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我國或在今年正式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是一個重要轉折_風聞

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 我國極有可能在2021年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正式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是我國即將迎來的重要轉折之一。**由於2020年世界經濟整體下行，預計1.25萬美元的高收入國家門檻可能在2021年下調。2021年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速可能在8.5%左右，名義增速將超過10%。如果進一步考慮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因素，我國將大概率在2021年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 當一個東亞經濟體開始實行市場化配置資源、進行出口導向的轉型、實現工業化追趕的時候，在一個給定的時點上，其潛在經濟增速幾乎只取決於當時的人均收入水平。因此只要給定時點或人均收入水平，東亞經濟體的增速表現在統計上沒有顯著差異。

**➤ 文化因素無疑是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從經濟追趕的角度來講，**儒家文化經濟體的整體增速表現出色，其長期的經濟增速始終顯著更高。**但無論是何種宗教文化經濟體，在其人均收入水平達到或接近高收入門檻後，其經濟增速將會進入長期下降階段，並最終逐步收斂至3%左右的水平。

**➤ 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速的預測，不僅要看到其長期的減速過程，也必須考慮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趨勢。**合併這些因素，2035年中國人均GDP有望達到3萬美元左右，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不過，屆時中國人均GDP較美國仍有巨大差距，大約僅相當於美國人均GDP的30%左右，中國人均GDP追趕美國仍然是極其困難的。

——高善文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委員、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注：本文為作者在2021年1月24日的CF40季度宏觀政策報告論證會第46期暨“雙週圓桌”第330期 “寬鬆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與後果”上所做的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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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2035的中國經濟

文 | 高善文

21世紀第三個十年具有轉折性意義

之所以選擇展望2035年的中國經濟，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國正處於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起點上，而21世紀第三個十年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都具有極其重要的轉折性意義。這種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我國極有可能在2021年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正式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是我國即將迎來的重要轉折之一。

2020年我國人均GDP摺合現價美元超過1.1萬美元，與2020年高收入國家的門檻——1.25萬美元還有差距。由於2020年世界經濟整體下行，預計1.25萬美元的標準可能在2021年下調。2021年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速可能在8.5%左右，名義增速將超過10%。

如果進一步考慮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因素，我國將大概率在2021年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即便是保守預測，我國最遲也將在2022年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第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關於“十四五”規劃的建議和關於2035年的遠景目標，有關部委正圍繞“十四五”規劃制定具體的細節，相關的建議經2021年全國兩會通過後，將成為正式的、有約束力的政府文件。**

在此背景下，提出對2035年中國經濟走向的基本判斷和看法，也將豐富政策制定過程中對我國經濟領域的認知和討論。

**第三，**隨着中國跨越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我們將中國取得的這一成就，分別與過去30年、過去50年全球範圍內跨過或接近高收入門檻的經濟體進行對比，這一國際比較的結果也是十分有意義的。

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與日本、

韓國和中國台灣的對標

在2019年底，我們基於經濟結構轉變、PPP條件下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標，以及劉易斯拐點等社會發展數據，將中國經濟轉型放在東亞經濟體轉型的背景下，與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的經濟表現進行了對比。

得出的結論是，2010年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大約相當於1968年的日本、1991年的韓國和1987年的中國台灣。

基於這一對標結果，對數據進行進一步的處理：以對標的年份為0年，即中國以2010年為0年，韓國以1991年為0年，日本則以1968年為0年；在時間軸上向後延伸25年、向前延伸20年，就可將各個國家在對應時間段內的經濟增速在座標軸中表示出來。

以此方法，我們計算了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對應的經濟增速平均值，並與中國實際GDP增速做比較後（如圖1所示）可發現，無論是經濟轉型前的高增長期還是轉型後約十年的減速期，東亞經濟體的經濟增速整體表現極其接近。

圖1：轉型中的實際GDP增速（%）

數據來源：wind，安信證券

以這種一致性為前提，我們可以大致預測中國到2035年的經濟總量趨勢。當然，預測的結果還可以進一步劃分為保守、中性和樂觀情形來對比。

無論將來是何種情形，一個重要判斷是：**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的減速過程還沒有結束。**依照東亞經濟體的歷史經驗，中國可能在2025年到2030年這五年、或略長一些的時間內，經濟增速將穩定在4%-5%的水平，隨後再次進入減速過程。如果更廣泛地參考全球範圍內的經驗，預計2035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速將最終收斂至3%左右的水平。

