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變局下的鄉村治理，如何避免“好心辦壞事”？_風聞

感謝觀學院，很高興能跟大家交流這個話題。我是做社會學和基層治理研究的，調研了一些地方，對基層社會有一些體會。世界變化特別大，中國也不例外。最近10年，隨着工業化進程和城市化進展的突飛猛進，中國基層社會也發生了鉅變。今天的社會，有可能要告別過去千百年來，所賴以運轉的那些習以為常的制度邏輯。一些基本機制正在發生變化，中國將要進入一個全新的社會形態。

一． 變局

十八大以來，我們中國社會內部的社會矛盾發生了改變。用通俗的話來講，過去我們主要是要解決生存的問題，現在它變成了我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跟我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

那人們對生活的美好追求，到底是什麼？其實每個人定義的美好是不同的。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講，過去的矛盾是“吃不飽，穿不暖。”很多1980-1985年出生的人，都是在營養不良狀態下成長起來的。

如今，我們的青少年已經告別了營養不良的狀態。前兩天我看到一個數據，2000年後，我國平均身高顯著增長。我做一個小鎮青年的研究，在他們交談過程中，小鎮青年根本沒有吃不飽飯的擔憂，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過去有營養不良這個問題。

1. 新的社會形態的形成

過去的農業社會是比較靜態的。它的主要訴求是：為了活着。但是今天的信息化、後工業化的社會，目標和邏輯都發生了變化。再過三、五十年，等人們回頭來看今天的世界，會發現2020年這個時間節點特別重要。我們可以把過去農業社會概括為一個詞：鄉土社會。從基層看上去，中國的社會具有鄉土性。鄉土性意味着穩定、不流動。在這個狀態下，它會形成和演繹出非常複雜且獨特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今天的社會不是鄉土社會，而是城鄉社會。2019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60％，農村反而處於一個次要的地位。從基層來看，中國鄉土性的定義顯然很不合適。從流動的角度來説，鄉土社會的核心特徵是穩定和靜止，人與人、人與空間之間的關係特別穩定。

在傳統社會，遷居是非常重大的事項。我是客家人，歷史上客家人是從中原地區往南方遷移的。客家人有個傳統，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建祠堂、設祖宗牌位，原先家裏供奉的“神”，都要帶走。哪怕是遷移了，客家人也要把一整套對世界的理解遷過來。有次，我去調研江西尋烏的一個村子，這一村子就是一間大屋子，裏面大家族的幾千人就住在屋子裏。我老家旁邊的一個村子，叫九棟，因為村子有九棟房子，都是連在一起的，每一棟都有類似宗祠的地方。那麼，這些村子在傳統的鄉土社會的空間概念裏就特別穩定。一個大家族遷移到一個地方就紮根了，並且也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定型起來，也就是“聚族而居”。在這個基礎上，人跟地方社會之間的聯繫，都要非常穩定，要有預期。否則的話，就是“流離失所”，在過去是一件特別悲慘的事。

現在流行一個詞，叫“詩和遠方”，比如文青熱衷於去西藏去麗江。但要把詩和遠方放在過去的話，那就是流離失所。二者概念顛倒，這側面説明了現代人在城鄉社會里面的流動和遷移，已經成了常態，並且它還不一定是負面的，也有可能意味着美好。在這裏分享我個人的經歷。我是福建人，到武漢大學工作。我跟大家坦白，在這次疫情之前，我從來沒有把武漢當成是我在未來的規劃裏面。武漢不是我的終老之地，我對武漢也沒感情，它只是我一個工作的地方。

這次疫情給我衝擊很大，但凡是湖北和武漢回到老家的人，遭到了很多歧視。我沒有回到福建，而是回了岳父岳母家。我岳父岳母和我老婆也一起從武漢回去，也被故鄉嫌棄了，這在過去是沒法想象的。在鄉土社會，一個人在外地遇到災難，回去了，他當地的家族、村莊、故鄉還會把他安置好。雖然還是會防疫，但是他肯定不會把你當外地人，讓大家都來排斥你。但很多地方的鄉土社會已經支離破碎了，不是説空間已經破壞了，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已經不確定了。我自己也是研究社會學的，其實我早應該就知道是這麼一個結局，但我作為一個普通人，確實很難接受，心理衝擊特別大。

