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 | 當左翼，不容易_風聞

李零 活字文化 2020-01-21“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三~一九五○）是英國左翼作家。他的特點是痛恨暴政，同情弱者。他始終同情勞苦大眾和被壓迫民族，對英國式的傲慢與偏見有深刻反省。他既反對英國的資本主義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也反對蘇聯的斯大林主義。可惜，現在的讀者只記住了他的最後一反，卻忘記了他的初衷：他是為反對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才批判斯大林主義，批判斯大林主義是為了捍衞社會主義。他理解的社會主義，是為被壓迫者和受害者説話。 

”

讀《動物農場》

文 | 李零

李零，祖籍山西武鄉縣，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從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國古漢語研究。其主要著作有：《孫子古本研究》、《李零自選集》等。1948年6月12日生於河北省邢台市，從小在北京長大。中學畢業後，曾在山西和內蒙插隊7年。1975年底回到北京。1977年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金文資料的整理和研究。1979年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師從張政烺先生作殷周銅器研究。1982年畢業，獲歷史學碩士學位。1982-1983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系西隊從事考古發掘。1983-198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從事先秦土地制度史的研究。1985年至現在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

“ 

我在一九三六年以後寫的每一篇嚴肅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反對極權主義和擁護民主社會主義的，當然是根據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奧威爾：《我為什麼寫作》） 

”“ 

在我看來，人們只有一視同仁地堅持要英國結束在印度不受歡迎的統治，才能去譴責發生在波蘭、南斯拉夫等國的犯罪。我屬於左派，因而必須在左派內部工作，儘管我十分憎恨俄羅斯的極權主義及其在我們國家的惡劣影響。（奧威爾：《致阿索爾女公爵》） 

”《動物農場》是奧威爾的代表作，現在已被譯成六十多種文字，銷量超過四千萬冊。出版前，他就擔心，此書可能正中保守派的下懷。情況果然如此。它的出版，立刻引起了丘吉爾的極大興趣，英國女王也馬上派人買書。 這本書，很敏感。冷戰時期，英美誇，蘇聯罵，罵和誇，都是拿它當“反共宣言”。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英國人改編，美國中央情報局掏錢，拍成動畫片《動物農場》，故事的結尾被篡改：“人豬大團圓”，人去掉，光剩豬，完全變味兒。冷戰氛圍下的閲讀趣味，決定了奧威爾的命運。他是被保守主義捧起來的。 

1954年美國動畫片《動物農場》

蘇聯和前東歐，還有咱們中國，大家初讀此書，都很震憾。很多人都問自己：他怎麼比我們還理解我們。正因為有強烈共鳴，讀者很容易相信，甚至比西方讀者更容易相信，這是一部反蘇反共的右翼作品。 但他們讀錯了，不管有意無意，他們只是讀出了他們想聽的東西，而不是奧威爾想説的東西。

奧威爾是左翼

欲知民主，先知左右。傳統意義上的右翼是西方議會中的保守派，左翼是西方議會中的民主派和激進派。右翼多半和遺老遺少、王公貴族和宗教勢力有關，而左翼則代表新興勢力，如各種民主派、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夾處激進、保守之間，往往是中間派。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極右翼，託派和無政府主義是極左翼。這是大致的劃分，情況經常變。現在，左右兩翼不斷分化，有所謂新左新右。很多玩經濟、玩選舉、玩戰爭的，都是右翼的變種。很多玩理論、玩環保、玩人權的（還有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女權、同性戀等等），都是左翼的變種。**現在的左翼，避實就虛，避重就輕，一盤散沙，經常往右轉。**奧威爾的立場是左翼民主派的社會主義，他既恨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又恨蘇聯的斯大林主義。英國的保守派，他也反對。

喬治·奧威爾（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英國著名小説家、記者和社會評論家。他的代表作《動物莊園》和《1984》是反極權主義的經典名著，其中《1984》是20世紀影響最大的英語小説之一。1903年生於英國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聞目睹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尖鋭的衝突。與絕大多數英國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傾向悲慘的印度人民一邊。少年時代，奧威爾受教育於著名的伊頓公學。後來被派到緬甸任警察，他卻站在了苦役犯的一邊。20世紀30年代，他參加西班牙內戰，因屬托洛茨基派系（第四國際）而遭排擠，回國後卻又因被劃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國。二戰中，他在英國廣播公司（BBC）從事反法西斯宣傳工作。1950年，死於困擾其數年的肺病，年僅47歲。喬治·奧威爾一生短暫，但其以敏鋭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筆審視和記錄着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做出了許多超越時代的預言，被稱為 “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閲讀此書，知人論世很重要。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三~一九五○）是英國左翼作家。他的特點是痛恨暴政，同情弱者。他始終同情勞苦大眾和被壓迫民族，對英國式的傲慢與偏見有深刻反省。他既反對英國的資本主義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也反對蘇聯的斯大林主義。可惜，現在的讀者只記住了他的最後一反，卻忘記了他的初衷：**他是為反對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才批判斯大林主義，批判斯大林主義是為了捍衞社會主義。**他理解的社會主義，是為被壓迫者和受害者説話。

