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願就地過年的人，到底有什麼苦衷？_風聞

       今天，關於春節出行問題，國家衞健委又給出了“船新版本”。

　　在回應“從低風險地區跨省返回城市是否必須持核酸檢測證明”問題時，衞健委官微給出的回覆似乎仍然需要讀者做做閲讀理解：

　　“低風險地區其他人員應當**持健康通行碼“綠碼”**出行，在體温正常且做好個人防護的前提下有序流動。”

　　今天已經臘月廿六，回不回、哪天回、怎麼回，大家其實早就應該做好了決定，但相關政策似乎還在不斷出現新的解讀。

　　而在近一段時間內，政府頻頻呼籲就地過年，地方上更有層層加碼千般勸退，無論是“持7天內核酸檢測證明”，還是“14天居家隔離”，被各種擴大為返鄉務工人員設障的情況屢見不鮮。

　　在外漂泊的打工人對此有情緒，真的不可理解嗎？

　　他們不是不識大體，去年疫情突然來臨，一聲令下，全國封城，絕大多數人都沒有什麼怨言。因為他們知道，這是跟所有人息息相關的大事兒，大局為重。

　　而在今年鼓勵不回家的呼籲中，支持的人為數不少，但反對的聲浪卻也一波接着一波，真的只是他們“自私”？

　　這個問題，恰恰要從這個春節“消失”的春運説起。

　　作為全世界最大的人口遷徙，一年一度會準時在中國的大小城鄉上演。

　　這支大軍浩浩蕩蕩，氣勢磅礴，他們用盡了你能想象到的所有交通工具，包括飛機、高鐵、綠皮車、輪渡、汽車……在中國的版圖上，行進出無數條回家路線。

　　在並不久遠的記憶裏，我們應該還記得有這樣一羣人，他們騎着摩托車，翻山越嶺，穿省跨州，冒風頂雨，風餐露宿，只為迫切地與親人團聚。

　　人們稱他們為“摩托大軍”，在一票難求的春運關口，那時每年都會有數十萬人以這樣的形式，奔赴上千公里回家。

　　2011年，曾有一部紀錄片《1350km》，拍攝出他們的艱難路程。

　　故事以一位叫做汪正年的農民工的視角展開，他也象徵着千千萬萬在外打工人的一員。

　　汪正年的老家在貴州石阡，早年就前往1350公里外的廣州肇慶，從事搗混凝土的工作，天氣好的時候每月能拿到兩千塊錢。

　　距離那年大年三十還有10天，汪正年和妻子彭雙芹開始收拾準備回家的行李，夫婦兩人合算了一下，如果坐車回去，來回兩趟至少要花兩千多，超過了一個月工資。

　　為了省掉這筆對他們來説算“鉅額”的開支，夫婦倆決定騎摩托回家，跟他們同行的還有堂哥汪長軍夫妻倆，以及姐夫魯朝軍。

　　城市裏的精神小夥們也喜歡騎摩托，夜晚的街道，很遠就能聽到他們發動機的轟鳴，很酷很拉風。不過，汪正年的回家之路，就沒那麼愜意了，要闖過一道道難關才能抵達終點。

　　在收費站，遇到一羣穿的制服，卻又不知到底是不是真的“公務人員”的人，要收兩文錢才讓通過，汪正年身上沒有零錢，拿出一百讓他們找，他們擺手説算了。

　　用了一個晝夜的時間，穿過城市、郊區和山野，汪正年幾人才剛駛出廣東。路上，他們會遇到自己的老鄉，遞上一根煙，彼此寒暄一番，匆匆交談後，囑咐路上小心，然後各自分開。

　　途中，他們要經過廣東、廣西、貴州，海拔由低到高，氣温也越來越低，路上的危險係數也逐漸升高，回家之路也就更難了。

　　雨天，地面濕滑，雖然纏着塑料袋，穿着雨衣，但一路風馳電掣，刺骨的寒風依然會鑽進他們的身體裏。

　　實在冷得受不了了，就停下來休息，從路邊撿一些雜草樹葉，生火點燃，這團小小的温暖對他們來説，很重要。

　　路上並非一帆風順，有時候摩托車會突然爆胎，有時候走到半途就沒油了。

