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説,我不想回家過年_風聞
已注销用户-中国政经第一刊2021-02-10 17:33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肖瑤
年初北方的一波疫情出乎意料地襲來,“就地過年”成為疫情防控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十年的春運,被抹去了熙攘。
許多人都着急。核酸檢測、隔離,種種繁瑣程序都不是問題,回家路漫漫,抵不過綿綿鄉愁。
但另一些人,則是“正中下懷”。“就地過年”給了不想回家過年者最正當的理由,且不必承受“不孝”“冷漠”“矯情”“自私”等指責。

《伴你回“家”》劇照
在他鄉工作,身體勞累,回老家過年,精神疲憊。“就地過年”對於這一部分人而言,是一次真正的休息。
2020年12月,北京大山子疫情復燃,喬山委婉地告訴母親,為配合疫情防控,減少人員流動,不給政府添麻煩,今年就不回去了。
意料之中,母親立刻堅決反對,埋怨她“寧願一個人在外地過年也不回家探望父母”。數落一番後,母親指責女兒丟人,因為“無法向親戚朋友交代”。
在一個名為“春節恐歸族”的豆瓣小組裏,有這麼一句説明:恐懼並非源於對回家本身有所抗拒,而是在節日回家的種種煩心事折磨之下,一種本能的反應。

“過年不回家之春節恐歸族”豆瓣小組
潛意識裏被與“春節回家”掛鈎的諸種“煩心事”,包括但不限於“囊中羞澀”“逼婚”“風俗習慣難以接受”等原因。
喬山形容自己這些年和家人的相處就像“螃蟹在水裏慢慢被煮熟。”她多希望家人之間能真正互相理解、坦誠溝通,而不是為了一幅和睦的家庭圖景,去迴避那麼多顯而易見的、積弊已久的矛盾。
“有誰不願意回家呢?如果真的稱得上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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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我羈絆最深的牢籠
這幾年,喬山過年回家的唯一原因就是陪父母吃年夜飯,不想回家的理由卻攢了很多,“父母愛攀比”“愛面子”,很多話小時候聽不覺得有什麼,越長大卻似乎越敏感。
比如,每年回家,剛進家門爸媽就會劈頭蓋臉地問她:“你怎麼又胖了?你看看那誰家的女兒多瘦多白!”“打算什麼時候結婚?別人的孩子都結婚了!”

袁姍姍的爸爸在綜藝《我家那閨女》中提到了“見過一些不生孩子的,最後走得都非常悽慘”,並強調“如果女兒不結婚不生小孩,自己會很傷心”
從5歲到25歲,在自己家中,喬山都始終逃不了“別人家”。她哭笑不得。雖然在父母眼裏,這些都是關心,但喬山依然不能迴避內心最真實的感覺:“每次回家就像要上刑場一樣,家完全不是一個可以放鬆舒服的地方。”
有一年,喬山因事沒能回去,表哥表姐立馬找上她一頓數落:“(你)父母活一天少一天”“等他們死了你才知道回來過年多好”“去上海、北京上班有啥用?你也沒存到錢,還不如回老家結婚”……
這是不少在外工作的年輕人一大心結。大學畢業後半年內,陳思都沒有在北京找到工作,於是她去了天津,卻不敢告訴家裏人,“不想再頂着壓力撒謊”。
因為每一年回家的母題都一樣:被催促考公務員,早點結婚,“多大的人了還在外面漂?”每一次陳思試圖向父母談論自己的職業打算、人生目標,但都會因為不在父輩“穩定職業、儘早成家”的價值公式裏,從而不被理解,更不被認可,連交流溝通的機會都被直接堵死了。
**“不想回家,是因為自己心裏始終有一道跨不過去的、不想面對的坎。”**今年25歲的陳思説。
陳思從小生活在父母的“打壓教育”下,責怪、辱罵是最常見的,家裏常常緊繃着火藥味,稍犯錯就是劈頭蓋臉一頓罵,可不一會兒,父母又會和聲細語來告訴她“我們都是愛你的”。