中國社會很大，在這個鉅變的時代裏，不同的地方反應也有差別。但總體上來説，社會內部關係的連接已經變得特別的脆弱了。我們今天的社會其實已經離鄉土時代已經非常遠了。深層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以及社會運行的邏輯，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

社會關係中心已經從鄉村社會轉到城市社會。城市就是一個陌生的社會，人們在不同場合認識他人，結交朋友。過去哪怕是有城市，人的社會關係中心還是在鄉村，比如一個人當了大官，最後還是想告老還鄉，顯得特別有面子。但是今天我一個大學教授告老還鄉，會招人嫌棄的。

在鄉土時代，朋友要轉換為親緣關係才能保持穩定，才有意義。比如結拜兄弟，義結金蘭，這叫好朋友。而現在情況是反過來的，要好的兄弟關係，就要顛倒過來把它變成朋友關係。要好的父母關係，就如家庭教育書所説，父母跟兒女相處，最好就像朋友一樣。

這幾年，我去了很多地方調研，發現幾乎所以做父母的，最後都是以朋友、客人的心態來對待下一代。我作為一個兒子，回到家鄉，我媽媽也要對我客客氣氣的。她不能對你大聲説話，害怕孩子生氣，導致關係變差。所以最後相處起來特別輕鬆，但這意味着人與人之間沒有非常厚重的情感，也沒有了代際之間的交流。

當前的社會形態，很多城鄉之間的家庭有多個生活空間。比方説子女單獨成家，和父母相處的時候也是有一個家，兩個家的成員之間相處方式不同。老夫老妻之間，男子在家裏可能是閒人，下棋喝茶打牌，婦女幹活買菜做家務。城裏的生活則同，年輕夫婦都要上班，按農村的夫妻關係是處理不了的。兩種模式有替代和共生，也有衝突和融合。

這種融合主要是以代際差異的形式出現，老年人和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在空間時間的區別特別清楚。關鍵在於，兩種生活方式之間是相互支配、融合。年輕的生活方式依賴於老的生活方式，舉個例子，很多地方的打工年輕人要結婚，會面臨高價彩禮。在社會學的意義上，這屬於財富的代際轉移，只不過它是以文化的形式來呈現。所以高價彩禮就是年輕一代要從老年人手中把資產轉移過來。最近幾年，彩禮漲得飛快，和城市化進程中，生活成本變高有關，接下來會提到。

鄉土生活的慢節奏，其實背後是一個非常節儉的生活。跟年輕人的快節奏生活是相輔相成的。要是農村裏的老年人也過快節奏、非常鮮豔的生活，整個社會的資源恐怕很難支撐。

**2.**城鄉社會的形成，城鄉二元結構再認識

最近10年，城市化進程很快，尤其是三四線城市。這背後有兩個因素，第一個，結婚。結婚需要買房買車。第二，教育。這兩個因素催動城市化的提速，主導社會關係的再生產。

城鄉社會是如何形成的？過去我們批判的説，中國社會是城鄉二元結構，有兩個世界，但今天我們不能用這種視角去看待。城市和鄉村已經不是兩個截然分割的空間，人們的時空位置並不會停留在其祖輩生活的村莊中，城市和鄉村也不是兩種截然分割的生活樣態。過去城市和農村之間存在空間壁壘，老人在農村，很難給予在城裏的年輕人支持。但今天不同了，高速公路、鐵路和飛機的網絡化，以及智能手機和互聯網技術的大眾化，打破了城鄉之間的空間壁壘。城鄉之間交通、信息、資金等方面的互聯互通，為人們在工作、生活提供了物質基礎。

十多年前，我家鄉從一個山村變成空心村。當時搬到集鎮的時候，我父母還覺得不適應，甚至斬釘截鐵地説：“我就住一兩個月，然後還要回村子裏住。”結果進去住之後就不想再搬了，因為所有的鄰居都一起搬出來了，回村裏面幹嘛呢？哪怕是老一代的人也改變了安土重遷的觀念，被現實衝得支離破碎。