就具體的經濟數值而言，在中性情形的假設下，**中國經濟總量在2030年將達到約33萬億美元，超過同期的美國。**屆時，中國的人均GDP按市價美元計算將會接近2.4萬美元，而到2035年中國的人均GDP將大概率達到3萬美元。

高收入國家標準與

部分經濟體跨越該標準的表現

基於以上認識，在我國即將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之際，有兩個問題值得討論：一是“什麼是高收入國家”，即成為高收入國家的標準是什麼；二是在過去的30年和50年間，全球範圍內跨越或者接近這一標準的國家的經濟表現應該如何來總結。

對於第一個問題，高收入國家的標準是在1987年以後由世界銀行制定和公佈的人均收入標準。如果人均國民收入超過這一標準，就可被視為高收入國家，如果沒超過，就是中高收入或者低收入國家。如圖2所示，上方的曲線代表的是高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的標準。

雖然對於制定這一標準的技術細節我們並不清楚，但是剔除美元通貨膨脹後，我們將這一標準整理為1987年的美元不變價，就能得到圖2中的曲線。從走勢來看，剔除美國的通貨膨脹因素後，自1987年至今這一標準是一個相對恆定的數值——6000美元左右。考慮到2020年全球的大規模經濟收縮，2021年世界銀行很可能下調這一標準。一旦標準下調，考慮到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匯率升值，中國人均收入將很可能跨越這個標準。

圖2 高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收入門檻（美元）

數據來源：wind，安信證券

另外，雖然世界銀行直至1987年才開始公佈高收入國家標準，但是使用前文中的技術手段，同樣以CPI為基礎，我們可以把這一標準向前推演至1960年，即1987年的6000美元對應於1960年的1600美元左右（見圖3）。

圖3 高收入標準推測值

數據來源：wind，安信證券

在明確高收入經濟體標準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對第二個問題進行探討，即過去數十年來，部分經濟體在跨越或者接近該標準時的表現。

對於這一問題，我們排除了新加坡、哥斯達黎加等小型經濟體，選擇人口超過一千萬、在1987年已進入中高收入序列的經濟體進行探討。符合這一標準的經濟體有俄羅斯、巴西、葡萄牙、韓國等16個經濟體，其中有8個經濟體在經歷三十多年的發展後成功跨過了高收入門檻，比如葡萄牙（1994）、智利（2012）、羅馬尼亞（2019）、匈牙利（2007）；另外8個經濟體則仍然停留在中高收入行列中，其中部分經濟體如俄羅斯、阿根廷、委內瑞拉等都曾經跨過了高收入門檻，但又因經濟衰退而滑落回中高收入行列，而巴西、伊拉克、伊朗、墨西哥和南非等國則在過去30年內一直處於中高收入行列，從未能晉升為高收入行列。（見表1）

考慮到高收入經濟體的標準在剔除通脹因素後基本未發生變化（維持在1987年6000美元左右），從表面上看，只要一個國家始終能夠保持經濟增長，即使增速緩慢，也總能夠跨越這一標準。但部分中高收入國家始終未能跨過高收入標準，這一現象是值得深思的。

表1  1987年以來由中高收入晉升高收入國家

的成功者與失敗者

當前全世界200多個經濟體中，高收入經濟體有80多個，佔經濟體總數的40%，其中包括一些比較小的經濟體。然而，部分大型經濟體如巴西、俄羅斯等，在步入高收入行列後又滑落回中高收入行列，這是值得深思的一個現象。

如果把這一研究的時點由1986年擴展到1970年，以擴展後的高收入標準來看，意大利也是在戰後經過了比較長時間的努力後，才成為世界銀行所定義的高收入經濟體。事實上，歐洲很多國家並不是二戰結束以後就是高收入經濟體，比如西班牙在1970年代初才跨過這個門檻，其他部分歐洲國家在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也還是中等收入經濟體，後來才陸續成長為高收入經濟體。

宗教文化因素對

跨越高收入門檻的影響

毫無疑問，全球諸多跨越或者接近跨越高收入門檻的經濟體擁有着不同的經濟體制和文化背景。我們試圖從宗教文化的角度入手，探討一個經濟體能否成功跨越高收入經濟體門檻、與其宗教文化因素之間是否存在關聯。

之所以選擇這個角度，是因為從各個經濟體經濟發展的結果來看，**經濟發展水平與宗教文化因素之間似乎確實存在聯繫。**但很多經濟體都受到不同宗教文化的影響，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也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前景。