　　晚上休息的地方是簡陋的賓館，5個人擠在一個小房間，汪正年的妻子有些不舒服，躺在牀上不吃不喝，原來她已經懷孕三個月了。

　　沒有辦法，汪正年必須將這段路走完，天還沒亮，就摸着黑繼續趕路。

　　汪正年常常會遇到特殊情況，他在經過一個小鎮時被告知前方封路，只能繞道，而路上結冰，兇險異常，他被迫推着摩托車徒步行走。

　　餓了就吃頓簡單的白菜火鍋，乏了就稍微停下來歇歇腳。1350公里對城市的人來説，可能就是高鐵三四個小時，對於汪正年則要五天四夜。

　　他沒有手機，回家的路線被寫在筆記本上，就靠着手寫的地圖一路導航，在茫茫的荒野裏，以最原始的方式一點點推進。

　　近鄉情更濃，不止是激動，當看到寫有家鄉名字“石阡”的路牌時，汪正年覺得，一切的辛苦是值得的。

　　快到家門時，家人和小孩都出來迎接，母親一把搶過兒子的行李，趕緊往家裏提。然後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上了熱氣騰騰的飯。

　　汪正年只是千千萬萬摩托大軍的一員，他們背井離鄉，千里迢迢去往大城市打工，繁華的街景，喧鬧的世界，與他們無關，幾件衣服和一牀被子就是全部的家當。

　　你如果問他們願不願意就地過年，我想這個答案是明擺着的。

　　史詩般的春運就這樣年復一年地上演，我們是如此地習以為常，以至於卻忘掉了它的驚心動魄，那是因為我們“身在此山中”。

　　只有在春運時，普通人才會以戰鬥的姿態出現着，他們領着行李箱和大包小包，肩上扛着袋子，懷裏揣着小孩，倒騰幾次交通工具，動輒穿行幾千裏，哪怕路上遇到麻煩事，也會相互理解，不放在心上。

　　因為電話裏頻頻相催的，是翹首以盼的父母，是許久未見的兒女，腦海裏反覆想起的，是親切的家鄉味道，把酒話桑麻，笑談一年的收穫與艱難。

　　回家過年究竟意味着什麼？引用一位知乎網友的回答，“對於個人打工者來説，這是年年的“春節税”；對於城市來説，這是四十年‘改開債’”。

　　俗話説有債必償，在這打工子弟身上，註定只是一句空言。

　　温鐵軍講過這樣的觀點，中國並沒構建西方人所説的“中央化”集權的經濟體制，長期以來其實是以“地方化”為主的資源資本化的發展過程。

　　講簡單點，除了依靠“雙規”這樣的手段，中央對地方大員根本無能為力，由着各省之間弱肉強食。中西部的代表必須抱團利用壓倒性的席位優勢影響決策，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這不禁讓人去思考，內地窮困地區老百姓，離開家鄉前往沿海發達地區打工，究竟是改革的成果讓他們受益了，還是説地區之間政策傾斜，而使他們成為被犧牲掉的一批人？

　　沿海城市經濟飛速增長的前提，是可以不用負擔進城務工人員的養老和生活，從而可以節省很多財政經費和土地面積。

　　大城市的資源並不對所有外地人開放，不然一眾明星落户上海的新聞怎麼會頻頻登上熱搜，一張金光閃閃的户口本背後，無疑是有形無形的門檻，事實上將人分成三六九等。

　　當然，來扛水泥吃灰塵的農民工兄弟，可能更被“物化”了，也許充其量只是城市一次性的“燃料”而已。

　　那些在城市貢獻青春的人，曾天真地以為自己可以留下來，但很快就會接受到社會的捶打，猛烈被教做人。

　　一輪輪的房價快速拉昇，形成了巨大的閘門，不斷關緊的過程中，裏面的人戰戰兢兢，外面的人惶惶恐恐。晨雞初叫，昏鴉爭噪，哪個不去紅塵鬧，等年紀大了，今日少年明日老，又不得不在驅趕下離開。