奧威爾是個瘦骨嶙峋，靦腆敏感，喜歡自討苦吃，喜歡冷眼旁觀，為生活寫作，為寫作生活的人。臨死前，他立下遺囑：死後不要給他寫傳記。為什麼不要？因為他很重視生活體驗，也很追求文字完美。既要真，也要美。他的小説，大多取自親身經歷。但他對自己的生活很不滿意（“我這輩子大部分時間過得很糟糕”），絕不想自曝其醜（“自傳只有在披露了某些丟臉之事時才可信”）。他追求的真是一種誇張的逼真，既有寫實性，又有文學性，亦真亦幻。他寧願把他的書當自己的傳記。 

作為奧威爾的首部小説，它呈現了極為真實的殖民地生活：白人腐敗墮落，土著渾渾噩噩，但作為白人的主人公弗洛裏，卻在在身份認同危機中苦苦掙扎，一方面同情東方民族，憎恨帝國主義，渴望找到一位和他一起分享緬甸生活的朋友，另一方面“明知道自己有可能成為一個正直的人”的他害怕“救贖了自己的靈魂卻失掉了整個世界”，所以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自己在這丟臉、可怕的徒勞中，荒廢生命、腐敗墮落”。

他的早期作品，本身就是自傳或半自傳性的東西。《緬甸歲月》（一九三四）是取自他在緬甸當警察的經歷。他對英國在印緬地區的統治充滿負罪感，因此辭職不幹，放棄優厚的薪水，立志當作家。回到英國後，他深入社會底層，當了流浪漢。《巴黎倫敦落魄記》（一九三三）就是寫他和流浪漢、乞丐、罪犯、娼妓相處的“赤貧之樂”。《牧師的女兒》（一九三五）和《保持葉蘭茂盛》（一九三六）是他在倫敦當中學老師和書店店員時所寫，主題是“窮”，大寫金錢的壓力。最後，他還到英國北部調查煤礦工人的生活，寫成《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一九三七）。他在大英帝國治下的殖民地生活過，在英國社會的底層生活過，目睹大蕭條下的社會貧困，使他從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起碼在感情上，他是個社會主義者。 

在這部受到相當重視、以其對貧困的真實而不動感情的描述而聞名的作品中，奧威爾敍述了一位不名一文的英國作家的冒險：他發現自己迅速陷入了兩個歐洲大首都的骯髒的心臟。在巴黎是一個洗盤子的，他以生動的細節描述了法國豪華餐館的不堪內幕。在倫敦，他遭遇了街頭人們與慈善庇護所的煩擾世界。在他找工作、食物和寄居所的時候，他以一種經常是幽默和清晰的方式所講述的他欺騙房東和跟當鋪談判的冒險，教給了我們關於貧困與社會的某種冷靜的奧威爾式的真相。

他的書就是他的傳記。這個人很複雜，也很簡單。 

第一，他不是理論家，只是文學家，按他自己的説法是政治文學家。他從不諱言自己的政治立場，宣稱自己的文學是純文學。雖然，在《一九八四》中，他也使用過當下時髦的“做愛解構政治”的手法（“腰部以下的叛逆”），但他絕不把這叫做“純文學”，像港台的文學評論家那樣。通常所謂的“奧威爾風格”就是政治與文學的完美結合。他是憑生活經驗和直接感受，用最簡潔明快的語言説出大實話的人，並不在乎讀者的好惡。這種語言很有穿透力，有所謂“窗玻璃”之譽。 

第二，他是左翼，但不是共產黨員。左翼派別很多，大致有三種：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有人説他是託派分子，不對；説他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對。他是無黨派的社會主義者。要説接近，也是社會民主主義。他是英國獨立工黨的支持者，是接近工黨立場的社會主義者。當時，左翼走紅，入黨很時髦。特別是法國和意大利，多少大學者、大文學家、大藝術家，紛紛加入共產黨。共產黨是左翼中流，但左翼不等於共產黨。他對追隨蘇共的左翼，總是冷嘲熱諷，是個非常孤立的人。

