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幾點思考——從《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談起_風聞

內容提要:在歐亞草原考古中，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 ( Seima-Turbino) 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重要問題。《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的出版為進一步研究這類遺存提供了重要參考，本文從該書出發，對“跨文化現象”還是“考古學文化”、新疆地區是否存在典型的“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與安德羅諾沃文化區的關係、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與中國早期銅器的起源等四個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希望在這個學術討論中添磚加瓦。

　　在歐亞草原考古中，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 ( Seima-Turbino) 很早就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從最早1912年塞伊瑪墓地的發掘至今，很多學者對該類遺存都提出過自己的見解，其中最全面的研究成果是俄羅斯學者切爾內赫等人合著的《歐亞大陸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一書。雖然相關成果較多，但國內外學者在具體問題的認識上還存在着不同意見。2019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一書，該書分上下兩編，上編介紹和梳理了境外草原和中國境內的出土和博物館藏的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材料(包含大量的器物彩色照片)，下編選取了13篇相關的專題研究論文。這本書的出版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研究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素材，同時也為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學術討論提供了新的契機。本文將從《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一書出發，對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相關問題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　“ 跨文化現象”還是 “考古學文化”

　　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資料主要來自塞伊瑪( Seima) 、圖爾賓諾( Turbino) 、薩特加 ( Sat-ga) 、列什諾耶( Ｒeshnoe) 和羅斯托夫卡( Ｒostovka) 五個大型的墓地，此外，還有包括卡寧山洞祭祀遺址( Kanin cave) 和博羅迪諾窖藏 ( Borodino)以及其他的小墓地出土和零星採集的銅器遺存。根據切爾內赫教授的統計，已經發現的塞伊瑪—圖爾賓諾類型遺存跨越的範圍是非常巨大的，從東面的阿爾泰一直到北歐的芬蘭地區，大約有3000000平方公里。他認為一個考古學文化根本無法涵蓋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因此提出了“跨文化現象”。不過在《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一書中使用的是“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這一概念。那麼，我們如何來判斷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是否是一個考古學文化呢?

　　“考古學文化”是考古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表明了考古學者對考古遺存認識的一次飛躍。這一概念最先應用在北歐、中歐及其鄰近地區，中國“考古學文化”的概念是從西方傳來的，但也經歷了本土化的過程，1959年，夏鼐先生髮表了《關於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一文，提出了成熟的考古學文化命名的條件和原則，中國考古學界一直以夏鼐先生的意見作為指導，各地命名了一系列考古學文化。

　　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中對考古學文化如此定義:“考古學文化是考古發現中可供人們觀察到的屬於同一時代、分佈於共同地區並且具有共同的特徵的一羣遺存。”考古學文化不是對單件東西的歸類，而是對以“羣”為單位的一個個內涵豐富多樣的遺存羣進行歸類。

　　在考古學文化研究中需要強調特定的組合關係，也就是一個文化不能由一種特徵來劃分，因為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找到類似的文化因素。考古學文化研究要分析典型遺址或墓地的內涵，抓住這個文化的主要內容。對於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也應該這樣研究。

　　筆者曾專門寫過一篇關於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文章，從塞伊瑪、圖爾賓諾和羅斯托夫卡三個典型墓地出發分析了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文化內涵。我們發現三個墓地主要隨葬品是種類一致的青銅工具和武器組合，這些銅器可以歸為兩組，第一組是在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中分佈最為廣泛的、而在其他文化遺存中非常的少見，也就是塞伊瑪—圖爾賓諾最具特色的銅器，這一組主要有四種器物:山字形脊銅矛(圖一，11-15)、圓銎或橢圓銎空首斧(圖一，16-21)、無柄的匕首(圖一，5-10)和柄端裝飾有動物紋的青銅刀(圖一，1-4)，這四種器物在所有銅器中所佔的比例超過70% 。

　　第二組器物在周圍其他文化中擁有廣泛的分佈，這些器物包括有銎戰斧(圖二)、有柄的匕首、錐和鑿等器物，這些青銅器在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中都有少量發現，但在其南部的其他文化中更為流行。尤其是有銎戰斧，這是一種具有砍殺功能的長柄武器，在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中發現的數量相對較少，可能是因為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中主要的長柄武器是具有刺殺功能的山字形脊銅矛。相比之下，有銎戰斧在草原地區的木槨墓和安德羅諾沃文化區中流行更為廣泛。筆者曾對歐亞草原、中國北方和新疆的有銎戰斧進行了專門研究，並對戰斧的發展演變過程進行了分析，我們發現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中出土的有銎戰斧均為歐洲系統的有銎戰斧，這種戰斧在草原地區有較為明顯的演變(圖三)。

