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皓暉：走出文明衝突極端化的歷史陷阱_風聞

孫皓暉：走出文明衝突極端化的歷史陷阱

一 新的世界格局與新的歷史課題

作者：孫皓暉   2020年，已經註定成為地球文明史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這一年，以全球新冠病毒持續加強並不斷變異的多層次衝擊為誘因，以普世災難所激發的世界各國不同的應對政策及其連帶產生的不同效應為歷史標識，世界格局呈現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為重大的實質性變化。這一變化的深刻程度，顯然已經大大超越了冷戰結束後西方世界亢奮認定的“歷史終結”人設效應：對人類國家文明在近代歷史基礎上形成的框架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戰：同時，對人類文明如何繼續向前發展，也提出了深刻新穎又內涵巨大的歷史課題。

這一新出現的世界格局，由三大板塊構成——

其一，近代資本主義文明崛起以來，傳統的世界軸心——美國與歐洲發達國家羣，已經陷入歷史峽谷，且在瘟疫泥沼中持續下滑。以國家治理能力為活體核心，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文明體系，已經在全面的社會動盪中呈現出嚴重的機體鏽蝕與肌肉萎縮效應；國家機器整體運轉效率極低，緊急狀況下的執行力與協調力極差；國家法治體系對人性惡的遏制度極低，瘋狂的極端化的個人自由主義對社會契約原理所要求的多元妥協呈現出深刻的破壞性。其經濟發展之內在張力，其社會民生之高福利光芒，已經嚴重喪失了本該具有的最起碼的自救與應急彈性，整個社會經濟呈現出不可思議的硬着陸式的剛性下跌。由此，二戰後以“七強”為軸心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羣，在冷戰大獲全勝後，以全世界難以想象的低能應急與內在分裂，幾乎是不同程度地紛紛跌入了歷史峽谷之中。

其二，廣泛存在的非資本主義與非發達國家羣，基本都處於一種兩線作戰的困難境地。一是必須全力遏制新型病毒災難的衝擊，二是必須在世界經濟大蕭條的趨勢下艱難阻止本國經濟民生的大幅下滑。傳統的熱點地區國家，還有另外一重災難——必須防止美國等傳統強權力量的無端封鎖及制裁，甚或武力挑釁與發動戰爭。可以説，沒有一個國家能在這場世界性災難中置身事外。最好的狀況，大約就是處於世界災難衝擊波的邊際效應狀態了。

其三，長期被美歐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及少數發達國家所斜視的東方文明大國——中國，卻在世界瘟疫災難的第一波衝擊浪潮中，以周嚴的、正確的、高效的、覆蓋性的社會政策應對與國家管控能力，迅速控制了疫情，使一個13億人口的特大國家迅速擺脱了緊急災難狀態，進入到全力防範零星病例的自覺防禦階段。與此同時，中國呈現出空前的民族大團結，上下協力，區域互助，國家機器如臂使指，社會空前穩定；從2020年夏季開始，中國大面積恢復生產，唯一保持了大國經濟的正增長，成為拉動世界經濟走出低谷的唯一動力。

這就是2020年形成的具有強烈對比效應的地球大格局。

這一地球格局的歷史內涵，具有永恆的真理性——世界各民族的生存方式的形成發展是多元化的，各個民族所創建的國家文明形態在本質上是平等的；世界上沒有絕對無缺陷的國家文明形態，也沒有能夠“終結歷史”的國家文明形態，更沒有一種永恆的天賦領袖世界的國家文明。強盛時期的中國古典統一文明如此，今日的美歐資本主義文明更是如此。任何國家文明要想長期保持世界領先地位，都需要不斷修正自己，不斷完善文明形態的內在缺陷；企圖一勞永逸的成為世界領袖，只能是自大狂與妄想症。2020地球病毒風暴，已經將美國文明的“世界燈塔”神話，將資本主義國家文明的“無缺陷”神話絞得灰飛煙滅了。歷史實踐證明，美國永恆居於世界霸權地位的歷史企圖心，已經與美國資本主義文明生命力之間出現了巨大的現實鴻溝。

這一世界格局尚在持續變化，將隨着時間推延不斷清晰。

可以明確得是，2020世界格局，是以各個文明形態之生命力為基礎而形成的一種國家競爭格局；它既是似曾相識的文明衝突的再版，又具有不同於任何一次因重大轉折而形成的世界格局的新的歷史內涵。新內涵的基本方面在於：這次重大轉折所開闢的未來時期的國家文明生命力的競爭，超越了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國家競爭的局部性及具體性，更超越了既往國家文明競爭的生產力基礎；將以人類在高科技時代所能達到的輝煌成果為歷史條件，進行以民族生存形態與人種生存形態為現實基礎的全方位、整體性的國家文明競爭。

由此，各個國家文明形態的種種差異，國家文明形態的內在生命力，都將以遠遠超越冷戰陣營對峙的歷史深度，第一次以清晰、深刻、全面的整體比較方式展現出來。世界國家關係的競爭形態，將在剝去冷戰時期的陣營偽裝及種種不得要領的對峙之後，進入到更為全面、更為根本的整體性“大爭之世”。請記住，“大爭之世，多事之時”八個字，是中國古典大政治家韓非子對戰國時代國家競爭形態的概括。在這樣似曾相識的時代，各個民族羣將以自主創建的國家文明為歷史平台，進行國家文明之生存方式的全方位競爭。

這是人類文明在大競爭中走向大融合的歷史序曲。

2020重大轉折所開闢的歷史前景，將是一個空前偉大的時代。它明確宣告，人類文明歷史並沒有因為某一陣營的消逝而終結；它也同時宣告，地球文明將迎來高科技時代全方位的以文明差異為基礎的國家文明形態之間的全面“大爭”；在這一歷史性“大爭”中，地球格局也將迎來前所未有的、深刻而普遍的各文明形態的大融合。在不斷快速發展的歷史實踐中，我們將必然產生一種強烈的歷史預感——這個以國家文明全面競爭為內涵的人類歷史“大爭”時代，將是人類文明融合互補，淡化文明認知差異，進而跨越非理性衝突有可能引發的人類文明同歸於盡的歷史陷阱；在全球文明相對融合的基礎上，創建全新的地球聯邦社會，完成飛向宇宙文明的偉大前奏。

