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成鵬 回到東北_風聞

作者 | 李清莉

編輯 | 趙普通

大鵬離開東北，是因為一個騙局。 

2002年，大鵬在吉林建築大學讀大三。上學時他的成績很好，當時長春最好的地產公司想籤他，他沒同意。20歲的大鵬一門心思就想着搞音樂。

大鵬的母親是省評劇團的演員，離開劇團後，夫妻倆先是開了一家叫“真不同大酒店”的小飯店，之後改成了小舞廳。舞廳裏有一批樂器，上學時每逢寒暑假，大鵬就光明正大地去練琴。 

初一時學校有個演出，大鵬和兩個要好的朋友準備臨時成立一個組合。三人到學校旁邊的地攤上挑選“目標組合”。 

候選目標裏有小虎隊、洛城三兄弟、草蜢組合和黃家駒離開後的Beyond。小虎隊因為顏值過於出眾而落選，三人最終選擇了Beyond。 

“如果當時選小虎隊，可能我就變唱跳歌手了。” 

三人捧着磁帶回家一遍遍聽，一遍遍練，直到多年之後，Beyond在大鵬心中依舊不可替代。 

2003年，同學們基本都找到了“正經”的單位，大鵬聽從一位QQ網友的建議，到北京一家唱片公司毛遂自薦。辦公地點在北京四惠附近的一棟老舊居民樓裏，大鵬給唱片公司聽了自己寫的歌，公司給了很高的評價。 

“我當時特別高興。”大鵬回憶，“但是，他説我們只包裝自費的歌手，如果你想要成為簽約歌手，得給我們交27萬。”大鵬拿不出錢，只能回老家求父母。“我當時就和他們説，你看我的夢想就差27萬了，能不能實現就看家裏使多大勁了。” 

母親的回答很直接，告訴他砸鍋賣鐵也拿不出這麼多，但最後還是到處借了38000元 ，並跟他説“就這點錢，你別管我要了，你以後什麼夢想跟我沒關係了，這些錢你愛幹什麼幹什麼，實現不了你也別怨我。”説到這段的時候，大鵬在沙發上抱着腿樂，掖在褲子外面的紅色毛襪露了出來。 

拿着僅有的38000元，大鵬回到北京和公司老闆説：“咱們商量一下，二十七萬減去三萬八，剩下的都算我欠你的，能不能先讓我簽約？”老闆採納了大鵬的建議，收了38000元，簽了合同。合同上寫着，“5年內不能出現任何違約情況，否則要賠償公司500萬元。” 

面對500萬的違約金大鵬還有點高興，心想，“公司還挺重視我，原來我這麼值錢呢。” 

時間臨近畢業，大鵬還沒有被公司“包裝”起來。作為一名簽約歌手，公司一定對他有很多規劃，因此，他在心裏幫公司找了各種理由，不願意相信公司就這麼不聲不響地跑路了。會不會是經營不善遇到困難了，或者是搬家沒通知他？ 

“應該是搬家沒通知我。”大鵬重複了一遍。

大鵬決定來北京隨時待命，他怕萬一哪天公司打來電話，他卻不能準時出現。為了這通電話，此後很多年大鵬都沒再換過手機號。 

沒有來北京的路費，大鵬心一橫，把自己那電吉他賣了。

很長一段時間，那把紅色的電吉他陪伴大鵬在長春的酒吧裏駐唱。他形容那個地方有一股啤酒味兒，特別東北。他喜歡beyond，喜歡樂隊，喜歡搖滾，但聽眾不喜歡。聽眾只喜歡伍佰，大鵬就一直唱《浪人情歌》《挪威的森林》。對大鵬來説，唱什麼沒那麼重要，老鐵買賬才重要。 

新的駐唱買下了大鵬的電吉他，大鵬接下1500元錢，離開東北。 

剛到北京，住不起貴的地方，大鵬就住在前門附近50元一晚的青年旅舍。每天一邊等唱片公司的電話，一邊在網上投簡歷，他投遍了網上所有帶着“音樂”兩個字的崗位，最後進入搜狐做了音樂編輯，一個月800元。 

三五年光景，大鵬已經搬到五道口與人合租，但依舊沒有等到唱片公司的來電，他逐漸接受了自己被騙的事實。室友是清華大學法律系的，大鵬問他這個錢有沒有可能打官司要回來，室友給他科普了一下把錢追回的難度，更重要的是，花出去的錢可能遠不止38000 元。 