　　通過對有銎戰斧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歐洲系統的有銎戰斧是從西向東發展傳佈的，也是草原地區最主要的長柄武器。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中的有銎戰斧屬於歐洲系統較晚的形制，不是該類遺存最典型的器物，它們很可能是來自南部的草原地區。因此不宜將其他文化或地區發現有銎戰斧直接歸入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中。

　　遺憾的是在我們分析的三個典型墓地中，都沒有保留下很好的陶器材料，雖然後來的部分墓地有出土陶器，但都不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説我們目前並不清楚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典型陶器是什麼?當然更有可能在塞伊瑪—圖爾賓諾相關遺存中，各地使用的陶器並不一致，只是它們使用相似的銅器，而這些銅器可能出自聯繫密切的冶金工匠之手。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主要集中分佈在森林草原地帶，冶金工匠們沿着額爾齊斯河、鄂畢河和烏拉爾河等河流活動的。而從冶金產品看，錫青銅也正是隨着他們沿河流傳佈的，這條路線可能就是連接亞洲和歐洲的“錫之路”。

　　從上面的分析看，我們大概可能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中最典型的銅器是山字形脊銅矛、空首斧、無柄的匕首和柄端裝飾有動物紋的青銅刀，不宜將其他文化中出土的有銎戰斧等器物歸入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中;第二，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與我們所説的“考古學文化”並不對等，在其分佈區內可能涵蓋多個考古學文化。

　　切爾內赫教授認為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是一個“跨文化現象”，而且還曾經使用“塞伊瑪時期”和“後塞伊瑪時期”這樣的概念。這種概念類似於草原考古中的“斯基泰時代”，它涵蓋的不僅僅是一個文化。實際上除了切爾內赫教授外，國內外絕大多數學者也都認為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不是一個考古學文化可以涵蓋的。在《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書中收錄的帕爾青格、Z.V.馬爾申科、V.I.莫洛金等外國學者的成果③中也並沒有將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作為一個考古學文化來看待。

　　考古學文化研究是現代考古學的一項基礎研究，它是考古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階段性的概念，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考古工作是不會一直停留在考古學文化的研究上。但由於中國考古學文化的複雜多樣而目前尚有不少空白期、空白區，又因為考古學文化的研究不斷細緻化和深入化，這一打基礎的歷史階段恐怕還要持續相當長的時期。現在國內考古學研究中尤其是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考古中考古學文化研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英國著名考古學家戴維·克拉克曾從西方考古學文化研究的情況總結出一個文化的面積大約是半徑為20～200英里，在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區，這個標準似乎可以擴大，但無論如何現在將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直接劃歸為一個考古學文化是非常冒險的做法，也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誤解。

　　二　新疆地區是否存在典型的“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

　　我國的新疆地區地處亞歐大陸腹地，是絲綢之路的中樞，也是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前沿陣地。東西方不同人羣的遷徙和交流，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形成了新疆地區史前文化的多元性特徵。雖然文化面貌複雜，但經過學者們多年的努力，新疆已經建立了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基本的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但在已有的綜合性研究成果中，並沒有提出新疆地區存在典型的“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尤其是沒有確認存在屬於塞伊瑪—圖爾賓諾的遺址和墓地。但在《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一書中，列舉了一些屬於新疆地區的“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遺存。這些遺存具體包括昌吉等地博物館館藏的銅刀、有銎戰斧、銅矛、權杖頭、銅匕、透銎斧、銅鏟遺存、羅布泊LE古城附近的遺址以及阿勒泰市和布爾津縣的古墓葬M12和M15。我們可以討論一下這些遺存是否與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有關。

　　首先是昌吉等地博物館徵集的這些器物，在上文中筆者已經闡述了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典型銅器，包括山字形脊銅矛、圓銎或橢圓銎的空首斧、無柄的匕首和柄端裝飾有動物紋的青銅刀。從這一點看，只有出自昌吉寧邊糧倉博物館的雙耳空首斧可能與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有關，其他器物暫都無法與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相聯繫。前文已經論述了有銎戰斧與草原地區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區相關;權杖頭是西方傳統的典型器物，年代較早的權杖頭比較集中地發現於古埃及、近東、安那託利亞、黑海及裏海周邊地區，最早可上溯到距今5500年或更早，昌吉州博物館藏的權杖頭也不是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特色器物;銅矛與山字形脊銅矛差別明顯，見於七河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中，年代也較晚;銅鏟也是安德羅諾沃文化區的典型銅器，在七河地區較為流行;徵集的透銎斧、銅匕、銅刀等其他器物也都見於其他文化中，無法證明來自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