應該説，人類命運的共同需求性，在這個新的轉折時期達到了歷史上的最大公約數。作為世界國家之林的眾多單元，一個國家若無視這一空前的世界新格局，無視這一歷史最大公約數，無疑意味着這個國家喪失了推動歷史前進的思考能力；若資本主義國家羣無視這一世界新格局所提出的歷史新課題，則是資本主義文明最大的悲劇。

畢竟，面臨重大歷史轉折而能當即覺醒者，往往是極少數。

惟其如此，深刻認知高科技時代的文明衝突，深刻認知文明衝突極端化的歷史陷阱，深刻認知更為殘酷的大國文明對沖，既是中國文明安全的最基本戰略需求，也是地球文明跨越非理性衝突的歷史陷阱而走向更高發展形態的最基本戰略需求。

二  基因缺失：資本主義文明的認知盲區         資本主義對世界格局的認知，必須從美國意識的變化開始。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領袖世界資本主義文明的現實格局所決定的。其後，冷戰也在將近半個世紀的兩大陣營對沖中，因蘇聯帝國陣營的解體而結束。繃緊了對抗神經的西方世界頓感鬆弛，陷入了一片狂歡。狂歡心緒的代表性吶喊，就是美國思想界極端亢奮的理論產出——歷史終結論。這一“理論”的認知表述是：世界文明的發展終止於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終極。這一臆想宣言，使整個西方世界陷入了事後連自己也覺得臉紅的扭曲性狂躁。可是，狂歡躁動之後的美國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又很快陷入了一片茫然——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沒有了敵人，往前的路應該如何走？

這個問題，對於思維正常的國家文明，顯得非常突兀。

沒有敵人了，不是更有利於向着更高社會形態的發展目標去努力麼，何有茫然之説？十足的笑話。的確，對於正常的國家文明意識，當然如此。可是，對於美國資本主義的國家意識，恰恰就是問題，而且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美國意識的茫然，來自資本主義文明的內在缺陷。

資本主義文明，是一種對人類未來缺乏認知能力的文明。

我們應該清楚地知道，在已知的人類文明形態中，所有文明都曾經提出過超越自身所處時代的人類未來社會的生存形態，以作為人類生存發展更為高遠的目標。中國古典文明在3000餘年之前，就曾經提出了“大同”社會的未來文明形態；西方古典文明在2000餘年之前，就曾經提出過“理想國”，之後又相繼提出了“烏托邦”及“太陽城”的未來文明形態的發展目標。後來的馬克思主義體系，則提出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階段的人類未來社會生存的文明形態目標。顯然，這些目標在提出時代都是沒有條件實現的。它們只是飽含激情與理想的人類，在某一特定時代依據自己的認知能力，並藉助豐富的想象力，所設定的一種關於未來社會生存的理想形態。不管這些理想目標中包含了多少缺失與謬誤，它們都是作為智慧生命種羣的人類的善性激情與智慧理性的爆發，都對人類文明的良性發展與持續前進，起到了難以估量的精神推動作用。

唯獨資本主義文明，沒有這樣的認知產出。

資本主義文明，從以資本為核心基因而生髮的時期開始，就只認定自身所創建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唯一合乎人性內在需求的永恒生存狀態；在資本主義的認知體系中，不存在未來社會的發展目標問題。

這一認知，在資本主義文明發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藉助資本主義國家羣強大的工業體系、科學體系、制度體系及傳媒體系形成的強勁輻射力，幾乎覆蓋了整個世界國家羣。對於資本主義文明發達性的認知，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歷史時段的普世認知。以致到20世紀末期時段，因為蘇聯陣營的突兀解體而冷戰驟然結束，資本主義文明的生命力，便被在既往的認知基礎上無限度地抬高了。由此，西方思想界狂妄地將資本主義文明定位為“歷史的終結”。也就是説，原本只是資本主義文明基於資本趨利本能而不自覺認定的一種自我封閉認知，在資本主義國家羣的兩次階段性勝利後，被瘋狂地固化，並亢奮地宣告資本主義已經成為“歷史的終極存在”。

這就是美國西方世界“終極狂歡”的認知基礎。

基於資本主義文明的單向認知功能，美國國家意識的思維結構也必然是單向性的。這種單向認知能力的外在呈現方式是：只有尋覓直接敵人（或曰競爭對手）的功能，沒有提出未來社會形態發展目標的功能。當然，更不會存在為未來社會形態的實現而作出實際努力的遠程規劃性質的國家認知。

基於資本主義文明形態的這一本質缺失，美國意識中的文明理念在總體上可以這樣表述：資本主義社會，就是最好的絕對無缺陷的文明社會；資本主義文明，只存在國民生活不斷提升與國家經濟不斷增長的問題，根本不存在社會形態的未來發展目標問題；資本主義文明帝國，只有不斷捕捉敵人吞滅敵人而飲血壯大的現實功能，而沒有提出新社會形態的未來發展目標並努力實現的理想功能；美國的國家行為，只有不斷獲取現實功利的義務，而沒有圍繞人類未來的共同發展目標而付諸行動的國家義務。

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實踐之路，確實是這樣走過來的。

美國是後發資本主義文明，一路走來240餘年。在這“漫長”的歷史之路上，美國文明都是飲血成長的，都是一步一步打出來的。各個階段都有明確的敵人，各個階段都有明確的盟友，各個階段都有明確的功利目標，不存在國家意識盲目性的問題。是故，美國文明始終是精神抖擻的，從立國起步到逐步壯大，到全力以赴領袖資本主義世界進行殖民主義功利奮爭，美國從來沒有喪失過敵人。

像今天這樣，突然沒有了敵人的情況，在美國歷史上當真是曠古未有。美國西方世界的敵人突然消於無形，與之強力對峙的敵對陣營也消於無形。試想，一個以美國為軸心聚攏架構的資本主義帝國霸權機器羣落，驟然之間四下找不見敵人了，龐大無比的霸權機器只有轟轟然空轉了，當真是使世界為之噤聲的最恐怖的事情。一時之間，世界沉默了。連志得意滿的美國與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也在一時狂歡後陷入了集體茫然。

