相關部門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2015年7月，國家藥監局、國家發改委等7部門聯手先修改了藥品定價制度，印發《推進藥品價格改革意見》，明確取消了絕大部分藥品的政府定價；完善了藥品的採購機制；藥品實際交易價格主要由市場競爭形成。2017年7月，國務院將印發《關於進一步改革完善藥品生產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見》，徹底堵住“一藥多名”的問題，讓降價藥不再從醫院和藥店消失。

　　一系列的政策堵住了制度上的漏洞，保證不再出現“新增問題”。隨後，國家醫保局出手，對“存量問題”進行根治。

　　國家醫保局成立僅僅半年之後，就在2018年12月底啓動“4+7藥品集中帶量採購”的試點工作。帶量採購的邏輯很簡單：過去是國家要讓企業降價，企業變着法的繞彎子；現在是讓企業自己比着降價，誰降得多誰得市場。

　　2019年3月，“4+7集採”結果正式落地執行，當時就有“界面”等媒體報道：“有跨國藥企對集採提出了反對意見。”

　　雖然砍價被砍得很心痛，但一想到別家進了集採就能把控全國市場，自家便也不能落後。於是在後幾輪集採之中，企業間牢騷抱怨的漸漸少了，積極調整研發、營銷策略的多了，幾乎所有企業都在提“理念轉型”。

　　國****家醫保局變“單向監管”為“自我約束”，一舉就瓦解了藥企間默契達成的“價格同盟”。

　　截至目前，國家醫保局已經組織完成四輪五批的藥品集採，共涉及112個品種，中選產品的平均降幅達到52%。

　　截至2020年，實際採購量已經達到協議採購量的2.4倍，節約費用總體上超過1000億元。

　　1月29日，國家醫保局副局長陳金甫在國務院例行發佈會上表示，藥品集採製度根除了過去存在的“降價死”現象，也杜絕了招採平台隨意撤網的現象，提高了公眾用藥的可及性。

　　目前，從已執行112個品種的集採經驗來看，佔據市場主導地位的原研藥已受到巨大的市場衝擊。

　　特別是在第二批帶量採購時，葛蘭素史克生產曾佔據九成乙肝用藥市場的富馬酸替諾福韋二吡呋酯片（韋瑞德），在進入帶量採購之後，市場份額急劇下降至30%。而輝瑞的阿託伐他汀（立普妥）、賽諾菲的波立維（氯吡格雷）受帶量採購的影響，公司業績大幅下降。

　　經此一“役”，跨國藥企似乎也摸清了藥品集採的“路數”，大部分品種都選擇在第三批和第四批退出集採，這無疑也加速國產仿製藥替代的速度。根據健識局粗略統計，第四輪全國集採中，阿斯利康、拜耳、輝瑞、勃林格殷格翰、諾華、楊森等外企均鎩羽而歸。

　　短期來看，跨國藥企的品牌專利在市場上存在一定優勢。但從長期趨勢上，國產仿製藥替代是醫藥行業轉型的必然過程。因此國家醫保局的集採等控費政策，越來越得到製藥企業、尤其是國內製藥企業的歡迎。

　　十年醫改的核心之一，始終就是政府主管部門與藥企之間關於藥價博弈。如今這一局，是代表廣大人民羣眾的國家醫保局贏了。

　　其實，關於國家醫保局一系列改革的初衷，外界一直都有“打麻將”的比喻：政府、醫保、醫院和患者是一桌麻將中的四方。最終，他們每個人都會是贏家，沒有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