　　至於羅布泊LE古城附近的遺址，出土物很少，有特色的是蓖紋陶片，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分佈區內雖然存在蓖紋陶片，但不是其獨有的特徵，實際上蓖紋陶片在歐亞大陸很多文化中都存在。筆者曾多次參加羅布泊地區的考古調查，調查關注的重點是希望可以找到與小河文化相關的遺址，經過多年的工作也確實發現了一些線索，我們更傾向這一時期的遺址可能與小河文化相關，因此，依靠蓖紋陶片信息就認為樓蘭地區存在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物品是缺乏説服力的。

　　最後再看阿勒泰市和布爾津縣的古墓葬M12和M15，發掘者認為這兩座墓葬屬於切木爾切克文化，這兩座墓葬地表都無封堆，豎穴石棺，石棺由多塊石板貼壁拼合而成，墓室內人骨保存狀況較差，殘存的隨葬品包括平底陶罐、石罐和勺形石器等。從分佈範圍和文化特點上看，筆者也認為它們屬於切木爾切克文化，而且看不出來它們與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之間存在任何聯繫。

　　從已經構建的新疆地區史前時期文化格局來看，新疆地區並沒有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分佈。書中《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在中國》一文的插圖“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中國早期青銅文化分佈圖”展示的“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分佈範圍主要在西西伯利亞地區，並沒有進入新疆地區，北疆地區屬於切木爾切克文化的分佈範圍，既然如此，同時又認為阿勒泰市、布爾津縣的古墓葬和羅布泊LE故城附近新發現的遺址屬於“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是比較讓人費解的。

　　從上面的分析看，新疆只是發現了少量與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相似的銅器(如雙耳空首斧)，並沒有發現明確的屬於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遺址和墓葬，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與新疆地區的交往屬於文化交流性質，因此，現有的證據不能説明新疆地區是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分佈區。

三　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與安德羅諾沃文化區的關係

　　在《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書中收錄的《中國青銅文明起源新探》一文中還指出“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在南西伯利亞米努辛斯克盆地亦有分佈”，並構建了中亞草原東部的五個發展階段，具體如下:

　　阿凡納謝沃時期(公元前3600～前2500年)

　　奧庫涅夫時期(公元前2400～前2300年)

　　塞伊瑪—圖爾賓諾時期(公元前2200～前1700年)

　　安德羅諾沃時期(公元前1600～前1500年)

　　卡拉蘇克時期(公元前1400～前1000年)

　　這個分期與傳統的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銅文化分期存在着差異。米努辛斯克盆地是歐亞草原較早建立起比較完善的文化序列的地區之一，絕對年代數據的範圍也相對清晰。根據近些年的碳十四數據，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青銅時代文化序列大致如下:

　　阿凡納謝沃文化:公元前3000±90～前2520±30年

　　奧庫涅夫文化:公元前2520±30～前1715±65年

　　安德羅諾沃文化:公元前1715±65～前1420±40年

　　卡拉蘇克文化:公元前1420±40～前830±25年

　　對比這兩種階段劃分的觀點，我們發現第一種階段劃分每個時期都少了100年，而且壓縮了奧庫涅夫文化和安德羅諾沃文化區的年代範圍，在二者之間“擠進去”一個塞伊瑪—圖爾賓諾時期。從已有的發現看，奧庫涅夫文化是比較發達的青銅時代中期文化，其巖畫非常具有特色，分佈範圍遍及米努辛斯克盆地，從碳十四數據圖看，絕大部分數據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間，而根據最新的碳十四數據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年代序列研究，奧庫涅夫文化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2500～前1700年是比較合理的。而且《中國青銅文明起源新探》一文中引用的英文文獻也是將奧庫涅夫文化年代範圍定在公元前2500～前1900年。所以認為奧庫涅夫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400～前2300年是缺少證據的。

　　同樣認為安德羅諾沃時期在公元前1600～前1500年，也是不妥當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區( Andronovo cultural unity) 是歐亞草原青銅時代分佈最為廣泛的遺存之一。從南烏拉爾到中國的新疆、從葉尼塞河到中亞南部的綠洲都有相關的文化遺存分佈。長期以來該類遺存一直受到歐美考古學者的廣泛關注，相關研究成果也非常豐富。安德羅諾沃文化區與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關係也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在這個問題上，首先是要確定二者是前後發展的關係，還是存在共同發展的階段?

