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崛起，對中國城市意味着什麼？_風聞

正值各地紛紛提出制定本地“十四五”規劃建議、各大中心城市尤其一馬當先之際，這些中心城市需要充分認識清楚：國家崛起對自己意味着什麼？

只有在搞清這個問題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既不踏空錯失機遇，又不誤入歧途反受其亂，並對機遇帶來的副作用具備充分的前瞻性認識，以利應對。

究其原因，中心城市的發展及規劃，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等凝聚起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城市羣的核心城市，對整個國家的發展實績舉足輕重；而中心城市的發展實績，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整個國家發展大勢的帶動。

若一個國家處於世界經濟政治體系的窪地，其中心城市在整個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也多處於邊緣之地；如果國家崛起，成為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中心和高地，即便這個國家內部的邊緣之地，這個城市也會成為外部眾人仰望的發展極。

文 | 梅新育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編輯 | 李雪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國勢方興，洪波湧起

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

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越是大城市，越是需要看準國家在全球地位變動的走勢，從而準確定位本地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進而實現本地最大程度的發展；而當前整個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最大變化，就是中國綜合實力加速崛起。

在“十三五”圓滿結束、中國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這種崛起在“十四五”期間會更加全方位體現：

中國加速崛起，首先體現為經濟規模趕超美國的進程提速，領先於美國之外其它國家的優勢加快拉大。“十二五”之末的2015年，中國GDP為688858.2億元；到2019年，中國GDP已經擴張至986515億元，與美國並列人類歷史迄今僅有的兩個十萬億美元經濟體，遙遙領先於其它經濟大國。

注：2019年GDP按國家統計局2020年12月30日公佈的GDP現價總量最終核實數為準。初步核算數為990865.1億元，最終核實數為986515億元，比初步核算數減少了4350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0%，比初步核算數下降0.1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關於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最終核實的公告》。

2020年，中國GDP首次突破100萬億元大關達到1015986億元，成為全球當年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大國，美國等其它經濟大國GDP則無一例外全部顯著萎縮。“十一五”之末的2010年，中國名義GDP首次超越日本；現在，日本經濟規模雖然仍保持着世界第三地位，但相對於中國已經萎縮到中國GDP的1/3上下，意大利、加拿大、巴西等世界十大經濟體的GDP規模更是隻相當於中國的百分之十幾。

至遲從本世紀初起，“中國經濟規模何時趕超美國”話題在國內外學界、政界、輿論界和商界就從無到有，日漸升温。2020年，由於抗疫成功，中國成為全世界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2021年經濟增長率可望達到8%，經濟體量趕超美國的進程也可望大大提速。

我國官方在制定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時並未明確將超越美國定為目標，官方輿論也不熱衷於討論這個話題，反而不時對此降温，但這種表現只是一種自信的沉着，國內外各界對此話題討論熱烈，認為中國GDP能在2035年之前超越美國者不乏其人。

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CEBR）近日預測，中國GDP將於2028年超越美國，比之前的預估提早5年，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正在見證歷史，我們更在創造歷史。

如果説，此前數十年中國經濟的崛起主要體現為生產能力的擴張；那麼，在**“十四五”和其後一段時期內，在生產能力繼續擴充、升級的基礎上，消費和國內市場擴張在中國經濟崛起中發揮的作用將顯著擴大。**只有做大做強國內消費市場，才能既為中國產業提供無與倫比的需求支撐，令中國製造業得以發掘、實現全世界最大的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效益，又為貿易伙伴提供日益增多的市場機會。

強大生產能力與巨大消費市場兩者結合，才能奠定中國經濟“雙循環”戰略的基礎。正因為如此，在《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才赫然提出了第五節“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

我整理計算了新中國成立以來70年數據，發現從完成戰後經濟恢復的1952年到1972年，由於遭受全面貿易封鎖，按美元折算，國內批發和零售規模相當於當年出口總額的9—14倍。

1972年尼克松訪華，西方全面對華貿易封鎖正式解除，中國出口開始高速增長，中國國內批發和零售市場對出口的相對規模不斷縮小，到2007年，中國國內批發和零售規模對出口的比例跌到81%的建國以來最低點。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中國國內消費對出口的比例總體呈上升態勢：

2015年，中國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00930.8億元，相當於同年出口額（141255億元）的213%。與此對應，從1999年至2015年，中國實際GDP佔全世界比重從11.2%提升到了17.1%。

2019年，中國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11649.0億元，相當於同年出口額（172342.3億元）的239%。同年，中國實際GDP佔全世界比重為17.4%。