3. 美好生活？

城鄉社會塑造了一個全新的社會制度和結構。如今，追求“美好生活”已是社會變遷的重要動力。在漫長的歷史中，“活着”就是最大的世間道理。國家、共同體和個人，都將温飽置於生活方式的中心位置。

過去鄉土社會的主要邏輯，就是“活着”。人只要生存下來就可以了。前段時間我去探望高中的王老師，他是紀錄片《高三》裏的班主任，也是我的班主任。老師見到學生很高興，在飯桌上小酌一下。王老師身體不太好，我就勸他少喝。但王老師不停，不斷地跟我講説：“活着，就是為了活着。”

 

在消費社會時代，單純想要“活着”很困難。媒體、資本、國家在不斷地告訴個體，什麼是“美好”。但“美好”的定義變得很快，在不同階段不一樣。這幾年的脱貧攻堅，美麗鄉村建設，是按照城裏人的標準，去告訴農村人什麼是美好。比如，人居環境整治，給農村人科普喝過濾水的知識，還有改廁。追求美好生活是沒有終點的，哪怕是中國在2035年實現現代化後還是會有更高的追求，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二． 大國底色

我們處在一個鉅變的時代，正從鄉土社會過渡到城鄉社會。那社會的底色是什麼？作為一個超大型國家，中國治理得很好，這説明它有穩定的基石。過去農業社會里有很多地方性的知識、規範，是整個社會秩序的基礎。如今鄉土社會內生的一些秩序，在城鄉社會里所剩無幾。

1. 計算

在鄉土社會中，社會時間與自然時間高度匹配，“日常而落，日落而息”、“春播秋收”。人們對時間的概念並不準確，在週而復始的過程中消磨過去。而在城鄉中國的社會形態中，人的社會時間是按照工業社會的生產邏輯展開的。自然時間被精準地切割成工作時間和閒暇時間，且賦予工作時間線性特徵。“時間就是金錢”成了社會時間的基本原則，不僅資本在創造條件“搶時間”、“搶進度”，連農民工也為了創造更多的財富而“加班”。

按照國家勞動法，我國是不能亂加班的。996是這幾年才興起的概念，目前我們白領階層，還有高校老師，各位打工人覺醒了，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來，老百姓的概念就是“多勞多得”。我認識一位學者，他熱衷於維護勞工權益，可他發現，其實有的農民工就喜歡加班，而且不感覺自己在被剝削。我表哥在珠三角開了幾個蠻大的工廠。我看他工廠的招聘廣告裏，會特意標註出來“加班工資”，並且告訴農民工加班“最高可以拿三倍工資”。正常工作拿三四千，加班最高可拿七八千，所有的農民都很興奮。

2. 變現

對時間的精準“算計”，逐漸支配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以至於人際關係也變得可計算和“變現”。大多數的中產階層,其實他們的生活已經被一套計算公式給支配了。比方説現在的幼教，恨不得從懷孕前就開始了。幼兒園，小升初，初升高，然後高考，競爭激烈。幸虧我研究社會學,我看透了這個東西。想要支配我，我才不上套。我當年備戰高考，志向很低，心態放得特別平，覺得考上大學就可以了，反正是不用回農村幹活了。

在一個時間概念模糊，日常生活週而復始的鄉土社會中，人際關係穩定而有預期，互惠原則主導了社會關係。然而，一旦時間被精準刻度，且賦予價值，則社會生活本身也成了被算計的對象。原子化社會是大趨勢，哪怕是很講究人情味道的地方，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後都會變得寡淡。稍微親密點的關係都會拿去變現。像借錢最有意思，我就借了很多親戚錢。每次借的時候，人家要1萬，我會借，但不會給足數目，就給5千、6千，因為估計他就不會還了。

3. 透支

出現了變現情況，它還必定會帶來一個連鎖反應：透支。人會把未來的一切可能性全部吃幹榨盡。不單是現實當中存量，未來的也要把它變現。在加速的社會當中，每個人都在為將來努力，但未來充滿不確定，唯一確定的是“過去已經擁有的”。結了婚，家庭是你的，有了小孩才是自己的。