回憶的時候，大鵬仰着頭，視線望向辦公室裏一扇很高的窗户。“我有時候也在想，那些人現在如果在電視上、電影屏幕上看見我，是什麼感受？” 

“當初簽約的時候，我認為那是我人生中特別意氣風發的時刻，以為人生從此會被改寫。”直到現在，大鵬還保留着簽約時的合影。 

音樂夢被按下暫停，上班路反而越走越順。2007年，大鵬開始主持《大鵬嘚吧嘚》，《屌絲男士》作為這檔節目中的單元劇，一炮而紅。2012年，大鵬把《屌絲男士》做成了正兒八經的迷你喜劇，這部劇裏累計出現了100多位明星。2012年時互聯網視頻還沒有興起，大鵬敏鋭地抓住了這個風口，《屌絲男士》成為當年的爆款。 

長久以來受到互聯網思維影響，大鵬知道如何抓住觀眾的目光，他總結了四個字**“簡單粗暴”**。劇中出現了很多現在看來很無厘頭的片段，但當時觀眾們看得很開心。 

“你現在想象一個人站在牆邊，全身畫成和牆一樣的顏色，代表隱身。現在都不敢往那兒想。”大鵬把頭一歪，擺擺手，“當你想到了這個橋段，腦子裏就會蹦出一個念頭否定，説：‘現實生活是這樣嗎？化這個妝得化多長時間，得消耗多少成本，不合理。’所以，當這個念頭出來，那個橋段也就不存在了，但又是那些橋段組成了《屌絲男士》。” 

2013年，大鵬出了一本自傳《在難搞的日子笑出聲來》，書中説自己是個特別需要存在感的人，《屌絲男士》的成功讓他找到了這種存在。當時，新書的籤售會在一個圖書大廈裏舉行，等着簽名的讀者從樓上一直排到地下車庫。 

那年，大鵬31歲。 

每個人紅了以後的“流程”都差不多，對大鵬來説，爭議從此刻就沒有停止過。有人喜歡他，就有人覺得他Low，有人説他做了中國從未有過的喜劇類型，也有人罵他作品毫無笑點，看不懂在講什麼。但大鵬還暫時顧不上思考這些聲音，因為還有人想讓他把《屌絲男士》拍成電影。 

大鵬原本想要找專業的導演和喜劇演員來完成電影，但對方堅持讓他出演。相持不下了一陣，大鵬想，“那我乾脆就寫一個屬於大鵬的故事，我自己來演，畢竟除了我沒有人能演大鵬。” 

這個故事，就是後來的《煎餅俠》。

《煎餅俠》前後花了兩年，於2015年上映，收穫了超過11億票房。在10年代，處女作能收穫10億以上票房的導演不多。

回看最初的兩部作品，大鵬總會恍惚，“那會兒什麼都不懂，攝影規則，景深、機位、表演尺度……現在懂了，徹底懂了，但那些橋段已經不存在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比六年前高出很多，但可能拍不出比當時更好的《屌絲男士》《煎餅俠》。 

“那會兒什麼都不懂，就幹，收穫着也失去着。”

《煎餅俠》過後，大鵬紅得更加明顯了，他開始頻繁參加各種電影節，甚至登上春晚。做好妝發，西裝革履走紅毯的時候，大鵬經常會看到紅毯兩側，那些曾經和他一起跑現場的記者同行。 

有時他也會揣測，這些同行對他是怎樣的看法。幾年****時間，一條紅毯，兩種身份，這個瞬間會讓他有點不自然。

所以，大鵬儘量讓自己不改變，也很少和人保持距離。半夜十一二點，他會突然接到老同學的視頻通話邀請，大鵬接通後，看見對方在某個酒局上，手機裏傳來：“我朋友都特愛看你戲，我説我認識你，他們還不信。”然後，大鵬就會和朋友的朋友們聊一會兒。 

被問到成名後，父母會不會覺得他是家裏的驕傲時，大鵬否認了。他沒太感受到家裏人對他的態度有變化，長久以來，父母都支持他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雖然不懂拍電影，但大鵬的每部作品都會看，“每次都會誇我，我兒拍的真棒。” 

