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大廠”普通人的選擇_風聞

快手在2月5日敲鐘上市的新聞刷屏了社交媒體，可以預見，又一批人等待着湧入這個代表着“未來”的行業。

2010年後，中國互聯網產業勢如破竹，“互聯網大廠”迅速成為了城市青年最熟悉的詞彙之一。它不僅代表着那些大名鼎鼎的公司，更指向了一套高強度高回報的工作方式，和一個有點特殊的勞動羣體。

總之在那時，進了“廠”，就是體面。

從這個打趣的“廠”字便能讀出公眾印象中的互聯網公司——它規模大、業務繁、員工多，還有一定程度上的流水線作業。但原本打趣的印象，在“996ICU”、“35歲魔咒”、計時如廁，以及最近的拼多多員工猝死事件刷屏微博微信後，被加註了壓迫的意味。

漸漸地，選擇去互聯網公司工作的人給外界一種微妙的印象，他們像是一羣被馴化的人才，或高才能低自我，或獨善其身不關心他人。

不過，任何“大”羣體都有被架空和簡化的可能。

看理想曾發佈多篇文章探討      資本家與勞動者    的關係，以及      改善“996”的可能    ，但尚未與互聯網企業員工直接交流過。

為了更瞭解“互聯網大廠”裏鮮活的人的思考與選擇，我們採訪了三位在不同“大廠”做着不同工作的員工，試圖捕捉一種去奇觀化的互聯網人生活。

或許，在不那麼特殊的細枝末節中，鋪陳着一些去標籤化的、普世的困境和自我矛盾，而自洽的方法，各有千秋。

01.  

70%基層互聯網創意從業者，30%脱口秀演員  

19點整。

距離在東城區的脱口秀演出還有一小時，毛冬隨便吃了兩口飯，收拾好東西，準備離開公司。

他通常會騎自己的電動車去。如果路況順暢，氣温怡人，從位於牡丹園的辦公樓去演出場地大概花他20分鐘，北京的冷空氣是唯一能讓他減速的外力。

毛冬喜歡自稱午夜騎手

毛冬是字節跳動的一名員工，入職兩年，從事創意策劃。此前，他在上海創業失敗，當了一年的自由職業者，來北京參加脱口秀比賽時經朋友牽線獲得了入職字節的機會。

“當時我知道字節是一家冉冉升起的新興大廠，它是一份正經工作，能給我相對優渥的物質回報。”和很多選擇去大廠工作的人一樣，毛冬的生活需要一點穩定性，但更重要的是，他“不願意浪費和東東槍共事的機會。”

和字節跳動的其他部門相比，毛冬自覺自己加班的頻率不算高。除了業務旺季之外，基本可以按時離開，這歸功於他的領導。“我的領導  （東東槍）  非常鼓勵我們按時下班，他老説‘沒啥事就趕緊走’。”

但毛冬對脱口秀也是認真的。做脱口秀的兩年多來，除了跑本地商演，他還辦了全國巡迴專場，上過《奇葩説》。如此豐富的業餘生活讓人很難不問出那個問題——“你是怎麼平衡在字節上班和講脱口秀的？”

毛冬的答案是，週末和請假。

事情確實沒有想象中那麼不可能。工作日的商演多在晚上8點開始，毛冬只要準時下班就能趕上，而需要外出巡演和錄製節目時，就請假。在大廠的兩年間，他把“70%的時間分給字節，30%留給脱口秀”，而這30%的代價，是做公司裏最早用完年假的人。

儘管可以通過請假和準點下班完成大部分脱口秀活動，但字節的大小周制度還是對他產生了影響。“我已經很久沒去單立人開劇本會了，因為都在白天。開放麥  （一種寬鬆的單口喜劇形式，演員去打磨未成形的段子）  、Sketch  （簡易的場景喜劇）  、漫才也很久沒去演。”毛冬渴望參與更多喜劇創作。

某種程度上，這是個甜蜜的煩惱。

一年前，有另一位字節跳動員工風靡中文社交網絡。他是在28歲實現財富自由，提前退休旅居日本的程序員郭宇。在《人物》的報道中，他自白到，自己曾因賺到一大筆收入而一度陷入迷茫和抑鬱，因為他發現自己除了寫代碼什麼都不會，未來也不知道該幹什麼。

沒有生活愛好、缺乏與不同人打交道的社交經驗，是過勞之外，“996”人羣的另一個普遍症狀。再美好的工作都有消磨個人意志的部分，如果長時間沉浸在內，周圍的世界和個人生活就會模糊起來。人的“螺絲釘”感往往就從埋頭苦幹開始滋生，加劇“螺絲釘”感的原因不是工作沒意義，而是工作之外沒有有意義的生活。