在農村，閃婚非常流行，尤其是在高價彩禮的地方。由於男女比例失衡，婚戀競爭很激烈，幾乎都是同時相親幾個競價。有時候見一次面就立馬談好，立馬開價20萬，直接砸，確定日子，在談好三天以後結婚變現。問題是，在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坐地起價是常態，原來要20萬，隔天就要價30萬。窮孩子如果付不起額外的10萬塊，就會被淘汰。這個時候，他唯有透支所有關係把錢借回來，才得以成家。

於是乎，透支——努力將想象的未來提前到當下實現，趕緊將當下變成為確定的過去，成了人們社會生活的基本邏輯。透支加劇了社會競爭，提高了社會分化的程度。一旦透支來主導了生活的邏輯之後，對中下層階級會產生殘酷的社會競爭，有人沒有地方透支了，就會被社會拋棄了，例如光棍的形成。今天一切的社會生活，哪怕是普通的農村青年，他也要超前消費。更麻煩的是，透支了還有加槓桿。

京東前段時間出來一個廣告，它用典型的金融邏輯在支配的社會，改變社會的性質。在過去，農民家庭買不起蛋糕，給生日的小孩買炒兩個雞蛋也是可以的。今天有人告訴你，給小孩過生日，一定要買個蛋糕，搞隆重的生日派對慶祝才行。過去，對老人孝順是量力而行。而京東的廣告告訴大眾，不給老人坐頭等艙就是對父母不孝。過去夫妻之間，沒有結婚紀念日的概念。表達愛意，口頭上就可以了。今天的結婚紀念日，一定要送相當好的禮物才行。其實不單是京東，別的互聯網金融公司套路也是一樣的，它重新再塑造了社會運行的準則和價值觀，且都藴含着一套邏輯：把過去不是理所當然的東西，塑造成必要的標準。

2020年上半年，我做了一個網路賭博的調查。在劇烈的競爭面前，很多人家庭不好的人，發現自己永無翻身之日，所以都想要搏一把。網絡賭博水很深，一般莊家前幾天讓賭徒賺，賺得很快，投入更多，最後輸精光。透支加上槓杆，社會競爭和壓力無限增加，社會分化急劇加重。有人走向巔峯，就有人下地獄。

三． 治大國若烹小鮮

1**.** 被圍困的治理

中國疆域特別廣闊，人口眾多，社會複雜。面對許多治理難題，古人設計出一套大一統制度，使得中華文明延續到今。從基層看，大國之大，不在於疆域和人口之大，而在於變化之巨大；治理之難，不在於事務之重，而在於事務之繁雜。某種意義上，基層治理更加考驗治國之功。

很多時候，政府幹預起來相當困難。比如互聯網金融的問題，按照傳統的思維，用反壟斷去幹預，可能是無效的。別人已經在價值觀上下手，開始塑造了老百姓對生活的想象：沒有網貸，我過不了這個日子，沒辦法活。這種時候政府跟金融平台對着幹，就是跟人民羣眾對着幹。今天的治理之難，不在於事務很重，而在於變化太快，你無所適從。你可以考慮到了政策工具，放在今天，很有可能是無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

很多時候，基層政府可能一片好心為人民羣眾着想，但最後成了“好心辦壞事”。十幾年前，媒體報道很多基層政府與民爭利的壞事，比如徵地拆遷，計劃生育，都是“怪事”。但是今天，很多涉及到基層治理的負面新聞，客觀上老百姓不買賬，背後都是政府的好心。

比方説搞環保，不讓燒煤，老百姓不幹了。前兩年，河北、山西、山東都出現禁煤導致老百姓取暖出了問題，非常棘手。北方霧霾確實很嚴重，政府也花了很多錢治理，每個地方政府財政負擔都很重。政府花了大錢，然後給每家安供暖，最後老百姓還是不滿意，這叫好心辦壞事，類似事情很多。

2. 新的治理場景

今天城鄉社會的性質改變以後，它塑造了新的治理場景。在城鄉社會中，並不存在一個封閉的、獨立運作的“基層”。儘管在物理。空間上，還存在村莊、社區等空間單元，但村莊社會的邊界已經打破。