這次《吉祥如意》上映後，母親同樣誇了他，只是多加了一句：“把媽媽拍的有點老了。”

《吉祥如意》是在籌備《縫紉機樂隊》的時候拍的。《縫紉機樂隊》在吉林省集安市拍攝，離姥姥的家鄉很近，電影裏的“大吉他”要建5個月，當時臨近春節，大鵬想要回去拍一場家裏人的年夜飯，順便還能陪姥姥過個年。 

《縫紉機樂隊》大吉他雕塑 圖源網絡工作的前幾年，每年春節大鵬都以記者的身份去報道春晚，採訪參加春晚的明星嘉賓，沒法回家過年。後來大鵬自己開始參加春晚，依舊沒法回家過年。所以，具體有多久沒有和姥姥一起過年，大鵬也記不清。 

為了這次拍攝，姥姥所有的孩子都回到了村裏。 

在大鵬的印象中，姥姥是全家的大家長，一個非常陽光、喜慶的老太太。姥姥有5個孩子，大鵬的母親排行老四，她的哥哥就是《吉祥如意》的主角，三舅。

大鵬是家裏的獨生子，但他有六個姐姐，一個弟弟。在東北漫長的童年裏，他經常和姐姐們混在一起。 

三姐王麗麗給大鵬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因為三姐總是帶給他一些新鮮玩意。三舅生病前，是家族中唯一一個去村子外上學的，後來成為了遼河油田保衞科科長，工作體面，發展最好。每年寒暑假，大鵬到三姐家做客，總能發現新大陸。**“我人生中的第一塊巧克力、第一塊泡泡糖是我三姐給我的，第一次玩兒俄羅斯方塊，是從三姐那兒看到的。”**大鵬玩笑説，“小時候每次看到她家，都有一種‘高攀不起’的感覺。”

後來三舅病了，工作沒了，逐漸記不得周圍的人，甚至認不出自己的女兒，每次女兒進屋，三舅就會追着她打。“後來，我三姐進屋都不敢換鞋，只要我舅一打她，她就往屋外跑。”大鵬描述。三舅的妻子也受不了這種日子，和三舅離了婚，帶着女兒去了外地。

到2017年春節，三姐已經有十年沒回過家。

大鵬的三舅王吉祥後來的日子裏，三舅開始逐漸變得温和，除了有些痴傻，已經不再暴躁。拍攝《吉祥如意》的時候，與大鵬找來扮演三姐王麗麗的演員劉陸，相處得也很好。劉陸曾在影片中質問三姐，為什麼十年不回家？

回答是沉默。

“我能理解她。”大鵬解釋着，“她在一個女孩成長的關鍵期，家庭忽然出現這樣的變故，對她的打擊很大。”離鄉後，母女倆的生活過得並不好，母親為了養活她，給不同的家庭做保姆，十幾年如此。“**她沒得到過什麼愛，所以也沒學會怎麼去愛別人。**這些年三姐沒有穩定的工作，後來女兒出生，她也不知道怎麼和自己的女兒相處。”

幾年前，王麗麗的母親查出癌症晚期。王麗麗盡心盡力帶着母親治病，照顧母親。2020年9月，治療的關鍵期，大鵬幫着找了北京的醫院，安排住院治療。大鵬取了一筆現金，找了個轍説是拍《吉祥如意》的片酬，他知道三姐需要，想替她承擔這部分經濟壓力，但對方死活拒絕了。

“她和我説，我去拍這個電影不是為賺錢。我以前沒有跟我爸相處過，這次你讓我回了一趟家，把這些拍到了電影裏，我覺得挺完整。”

那個瞬間，大鵬覺得三姐很偉大。 

大鵬的三姐王麗麗很小的時候，大鵬的母親也被查出腎病，醫生當時説只剩兩、三年時間，父親還是不斷帶着母親四處看病，大鵬就被託付給姥姥。現在母親的身體很好，大鵬説她是“醫學奇蹟”。 

一直到初中，大鵬的父母下崗開店，每天都很忙。三舅突然生病，只會來回唸叨着幾個字“一二四五，文武香貴”，姥姥轉而去照顧三舅，大鵬就有了更多獨處的時間。 

每晚他會和班裏的同學翹掉最後一節自習課，帶着十幾個小朋友回家玩。10點鐘，同學們各自回家，大鵬獨自把家裏打掃乾淨，恢復如初。然後自己寫寫東西，上牀睡覺。第二天早上父母從舞廳回來，大鵬揹着書包去上學。 