 第三，他只活了四十六歲，生當二十世紀上半葉。第一次世界大戰，他還小。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完，一九五○年，他就走了。他是個前冷戰時期的人物。真正的冷戰，他只看到個頭。但他預言了冷戰時期。他的影響，生前不如身後。當時的右翼，有普通右翼（如英國的保守黨）和極右翼（如德、意法西斯和西班牙的佛朗哥）。他不屬於這個陣營。他罵蘇聯，是罵蘇聯變質，勾結英國保守黨，跟德國和日本示好，背叛本國革命、出賣他國革命（如出賣西班牙革命），不是罵社會主義。

 他是左翼，不是右翼，這點毫無疑問。 

當左翼，不容易

奧威爾的書，是左翼批左翼。左翼批左翼，右翼當然高興。但他畢竟是左翼。 革命是件高尚的事，也是件殘酷的事。魯迅譯過《毀滅》。他早就講過，革命都是沾血帶污。

當左翼，不容易。窮人，沒錢，沒文化，沒有軍事訓練的政治經驗，相當激進，相當暴烈，不怕兇，就怕窮。左翼知識分子相反，最怕最怕，是個人不自由，還有破壞文化（海涅和傑克·倫敦都有這種恐懼）。他們和窮人鬧革命，難免格格不入。這是左翼的最大困惑。 

歷史上的造反起義，經常都是腹背受敵，前怕狼，後怕虎，“殺敵一千，自殺三千”，很多人都死在自己人手裏。參加革命，這也是考驗。 奧威爾曾嚮往革命，但革命對他很遙遠。在英國這樣的國家，在美國這樣的國家，遠離歐洲大陸，遠離真正的革命，要想體會革命，難。 

但奧威爾的時代，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整個歐洲，到處充滿火藥味。他還是體驗過革命。西班牙內戰是二次大戰的序幕，也是歐洲各派政治勢力殊死搏鬥的縮影。即使最保守的估計，也是死了五十多萬人。這是二次大戰的彩排。右翼背後有德、意法西斯，左翼背後有蘇聯，英、美看熱鬧。這場戰爭，不僅包括左右翼之間的鬥爭，也包括左翼內部的鬥爭。 

西班牙內戰（西班牙語：Guerra Civil Española，1936年7月17日—1939年4月1日），是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發生的一場內戰，由共和國總統曼努埃爾·阿扎尼亞的共和政府軍與人民陣線左翼聯盟對抗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為中心的西班牙國民軍和長槍黨等右翼集團；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和共和政府有蘇聯、墨西哥和國際縱隊的援助，而佛朗哥的國民軍則有納粹德國、意大利王國和葡萄牙的支持，因為西班牙意識形態的衝突和軸心國集團與共產主義的代理戰爭，使西班牙內戰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前奏。

一九三七年，奧威爾投身西班牙內戰，站在共和軍一方，同法西斯作戰（海明威和白求恩也參加了）。他本以為，戰爭會帶來偉大的社會變革，但結果卻是一場悲劇。革命被革命出賣，自己人殺自己人，輸掉了這場戰爭。 當時的左翼，主流是蘇共支持的共和派。他想加入國際聯隊的正規軍，被拒絕，因而參加馬統工黨（POUM）領導下的民兵組織。可憐的奧威爾，他吃過法西斯的槍子，卻被當作託派同情者，被蘇共下令追殺。為了討好英、美，馬統工黨被蘇共取締和追殺。他的很多戰友被關被殺，自己是死裏逃生。他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一九三八）就是寫這一段。 

在西班牙內戰中，喬治·奧威爾參加了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民兵組織，以戰爭親歷者的身份描繪了戰爭的艱辛、民眾的熱情、局勢的變幻、媒體的歪曲、信仰的危機等等，提供了翔實可信的戰爭經歷，讓人們從事實的角度去理解戰爭。在訴説自己感受的同時，作者冷靜地剖析了戰爭的表象與實質，傳達了“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主題思想,就是這場戰爭所帶來的意義,是讓人們更加堅信人類的高尚品質。本書文風簡潔凝練,在靜默的言説裏藴含着巨大的動人力量。

他目睹了左翼殺左翼的殘酷場面，體會了自己人背後開槍的滋味。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理創傷。他沒到過蘇聯，但體會過自己人殺自己人。 