　　有幸留在大城市裏的才俊，往往要掏空六個錢包，以幾代人的心血供養一個小家庭。而勞動力的父母長輩、妻兒老小就只能被摒除在門外，活生生的骨肉分離。

　　大城市也根本無意去吸納每年在這裏工作幾百天的勞動人口，他們有沒有完整的家庭，享不享受天倫之樂，並不重要。

　　於是，過年回家就成了勢在必行的一場運動，各項成本的疊加就構成了“春節税”。

　　機票高鐵幾千元，是硬性的開支，中途來回奔波的心累體累，大量返鄉人口瞬間湧入造成短時的通貨膨脹，看個電影，票價上百，吃個飯，人均二百，大過年的，咬咬牙都忍了。

　　去年疫情剛剛好轉，各地為了復工復產，趕緊派專機、專列和專車，農民工從家裏接出來。等到要回家過年了，就視若無睹不管不顧了，用完即棄，很有精神。

　　一到春節，大城市就變空城，浩蕩的城市，只屬於那些手裏拿着一串鑰匙的收租人，屬於那些腦滿腸肥的產業和金融資本家。

　　而真正產生勞動價值的建設者，手裏為數不多的錢，不僅要給他們房租，還要回去等着被割韭菜。

　　作為改革先行區，還是深圳示範得好，一句來了就是深圳人，曾感動了多少人，不過他們後來才知道，它其實有個隱藏含義，來了就是工具人。

　　深圳的經濟體量是節節攀升，文明程度也是日益進步，不讓吃狗肉政策與發達國家十分接軌。

　　然而，其醫療資源、居住條件、教育學位，甚至比不上很多二線城市，或許，這些從來就不是為外地人準備的。

　　曾經艱苦奮鬥的深圳精神已經越來越遠，那座袁庚締造的城市已成了資本家的囊中之物。

　　2016年，深圳市人大會議上，一位身穿阿瑪尼的少年端坐在席位上，並表達了並有“不要讓一張考卷決定未來”的提議。

　　這名13歲的初二學生，身上奢侈品牌的金屬 Logo 並沒有被紅領巾遮住，在偌大的會場，十分耀眼。

　　此人非常優秀，不僅思想先進，而且小小年紀就喜歡思考有深度、有使命感的宏大問題，首次在政壇亮相，便震驚全網。

　　也許，這就是社會主義接班人的氣度吧，而他正準備學習怎麼接手這座城市的管理，不愧是少年強則國強。

　　與阿瑪尼少年不同，大批的留守兒童格局就沒那麼高了，他們唯一樂趣就是“遊戲人生”。

　　日上三竿，賴在牀上組隊“推塔”，夜裏兩三點在被窩“兇猛補刀”……學校禁止帶手機，他們就偷偷摸摸玩；遇到老師和宿管檢查，就把手機藏在廁所和鞋子裏，而且還有同學放哨；沒有充電的地方，就去小賣部花錢買電。

　　《青少年成癮行為調研報告——基於2017/2018青少年健康行為網絡問卷調查數據分析》顯示，在玩遊戲的時間上，留守兒童要高於非留守兒童。

　　這造成了他們作息不規律、視力下降、成績下滑，還有很多人對學習徹底失去興趣走上了輟學、打工的父輩們的老路。

　　試問，在不能玩水，不準爬樹，沒有課外活動的農村，沒有任何娛樂，也沒有父母陪伴，還有什麼比電子遊戲更具誘惑呢？

　　深圳“後浪”們出入兩會，氣質儒雅，渾身都散發着大視野、大局觀，就不是農家少年們能學到的了。

　　的確，深圳應該驕傲，短短幾十年就取得偉大成績，全國獨此一份，但它卻不能貪天之功。

　　當年，工程兵部隊集體轉業開赴深圳，全國集中人力物力支援，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優越性。但其中是不是也包含了強制行政政策形成區域間失衡的結果呢？