至遲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越來越多的大件消費品市場規模躍居世界第一。在最大的日用消費品——汽車市場上，2019年，中國國內汽車市場銷量達2576.9萬輛，是美國銷量（1748萬輛）的1.5倍。

2021年，甚至2020年，中國國內消費市場規模（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表示）可望超越美國，躍居世界最大國內市場；在“十四五”期間，中國國內市場規模相對於美國的優勢還將持續顯著拉大。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提出“與國際慣例接軌”；中國消費市場相對規模的這一變局，則意味着未來我們將見證越來越多貿易伙伴與中國市場、中國規則接軌。

2

國勢，決定城市國際地位

國勢決定中國城市在世界經濟版圖中的地位。

晚清、民國時期，中國經濟、技術、文化發展從領行世界轉向全面落後，即使受益於五口通商、太平軍興而從松江府下縣治脱穎而出迅速成長為中國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的地位也相當低下，在不少方面甚至低於周邊原屬中國藩屬國、後為歐洲殖民地的一些城市。

從鴉片戰爭後開埠至1870年（同治九年）後數十年，就在上海城市快速發展的這個時期裏，從茶葉、生絲、桐油、豬鬃等原產於中國的傳統優勢出口商品，到大米、小麥、棉花等國內大量消費的日用大宗必需品，這些貨品無論是出口、進口，還是國內貿易近海航運，都日益集中於上海，國內市場定價權相應逐步從其它生產和交易中心城鎮轉移到上海，而上海行情則取決於海外而與中國農民、手工工人的生產成本無關：

茶價決定於倫敦；

絲價決定於里昂；

桐油、豬鬃價格決定於紐約；

上海小麥、棉花價格決定於美國小麥、棉花；

……

最令人驚駭的是，甚至上海和長三角居民當時一日三餐食用的大米，上海米價也是決定於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首府西貢和英屬印度殖民地緬甸首府仰光，內地對應商品收購價格再在上海口岸價格基礎上逐級壓低。

由是觀之，**當時上海在國內地位雖然持續上升，但在這些大宗商品定價權方面甚至逐步淪落成為歐洲殖民地的殖民地。**這樣日益沉淪的國際經濟政治體系地位，給當時的中國城市發展設定了相當低的天花板。

今天，中國國勢持續上揚，正在給中國城市創造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機遇在世界經濟政治體系中大放光芒。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公認一線城市自不待言，成都、武漢這類新一線城市也迎來了跨越式發展的機會。

武漢、杭州、成都、重慶是最普遍認可的4座“新一線城市”，剖析其中離海岸最遠、又不瀕臨長江航道的成都，可以最充分地看到這一點。

整理對比“十三五”期間人口（城鎮人口）、GDP、人均GDP、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這4項衡量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關鍵指標如上表所示，2015—2019年間，成都在人口（城鎮人口）、GDP、一般公共預算收入3項上面跑贏了全國平均水平，2019年成都人均GDP指標高出全國平均水平60%之多。 

從國內視角看，發展速度持續跑贏全國平均水平，推動成都在全國城市排名榜地位上升。論GDP體量，2015年成都排名全國城市第八，次於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天津、重慶、武漢；到2019年，成都GDP排名上升至全國城市第六，次於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重慶。

見多了“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故事，更需要關注的是發展的抗衝擊能力，橫掃世界的2020新冠肺炎疫情恰恰提供了一個檢驗各國、各地區、各城市增長基礎紮實成色的機會。應該説，內陸“新一線城市”在這場“大考”中交出了一份優良的答卷：

整理對比1—11月和全年GDP、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利潤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等九項宏觀經濟運行主要指標及其細分項目如下表所示，成都在所有項目上都繼續跑贏全國，其中固定資產投資、貨物貿易出口增幅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3倍以上，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利潤總額增幅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近10倍。

就GDP而言，全國GDP增長2.3%，成都市增長4.0%，比全國增幅高出1.7個百分點、74%；四川省增長3.8%，比全國增幅高出1.5個百分點、65%。

由於是疫情最初的“震中”，武漢的情況不可比，但也從三季度起全面強勁復甦。

隨着中國經濟發展轉向“雙循環”戰略，隨着長江經濟帶優勢日益凸顯、潛力日益發揮，預計成都、武漢等內陸“新一線城市”能夠在“十四五”至2035年間保持充沛的發展活力。

從歷史角度看，在中國古代經濟文化領先世界優勢最大的唐宋時期，成都攀上了迄今其全國經濟影響力的最高峯，留下了唐宋時期“揚一益二”的稱呼。特別是在南宋時期，巴蜀一隅之地竟能提供整個南宋近1/3的財政收入。