在沒有敵人的和平競爭世界裏，美國的強權勢力將無處施展；巨無霸式的戰爭機器，無從飲血存活；以霸權威懾為後盾的經濟貿易往來中的獨佔獨贏，也將不復存在；美元金山將會倒塌，美國人在優裕生活之上的浪漫自由，可能將成為醜陋貧困的流浪；美國自由文化的魅力，很可能將迅速暴露出謊言欺騙的本色……總之，果真進入平等競爭的新世界，美國如何能無限度聚斂世界財富，美國拿什麼獨佔利益動員社會，美國又有什麼動力向前發展？至於帶動整個地球文明的發展，積極援助不發達國家等等，在美國資本主義文明的視野裏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美國從來沒有帶動全球發展的任何義務。

總之，對於資本主義文明的美國，沒有敵人是一個致命問題。

於是，如何尋求新的敵人，以使美國社會重新獲得滿血運轉的內在活力，就成為美國資本主義文明最緊迫的問題。但是，當此時段，資本主義文明似乎喪失了思索研究能力，竟然遲遲沒有出現自覺構建世界未來格局的深度研究成果，主流思想界更沒有出現對世界文明未來發展的深度研究。

從歷史實踐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並不缺乏研究精神，各個歷史時期也並不缺乏對世界格局深入思索的社會土壤。從生髮點上説，資本主義文明被創造出來的歷史根源，正在於“十字軍東征”後西方社會基於對東方文明的長期比較反思，才開始了文藝復興與啓蒙運動長達數百年的思想探索；在此期間，對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的黑暗性作出了深刻揭示，才在新的蒸汽機出現前後的歷史時期，創造性地構想出以資本階級價值理念為本位、以“三權分立”為政治文明根基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正是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率先崛起，給世界人類文明的競爭，帶來了新的知識體系與新的思想體系。

由此，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在血腥的原罪掠奪戰爭中，對人類世界帶來了一種與生命鮮血俱來的叢林法則的時代啓蒙；什麼是弱肉強食，從此有了血光閃耀的世界標杆。尤其是美國這個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崛起，在初期所呈現的蓬勃朝氣，在二戰時期所呈現的世界意識，與其對法西斯敵對勢力深入到國家文明層面的研究，以及努力推動建立戰後世界新秩序的種種國家行為，都曾經成為耀眼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光芒。

但是，這裏有一個巨大的根基性的黑暗縫隙的存在。

這個根基性的黑暗縫隙是，美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人類文明及世界格局的思索與研究，從來都不是基於推動人類文明向更高社會形態的發展而生髮的，而從來都是基於確定敵人，為戰勝敵人而研究敵人的國家動機生髮的；對二戰後創建聯合國及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也是從實現資本主義文明主導世界這一巨大的現實功利目標出發的。當二戰“軸心國”對美國及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形成巨大威脅的時候，當德國與日本成為美國最主要敵人的時候，美國對敵對陣營的研究是非常深刻的。其中，《菊與刀》《日本帝國的興亡》《第三帝國的興亡》等代表性研究著作的出現，典型體現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對敵研究精神的社會土壤之深厚。

所有這些國家行為，都不能掩蓋資本主義文明結構中道義元素缺乏的根基性缺陷。文明體系結構中的道義元素，特指一種文明形態在生髮創建階段所產生、所汲取的人類終極關懷精神的豐厚程度。一種文明形態在開始階段所生髮的人類善性基因越多，其對人類社會的終極目標的關懷與探索，就會愈加充分。如果，一種文明形態在生髮建構時期選擇以功利元素為主要架構，甚或為唯一的價值理念支撐面，那麼這種文明形態的道義精神，就會成為基因性的天然缺陷，永遠的呈現為面目猙獰的功利本位主義文明。

畢竟，人類生命種羣有別於任何其餘生物種羣，其高遠悲憫的終極關懷與內在發展精神，是人類區別於任何生物種羣的根本界限。沒有道義精神的人類惡性文明，雖然也會產生一定的客觀性的歷史作用，但終將會成為被人類摒棄的惡性存在，成為人類前進中的歷史遺蹟。

令人遺憾得是，以資本趨利功能為核心價值理念的資本主義文明，就是這樣的一種道義缺失的文明。因此，資本主義文明所能達到的歷史發展最高度，就只能是以強大霸權力量主宰世界秩序，藉以最充分的實現其飲血功能。這個功能性歷史目標一旦達到，資本主義文明將無可挽救地陷入持續衰落，直至崩潰滅亡；其最終存在形式，只能是融合為人類新時代所創建的共性文明的邊緣部分。

這就是説，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茫然無措，不是研究精神與思索能力的缺乏，而是文明基因的本質缺陷帶來的認知盲區的存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研究仍然會持續下去，只不過依然是隻尋覓敵人，而不是尋求實現人類文明更為高遠的發展目標。三  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國策效應

終於，在蘇聯解體後的第三年，“文明衝突論”出現了。

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1993年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了題為“文明衝突”的文章，認為冷戰後國家之間的衝突仍然存在，並簡要分析其原因並列出其表現形式。這篇文章的潛台詞很清楚——國家衝突存在，美國的敵人就依然存在；不同的是，要以新的思維去發現新的敵人。僅是如此一篇破題文章，頓時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強烈反應及多方爭論。擁戴者自感醍醐灌頂大解飢渴，反對者則眾説紛紜各方質疑，包括斥責其命題古老毫無新意。

歷經3年的思想整理，1996年底，亨廷頓出版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對自己的“文明衝突論”作出了相對系統化的進一步闡釋。從基本方面説，亨廷頓對冷戰後世界格局變化的認知，有四個值得注意的出新方面—— 

其一，兩極世界結束後，世界政治正形成一個多極化的發展趨勢，各種國家衝突不是減少了，而是更加突出和更加複雜化了；新的國家衝突，不再是民族國家或意識形態，而是文化和文明的差異。

其二，對國家最重要的分類，不再是冷戰中的三個集團，而是世界上的七、八個主要文明。其在書中的排列次序是：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有可能的非洲文明。