人還是得走出去。

郭宇走出字節，在日本鄉間旅遊時偶然迷上了温泉旅館，如今他在異國開了家旅社生活。毛冬走出字節，騎着電動車奔波於脱口秀演出場地，路上還會放聲高歌。

對於未來，毛冬期望終有一天，可以做一份輸出內容與個人意志高度重合的工作。因為員工是服務於公司的，即便他所在的部門的自由度頗高，還是需要為項目的集體利益而妥協。

演出時的毛冬

脱口秀的存在，讓毛冬更心平氣和地接受工作帶來的平庸和無力。他可以在公司當一枚默默無聞的螺絲釘，因為他知道只要走進演出劇場，就能獲得掌聲。

“Hello！大家好，我是毛冬毛書記。”

這是讓他免於生鏽的救生衣。

02.  

週末來公司“加班”，因為網速快  

在一家知識類互聯網公司從事技術7年後，85後的小安“退”到了一家小內容公司。這兩天，Clubhouse非常火，擁有三個邀請碼的他瞬間成了全司最內行的互聯網人士。

小安入行的2013年，互聯網業內流傳着一個説法，即想要實現財務自由，就去初創公司，因為這樣可以拿到期權。

按照這個方法論，小安找到了一家合適的。他既認同公司的產品，團隊的規模又尚小，公司也給了員工做創新嘗試的空間，用現在的話説，就是能“摸魚”搞點自己喜歡的。

頭幾年，小安和同事們待在公司的時間很多。剛工作時需要儘快熟悉公司代碼架構所以經常晚走，後面偶爾週末也會去“加班”，學習一些新技術，搞一些side project，畢竟互聯網公司的網速比家裏的快。

當然他們也不只去網上衝浪。小安有同事利用空餘時間和公司過人的網速，做了一個開門APP。

技術之外，小安對投資很感興趣。在播客尚未在大陸流行時，他就已經和好友開過一檔專門聊投資理財的播客，後來因為表達能力不好，也沒什麼聽眾，做了幾期便擱置了。

創業公司鼓勵創新的氛圍讓七年前的小安感到興奮。“這種加班是受自我驅動的，大家都能從中獲得正向的反饋。”

隨着時間的推移，小安的公司和其他互聯網公司都在壯大，當頭部互聯網產品都邁過了拉新用户的階段後，大家紛紛開始涉足競爭對手的業務，以爭奪用户時間。原本分散的競爭者就這樣聚集到同一條賽道上。

發展，與競爭共生，而競爭不會是安逸的。各個大廠都因為開拓新業務而出現了大規模的加班，小安把這視為產業蓬勃發展的連帶現象。

但“996”也分實行得好和不好的。“有的公司僅僅是為了效仿頭部公司的制度，其實並沒有那麼多業務，這樣員工加班摸魚，公司付出加班成本，不斷惡循環。”

後來，小安也負責起一些招聘工作。

他詫異地發現，即便公司提供的薪酬並不比那些踐行“996”的公司低多少，有些應屆生反而選擇了“996”的公司，因為這證明公司項目多機會多，能“用兩年的時間換三年的經驗”。他切實地感受到了年輕人想要快速成長的普遍渴望，對他們而言，馬雲的“996福報論”不是一個資本家的大放厥詞。

按照互聯網的“行規”，85後的小安已經快步入中年了。但作為一個在中年離開了互聯網公司的名副其實的互聯網中年人，小安認為“35歲魔咒”有誇張成分。

“對於一些樂於鑽研技術，想在一個領域深耕的程序員們來説，一般不會面臨這個問題，因為他們技術好。而一些僅僅是因為程序員薪酬高而入行的人，可能會更容易遇到瓶頸，倒不一定會被淘汰，只是薪資漲幅有限。”小安主張，大部分程序員還是有選擇的，大廠的淘汰率沒有外界描述的嚴重。

而他離開大廠的原因，則是生活重心的改變。

2021年，當年只有50人的小團隊已經發展成一個千餘人的公司，小安在裏面是個帶雙端的管理層。但公司變大，從前的創新氛圍被效率需求所取替，它漸漸“變成了一家普通的公司”，小安從中獲得的價值感也隨之變少。

去年，小安的孩子出生，他想分更多時間給家庭，於是選擇離開，又去了一家只有50人的小內容公司。  現在，小安可以每天按時回家吃晚飯，身邊有一羣更多元化的同事，偶爾還會被別人  邀請去錄製播客。

這像是一次時間的迴旋，又像是一個嶄新的開始。

03.  