　　從目前的發現和研究看，整個安德羅諾文化區的年代跨度很大，以切爾內赫為代表的大部分學者依據新公佈的碳十四數據將三個階段的年代範圍修改為:公元前22～前18/17世紀、公元前20～前15世紀、公元前2千紀後半段。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安德羅諾沃範圍在公元前1715±65～前1420±40年之間。不僅僅在境外地區，新疆地區與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的遺址和墓地已經測得了許多經過校正的碳十四數據，這些碳十四年代數據主要集中在公元前1900～前1000年之間，從目前的情況看，這個年代範圍也基本代表新疆地區安德羅諾沃遺存的年代範圍。

　　再來看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年代範圍，筆者曾根據俄羅斯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其年代在公元前16～前15世紀，從目前的考古發現和年代測定看，這個年代範圍是無法涵蓋整個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年代上限可以到公元前3千紀末。切爾內赫教授認為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年代與阿巴舍沃和辛塔什塔文化年代相當，並依據新公佈的碳十四數據將其年代定在公元前22～公元前18或17世紀之間。《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使用的年代範圍是公元前2200～前1700年。我們現在基本認同這個年代，但認為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年代下限仍可以到公元前16～前15世紀。主要理由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中發現的有銎戰斧，從具體形制上看，大部分都晚於阿巴舍沃文化的同類器，而與安德羅諾沃文化區阿拉庫類型有銎戰斧形制最為相近。從這一點看，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年代應該晚於阿巴舍沃和辛塔什塔文化的年代，而與安德羅諾沃文化區第二階段年代大致相當。

　　第二，雖然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碳十四數據主要集中在公元前2200～前1700年，但也有一些更早和更晚的年代測定。在《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書中收錄的《南西伯利亞塞伊瑪圖爾賓諾類型遺存的測年》一文中的表12-2，如果僅從碳十四數據看，測得的碳十四數據範圍在公元前2500～前1500年之間，只是在公元前2200～前1700年間更為集中。

　　雖然碳十四測年是目前考古學上最為常用的測定絕對年代的方法，但由於在國內和國外不同實驗室、選取不同標本、使用不同方法以及通過不同測年數據擬合和校對過程都會得到差異很大的結果。另外，考古上一般很多墓地和遺址都測定了多組的碳十四數據，這些數據往往是跨越百年或幾百年的年代範疇，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取捨問題，如何選擇使用這些結果的問題仍然困擾着研究者。而且大量的碳十四數據中也存在很多矛盾之處，正如切爾內赫教授所感慨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共同體的幾個考古學文化的年代數據分佈狀況要糟糕得多，碳十四年代更加模糊。所以在現在的這種情況下，考古學者在使用碳十四數據結果時應該把它當作一種參考，而不能完全讓碳十四數據牽着鼻子走。

　　另外，從空首斧的發展和傳佈來看，卡拉蘇克文化和中國商周時期的帶耳系統空首斧的來源都可能與以羅斯托夫卡為代表的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有關，而且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青銅器無論從器型、質地以及青銅器鑄造技術上看，明顯要比辛塔什塔和阿巴舍沃文化更加成熟。所以筆者仍認為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年代下限可能會到公元前2千紀中葉。即使退一步講，按照公元前2200～前1700年的年代範圍，安德羅諾沃文化區與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也有相當長的共存時間。它們之間存在着非常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庫茲米娜教授很早就注意到安德羅諾沃文化區東部費德羅沃文化與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聯繫，她認為從分佈地域、錫礦來源以及動物紋裝飾都顯示了二者的密切關係。

　　從分佈範圍看，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主要分佈於森林草原地帶，安德羅諾沃文化區主要分佈於南部的草原地帶，二者相鄰甚至部分重疊。這兩種遺存都使用高質量的錫青銅，而且錫礦的產地都是位於東哈薩克斯坦和阿爾泰地區，另外羅斯托夫卡出土的空首斧上大量裝飾的三角和菱形紋飾，在安德羅諾沃陶器上也比較常見，而且在安德羅諾沃分佈區內也出土過相似的青銅產品。

　　安德羅諾沃文化區與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考古學文化複合體，前者以有銎戰斧為代表，後者是空首斧和山字形脊銅矛為代表。這種差別是由其自然環境和社會發展水平所決定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區分佈在廣袤的草原，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則是分佈於森林草原地區。在森林草原地區，砍伐樹木需要效率較高的空首斧，草原地帶只是用簡單的平板斧，刀也是簡單的無柄雙刃刀。兩地戰爭使用的武器也截然不同，安德羅諾沃文化區的有銎戰斧是以砍殺為主的武器，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流行以刺殺為主的矛。從這兩個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的起源看，安德羅諾沃的有銎戰斧是從歐洲逐步傳入亞洲草原的，屬於歐州系統，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空首斧不見於歐洲草原，是亞洲草原特有的器物，屬於亞洲系統。