注：學界普遍認為，南宋政權站穩腳跟、完成經濟恢復之後，每年財政收入總額一億緡左右；高宗建炎、紹興年間，四川每年税收為3342萬緡，孝宗淳熙年間達3667萬緡，這一時期四川每年向中央政府輸送税款約3000萬緡，亦即四川提供了南宋財政總收入的三成多。

全世界最早的紙幣“交子”之所以誕生於一千年前五代十國至北宋初年的四川，就是建立在當時當地實體經濟部門位居全國、全世界前列的基礎之上。

今天，隨着中國國際經濟地位迴歸歷史常態，隨着“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日益落實成為現實，隨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經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印發和納入中央“十四五”規劃建議，成渝雙城經濟圈發展正在掀開新的篇章。

對內，發揮引領西部地區發展的增長極功能，成為驅動整個中國經濟的“第四極”；對外，依託“一帶一路”成為擴大開放新支點；成渝雙城經濟圈在共和國經濟發展史上的定位前所未有，前景可期。

從國際視角看，中國經濟和城鎮化的進展已經造就了一批“富可敵國”的城市，2019年成都GDP與芬蘭相當，而芬蘭是一個全世界公認的擁有發達高技術產業和豐富資源、環境優美、生活品質高的高收入北歐國家，在全世界約200個國家和地區中GDP排名第42位。隨着成都持續發展，相信全球各國GDP排行榜上成都能夠比肩的國家位次在“十四五”至2035年間還會顯著上升。

3

時運變遷，中心轉移

經濟社會發展必然顯著改變產業和消費的中心。在今天國人心目中，意大利品牌、意大利製造是服裝奢侈品牌的標誌，米蘭是時尚的中心；但在歷史上，意大利在歐洲國家中經濟發展長期滯後，從1861年統一至1976年，出洋謀生的意大利人合計約2600萬，相當於該國2019年人口（6024萬）的43%。

2020年12月29日，法國時裝設計大師皮爾·卡丹（Pierre Cardin）溘然長逝，引得無數消費者為之哀輓。但這位法國時裝大師本是意大利人，若非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移居世界時裝之都巴黎，而是呆在家鄉威尼斯，無論他如何才華橫溢，也不可能在世界時裝界揚名立萬。

隨着意大利經濟的發展，米蘭逐步成長為堪與巴黎比肩的世界時裝之都。那麼，隨着中國在世界經濟政治體系中從一度的邊緣窪地迴歸中心高地，發展跑贏全國平均速度的中國城市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將會如何演變？讓我們展開想象的翅膀：

在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中國及其鄰國均需與歐美接軌對標，即使是毗鄰國家間的經貿往來也常常要通過歐美中心進行。在這樣的環境下，巴蜀之地雖然能搭上長江經濟帶之尾，卻是中國開放經濟發展的“（口）袋底”。

而在中國日漸迴歸世界經濟政治體系中心高地而引人仰望的進程中，周邊國家越來越多地無須接軌對標歐美，而是可以直接與中國市場接軌對標，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都也好，重慶也好，正日漸成為面對東南亞方向開放經濟發展的“袋口”；繼上海、北京之後中國第三個擁有雙國際機場的城市不是別的沿海一線城市，而是深居內陸的“新一線城市”成都，既讓人看到了成都力圖躋身國家門户城市、泛歐泛亞門户樞紐的雄心，更讓人看到了中國國際經濟政治地位變遷所帶來的經濟地理學鉅變開端。

如果成渝雙城做好協作，它們在國際化競爭中還會實現攜手共贏。從“十三五”之前的國內區域中心城市，到“十三五”的國家中心城市，再到“十四五”及其後的世界級中心城市，中國城市發展定位正在步步上升。

在圍繞“一帶一路”的討論中，成都的聲音目前更多地集中於取道西北線路的中歐班列等等。實際上，無論是地緣、人緣、對華經濟政治聯繫還是經濟增長態勢，東南亞也具有巨大的潛力。

無論產銷，中國都是全世界遙遙領先的第一汽車業大國，2019年產量2572.1萬輛，佔全球汽車產量（9178.7萬輛）的28%，相當於整個歐洲地區產量（2131.21萬輛）的1.2倍，整個南北美洲產量（2010.28萬輛）的1.3倍，美國產量（1088萬輛）的2.4倍；國內汽車市場銷量達2576.9萬輛，是美國銷量（1748萬輛）的1.5倍。

中亞五國合計，2018年汽車產量不過252212輛，相當於中國的千分之九；銷量169312輛，相當於中國的千分之六。根據這幾個國家的人口等基本面，他們的汽車市場在可預見未來基本上也就是這樣了。但即使不算整個東盟，只考慮與中國陸地接壤的中南半島國家泰國、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馬來西亞，他們的人口和市場容量是中亞幾倍？