　　從全國人民口中奪食，為某些城市進行利益輸送，讓它搶先一步富起來，而內陸地區卻長時期在貧困線掙扎。這種政策傾斜，客觀上也可以看作對內陸地區的剝削掠奪。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後呢？沒有然後。這幾年的扶貧工作才算是發現問題及時兜底止損，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在《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中，作者駐村400多天，畫出了一條“農村老年人自殺率”的曲線：從1990年開始，中國農村老年人自殺率大幅上升，並保持在高位。

　　比起親兒子，藥兒子（喝農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更可靠。

　　有一個在外打工的兒子，請了7天假回家，看望垂危的父親。兩三天過去，他發現父親一口氣還挺着，於是，就問父親：“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請了7天假，是把做喪事的時間都算進來的。”

　　老人無奈，隨後自殺，兒子趕在一週內辦完所有喪事，回城繼續打工。

　　人性扭曲至此，唯有仰天長嘆。

​　　第一代農民工從外面賺錢回鄉消費，使農村變得繁榮。而第二代農民工則城市賺錢城市花，他們的父母也將維持温飽以外的所有剩餘拿給他們到城市消費。

　　這樣一來，在縣城買房的年輕人就不僅不贍養父母，而且通過代際剝削將父母從事農業生產所獲收入全部投入到城市。新的通過代際剝削而形成的城市對農村的剝削便已成型。

　　就這樣，那些到大城市燃燒自己貢獻能力的打工仔們，在被冠以“外地人”的標籤後，很快還會被污名化，彷彿他們永遠是素質差的代名詞，所有的壞事都是他們做的。

　　有人説，在大城市會感到冰冷，這份冰冷可能是你本就不屬於這裏，也從未被當作平等的人看待過。

　　在不回家的號召下，許多地方政府都發放了福利，以示對打工人的尊重和關懷。

　　杭州政府給留杭過年的非浙户籍務工人員發了千元現金紅包，雖然簡單粗暴，倒也顯得實在。

　　而那些明明吸納了更多打工人的一線城市，似乎沒有太多進展，北京不鹹不淡地給留京過年的人發放了20G的流量包，當然，需要是北京本地號碼，有效期只有7天。

　　網友紛紛吐槽，這是鼓勵外地人辦理北京卡的小把戲，為運營商年底衝業績。

　　深圳不愧是炒房之都，連勸人留下來的方式都非同一般：想留下來就買套房子吧。

　　疫情是一面鏡子，我們揭開了所謂“文明世界”“民主國家”的遮羞布，看到了他們的滑稽與不堪，但照見自己的時候，也應該充滿勇氣去面對。

　　值得慶幸的是，中國的決策層從來就有很強的糾錯機制。當人口快速向城市集聚，導致城市越來越不堪重負，這樣的大城市病也被高層注意到了。

　　去年11月，在一篇以最高領導人署名的文章，即《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裏，專門論述了新的城市化戰略。

　　其中明確説道，“產業和人口向優勢區域集中是客觀經濟規律，但城市單體規模不能無限擴張”，“長期來看，全國城市都要根據實際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要有控制標準。”

　　而他在更早前還説過，避免使城市變成一塊密不透氣的“水泥板”。

　　也許，未來一個更加“均衡”的中國，能夠允許我們大膽地想象：某一天，浩浩蕩蕩的春運將會成為歷史，成為一段難忘的回憶。

　　那時，每個人可以更從容地選擇自己紮根安家立業的城市，再也不用忍受分離之苦，思鄉之痛。“就地過年”也不會再成為一個惱人的問題。

　　讓每個打工人都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