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體制實際上解決的是什麼問題_風聞

過去，中國互聯網上有一種觀點：西方實行的是“多黨選舉，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人人都有選票，眼裏揉不進沙子，哪個官員不稱職做了壞事或者不做正事，就會被選下來。所以官員戰戰兢兢，競相努力工作，討好老百姓，不敢貪腐。

十八大之前，中國面臨着高速發展帶來的社會變化，同時也是社會矛盾高發期，當時治理力度還沒有今天這麼大。不時有負面新聞爆出，每當這個時候，就會有人説“這要是在國外，老百姓有選票，官員敢這麼幹嗎？”。這種觀點比較深入人心，直到去年年初疫情爆發時，還有大V表示，如果是日本韓國爆發這種規模的疫情，官員早就羞愧自殺了；如果是美國面對疫情，由於有選票，官員不敢懈怠，根本不會讓疫情氾濫。

當然，後面的事情，這一年來也都看到了。恰恰是所謂“沒有選票”的中國，官員抗疫不力被處分了一茬又一茬；而手中握着“選票”的西方國家，自始至終都在夢遊，想象中的“官員負責、民眾素質”一點也沒看到，死了這麼多人，沒有官員需要為此負責，而且大家都很心安理得的坐在位子上，別説自殺了，連羞愧辭職的都罕見。

其實“百姓有選票，公權力就不敢胡作非為”的邏輯，只是表面看上去似乎有理，但現實中根本站不住腳，是一廂情願。比如説，中國前幾年曾經有過一個“雷洋案”，這放在美國不過是一個很小的事情，但在中國引發了很大的輿論。當時就有人質疑“公權力”沒有被關進籠子，認為只有選票能讓警察不“暴力執法”。但投票四年一次，如果第一年發生了一起警察暴力執法，到第四年，公眾早就忘的沒影了。而且如果誰上台都有暴力執法，那公眾慢慢就不會那麼“神經過敏”，將其作為要趕官員下台的依據了。那種“有了選票的民眾有不滿就可以逼政府讓步”的幻覺，其實是把中國社會中政府對民意快速反應的做法，嫁接在了對西方社會的想象上。

而且正好相反，靠選票上台的政府，恰恰可以在“小事”上不那麼在乎民意。因為我是選舉上來的，有合法性，你憑什麼沒到點就讓我下台？我憑什麼要聽你的？真想讓我下台，看四年後啊，看到時候你們是不是還會記得啊。而中國官員呢，也許引發了“輿情”，第二天就有被下課的危險，不需要等四年之後，所以反而不敢輕視“輿情”（當然，這在現實中也會出現“按鬧分配”的問題）。

真到投票的時候，公眾也壓根不會看什麼治理能力，而是看你意識形態怎麼樣，你帥不帥，你表達能力是不是得到了我的欣賞，你的對手是個什麼東西，你的廣告我看到了幾次以至於記住了你的名字，你的某個口號我是不是喜歡，你背後的政黨是哪個，誰給你背書了，你的樁腳能給我什麼好處……等等。

這樣的偽“選舉”和假“民主”，其產生的勝者，自然是日益平庸化。

西方統治階層為什麼喜歡多黨選舉這種玩法呢？因為它也確實解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中國古代統治階層也很頭疼——立長還是立賢。

換句話説，就是“合法性”問題。

中國古代不少王朝，在選擇接班人的時候，有時候就會煩惱，皇子之中，是該立長呢，還是該立賢呢？按理説，從國家和統治階層的利益考慮，是該立賢的，這樣有利於保障江山社稷，維護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但問題是，誰是“賢”？“賢”在很大程度上是帶有主觀色彩的，除非競爭者之間的表現對比太過懸殊，否則統治階級內部為了這個問題就會產生撕裂，到時候不但“賢”不一定能立起來，還會讓各派產生對權力的野心。

而立長的話，雖然不一定能保障是皇子之中的最優者繼位，但年齡是個硬指標，誰大誰小一目瞭然，只要樹立了這個規則，那敗者也無話可説，誰讓你晚生了呢？這就有利於在統治階級內部生成繼任者的“合法性”——我是在這個客觀規則下獲勝的，大家都無話可説，都要承認，從而有利於在統治階級內部實現權力交接的相對穩定性。

封建王朝時代這樣政權血緣傳遞沒問題，但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後就不能這麼玩了。大家都是統治階級，都有錢，憑什麼你的家族世代當皇帝？掌握我們的命運，這可不行。所以就要有一個新的規則，樹立一個新的合法性來源，在這個規則下，讓敗者無話可説，讓勝者自動獲得合法性。

選票數量和年齡一樣，都是硬指標，你選票多，那你自然就是勝者，有人不服這個規矩，大家共討之。資本主義社會，風水輪流轉，這樣玩，大家輪流坐莊，共享富貴。誰有實力，也可以進到這個圈子裏來，用選票説話，不要掀桌子。這樣，就在資本主義時代解決了“立長立賢”的問題。

這樣立起來的“長”，並不代表民眾利益，它僅僅是解決了一個讓統治階層內部“大家都沒話説”的規則問題。民眾雖然參與投票，但早就被分割為互相敵視，利益衝突的不同人羣，要麼是看透了這套虛偽的伎倆心灰意冷選擇不投票，要麼是被各種口號和政治對立鼓惑起來，按意識形態對立或者是不同身份而不是按治國理政的能力來投票。最終結果就是：四年裏，只有投票的那一天是“民主”的，一旦這次統治階層內部“誰上誰下”的結果決定了，作為“合法性儀式工具”的民眾被使用完了，就又進入了下一輪渾渾噩噩之中。

這種規則就決定了它是不可能選出優秀的政治家的，因為選拔規則裏面實質上就不包括這一項，就算偶爾碰上了，那也是蒙的。有時甚至連及格的政治家也碰不上，對於一個政治人物而言，如果是從縣區一級一級做上來的，哪怕這個人原來是個庸才，哪怕他背後是靠的貴人扶持，但經過這麼多年的“實戰訓練”和逐級淘汰，治理能力也有更大概率會在及格線以上。而表面上的假民主式選舉，連這一點經常也做不到。

雖然如此，但這種選舉制度所解決的“立儲”問題對資本主義國家而言也不是全無意義。中國古代王朝中，就時常有因為立儲問題而鬧到動搖國本或者是變亂的。西方解決了這個問題，就解決了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個大問題，又由於這種假民主給了很多民眾一種幻覺，覺得自己是有能力來把不好的統治者“選下去”的，沒必要掀桌子。這就使得統治階層的地位更加穩固，形成一種“超穩定社會”，即使抗疫不力死46萬人，統治階層也不需要有人負任何責任，而且整個過程都毫無羞愧，堂而皇之的，也不會有人造反。

這種“超穩定社會”內部較難出現顛覆力量，如果外部沒有出現更強大的競爭者來抽走它們幾百年來獲得的面向全世界吸血的軍事、技術和經濟優勢的話，其內部統治可能會一直維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