　　綜上所述，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與安德羅諾沃文化區並非前後相繼的兩個階段，而是分佈區域不同，並存的兩個考古學文化複合體。

　四　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與中國早期銅器的起源

　　中國早期銅器的起源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從齊家文化到二里頭文化、從西北到中原的交流路線，並對此進行過充分的論證。在《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一書中提出了新的觀點“中國青銅文化的產生與公元前2200～2000年起源於阿爾泰山的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直接相關”、“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人羣通過北方草原通道，首先與陶寺文化人羣接觸，將塞伊瑪—圖爾賓諾銅矛傳入，夏家店下層文化人羣通過與陶寺文化人羣貿易同樣獲得此類銅矛，而後二里頭文化人羣沿用此類銅矛，並將此銅矛傳入齊家文化。”

　　提出這個觀點的關鍵證據是出自山西省工藝美術館藏和山西博物院所藏的兩件倒鈎銅矛和遼寧朝陽縣文管所藏的單耳山字形脊銅矛，在《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中山西省館藏的兩件倒鈎銅矛被認為屬於陶寺文化，朝陽縣文管所藏的銅矛被歸入了夏家店下層文化。在考古學研究中，出土物的背景信息 ( context) 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缺少文獻記載的史前時期。因為很多傳世品或徵集品，沒有具體的地點和共存信息，還有一些甚至是仿造的贗品。書中提到的這些銅矛既缺乏具體出土地點，也沒有共存的器物，僅以與境外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出土的銅矛形制相似，就推定屬於陶寺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這個結論具有很大的猜測成分，而這些證據也很難支撐中國青銅文化的產生與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直接相關的結論。

　　另外，書中還提到了一些證據和結論，如“東鄉林場馬家窯文化的銅刀，屬於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白玉環來自夏家店下層文化”“赤峯市林西縣西門外新石器時代遺址採集到一件石雕的馬頭……更可能與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在西遼河流域的傳播有關”等等。根據已有的研究，馬家窯文化主要分佈於甘肅省西部和青海東部，年代範圍大約在公元前 3300 ～前 2650 年，東鄉林場的銅刀年代也被認為屬於公元前 3000 年前後。因此，屬於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可能性極小，其他的結論也缺乏充分的證據。我們認為應該明確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基本內涵，而不應將其無限擴大化，容易引起誤解。

　　正如梅建軍教授所指出的:“歐亞草原文化同中國西北地區早期青銅文化的接觸和聯繫是在不同時期通過多種途徑進行的，是一種間接的非連續性的過程，中國西北地區早期銅器非某一種文化單獨影響或整體輸入所導致的。”中國早期銅器的起源並非一蹴而就的，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經揭示了很多線索，這些線索都是從境外到西北再到北方或中原地區的傳佈路線，包括喇叭形口耳環、透銎斧、權杖頭、綠松石牌飾、空首斧等多種器物，相關的成果很多，在本文中就不再贅述了。

　　筆者也曾分析過西北地區早期銅器的來源問題，通過對齊家文化與境外中亞地區銅器和草原地區銅器的比較，我們認為齊家文化與中亞綠洲地區的相似性可以解釋為兩地在地域上的相近因而具有同一個更大的文化傳統，而不同於草原地區的金屬製作傳統。因此，在尖刃器、單刃刀、平板斧和單層環飾等形態基本相同，很可能是各自獨立發展的。齊家文化與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存在着交往，目前的考古發現説明它們之間的交往都發生在齊家文化的晚期。

　　齊家文化在中原文明與歐亞草原之間發揮着橋樑作用，但如果忽視已有的大量研究成果而僅依靠徵集的器物來闡述“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在中國早期銅器起源的決定作用是值得商榷的。

　　以上四個問題是筆者對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相關問題研究的幾點思考，若有不妥之處敬請專家學者批評指正。正如在書的序言中提到的“如果本書的出版，能引起進一步的學術討論，為中國學術開闢一個新的天地，我們將感到不勝榮幸”。筆者也希望自己能在這個學術討論中添磚加瓦。《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一書為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開展系統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我相信今後隨着研究的深入，國內學者不僅在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乃至整個歐亞草原考古方面都將會取得越來越多的話語權。對於中國學者來説，塞伊瑪—圖爾賓諾遺存的研究才剛剛開始，歐亞草原青銅時代考古也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