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從工具升級到社交降級，逃避“社恐”不如面對“社恐”_風聞

文/陳根

當前，隨着社交工具的不斷升級，年輕人卻在經歷着“社交降級”。

“涉恐”，即社交恐懼症，一直在網絡上流行着。社交平台探探聯合中國青年報、中國社會科學院，曾面向探探平台內的用户發起問卷調查，針對當下年輕人的社交情況展開深入調查分析。調查發現，超四成用户自稱“社恐”。以至於在各類社交網站的搜索框中鍵入“社恐”二字，都能出現大量的相關話題討論。

從微博的“社恐的開學日有多可怕”、“社恐的崩潰日常”、“社恐過年絕望瞬間”的話題，到豆瓣的“社恐最高興的瞬間”、“社恐星人日常”、“為了拯救自己的社恐你做了哪些努力”討論小組，人們以圖片文字等形式，表達着自己在生活中關於社交的恐懼。

**社交恐懼症，儼然從一類嚴肅精神疾病成為一種****文化流行病。**究竟什麼是社交恐懼？在恐懼社交的同時，人們還在恐懼什麼？

名為“社交恐懼”的精神疾病

社交恐懼症，不是人們隨意的杜撰，而是真實存在的精神疾病。

 1980年，社交恐懼症（也稱社交焦慮症/社交焦慮障礙，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以病名的形式，出現在當時權威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SM-3）診斷手冊上。社交恐懼症被認為是一種以社交場合中的恐懼和焦慮情緒為特徵的焦慮症，在醫學上屬於一種精神疾病。

在最新一版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SM-5中）中，社交恐懼症是對於社交場合有明顯的、不合理的恐懼；暴露於社交場合下會感到強烈的焦慮，擔心別人有負面評價；迴避社交場合，如果無法迴避，就變得非常緊張。症狀持續時間超過6個月即可被診斷為社交焦慮障礙。

根據世衞組織2017年世界心理調查顯示，在所有國家/地區，SAD30天、12個月和一生的患病率分別為1.3％、2.4％和4.0％。在低/中低收入國家以及非洲和東地中海地區，SAD患病率最低，而在高收入國家以及美洲和西太平洋地區，SAD患病率最高。

此外，由於人們對該病症普遍認識不足，大量的病患被輕描淡寫地認為是“膽小、內向”而未受重視，導致社交恐懼症的病患數量統計趨於保守。儘管調查研究結果顯示，社交焦慮障礙患者中僅有一半天生性格內向。但顯然，內向與社交焦慮並不一致。

調查發現，七成的內向者並不覺得社交是件令人害怕、不安或者有壓力的事，他們只是不那麼願意多跟人接觸。事實上，內向者不見得會覺得自己的性格特點**“不好”****，但是社交焦慮障礙患者並不會正面評價自己的特點**。

從本質看，社交焦慮障礙的診斷要點中包含一些內向性格不普遍具有的特質**。**比如，社交焦慮障礙通常和焦慮症、抑鬱症、惡劣心境等精神障礙同時發生；社交焦慮障礙讓患者承受着強烈的迴避行為對生活帶來的巨大影響；社交焦慮障礙患者的生活質量明顯受到病情的影響，而這並不是一種性格特質會發生的影響。

社交恐懼症的發生與先天基因密切相關。2017年一項發表在《精神病遺傳學雜誌》（Psychiat Genet）上的研究表明，SLC6A4作為一種單核苷酸多態性，涉及到運輸血清素在中樞神經系統周圍，而SLC6A4則能引發社交恐懼症。 

此外，社交恐懼症的發生也與神經系統有着密切關係。2019年，浙江大學醫學院的研究人員，在Cell Press子刊Neruon發表研究論文。研究人員發現，當實驗小鼠經歷社交恐懼表達後前額葉皮層有大量c-fos激活，而用藥理學方法失活前額葉皮層則大大降低小鼠的社交恐懼程度。**這意味着，**前額葉皮層直接調控社交恐懼的表達。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匈牙利洛夫德大學的Monika Miklosi博士曾提出關於社交恐懼症的3種心理學相關因素，包括人格素質因素、創傷經歷以及條件反射。

但不論是先天基因，還是神經系統的調控，抑或是後天的心理學作用，從精神疾病的角度來看，社交恐懼症都不是一句簡單的玩笑，而是一類需要進行專業治療的精神類疾病。

名為“社交恐懼”的文化流行病

除了作為醫學上的精神疾病，近年來，“社交恐懼”越來越多的作為文化流行病而在互聯網上傳播。一波又一波關於“社恐”的討論浪潮之中，“社恐”已然成為網絡熱詞。

相關的媒體敍事相應而生，從南都週刊的《社恐的我，一天有25個小時不想見人》，到冰點週刊的《社恐青年的自我修養》，再到新週刊《社恐怎麼了，吃你家大米了？》，媒體為**“社恐”提供了平台****，也展示着當代社會人們的種種社交困境**。

有研究顯示，有 71% 的人在公共場合為了不和熟人打招呼，寧願繞道多走路； 62% 的人被拉去週末的聚會，收到“有人來不了下次再約”的消息，心裏會突然鬆了口氣；在地鐵、公交等公共場合，28% 的女性看到有座位空出來想坐過去，可又怕鄰座的人多想，男性中這個比例則達到了43%。

為什麼社交恐懼氾濫在我們的現代生活裏？事實上，“社恐”能在網絡上流行，本身就因為其高度關聯着現實生活中的實踐，更潛藏着人們為之賦予的意義，透露出人們真實的社交訴求。當一個社會不想去面對某些問題時，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為之賦予病名。

換言之，一定程度上，社交恐懼是人們對社會社交的逃避。因為**“得病”，能幫助人們在面對問題時更心安理得。**就比如，“賴牀”可恥，但“起牀困難症”就多了幾分自我戲謔的輕鬆感。“愛玩手機”聽起來很玩物喪志，但“手機依賴症”聽起來就正當得多。

以此來看，所謂的社交恐懼者們所恐懼的並非是社交本身，而是害怕在社交場域裏受到的挫敗。此外，現代社會的社交越來越被賦予背後的工具性質和目的。比如，日常事務的完成、工作關係的維護、工作技能的提升等。因此，以社恐為標籤的人們往往還潛藏着對現實生活中工作處理繁瑣的逃避。

此外，導致人們對於社交行為的逃避傾向的另一個原因，是現代社會工具為人們逃避交往行為提供了膨脹的空間**。**當羣體孤獨成為舒適區，面對一波又一波新的虛擬社交浪潮，人們更加捨不得走出來面對現實。

虛擬社交以其低成本、全時段的特點，正成為迴避真實社交壓力的“温室”。當前，陪伴類App增長趨勢越來越明顯，語音聊天室、遊戲陪練等付費型陪伴App大量出現。有網絡社交需求的人們只需手指一點，便可購買陪聊項目。

於是，在人們的社交焦慮情緒不斷蔓延的同時**，人們一方面儘可能的躲避着交往，另一方面又在網絡上以****“社恐”**之名展開交往。

當人們為“社交恐懼”賦予病名時，“社交恐懼”作為疾病而存在就值得人們認真探究其背後的發生和真相。疾病是一個結果，需要深究的是形成它的過程。正視疾病的發生，正確面對社交的情緒，才是解決疾病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