《小歡喜》劇照
“父母對孩子有沒有‘PUA’?”陳思未曾對誰説起過這種荒謬的問句,因為她知道,獨生子女、父母雙全、家境不算糟糕,這些要素構成的家,就已經是大多數家庭眼裏的幸運兒了。
但常常她又會疑惑,“家庭是用來比的嗎?不是説家家有本難唸的經,誰來聽我這本經呢?”
因為家裏經商,小時候,陳思一家三口全國奔波,換了好幾個城市居住,直到五六年前才回到母親的家鄉定居。對於那個情感上陌生的小城市,陳思的確感受不到歸屬。

她與父親關係不好,“好幾年沒説過話了”。父親是9個兄弟姐妹裏的老大,“總是有種傳承香火的感覺”,遺憾陳思不是個兒子。“但不是就是不是啊!”從小到大,陳思會因為自己的女兒身份自卑,繼而逐漸演變成委屈、憤懣。
26歲的小柒回望自己的成長曆程,“百分之九十的眼淚都是父母給的”。
她説不上來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對過年回家產生“習得性無助”的,她無奈而無助地感受到,“我就像一個馬戲團的獅子,永遠逃不掉這個囚籠。”
從小到大,她認為自己在父母面前“就像一個高度封裝的人。”記憶裏關於“家”的片段,當然有數不清的愛與温暖,有嚴厲與責任,這些都是無可否定的方面,但因為是最親的人,小柒亦無法否定父母給自己帶來的陰影。
比如,小時候,父母不希望小柒與同學朋友交往密切,外出玩耍不能超過半小時回家,也不讓她到同學朋友家裏去玩,理由是“同學家不會對你多好”,依據則是,父母在他們的小時候,親眼看到同學父母把好吃的藏起來。

《天空之城》劇照
而當小柒長大後念中學時,想到市裏去玩,卻再次被阻攔,理由是“連個能陪着你的同學都沒有”。
“是啊,一個朋友都沒有,但我就是這麼長大的。”小柒在心底哭。但沒有地方哭,站在父母角度,這都是為孩子好,在外人看來,也不過一句“不懂事”的指摘罷了。
相對於父母的焦慮與緊張,小柒的奶奶也不希望她離開家太遠,理由是:小柒是個女孩子,奶奶希望她能留在家裏,留在父母身邊。
小柒哭笑不得,自然不敢在家人面前吐露一個人在北京工作的酸甜苦辣,從大學畢業後到現在,三年時間內,她認為自己飛速成長,社會的歷練教給她許多東西,“而我的父母只關心我什麼時候回家”。她不能理解,為什麼最真實的感受、心情,最難以在家人面前吐露。

《家族的形式》劇照
於是,對待家人熱切的“企盼”和“關懷”,小柒越來越無話可説,到最後只能擺出一副笑臉相迎,至於這一年來在外面積累的諸多心事和感言,再也不敢説出口。
她很羨慕那些可以和父母無話不談的人,哪怕做不到無話不談,至少能和睦相處。有長輩訓斥她:“你是沒經歷過苦!對父母這般那般不滿的,自己生一個娃試試,自己去體驗一下做父母有多難。”
無從反駁。只有無止盡的沉默。
一定程度上,“不想回家”的理由或許是千篇一律的,有主觀上的疏離,有客觀上的矛盾。比如,對女孩而言,傳統家庭觀念裏的重男輕女;對男孩來説,過於沉重的壓力、期待……
這些東西是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城鄉變遷進程中的某種邊角料,未必準確,但令人好奇的是,這種撕裂背後的根源,到底是代際之間理解的錯層,還是説,這一屆年輕人,真的變得越來越敏感、“玻璃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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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熱情似火,一催就熄
“家鄉”是一個巨大的爐子,會發光,發暖,但也會讓人感受到炙灼。在一貫的家庭敍事裏,哪怕是灼燒,也應被視為温暖、關懷。但實際上,每個人對於温度的耐受力和需求都是不同的。
今年1月份,深圳富士康觀瀾園區掛出了一則走紅網絡的標語:**“是否被逼婚,是否被相親?何以解憂,唯有留守。春節留守,才是歸宿。”**此標語被網友戲稱“宣傳語秒殺月薪三萬的文案。”