其三，在這個新世界中，文明的衝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世界亂象呈現無序化狀態；恐怖主義氾濫、宗教衝突加強，各種亂象不斷生髮；種種災難現象，有可能帶來世界失控現象。

其四，既往的世界秩序理論（和諧整體發展等）都完全過時，只有以若干個文明單元劃分世界，才可以理出一個較為清晰的衝突框架，才易於把握未來的走向。

表層地看，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拋棄了既往資本主義世界的西方中心論立場，將新時期的世界格局定位為“多元文明的衝突”，似乎很客觀。也正是這一特徵，引起了中國知識界與諸多非資本主義國家知識界的較為熱烈的反應，他們為西方思想界的“客觀”立場，以及好容易獲得的一次與資本主義文明“平等”的説法，很是興奮了一陣子。從本質上看，這完全是一種膠柱鼓瑟的“吃瓜”反應。

何為膠柱鼓瑟？以不得要領的蠢笨方式堵住了真正的琴音發聲部位也。要真正認識亨廷頓理論的真實意圖，及其所追求的實際效應，就必須認真全面地分析“文明衝突論”及其關聯效應，而不是以個別論點的共鳴性而作出全面的價值肯定評判。

首先，從內容上看，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並不是一種“預言”性質的理論，而是一種“發現”性質的理論。這兩種思想產品的區別是：對尚未出現的未來事物所做出的種種預測及分析構成，稱之為“預言”；對歷史上或現實中客觀存在並反覆出現的事物或現象，作出前所未有的認知揭示，稱之為“發現”。也就是説，亨廷頓所論述的文明衝突現象，在本質上並不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衝突形式，而是從來就有並反覆出現的。如果要從高科技時代的文明衝突的形式特點出發，説亨廷頓理論具有新意，也未嘗不可。但是，這依然不能取代歷史上曾經的客觀存在。

至少，從2000多年前的亞歷山大東征開始，當時的東西方文明衝突就出現了，並且在環地中海地區留下了所謂“希臘文明圈”的歷史存在。後來的羅馬帝國東擴，並與東方第二波斯帝國的殘酷戰爭；再後來200年左右的“十字軍東征”，更後來的資本主義初期大規模的殖民主義原罪戰爭等，更是極端化的殘酷性的文明對沖。其中，中國古典文明與北方遊牧文明（匈奴）長達1000餘年的衝突與融合，更是世界文明衝突長期化的典型；歐洲地區在羅馬帝國跌落為一地碎片後，所經歷的100餘年的“宗教戰爭”，更是奠定歐洲中世紀國家基礎的地區文明衝突典型。

亨廷頓的認知誤區在於，他將自己實際是“發現”性認知的研究性陳述，當做了預測性的“預言”，且作出了論斷性表述。因此，亨廷頓的著作缺乏對歷史反覆出現的文明衝突現象做出基礎性的陳述與解析，更沒有總結開掘文明衝突現象所呈現的共性法則類的歷史啓示，或者文明衝突歷史所積累的某種經驗教訓。這種基礎性缺失，使亨廷頓的理論自動拋棄了系統研究所應該呈現的體系性內容，而完全跌入了政策應對的實用主義水準，成為與當時的布熱津斯基、莫伊尼漢等策論家共同爭鳴的國策專家羣之一員。

但是，這一缺失並未影響亨廷頓文章與著作的國策效應。

從達成目標看，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的問世目的，本來就不是出版一部文明史研究著作了事，而是旨在喚醒資本主義世界在冷戰後的集體無意識狀態，是要填充西方世界在一時失去敵手後四顧茫然的精神真空狀態。一般意義上説，研究著作與實際國策是兩種形態的理論產出：對策一般不需要基礎深度，只需要實用可行；著作一般不需要實用可行，只需要認知深度。從這樣的意義上説，亨廷頓的目標顯然是達到了。他本來就是“預言”式的論斷表述，要得就是國策效應，而不是理論效應。

同時，在資本主義國家意識中，與《大混亂》《大失控》等諸多夾雜大量現象陳述的策論著作相比，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相對明晰，也有相對的歷史高度，對現實國家關係的覆蓋性也更為廣泛。在美國的國家意識看來，無論這一理論有沒有歷史基礎，無論它是“發現式”還是“預言式”，它都有極為現實的政策意義——既可以在無比寬泛的時空尋求並確定潛在的“競爭對手”，更可以具體地、即時地確定當下應當打擊的“敵人”或“流氓國家”。在如此邏輯演變之下，美國霸權力量將在“西方文明”之外有數不清的“文明差異”國家，可以隨時隨地將任何不同文明國家確立為“敵人”。

顯然，亨廷頓無意“發現”的歷史認知，為資本主義世界發掘出了一種迴歸人類文明基礎差異的古老的“尋敵”依據，藉以能夠為美國霸權尋求源源不斷的敵人。對於美國意識，這一理論的現實可行性實在是一勞永逸，實在是妙不可言——只要人類文明差異存在，資本主義世界就永遠不缺敵人。於是，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儘管因基礎淺薄而僅僅成為一時的理論泡沫。但在冷戰後的國策應對思潮中，卻實實在在的引導美國走出了“尋敵乏力”的認知困境。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在1993年前後，西方世界政治羣落中與亨廷頓持同一理念者不在少數。在此之前，西方世界已經開始了整合資本主義國家陣營的努力。1993年，“歐洲聯盟”（歐盟）正式成立，在1967年成立的“歐洲共同體”的基礎上，更加組織化與協作化，成為能夠獨立發行貨幣的實體化形態，並依稀具有統一歐洲的大趨勢。應該説，這是美國為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為即將到來的“文明衝突”時代預為綢繆的步伐。

自歐盟成立及北約同步擴大，冷戰後第一時期的世界格局的實際態勢是：無論世界其餘地區的力量發生什麼樣的變化，“西方文明”的國家陣營已經赫然列成，進入待戰狀態。與此同時，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也已經明確了兩個對手目標：一個是有現實威脅的諸多“恐怖主義”勢力及“流氓國家”，一個是有足夠份量的潛在競爭對手——中國。