這樣的生活日日反覆，直到大學。 

所以，大鵬最害怕的就是過年與父母獨處的日子。“40平米兩個房間，三個人在一起非常尷尬。是鬥個地主呢，還是展開一場深入地談話呢？不知道該做什麼，我一直沒有和父母培養出合適的相處模式。” 

直到拍完《吉祥如意》，大鵬開始每天都給父母打電話，問他們吃了什麼，在幹什麼。不厭其煩，一遍一遍。 

《吉祥如意》海報1月29日，電影《吉祥如意》上映當天，毒眸在大鵬的工作室等待他。 

剛結束上一家採訪的大鵬插着兜從樓梯走下來，穿着一身黑色運動裝，頭上戴了頂扎眼的熒光粉毛線帽，紅色的襪子裹在褲腿外。 

工作室一樓有一條實木長桌，不久前大鵬剛在這兒慶祝過自己39歲生日。採訪前，我們在這張桌子前偶遇，對坐在桌邊抽煙。大鵬有點疲倦：“讓我緩緩，緩緩咱們能聊的更好一點。我發現這人啊，話説多了就感覺消耗精神。”一遍遍回答重複的問題，是導演們宣傳期的常態。 

煙霧繚繞，一直沉默的大鵬看着手機，突然出聲：“有的時候我也想不明白一部分觀眾的評價。”然後笑了一下，有些無奈。 

大鵬又在看觀眾的評價。 

大鵬是個很在乎公眾評價的人。他把這些歸結為自己的性格，“那些讚美好像影響不了我，別人誇我的時候，我會很害羞。我比較相信那些負面評價對我的影響，要是被罵了我會特當真，我會探究為什麼，我為什麼造成這樣的局面。” 

“這樣會非常影響心情。” 

“對，非常影響心情，但又沒有辦法。我知道自己不能過多解釋，因為會造成新的影響。但不説我也挺難受的。” 

“用什麼方法消解這種困擾？” 

**“時間。希望能有更久的時間，更多的作品。讓大家對我建立新的評價。”**大鵬坐到沙發上，把毛線帽擼下來扔到旁邊，捋了捋自己的頭髮。 

前些天，大鵬參加《演員請就位》，最初的目的就是為了拍一個短片。節目組建議他拍喜劇，他就想拍個不一樣的武打戲。《花木蘭》播出後，好評如潮，大鵬收到了無數讚譽。

他聽的最多的一句話是，“沒想到這是大鵬拍的。”這讓大鵬有些困擾，觀眾對他的評價總有一些“滯後性”。 

拍攝前，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水平，幾年的導演生涯已經給了他信心，但觀眾們似乎不太清楚。“這麼説可能有些不謙虛，但我很真誠。”大鵬知道****改變觀眾和自我之間的認知，這件事還需要一些時間。

工作室有一面獎盃牆，上面整齊地擺放着這些年獲得的榮譽，因為《吉祥》獲得的金馬獎證書，被放在了架子上最顯眼的位置。這些獎盃多少證明了他擅長做這件事。

大鵬把擅長和熱愛分得很清楚。“我沒有那麼擅長做音樂，人們經常誤以為自己喜歡的就是擅長的，其實不是。” 

去年底，他邀請隔壁老樊演唱了《吉祥如意》的片尾曲《常回家看看》。本來可以自己來唱，但他經常會故意“錯過”這些機會。夢想輕易實現對他來説，遠不如追逐的過程重要。 

“但你説什麼時候實現它呢？我覺得未來有機會做這個事兒，不着急。” 

“可以再等等。”大鵬思索了一會。 “不然呢，我還能為什麼事這麼有衝勁地往前走？” 

對大鵬來説，電影還會一直拍，認真地拍，但有些東西不會消失，也不能被替代。是那些支撐着他的生活，一如當年隻身離開東北。

去看隔壁老樊的演唱會時，大鵬看着周圍的觀眾，他們手裏揮舞着熒光棒，和老樊一起合唱。 

那一刻，他心裏湧上一股衝動，“如果有一天我也站在舞台上開一場演唱會，底下的人都是因為想聽我唱歌來的，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