我們的前輩，有類似經歷。 一九六六年冬，在大別山區，有位解甲歸田的老紅軍跟我講過鄂豫皖蘇區的肅反。我還記得，他是坐在一間黑咕隆咚的老屋中，燒樹墩取暖，滿屋都是煙，什麼都看不清。我第一次聽説，那麼多的革命者都是死在革命的刀下。 這兩年，我到湖北監利縣和洪湖市跑過，調查湘鄂西蘇區的四次肅反。我到過當年殺害紅軍將士的地點，參觀過當地的博物館。展館中陳放着地下出土的遺物：紐扣、繩索、手銬和銀元。那裏有長長的烈士名單：段德昌、段玉林、王鶴、王一鳴、孫德清、曠繼勳、柳直荀、李劍如……紅六軍和紅三軍的將領，幾乎所有，全被夏曦他們殺掉了（曠繼勳是在長征途中被張國燾殺害）。 在洪湖市的瞿家灣，我看到了段德昌的烈士證。他是洪湖蘇區的創始人，卻慘死在自己人的手裏。證書是一九五二年八月三日毛澤東簽發，“中央字零零零壹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烈士證： 

查段德昌同志在革命鬥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 “革命”加在“烈士”前面，二字很沉重。 

矛盾的奧威爾

很多左派，都是葉公好龍，既盼望革命又害怕革命，既同情受壓迫的勞苦大眾，又害怕他們的愚昧和暴烈。更何況，他們面對的政治環境，往往都是“洪桐縣裏無好人”。 上面説過，奧威爾生活的時代，有三股政治勢力，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落實到國家，就是英美、德國和蘇聯。它們都是互相利用，互相拆台，握手翻臉隨時來。反對決定立場：有些人，因為蘇聯發生了斯大林的清洗，寧肯和法西斯主義合作；有些人，因為害怕法西斯主義暴政，也不去譴責蘇聯的不義。只有奧威爾説，他都反對。 

奧威爾的早年，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七年，主要是痛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特別是大英帝國的殖民主義。一九三七年，他參加西班牙內戰，回國後為英國廣播電台服務，則是反抗法西斯主義。一九四五年，同盟國的反法西斯戰爭即將結束，他又害怕極權主義會控制世界。

 他是個“三反分子”，什麼都反。但他所反，互相都反，主要矛盾裏面有主要矛盾方面，你到底以哪個為主？毋庸諱言，奧威爾的晚年，他的心病，主要是蘇聯的極權主義，確切地説，是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主義嚇跑了西方的左翼。 

奧威爾辭世前，曾出過一個“黑名單事件”。他有一位女友，西莉婭·佩吉，在英國外交部的情報研究處（IRD）工作。這個部門設立於一九四八年，目標是全球性的反蘇反共宣傳。一九四九年三月，情報研究處派西莉婭看望奧威爾，想請他為他們寫東西或推薦他人寫東西。他有個筆記本，上面有一百三十五個人的名字，包括演員、記者和作家。他向西莉婭提供了其中的三十五個人（其中有卓別林、蕭伯納等人），説明哪些人是共產黨的同路人或支持者，“不應被委以宣傳之任 ”。一九九一年，這個名單被部分公佈，引起很大爭議。

有人指責他是告密者，也有人替他辯解，説他只是不同意請這些人寫東西，並沒有叫當局抓這些人。 不管怎麼説，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奧威爾的天平畢竟是傾向於英、美，他很難掩飾自己對蘇共的恐懼。這是後來左翼紛紛向右轉的原因（注意：現在的西方左翼，在很多問題上比右翼還右）。

在《動物農場》的烏克蘭文版的序言中，他把蘇聯和英國做了對比。他説： 英國並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也是個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着極大的階級特權和（即使在現在，在一場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戰爭之後）極大的貧富懸殊。但是儘管如此，它還是一個人民生活了好幾百年而沒有發生內戰的國家，法律相對來説是公正的，官方的新聞和統計數字可以幾乎一概信任，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持有和發表少數派意見並不會帶來生命的危險。在這樣的氣氛中，像集中營、大規模強制遷移、未經審判就逮捕、新聞檢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沒有真正瞭解的…… 

奧威爾是個社會主義者，但在他的價值體系中，自由和民主壓倒了一切。我在前面已經提到，他是個民主社會主義者。 

他反對法西斯主義，西方主流社會也反；他反對極權主義，西方主流社會也反。自由民主是歐洲走出中世紀反教權、反君權的產物，這是西方主流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也是社會主義的歷史遺產。蘇聯拋棄這份遺產，他無法接受。

那麼，他又怎樣區別於他反對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呢？ 這才是問題所在。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