由此，美國首先將消滅“恐怖主義”與震懾“流氓國家”放在了第一位，中國問題暫時居於第二位。在敵人已經明確的大格局下，美國霸權精神再度振作，並預先給新的敵人精心設計出四面“罪犯辨識旗幟”：一曰恐怖主義，二曰大規模殺傷武器，三曰破壞人權，四曰流氓國家；同時，對於由美國力量操縱的滲透它國的叛亂勢力，則插上一面“獨立自由”的道義同盟旗幟。在其後的二十餘年中，這五面“罪犯旗幟”被美國霸權行動與連綿不斷的局部戰爭，已經插得滿世界血色迸濺了。

但是，美國霸權在既往竭力維護的“文明道義”迷彩，也被自己徹底抖落而完全顯示出浴血猙獰的真面目。世界大多數主權國家，因美國資本主義世界在這一時期毫無遮掩的單向霸權行徑，深刻清晰地看到了美國在國際關係中奉行“雙重標準”的粗鄙與殘酷，美國的“道義燈塔”第一次遭到了世界性的自我毀滅；美國霸權與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黑暗性，第一次成為非資本主義國家羣的普世認知。客觀地説，美國在二戰之後形成的道義制高點，在冷戰後的“尋敵”風暴中完全淪陷，曾經覆蓋世界的美國文明魅力一去不返了。

問題的另一面是，美國的自我感覺卻非常良好。

依據“文明衝突論”的“尋敵”邏輯，冷戰結束後的30餘年間，以“西方文明”為利益集團標識的美國霸權碾壓世界，一時風頭無二，似乎處處都沒有敵手。進入奧巴馬時期，美國已經志得意滿，膨脹到了歷史最高點。在澳大利亞一次國際活動的公開講演中，奧巴馬公然提出，“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與對資源的消耗數量”，是中國及其餘國家不能達到的禁區標準；如果中國人也過上了美國人一樣的生活，世界資源是無法承受的。這一宣告的背後邏輯非常清楚：有限的世界資源只能優先保證美國人的生活水準，中國和其餘非資本主義國家，必須比美國窮，必須比美國弱。可以説，這種沒有任何遮掩的極端化野心宣示，是人類文明史上最為粗鄙也最為野蠻的國家意識。

至此，美國全面謀劃“重返亞太”，準備對最後一個大國敵手，一個足夠份量的競爭對手——中國，發動全面威壓與戰爭準備了。四  美國悲劇提出的文明存亡新課題

歷史的幽默，往往是令人瞠目結舌的。

就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尋敵”效應風生水起的時候，資本主義頭狼的美國，卻發生了國家運轉軌道嚴重扭曲的悲劇——美國特朗普政府驟然脱離資本主義世界剛剛確立的對敵認知，一頭烖進了國家意識大混亂的泥坑，在全世界開始了幾近國家失憶狀態的瘋狂鬧劇；當其時也，恰逢覆蓋世界的新冠病毒大沖擊，美國應對乏力，整個社會陷入嚴重的災難混亂。由此疊加所形成的“美國悲劇”，帶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驟然跌入了黑暗峽谷。

孰能預料，歷史以如此驚人的方式，打開了新的世界格局。

特朗普是一個純粹的大商，是一個正宗的大資本家；同時，也是一個沒有任何政治錘鍊，且已經再也沒有錘鍊餘地的70餘歲的固化老人。喜歡尋求刺激的美國社會，在選擇黑人擔任總統尚覺不錯之後，又選擇了一個已經固化的老資本家做總統。就社會意識的基礎面看，這一選擇顯然意味着大資本羣落對美國的既往道路要有所“糾偏”。對於這一基本點，美國以白人社會為基礎的資本羣落是一心贊成的。否則，在特朗普“糾偏”陷入災難泥沼之時，美國白人社會的反應豈能如此激烈？

但是，美國白人社會與大資本羣落沒有料到，正是因為特朗普將國家完全當做了一傢俬人大公司去辦，最充分的以國家行為發揮資本逐利的價值功能，走上了違背國家平台綜合功能要求的極端化道路，才導致了無可挽回的“美國悲劇”的發生，

須知，人類所創建的國家平台，畢竟有超越任何一個階級要求的某些最基本的共性綜合特質。即或是構成資本主義文明最本質元素的大資本羣落，譬如美國政治羣落的“建制派”，也不能完全無視國家平台與資本家公司相區別的那些共性綜合特質。誰要以偏執極端的集團利益為唯一的國家功能，肆意違背國家平台運轉的最基本共性特質，誰就會將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搞得一團混亂，就會將這個國家帶入社會分裂的悲劇，最終使這種國家文明形態走向崩潰。

這就是特朗普造成“美國悲劇”的深層根源。

特朗普執政，立即以固化老資本家特異的國家認知，將以“文明衝突論”為基礎的“尋敵”方式，來了個大大的反轉。特朗普政府認定：美國既往的“尋敵作戰”國策，並沒有給美國帶來經濟上的豐厚收入，並沒有使美國人過上更為優裕的生活；美國稱霸世界的“尋敵作戰”方式是錯誤的，結果反倒是美國吃虧，完全有違大資本羣落的價值理念；正確的美國國策，應該立即迴歸純正的資本逐利功能，以那些使美國“吃虧”的國家與工商業集團為敵，打擊它們，封鎖它們，制裁它們，消滅他們，從而絕對維護“美國優先”的神聖原則。只有徹底“糾偏”，只有徹底脱離美國既往的 “尋敵”理念，才是使“美國重新強大”的不二法門，才是美國逐利於全世界的真諦。

特朗普的國家認知，實在是資本文明的原教旨主義迴歸。

二戰之後，美國提升資本主義文明水準的歷史腳步，已經基本上中止了。美國意識認定，資本主義文明已經發展到無缺陷狀態了，已經是“世界燈塔”了。由是，美國社會日益走向淺薄與浮躁，各種頹廢思潮與反倫理、反人性的畸形叛逆思潮，風靡美國社會；決定國家意識的社會政治生活，已經演變為嚴重粗俗的廣場化及娛樂化；美國人追求新鮮、追求刺激、追求絕對自由的粗鄙浮躁心理，伴隨着低素質移民人口的大大增加，已經瀰漫全社會。二戰前後的魅力美國，迅速演變成為一種世界性潰瘍。