本世紀初中國與東盟就簽署了雙邊自貿協定，中國與中亞之間並無這樣的協定。在中國的同心圓式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中，東盟與日韓並處於最內核、最緊密圈層。我們要看到2020年前三季度，成都國際班列開行2991列，增長45.6%，其中中歐班列開行1632列，增長55.9%；成都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歐盟、東盟貿易額分別增長39.7%、36.9%、26.3%；我們更要看到東盟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看到未來長久可持續的增長前景。

西南邊境漢語文全面通行，中老泰鐵路正式動工之前十年，雲南勐臘縣就在本縣中學開班，培養對面鄰國老撾的漢語人才，到鐵路正式動工之時，對面勐臘縣培養的通曉漢語的人才已經數以萬計，為該縣收穫鐵路紅利打下了廣泛、穩固的基礎。而在西北方向，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曾長期受阻，遑論向鄰國大規模開展漢語教育了。

……

“美洲首都”——名聲赫赫的邁阿密（Miami）人口其實不過數十萬，在全美城市排名幾乎到了第五十位，即使在佛羅里達州內也只能排名第二。但依託美國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依託美國在西半球超羣絕倫的優勢，作為美國面向拉美加勒比區域的門户城市，邁阿密贏得了“美洲首都”的顯赫稱號，被稱作“國際大都市”。隨着中國國際地位的持續上升，面向周邊的中國城市又會贏得怎樣的稱號呢？

國勢上升，必然還會推動一國消費的時尚、品位走向世界，其它國家的民眾會自覺不自覺地對強勢國家的流行品位趨之若鶩。牛仔褲、格子襯衫等等出自美國體力勞動者階層，流入巴黎這類世界時裝之都後，曾長期被當地時尚男女嗤之以鼻；一戰之後，隨着美國崛起，這些昔日被斥為“粗俗”的商品被巴黎時髦男女競相爭購，一度將其價格炒到了天價，流行程度至今不衰。

**隨着中國國勢崛起，哪怕是漢服這種最中國的文化符號也必然會在海外贏得越來越多的擁躉粉絲。**對於已經將一年一度漢服文化節打造成民間盛典的浙江嘉善西塘古鎮而言，對於中國第一個漢服產業全產業鏈街區——成都“池上錦”漢服產業文化街區而言，這意味着什麼？對於正力圖打造文化名片的成都、嘉善等城市而言，這張文化名片的含金量會怎樣發展？

……

​4

巴蜀魅力，從一盤地道的回鍋肉開****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中國城市在滿懷鴻鵠之志展望、發掘“十四五”和國勢上升帶來的發展機遇時，需時時牢記，再宏偉的工程也要從最基礎的一磚一瓦做起，再美好的生活也要從日常一粥一飯的煙火氣開始。

像成都這座“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它令人流連的魅力，就是從一盤地道的回鍋肉開始。我們建設美麗城市，是要給人看的，更是要給人住的。

保障豬肉供應平穩這類最基礎的工作，是所有中國城市永遠必須直面的基本民生問題；而要解決這樣的基本民生問題，又需要不斷與時俱進探索改革創新。

在近年的“豬週期”波動中，坐落東南沿海的廣州、廈門與位居西南內陸的成都等城市貌似幹得較好。雙節前夕的2019年12月30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我國首次開展“菜籃子”市長負責制考核舉辦新聞發佈會，邀請的地方政府領導就是廈門、廣州、成都三座城市政府相關領導。

2020年，成都豬肉供應保障水平經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衝擊而繼續上升，三季度生豬出欄87.2萬頭，同比增幅高達39.8%，其中能繁母豬存欄增幅更高達48.1%，全年生豬出欄400.4萬頭，增長8.4%；表明成都豬肉供應保障未來更長時間可保無虞。

從中長期來看，要可持續地穩定豬肉生產和供應，需要優化其產能佈局，有序推動養豬業產能從中心地區向國家邊緣地廣人稀區域適度轉移。在這方面，這三座城市都做了一些探索，地域狹小的廈門打造了“本埠基地+外埠基地+合作基地”的豬肉供應體系，成都市政府和周邊的市州建立了區域生豬生產合作機制……這樣的跨地區合作體系能否進一步發展？

嘗過成都友人饋贈的自家訂單委託川西藏區農家餵養的走地豬肉，那齒頰留香的感覺給我印象頗深，我希望各中心城市進一步積極穩妥探索多樣化的跨地區生豬生產供應模式，保障中心城市基本民生，帶動邊緣地區發展、脱貧。