為了排除這些因素的影響，我們只選取了該宗教文化背景下經濟發展最成功的一批經濟體。這樣在篩選樣本的過程中就剔除了許多影響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因素，而將宗教文化因素和人均收入因素保留下來。在此基礎上，我們分別對儒家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影響下的經濟體進行對比分析。

首先是儒家文化圈的經濟體，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中國台灣這四個經濟體。對於這四個經濟體，我們要回答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在前文的對標方法基礎上，這四個經濟體在跨越高收入門檻前後的經濟增速是否有系統性差異？

從統計計量結果來看，有幾個關鍵的事實：

**第一，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儒家文化經濟體，**在我們剛才所定義的時間段範圍之內，其整體經濟增速均顯著高於其他宗教文化經濟體。

**第二，**跨越高收入門檻的時間點前後，儒家文化經濟體的增速都無一例外地出現了下降，而且這種下降是長期趨勢性的。

第三，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各個經濟體之間經濟增速的差異在截距項和斜率項上都不顯著。這意味着，只要給定一個東亞經濟體的人均收入水平或者給定相對發達程度，就可以精確地推算其在長期歷史序列上的潛在經濟增速。也就是説，日本、中國台灣、韓國和中國大陸之間的經濟增速在相同的發展階段上在統計上沒有顯著的差異，而且經濟減速的趨勢差異在統計上也不顯著，所以儒家經濟體內部經濟增長的一致性非常強。

其次是**伊斯蘭教經濟體。**由於中東地區的伊斯蘭教國家都有着顯著的石油資源優勢，這會很大程度影響其經濟發展水平，因此我們選擇馬來西亞、土耳其和哈薩克斯坦這三個既受石油影響較小、又能達到或接近高收入標準的國家進行對比觀察。得出的結論是，這些國家在達到高收入標準前後也都經歷了很明顯的經濟減速過程，同時他們的截距項相比儒家經濟體顯著更低，這意味着其相同時期的經濟增速整體水平低於儒家經濟體。

最後是**基督教經濟體。**自1970年以來，有10個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大型經濟體跨過了高收入門檻，用同樣的方法對這些經濟體進行調查和統計處理，得出的結論與儒家經濟體相比而言，**基督教經濟體內部的差異性相對較大，但是經濟減速的趨勢無一例外都非常明顯，**而且在許多（但不是全部）迴歸設定下其結果也是統計顯著的。

為了展示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下經濟體增速對比的統計結果，我們通過HP濾波來更加直觀地展示。如圖4所示，在達到高收入標準的時間點前後，儒家經濟體的長期經濟增長趨勢明顯下降，這一下降趨勢不是“L型”，而是逐步下降後直至收斂到與發達國家長期經濟增長接近的水平。

伊斯蘭教經濟體的長期經濟增長趨勢的基本特徵與儒家經濟體較為相似，但截距項顯著更低，且斜率項略小。即便對於基督教經濟體而言，在其達到較高的相對收入水平後，其減速趨勢也是非常明顯的。可以看到的共性是，這些經濟體都處於長期減速趨勢當中，並最終逐步向3%左右的長期增速水平收斂。

圖4 各宗教文化經濟體

GDP潛在實際增速（HP濾波）

數據來源：Wind，安信證券

注：伊斯蘭教經濟體剔除了沙特（經濟增速波動過大且可得數據時間較短），基督教經濟體剔除了希臘（受歐債危機影響較大）。

匯率因素與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

雖然對於高速追趕的經濟體而言，經濟增長是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標準的一個極其關鍵的因素，但它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除了經濟增長之外，匯率同樣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理論上，經濟追趕階段的匯率升值將幫助一國更快地步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不過，對不同經濟體進行具體研究之後，我們發現實際情況更加複雜。

結合前文對於東亞經濟體轉型發展階段的對標，我們可以將美元對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台灣貨幣的匯率在對標年份下進行比較，在對標時間點之後的二十年內，對美元劇烈升值的只有日元，韓元和新台幣相對美元有一定的貶值，而美元兑人民幣的匯率則回到了十年前的水平。

當然，這一對比結果存在很多瑕疵，其原因在於美元幣值在不斷波動中，並且美元也處於通貨膨脹中。所以，為了進一步校準對比結果，我們使用實際有效匯率這一指標，從而既剔除了通貨膨脹的影響，又剔除了美元幣值波動的影響。