在此等國民社會形成的基礎大勢之上，特朗普政府獨有的、新奇的、粗鄙的、直接訴諸財富移民及國民收入等淺層社會問題的“精算會計師”式的國家政策，立即激起了美國社會的強烈反響。傳統的美國白人社會，立即認定特朗普迴歸了資本正道，迴歸了白人正宗及白人至上的美國精神，激情地鐵心地支持特朗普政府。黑人社會與其它人種的美國人社會，也同樣覺得“美國優先”並大佔世界便宜，實在是暖烘烘的過好自家日子的國策，如此何樂而不為焉。

於是，美國的國家行為突然大轉向，一切向錢看。

獨特的“美國悲劇”開始了。一切以美國獨贏獨佔為目標，展開了光怪陸離的“美國多面打”風暴。以消滅中國貿易順差為重點，大樹貿易壁壘，大肆推行美國司法創造的“長臂管轄”，以種種前所未有的特異方式制裁中國及其高科技企業；同時，國家貿易戰處處烽煙，誰在美國有貿易順差，誰就是美國的敵人；任何國家條約，任何世界組織，只要不能使美國獲得顯而易見的當下重大收益，或美國不能一言堂的場所，則美國立即退出；任何國家只要有美國駐軍，就必須向美國繳納鉅額的保護費——在既往駐軍費基礎上大大提高——否則美國撤軍；韓國、日本、歐洲，一律如此。其中，以對中國的貿易戰最為全面，最為強硬，甚至不惜直接制裁中國政府官員。如此短短四五年之間，美國粗鄙霸權掀起的勒索收費風潮、貿易壁壘風潮、阻斷移民風潮、退出世界組織風潮、貿易戰風潮、地區挑釁風潮、高價軍火風潮等一時瀰漫全球。

一時之間，美國幾乎就要回到“光榮孤立”時代去了。

正當特朗普掀起的“挖錢狂潮”肆虐於全世界之時，世界範圍的新冠病毒衝擊波開始了。任誰也預料不到得是，第一個頂住瘟疫衝擊波而持續穩定下來的，竟然是被西方世界一片唱衰的中國；第一個在病毒衝擊波中轟然倒下的，竟然是醫療水平最高、科技實力最強、生活順準最高且號稱“文明無缺陷”的美國。在災難與動盪中，強大富裕的美國、世界燈塔的美國、自由民主的美國、文明無缺陷的美國、月亮都被外國圓的美國，竟然被一場大規模的新冠病毒衝擊波全面擊垮，傷痕累累，連白人社會與資本羣落的根基都鬆動了。美國社會各羣體之間的裂痕，美國政府的管理混亂，美國整體自救能力的低下，美國大選的層層黑幕，美國國會被攻陷的社會動亂等等等等……既往那些幾乎無人相信的美國文明缺陷，都已經實實在在的擺在了全世界面前。

今天，當特朗普政府已經成為世界笑料的時候，強大的美國光環也如同流星尾焰一樣，在大規模病毒與社會動盪的持續衝擊下，黯然黑化了。可是，直到特朗普下台，世界輿論依然基本保持着沉默。

歷史過山車太過粗暴，世界需要時間消化一場突兀的悲劇。

但是，就歷史實踐所催發的世界反思效應説，美國的“特朗普悲劇”，或曰特朗普的“美國悲劇”，對國家文明的興亡卻實實在在提出了一個新的歷史課題——國家元首假若過於偏離國家政治的一般性軌道，陷入過於偏執的個性化國家認知，對一個國家的實際影響會有多麼深重，會不會直接導致國家崩潰或最終滅亡？如果這種危害是可能的，一個文明國家應該如何預防？

世界將如何回答這一拷問，尚在各民族國家的自我思索中。

單就“美國悲劇”的演變前景看，特朗普翻不了天，顛覆不了美國文明。雖然，美國法治雖然已經暴露出重大缺陷，但確保最高權力有風險的交接成功的自救能力，在美國還是基本穩定的。美國文明真正的“阿喀琉斯之踵”，並不在表層的國家權力秩序，而在美國社會基礎的構成缺陷，在美國只有人種主體而沒有民族主體的獨特的社會深層裂痕。因此，總體上説，特朗普所導致的“美國悲劇”，不會對美國造成毀滅性結局。

美國文明時間雖短，但卻是一路戰爭一路飲血走過來的超級實力大國。這種深度裂痕所引發的社會陣痛，一定時段內確實會影響美國的實力增長，但也會得到相應的修復。另一方面，就自然災難性的疫情後續發展説，美國一定會因自己的嚴重失誤而付出更為沉重的生命死亡代價。但是，美國畢竟有強大的綜合國力與科技實力，一旦國家運作進入相對正常化軌道，再加上有可能的各種世界援助，數年之間，美國應該會從歷史峽谷中以滿血復活的狀態走出來。

但是，就歷史實踐的發展趨勢看，2020瘟疫災難與特朗普效應相疊加而鑄成的“美國悲劇”，已經撕開了美國文明不那麼厚實的歷史防護罩，已經使美國文明產生了相對深度的全面震盪。如此程度的國家悲劇，對美國文明已經發出了極其嚴重的歷史警訊——美國文明的歷史命運，將取決於美國文明的結構性缺陷能否在災難之後得到深刻的自我完善？如果不能，那麼這種已經產生嚴重裂痕與暴露出根基性缺陷的文明形態，能否經得起下一次內部動盪與外部風暴的深層次全面性的殘酷衝擊，就成為一個危險係數極高的歷史懸念了。