“大學”  

妮可入職百度三個月了，她在這個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員工的大廠裏從事視頻節目策劃。

每天早上，妮可需要從北三環附近的家通勤到北五環外的百度科技園，耗時一小時以上，所幸她的所屬部門打卡制度比較寬鬆。

問及日常加班情況時，妮可表示這因項目流程而定。“策劃初期，比如像找選題的時候時間相對自由一點，但正式進入製作階段就會有很多瑣事需要跟進和解決，這種時候就會加班。”

上一個視頻項目製作期間，妮可經常加班到十點，週末也需要處理突發情況。有一次週六晚和朋友在三里屯吃壽喜鍋，妮可意外發現第二天要上線的專題的名字與別家媒體撞了，她不得不馬上和領導商量對策，因為這牽涉到合作方以及後續物料的製作。

但妮可也沒有多反感“996”，她認為那是個人選擇。“這邊沒有強制性的‘996’，更多是一種軟性氛圍。但一個人如果對工作有熱情並想做好，加班是很正常的現象。”在她看來，比起工作時長，彈性工作制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線是個更大的問題。

加班必然會壓縮享受個人愛好的時間，但這對自詡都市文藝青年的妮可的影響不大。

“愛好嘛，當代都市青年不都差不多嗎？無非是看片，讀書，唱歌，尤克里裏，刻章，健身……”妮可玩笑似地列了一長串，當對前三個愛好到底是打發時間還是真興趣表示懷疑時，她笑笑説：“我走在路上或者騎車都會哼歌，這還不算愛好嗎？”

對於很多內容從業者而言，看電影和讀書確實是工作的一部分。只是個人意志和公司意志永遠不可能百分百重合，那些自己想看的閒書電影，妮可會在通勤路上或週末看。

至於後三個愛好，就真的淺嘗輒止了。妮可回憶，入職百度的前兩個月，她的健身教練每週都會微信她去上課，但就在前兩週，妮可第N次發出“下次一定”之後，教練再也沒找她。

“被教練拋棄的感覺的確有點傷心。”

忙歸忙，妮可做足了心理準備。大學畢業後，她輾轉過好幾家創業公司，這次她想回到一家架構完整的大公司工作。

百度大到給人一種大學的感覺。幾棟辦公樓屹立在科技園區的不同角落，由空中走廊連接成一個碩大的四邊形。四邊形中央是下沉廣場，中午時分稀稀拉拉站着抽煙和踢毽子的人，他們大多剛從員工食堂出來。百度的食堂選擇豐富，妮可常吃烤魚、生煎包和麻辣香鍋。

去年11月入職當天，妮可被安排在一個大會議室裏與上百號人一起走入職流程，她形容“非常像大學新生”。 

在中國互聯網行業中，百度是資歷最老的一批大廠，但它的公眾形象卻沒有和資歷形成正比——幾乎無人不知那句“中國人不需要隱私”。事實上，拼多多、美團、字節跳動等企業都面臨着相似的拷問，它們不是工作制度就是產品算法被指剝削。

在由“996”衍生的關於互聯網大廠體系的討論中，“平庸之惡”的概念被越來越多人熟知。那些參與加班的員工，參與寫算法的程序員和產品經理，是否該為這套體系下的剝削承擔一定責任？去這些公司工作，是否就意味着在掙他人的血汗錢？

妮可處理這個矛盾的方式是，只着眼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

“我只評判我的工作所帶來的價值，以及在公司這個環境裏是否可以實現。互聯網（大廠）內部有太多業務線和部門，它們做的事都不好嗎？未必。所以我關注我那部分的價值就好了。這是我個人足以自洽的理由。”

今天，互聯網行業的膀臂早已伸展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能與此般龐大的體系割席也是一種“特權”。對妮可來説，在體系內保持反思，是她的“力所能及”。

妮可拍攝的西二旗地鐵站

最後，我們聊到是否想過換一種生活，妮可若有所思地説，“有啊，但我們一直都在尋找自己想要的生活，想法也一直在改變，所以一下子説不上來。”

“那為什麼想換呢？”

“也許是因為通勤時間太長了？”這回，妮可的回答十分簡潔。

尾聲.  

採訪提綱的最後一行，躺着這麼一個問題：你認為外界對互聯網公司有什麼誤解？

在三場採訪抵達尾聲前，毛冬、小安、妮可都在回答其他問題時表達過相似的想法：外界口中的“互聯網大廠”指代的羣體太大了。

這裏有寫程序的，幹創意的，當財務的，做行政的，有人加班多掙得多，有人加班多掙得少，有人加班少掙得多，有人加班少掙得少。

當然，倒不是要用“具體個例具體討論”來捂住一切對制度的質疑與反思，但理論和現實的碰撞就是充滿了錯位，我們需要反覆觀察現實，才可能填補部分空缺。

廠內廠外，我們殊途同歸，歸到最後，也許是李誕寫在《候場》裏的那句：“老子已經打卡了，還要我怎樣？”

（文中的小安、妮可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