在使用實際有效匯率之後（見圖5），我們仍然發現，在對標零點之後的25年時間裏，日元匯率劇烈升值。日本能夠成功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匯率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並不是一個普遍的規律。**在相同的時間段內，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有一定升值，但是新台幣和韓元則出現了貶值。**所以，一個處於追趕階段的經濟體，其匯率存在升值並非普遍規律。

圖5 轉型中的實際有效匯率

數據來源：Wind,安信證券

注：轉型元年將美元兑各國的匯率標準化為100

勞動生產率與跨越高收入國家門檻

**一個經濟體要跨過高收入門檻，其勞動生產效率的提高至關重要。**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勞動生產效率的增長或表現為勞動工資快速增長，或表現為匯率升值。

將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的製造業名義工資增長率，在剔除通貨膨脹因素之後得到製造業實際工資增長率，其變化趨勢如圖6所示。

到目前為止，中國製造業實際工資的增長率是4個經濟體中最高的。除中國外，韓國的工資增長也非常快，在對標零點之後的20多年裏，韓國製造業的實際工資增速快過日本，遠快於中國台灣。這可能部分地解釋了為什麼進入21世紀以後韓國人均收入水平反超中國台灣。

圖6 轉型中的製造業實際工資

數據來源：Wind，安信證券

然而，如果僅考慮製造業實際工資而不考慮實際匯率的話，那麼這一指標也是有瑕疵的。所以，**我們選擇將實際有效匯率和製造業實際工資的乘積作為一個新的指標。**這樣做就能得到一個同時考慮匯率因素的工資增長情況，其比較的結果相對全面。

用這一指標得出的結論與先前最重要的差異在於，日本在跨過高收入門檻之後的較長時間內，其人均工資增長較慢，但是一旦將實際有效匯率的升值考慮進來，日本的工資增長成為各經濟體中最快的。而韓國的勞動工資儘管增長很快，但考慮匯率貶值因素之後，其工資增速水平有所下降，但仍然比中國台灣高。（見圖7）

圖7 轉型中的實際有效匯率*製造業實際工資

數據來源：Wind，安信證券

在同時考慮實際工資和實際有效匯率因素後，中國迄今為止的勞動生產效率增長情況在這一對比條件下更接近於日本。這意味着迄今為止，我國在勞動生產效率上的表現好過韓國和中國台灣相同發展階段的情況。換句話説，我國收入水平的追趕並不是完全體現在GDP總量上，它還體現在人民幣匯率的持續升值上。

雖然無法保證中國未來15年的經濟發展趨勢一定能更像日本，但是從人民幣匯率歷史上的變化模式和圖7所顯示的結果等角度來看，在中國勞動生產效率進步的過程中，有相當部分表現為匯率的升值。部分的原因可能在於政府對通貨膨脹的容忍度低，以及勞動力市場更有彈性。因此我們對2035年的經濟預測必須考慮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影響。

從1997年至今，人民幣對一攬子貨幣的實際有效匯率的年均增速是1.4%，考慮到東亞經濟體的歷史經驗以及其他相關因素，從現在起至2035年，保守估計人民幣對美元和對一攬子貨幣有望每年升值1%。進一步考慮到美元匯率指數目前處於長期平均水平附近，結合前面討論，我們就可以得到一些數值預測結果，例如到2030年中國GDP總量大概達到33萬億美元，人均GDP約2.4萬美元等。

總 結

第一，當一個東亞經濟體開始實行市場化配置資源、進行出口導向的轉型、實現工業化追趕的時候，在一個給定的時點上，其潛在經濟增速幾乎只取決於當時的人均收入水平。因此只要給定時點或人均收入水平，東亞經濟體的增速表現在統計上沒有顯著差異。

**第二，文化因素無疑是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從經濟追趕的角度來講，**儒家文化經濟體的整體增速表現出色，其長期的經濟增速始終顯著更高。**但無論是何種宗教文化經濟體，在其人均收入水平達到或接近高收入門檻後，其經濟增速將會進入長期下降階段，並最終逐步收斂至3%左右的水平。

**第三，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速的預測，不僅要看到其長期的減速過程，也必須考慮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趨勢。**合併這些因素，2035年中國人均GDP有望達到3萬美元左右，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不過，屆時中國人均GDP較美國仍有巨大差距，大約僅相當於美國人均GDP的30%左右，中國人均GDP追趕美國仍然是極其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