今天的基層，可能在物理空間上還有鄉鎮和村，但實際上，所有的治理都已經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裏面。國務院互聯網督查系統，都是一竿子插到底的，基層治理跟總理之間是沒有距離的，包括國扶辦系統，做扶貧工作也是一樣的。

這幾年我們基層負擔很重。基層的幹部要做很多形式主義的事情，下級要對上級負責，要保證萬無一失。但大家知道一個原理，無論是做什麼事情，要做到萬無一失，需要投入鉅額的成本。世上其實沒有萬無一失的事，但在官場裏，只要有一個失誤，你前面做了99件好事，那都沒用。疫情期間，武漢的很多幹部因為瀆職被處理了。後來出現疫情的地方，比如黑龍江和遼寧，突然冒出一個案例來，有的幹部就因“防控不力”，當晚就被免職了。

今天，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獨立的基層，過去有很多地方性的規範，有土辦法可以把事情搞定。現在不存在了，都在按上級規定。而上級規定的制度，執行成本相對較高。地方性權威的生產路徑，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以前選村主任或村書記，基本是從大家族裏面選出來的，村幹部説一句話就可以了。現在選出來的主任或書記做不成事了。只要有一個人反對，村裏就幹不了活。 

現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政策都可以繞過地方的精英或代理人，直接進入基層社會。反過來基層社會的反映和訴求，也非常容易進入國家的權力中心。所以我們發現，現在中紀委，包括國務院這些督查部門，經常處理很小的一件事。其實在過去的，中央根本不需要出面。

3. 巨量的治理事務

行政事務的數量、類型和性質都在急劇增加，如何安置好人們的生活，成了基層治理的最大負擔。客觀上，習慣於辦大事的國家機器，轉而要去處理細小瑣碎的生活事務，總歸是會有所不適。現在勤政無小事，什麼事都要管起來。我們的人民政府，以前要服務人民，但沒有能力來處理那麼多繁瑣事。只能從政治角度和作風角度來給幹部提要求。現在要求幹部要負起責任來，任何事情都有所回應。打市場熱線電話，100%有回應，並且要求滿意度要滿分。

比方説，我在武漢做城管的調研有幾年了。前幾年，城管去收小販攤子。然後小販投訴了12345，説粗暴執法。事後城管中隊長還得打電話給他説:“我幫你收了攤子，你滿不滿意?”

“不滿意。”

考核部門過來，説：“城管你滿意度不過，連80%都沒有，你城管部門，怎麼搞的？”

所以城管總是受批評，因為他總是處理老百姓的瑣碎事情。

我們的人民政府有厲害之處，可以要求自己的員工24小時不能關機，隨時待命。比方説之前北京順義區，已經進入戰時狀態。武漢在戰時狀態的時候，所有幹部基本上都是在辦公室裏面吃喝住，待了兩個多月就沒回家一次。那有加班費嗎？沒門，政府財政開支列不出來。

4. 國家機器在快速運轉

治大國若烹小鮮，現在沒有時間烹，用的是急火，加上雞精不斷爆炒。哪有時間像煲湯一樣慢慢燉？煲一兩小時，黃花菜都涼了。現在很多治理事務都是運動式的，比如《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在制定文件的時候是三年行動方案，到省一級時，只剩兩年半了。到市一級時，只有兩年了。到縣的時候，只有一年時間。執行説是三年，其實縣級政府只有一年時間來完成。所以基層政府給老百姓辦事，像搞改水改廁，都得快馬加鞭。

脱貧攻堅也一樣。2014年。總書記在湖南講話，提到精準扶貧。但是，等大家反應過來已經到2015年了。原來總書記説話這麼重要！之前扶貧辦搞扶貧，主要搞扶貧開發，讓村幹部上報貧困户，統計貧困發生率，撥來的扶貧款用於地方修路修橋，和貧困户沒什麼關係。現在精準扶貧，對貧困户有幫扶，給他發錢。這下麻煩了，製造了巨大的社會矛盾。“那個傢伙，比我富有，怎麼他是貧困户，我就不是呢？”所以又得重新識別統計每個地方的貧困户。