深圳富士康觀瀾園區走紅網絡的標題
理解的不對等、觀念的不同步,讓更多“恐歸族”面臨着另一個共通的痛點——催婚、催生、催房三件套。
老家在東北、工作在北京的胡靜今年33歲,碩士畢業後,她曾談過一段持續四年的戀愛,結束後單身多年至今。然而,30歲以後,母親開始焦慮不安。“催婚成為近幾年我們母女之間矛盾的焦點”,但因為常年在外地工作,所以矛盾通常在春節的7天假期裏激化。
前車之鑑,發生在2020年隔離在家的小半年,居家辦公的日子,胡靜和母親的交鋒可謂一觸即發。只要母女兩同時待在家中,任何話題最終都會被引向結婚、找對象,含沙射影的,春秋筆法的,直白明瞭的……無論胡靜如何解釋“還沒遇到合適的人”,都會被母親劈頭蓋臉地統歸為“不上心”,她啐道:“等過幾年嫁不出去了就孤獨終老、寂寞死去吧。”

焦俊豔在綜藝《我家那閨女》中表達了“人生在世,除了婚姻還有其他很多其他的意義”的觀點,遭到了爸爸與其他嘉賓的反對,爸爸們普遍認為結婚是責任也是義務
胡靜不明白,為什麼在這件事上,親人不像親人,不會體己理解,倒像咄咄逼人的劊子手,毫不留情地手刃母女二人之間難得的相處時光。
2021年剛打頭,河北石家莊爆發聚集性疫情,高峯期單日新增確診人數超過300人,隨後,北京燕郊出現確診病例,河北與北京的通道封閉。
胡靜把通告病例、政府通知都轉給了母親,然後長舒一口氣。“雖然遠隔千里思念親人,但只要想到我今年可以過個安靜的年,所有的煩惱都煙消雲散了。”
對“安靜”的需求,偶爾會掩蓋對“團聚”的需求,這不是二選一的關係,而是無可奈何下,互相妥協、體諒的關係。
今年30歲的小楠與同性女友同居,在她多年的堅持與感染下,父母已逐漸接受了她的女友,但老家的姑姑、叔、姨仍在年復一年地為她找相親對象,還不厭其煩地在其父母耳旁悄悄勸説:“女孩子還是要找個人嫁了”。

《誰説我結不了婚》劇照
小楠能預料到,只要回家,心裏緊繃多年的一根弦會立馬潰決,父母救不了她,女友救不了她,無數“善意”卻充滿偏見的聲音會如亂箭四面八方湧來。“不回家是為了不對回家產生‘PSTD’(創傷後心裏綜合症)。”
這是一種矛盾的心態。
除了老一輩的催促,哪怕已經結了婚、完成了“人生大事”,已近中年的大雄也面臨着另一種恐懼:沒完沒了的酒桌寒暄、同輩間的相互攀比、暗中較勁。
今年賺了多少?
換房了吧?開什麼車?
在外面賺大錢,可不能忘了兄弟啊!
這些話大雄都要聽爛了,年年如一,除了笑臉逢迎,別無他法。
這些年來,大雄慢慢感覺到,回家過年的喜悦其實早在他步入社會那一天就開始消淡了,兒時的快樂也被歲月浪潮沖走。“現在的過年只是一種形式,被迫攀比,炫富,聊天三句不離房、車、錢。人情世故而已。”

《家族的形式》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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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年味,年年無味
除了“過年回家”本身承載的壓力,同樣不可否認,春節承載的年味,的確有所消淡了。
疫情讓29歲的楊天終於有了逃避一系列古老“鄉俗”的機會,比如挨家挨户磕頭拜年。
楊天的老家在一個南方五線城市,她記得在自己小時候,對那些象徵年味的習俗都是期待大於抗拒的,也許是自己變了,也許是老家變了,隨着成長,工作,家裏的老人老去,孩子們紛紛遠走他鄉,慢慢地,阿格感受到“親戚間的勾心鬥角”“老一輩的矛盾”越來越多,同一屋檐下,家人之間的交談變得越來越冷漠,甚至是針鋒相對。