從更大背景上考察，長久維繫國家統一的強大力量在於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熔鑄的認同，在於國家各個地區之間緊密的人緣、經濟等各方面聯繫。通過養豬業生產在國內的適度轉移，通過順應客觀經濟規律的地區分工發展，回鍋肉、排骨湯、糖醋排骨、豬腦花……將潛移默化把我們這個泱泱大國各地的人民聯繫得更加緊密。

5

直面新挑戰

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中國國勢崛起同樣不例外，它會帶來一系列與此前截然相反的挑戰，有些當下成功的操作，也有可能給未來帶來一些新的問題，努力發掘利用國勢崛起機遇的中國城市對此要有冷峻的認識。

如製造業基礎的長久維護。製造業是現代經濟的基礎，我們這個十四億人口的泱泱大國尤其不可能脱離實體經濟部門而單純依靠服務業生存發展。但從曾帶領人類跨入工業革命時代的英國，到二戰後的霸主國家美國，我們目睹了一個又一個依靠製造業起家的發達國家相繼走向產業空心化之路，一系列經濟社會“重症”隨之而來，目前已經沉痾難返。

中國國勢崛起，國民收入相對於競爭對手上升，國民面臨更多更大貌似可以輕鬆賺大錢賺快錢的誘惑，社會上又存在強大力量可能推動環保等項政策法規走向過度苛刻而扼殺製造業企業活力，……在這樣類似發達國家產業空心化前夕的環境中，如何避免走上與他們一樣的致命歧途？“十四五”期間，我們必須就此開展足夠深入廣泛的探索。

又如近年一批城市的“搶人”大戰，即對本科以上學歷者開放落户。這在當前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着眼於長期可持續發展，在“搶人”大戰中勝出的城市需要抓住當前青壯年人口淨流入、社保收支等形勢較好的時間窗口，爭取在全國率先開展一些人力資源和社保改革措施，對退出這些城市者提供便利，犧牲一點當前的經濟利益，成全相關個人實現其生活質量和自由選擇追求，這些城市收穫長期中的居民人口結構優化、經濟社會發展活力。

我在東南沿海一些地方看到，許多企業的外來工在那裏工作一二十年後，按照他們的工資，在當地買房定居難於上青天；但如果要回老家省份就業買房安家，按照現行制度，他此前這一二十年在當地繳納的幾十萬社保帶不走。這一點拖得他們捨不得離開沿海地區返鄉就業，而繼續呆在沿海地區，住房等生活壓力又太大，生活質量很受影響。如果他們在沿海地區這樣低質量生活再過一二十年而逐漸老齡，他們在當地的生活壓力會更加成倍放大，沿海當地的社會發展活力也會衰減。

有鑑於此，趁現在青壯年人口淨流入、社保收支等情況較好的時候，在“搶人”大戰中勝出的城市不妨前瞻一步，爭取在全國率先開展這方面的改革，允許外來勞動力返鄉或流動時帶走其在本地的社保繳費，犧牲一點當前的經濟利益，但是有利於保證本地人口結構長期活力，對這些流動的勞動者，也增進了他們的自由度和生活質量。

……

面對諸如此類的新挑戰，哪些城市會秉承前瞻眼光、發乎長期責任感而先行一步開展探索？讓我們拭目以待。

參考文獻：

1. 姚曾蔭主編：《國際貿易概論》，人民出版社，1987年；

2. 宋則行、樊亢主編：《世界經濟史》（上中下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3年；

3. 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上下冊），人民出版社，2001年；

4. 汪敬虞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上中下冊），人民出版社，2000年；

5. 劉克祥、吳太昌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927—1937）》（一二三四卷），人民出版社，2000年；

6. 劉齊生、毛國民等著：《歐洲各國移民歷史、文化與治理》，人民出版社，2019年；

7.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8. 蘇寧主編：《中國金融統計（1949—2005年）》，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年；

9. 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國際收支報告》，歷年；

10. 國家統計局《新中國60年》，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

11.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有關各期；

12.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有關各期；

13.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月報》，有關各期；

14.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有關各期；

15. 成都市統計局：《“2020年前三季度成都市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佈稿》，成都統計公眾信息網鏈接：http://cdstats.chengdu.gov.cn/tjgzxxw/xhtml/tjxx_content.html?id=280725&channel=；

16. 成都市統計局：《“2020年全年成都市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佈稿》，成都統計公眾信息網鏈接：http://www.cdstats.chengdu.gov.cn/htm/detail_333124.html；

17. 成都市統計局：《2020年11月綜合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