這樣的歷史趨勢，畢竟已經開始了方向性的衍化。

雖然如此，美國霸權還是會帶着累累傷痕，在世界範圍內進行跛足衝撞。因為，沒有敵人的美國，就無法感知自我，無法延續霸權。

在人類文明歷史上，只要文明差異存在，文明磨合、文明競爭及文明衝突，甚或極端化的文明對沖，就不會消失；文明衝突極端化的歷史陷阱，就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當代高科技生產力條件下，歷史上曾經存在的文明衝突，會以什麼樣的新方式出現，我們尚未有一定程度的實際認知。在這樣的意義上，“文明衝突論”在當代所引發的“西方文明”對其餘文明的自覺對沖，在這次因“美國悲劇”而出現的世界格局重大轉折的時段，只會暫時消失。在這一轉折之後，“西方文明”一定會再度迴歸“尋敵”邏輯，國家文明形態的競爭與衝突，將會在更高階段上回歸曾經的歷史軌跡；世界範圍內的文明衝突，將在現當代高科技條件下以更為多元而全面的方式展開。五  三大戰略：應對文明衝突的中國歷史經驗

在人類國家歷史上，中國是唯一全程走來的文明大國。

在人類文明衝突歷史上，中國是從來沒有失敗過的大國文明。

當以美國為軸心的“西方文明”——亨廷頓單獨列出的囊括了全部西方世界的一個文明板塊——剝去了一切道義迷彩外包裝，而將未來的國家關係迴歸於全面性本質性的文明衝突，使人類各個民族以國家文明為歷史平台的生存方式競爭進入全方位衝突時，中國民族羣是淡定從容的，是沒有絲毫生疏感的。因為，對於只有200餘年歷史的美國文明，及只有1000餘年歷史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文明衝突是一種頗有新意而又方便“尋敵”，同時又非常適合資本主義文明主動攻擊性的一種國家關係狀態。但是，對於歷經5000餘年滄桑變幻的中國，文明衝突只是鐫刻在國家意識與民族精神歷史中的紛繁複雜甘苦難辨的深刻年輪而已。

由於地球自然地理環境的原因，中國與美國及西方世界的距離相對遙遠。在農耕經濟及冷兵器時代粗樸的交通條件下，中國與西方歐洲文明的核心生長點——地中海文明，中間橫亙着廣袤的西亞（中東）地區及中亞大沙漠與南亞次大陸地區。因此，在世界近代史之前，中國與歐洲早期的古希臘文明與古羅馬文明，沒有直接發生文明衝突的歷史條件；到歐洲中世紀時期，同樣由於山重水複的西亞、中亞、南亞的阻隔，歐洲的“十字軍”也無法越過這些廣袤阻隔而直接衝擊到遙遠的東方中國。因此，直到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羣崛起，東方中國對於歐洲西方世界，已然是一個遙遠而神秘的國度；對於後起的美國，中國則更是一個古老而神秘的文明存在。同理，“西方文明”世界對於中國，也是一片朦朧的存在。

但是，這絕不意味着中國文明是在太平長河中走來的。

在資本主義文明出現之前，世界範圍內的文明衝突熱點區域，是以世界範圍內的國家羣數量分佈為歷史基礎形成的。當時的國家集中區域是三個：其一,是早期國家羣最集中的西亞（中東）地區，在世界軸心時代（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200年）來臨之前，這一地區曾經有12個早期國家（當時的世界國家總數是15個），是世界早期國家文明衝突最激烈的地區。

其二，是歐洲西部的地中海區域，先後有古希臘聯邦、亞歷山大帝國、古羅馬帝國三個國家存在；整個歐洲進入中世紀封建社會後，歐洲地區的國家數量大為增長；因此，包括歐洲在內的整個環地中海地區，同樣也是國家文明衝突激烈化的地域。

其三，是亞洲的東北亞地區及南亞、東南亞地區，以古老的中國文明與印度文明為大國文明形態，在公元10世紀已經增長到數十個國家，也是國家文明衝突激烈化的地域。

總體上説，在世界古典文明時代，這三個地區的文明衝突，在加入遷徙無定的遊牧民族力量因素之後，呈現為三種歷史形式的文明衝突：其一，本地區內各國之間因文明差異（主要是宗教形態不同）而引發的文明衝突；在羅馬帝國滅亡後，歐洲各國長達100餘年的“宗教戰爭”；西亞地區的波斯帝國與阿拉伯帝國之間的長期戰爭衝突。都是地區文明衝突的典型。

其二，兩大地域之間的國家文明衝突。其歷史典型，是從公元前300餘年亞歷山大東征開始，直到歐洲中世紀後期的“十字軍東征”的1000餘年裏，歐洲文明與西亞文明的長期性劇烈對沖。

其三，地區國家文明之間的衝突，與對世界遊牧民族文明對沖夾雜在一起的全方位、長期性文明衝突。這一類型的文明衝突的典型，正是中國文明在1840年之前走過的漫長的文明衝突的歷史道路。若再將1840年之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羣對中國文明的原罪戰爭連續計入，則中國文明所經受的歷史性衝擊，在世界文明歷史上堪稱最為深重、最為長期、最為殘酷，所經歷的衝突方式又最為豐富多元的全方位文明衝擊。

在如此浴血奮爭中走過來的文明中國，是世界唯一的存在。

惟其如此，中國所積累的文明衝突的歷史經驗教訓，對於人類在未來高科學技術時期的文明衝突，及走出文明衝突極端化的歷史陷阱，都具有深刻的啓迪性認知，是人類文明在競爭融合中走向更高發展階段的歷史燈塔。其中，中國文明在與遊牧民族文明對沖的1000餘年裏錘鍊出的三大戰略應對，是中國文明永遠的驕傲。

在人類冷兵器時代，世界遊牧民族力量擁有的以集羣騎兵為主力的快速打擊能力，幾乎是所向無敵的。單向地説，從公元前700餘年開始，世界範圍內的遊牧族羣開始逐漸聚合，並逐步形成，不斷滾大，且階段性地形成有分、有合、有政權的軍事集團。大約從公元前四五世紀（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開始，世界遊牧力量主要聚合在東北亞地區，對中國文明造成了長時期的巨大沖擊。在這樣的世界性強力黑潮的衝擊下，中國文明開始了從春秋戰國時代直到三國魏晉時期的對匈奴“胡患”長達1000餘年的文明對沖歷史。