社會鉅變，其實我們國家機器，也在加速的催動。國家治理行為，也有了加速社會的典型的特徵，每一級政府都在精準的計算，它有多少時間。三年行動方案下來了，各級政府得跨階段倒排工期。比如脱貧攻堅，有脱貧攻堅作戰室，畫時間表，目標任務清楚。各級政府要精確計算自己的治理任務，然後制定一個清晰可控的考核指標，短期之內就要見效，並且做的越快越好。A地跟B地之間競爭，誰摘帽得快，誰就做得好。

想要短期之內見效，每一級官員，都要想盡辦法變現自己的治理資源，是區位好，還是土地多。總之就是，通過各種手段來強制執行治理、推動任務的新政。大部分地方都有透支的行為。現在地方債務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獨山縣的事件一點都不特殊，它是普遍現象。每一級政府要搞發展，它都要不斷地透支自己的資源，甚至把未來100年的税收透支完了。並且税收是屬於計算裏面的，其實它根本就不可能有那麼多税收。獨山這個地方，搞產業園也搞不起來了。它計算將來有多少税收，是在自己的想象當中的。地方政府用它的政府信用和土地資源作為依託，為了完成眼前任務，不惜一切的代價來去執行。

其實脱貧攻堅也是一樣，中央財政投入的扶貧資金其實是不多。今天脱貧攻堅花的錢，只有20%左右來自中央的財政投入。其餘的80%都是依靠地方籌的資金。而在中西部地區，全都是吃飯財政，它的工資都要依靠轉移支付來，它哪有餘錢去搞脱貧攻堅？一部分錢是依靠預期來着中央政府的撥款，比如修路款、修水利款，先整合進來再説，明年再申請項目。還有一部分是政策性的銀行，比如國開行之類貸款。還不夠怎麼辦？把本地老闆全部找來，社會扶貧工程他們來幹，將來有錢了再還。

基層治理的一大特點是，各種治理事務都以攻堅、行動的方式限時完成，運動式治理泛化到了各個治理事務中去。其實很多事情是沒有必要的，比如前幾年的江西搞殯葬改革，搶棺材搶出問題來了。原因在於，政府要限時完成任務，而贛南這個地方的客家人，比較注重傳統的，觀念轉換不過來。要在幾個月之內完成任務很困難，最後只能想出一個辦法，把棺材全部砍掉，這樣就沒辦法土葬了。所以這是一個特別麻煩的一件事。

限時的目標，集中的力量，細小的事務之間，它就會形成了很多悖論，特別小的事情，用集中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做，相當於高射炮打蚊子，不僅浪費，而且沒效果。我們政府集中所有的精力，去搞一件事。本來要慢慢的治理的，像烹小鮮一樣。慢慢的，把人的觀念轉化了，水到渠成。

現在不是這樣的，前面的都沒有，直接幹，那肯定會出問題。治理是對人的治理。而人的觀念正在發生很大的改變，還伴隨着流變性和不確定性。而且很多事情，干預到人的生活方式，涉及到人們的安身立命。而其背後有很多觀念性的事情，甚至有價值性的支撐。江西殯葬改革，從政府治理角度來説，是移風易俗。但習俗存在那麼長時間，要讓一個老人去改變觀念是難的，年輕人當然都無所謂了。這就是個悖論，所以當國家把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作為一個目標的時候，它的治理行為有太強的剛性。國家機器高速運轉高度緊張。政府每一個成績，都沒有時間慢下來思考，沒有節奏感，加班加到麻木了。治理和生活一樣，它一定要有節奏，不然就容易疲於奔命。忙中出錯，是大概率的事。

四． 結語

中國現在屬於上升的階段，但在社會鉅變的過程中，危機四伏。這個時候，提出加速的推動其實很危險的。一個有為的政府，可以敏鋭地捕捉到危機信號，並迅速回應。正常情況下，我認為一個國家、政府，官僚機器應該要有底線思維，有時候心平氣和，慢下來，要為自己存量，來應對更大的危機。但是現在我們可能走向了另外一個方向。我們確實競爭壓力很大，因為從國家層面上來講，中國現階段在全球體系裏面去，如果不上升上去，將來時間窗口就關上了。所以不折騰，建立一個穩定的預期，治理要有底線思維。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也是我説的治大國如烹小鮮的落腳點。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