《飲食男女》劇照
這些都是很難描述得具體的,但她十分肯定,那些潛伏在“温馨家庭”表面下的暗湧,並非錯覺。
又比如,當“過年回家”成為一種社會習俗上的必要,這個“年”到底要怎麼個過法,個體的自主權被某種程度剝奪了。
有人想給自己放個假,出去旅遊,卻礙於親情的捆綁,情感上邁不出。比如剛年滿30歲沒幾天的阿豪。
因為工作地與家鄉相距不遠,防疫壓力小,阿豪只好放棄心心念唸了多年的獨自出遊計劃,回到廣東南部邊陲的縣城家鄉。這些年來,家鄉的景貌已經天翻地覆,“不是説發展得多快,而是很多東西都消失了,卻沒找到合適的來替代。”
在那個曾以浪漫著稱的海邊小島,當路邊攤老闆説着純正普通話賣給阿豪魚丸粉的時候,當老人們把習俗帶進城裏的房子、卻“怎麼都顯得彆扭”的時候,當電視裏的春晚越來越難看下去的時候,阿豪忽然“很矯情地”理解了“近鄉情怯”四個字。
“怯”,是害怕對曾經熟悉的、懷念的東西產生牴觸,害怕對家鄉的失望大於期待。
然而,除夕前夜,當朋友問起阿豪今年怎麼過,他苦笑着脱口而出:“怎麼過?熬過唄。”
就地過年,不管理想中多麼自由瀟灑,有些東西始終是換不回來的。
也必須強調,家庭關係的掣肘、年味的消淡,這些也都不是要否定年本身的意義。
“只有在外面流浪過,才知道回家的好。”對於那些主觀上不願意回家的年輕人,32歲的外賣騎手阿泉哭笑不得。他不否認,感覺得到這些年的“年味”正在喪失,不能放煙花爆竹了,很多傳統儀式都在日漸消亡,春晚也越來越不好看了……
“但真正想回家過年的人不會在乎這些。”

《人在囧途》劇照
**阿泉眼中的“就地過年”,不是自由和朋友,不是輕鬆和愜意,而是接不到外賣訂單從而失去收入。**在阿泉居住的房屋對面,肉眼可見的工地停工、工廠停產,宿舍清空,食堂不開門,沒有福利補貼,沒有安置政策,還要自己支付房租。
“為什麼‘春運’成了中國的特色,而不是‘勞動運’‘國慶運’?”阿泉發問,“因為很多人是沒辦法在勞動節、國慶節回家的。”
對那些薪水微薄、工作艱苦的城市漂泊者而言,春節團聚,是他們生活中最強有力的精神支柱,是可以卸下一整年孤獨與艱辛的安全堡壘。
“這是一種血脈裏的追求。”阿泉這麼總結,“不是要去指責那些與家裏關係不好的年輕人,但希望他們別就這樣放棄‘春運’。”在阿泉看來,“春運”兩個字,藴含着一定機遇——重新傾聽、凝視與擁抱家鄉的機遇,要放在其他節假日,還真不一定能有。

春運——上海虹橋站候車大廳(圖源:新華社 丁汀/攝)
回過頭來看,父母與子女的關係,除了互相包容、理解,也應該是互相成長、塑造的,一味逃避和沉默,只會讓這種掣肘越深、隔閡越厚。
“回家過年”其實是一個相當曖昧的短語,它藴涵太多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與情愫,至少絕對談不上清晰分明。“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不假,但這很難成為情感上回避與懶惰的藉口,更不能完全消解春節團聚的意義。
縱使“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至少,對那些主觀逃避過年回家的年輕人而言,踏上春運的路,就已經邁出了願意為理想狀況作出努力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