中國文明以厚重精細的農耕經濟為根基，以嚴整的國家組織力量為主導，以深邃的戰爭文明水準與強大的軍事力量為直接打擊手段，輔以持之以恆的國家層面與民間層面的長期融合國策；歷經春秋時代的“尊王攘夷”、戰國時代的常態對峙與局部反擊、秦帝國時期的大規模反擊、西漢中期的大規模反擊、東漢時期的連續反擊，與三國時期曹魏集團持續對峙，加之長期對匈奴勢力的融合與分化國策，終於取得了這場“文明對沖”的巨大勝利。其時形成的歷史格局是，將同時聚合了歐洲東部大多數遊牧力量的“匈奴集羣”，有效分化為南北兩大集羣；南匈奴集羣全部歸化中國文明，北匈奴集羣大為衰落並遷徙東部歐洲。至此，與中國文明對沖1000餘年的匈奴集羣宣告歷史性失敗，大為衰弱的北匈奴集羣大規模向西方席捲而去，成為蹂躪西方世界的“上帝之鞭”。

雖然如此，這仍然只是中國文明史上的一個篇章而已。

在之前之後的中國歷史上，也從來沒有減少過各種規模的文明衝突。直到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以“代差”性熱兵器為原罪戰爭手段，中國才陷入了將近兩百年的水深火熱的歷史災難。200餘年之後，中國文明浴血重生，又以無可遏制的趨勢重新成為強大的現代國家。

認真審視中國在漫長的文明衝突中走過的歷史道路，總結我們應對文明衝的最為根本的經驗，主要是長期恆定的三大戰略——

其一，強韌而又持之以恆的良性共贏的文明融合戰略

能夠超越政權形態的興亡，而一貫秉持文明融合國策，來自於中國文明內在結構中偉大而深厚的道義根基。中國文明，在本質上就是一個以“自強自立”為本位的偏向於內在完善的文明形態。在2000多年前，中國人就提出了超越時代的“大同”社會的高遠目標。在此後的歷史上，中國從來沒有主動發起過訴諸戰爭的大規模文明對沖，從來都是被動迎擊一波又一波衝擊浪潮。這種漫長而穩定的文明生存姿態，在歷史上釀成了一種歷久彌香的中國文明的獨特魅力——親和而智慧，樸實而高貴，浩大而堅實，精美而厚重，真正的樂於容納百川而自成汪洋大海。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移民羣體，只要真正生活在中國之後，都很快化成了中國人，包括最難融化的古猶太人；期間答案，就在中國文明與生俱來的對“人類契約精神”的力行實踐——相互理解、相互妥協、共存共榮的偉大民族精神。在未來的高科技時代的文明衝突中，中國在繼承文明融合傳統之後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定會弘揚出新的璀璨的歷史光芒。

其二，以創新競爭為本位的自身壯大戰略

中國文明的內在結構，具有“多元互撐”的天然合理性。其中的奮爭創造精神，是中國文明最為寶貴的動力性價值體系。中國原生文明的根基特質，是天然排斥保守性的。這種創造性，非但表現在社會人文形態的文明架構創造力上，更為基礎的方面是表現在生產力的不斷推陳出新上。不要忘記，中國是最早進入鐵器時代的國家，中國在戰國時代的大型水利工程的建造水準就已經是超越時代的，中國的冷兵器製造水準更是世界超一流的；中國的基礎科學研究與工藝技術的創新，在古典文明時代同樣是領先世界的。這種以“大爭之世”為本位的科學技術創新精神，成為文明衝突中保持強大國家實力的最深厚基礎。如果沒有這樣的生產力創新基礎，秦漢時代對匈奴集羣勢力遠距離戰略大反擊，就是不可能的。

繼承並進一步發展這一戰略國策，就要摒棄在後來歷史上形成的漠視與遏制技術發展的保守主義思想體系，就要與中國原生文明時代的大創造精神對接，摒棄依靠外部科學技術輸入的“造不如買”的捷徑理念，將中國的科學技術實力推向新時代的巔峯。

堅持這一優良的傳統戰略國策，有着與現實需要相結合的認知基礎：在高科技時代的文明衝突中要立於不敗之地，首先就要在重型戰略武器系統的建設方面處於優勢地位，就要大幅度超越中國自近代以來居於弱國地位而形成的“火力不足恐懼症”；否則，不足以應對極端化文明對沖的最殘酷戰爭形態；只有在科學技術全面創新的基礎上，才可能形成重型化的遠程戰略武器系統的不斷升級。只有通過堅持創新生產力的歷史戰略，將中國的戰爭實力推向世界超一流水準，才能為跨越大國文明對沖的歷史陷阱做好實際準備。

其三，堅持統一文明本位而凝聚中國民族精神的戰略

詳察中國走出文明衝突極端化陷阱的歷史道路，其最重要、最核心的歷史經驗，就是中國統一文明本位所生髮所激揚的雄厚民族力量。舉凡中國統一文明強固之時，都是中國文明大開放大融合的鼎盛時期；舉凡中國處於分裂分治時段，都是中國在文明衝突中處於乏力的歷史時期。因此，弘揚中國統一文明本位的強固傳統，堅定徹底地反對一切分裂，是中國文明走出文明衝突極端化歷史陷阱的最為基礎的戰略法則。在未來高科技時代時代的文明衝突中，要持續強固統一文明本位的歷史傳統，就要將中國當代現實的政治文明體系——社會主義國家形態與中國統一文明的歷史傳統——中央集權的統一文明體制，進行大膽的無縫對接，藉以實現中國文明在新時代的歷史與現實的一體化融合，給中國當代政治文明輸入強大的歷史力量，在歷史風暴中發展成為強大的新生文明形態。

三大戰略傳統在前，中國文明將“如日月之恆，不蹇不崩”。

我們所能做到的，就是滿懷信心地迎接即將到來的歷史風暴。

2021年1月18日

西北大學•中國文明史研究院

作者簡介：孫皓暉，男，漢族，1949年生於陝西三原，畢業於陝西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曾任西北大學法律系教授，國務院首批特殊津貼的專家。1993年秋天，孫皓暉動筆寫《大秦帝國》。2008年4月，歷時15年創作的《大秦帝國》全套在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共6部11卷，504萬字。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現秦帝國時代的長篇歷史小説，在2009年3月中國小説學會評選的“2008年度中國小説排行榜”中居長篇小説組第二名。《大秦帝國》電視連續劇（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已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