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視角下的中日關係_風聞

去年年底，在撰（zhun）寫（bei）帖（pen）子（ren）的時候，一則新聞，引起了筆者的注意。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0_12_29_576095.shtml

為了避免引發歧義，還是將原段落附上：

澎湃新聞：在中日民間交往方面，此前有民調顯示，中日之間民間相互好感度出現反差。中方認為這值得重視和深思，王毅國委説日本社會的對華認知似乎出了偏差和問題。您如何看待？對於如何促進兩國民眾之間的相互瞭解和友好感情有何看法？

垂秀夫：外交涉及的是國與國的關係，儘管説有各自的政府在管控，但歸根結底國民之間的感情和信任問題恰恰是需要外交部門去妥善應對的。

根據你提到的輿論調查，對日本印象“好”的中國人增多，而對中國印象“不好”的日本人也很多。

在過去中國人對日印象極為不佳的時期，中方經常要求日本政府採取措施。而日本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比如健全吸引中國遊客的制度，切實開展各種文體交流和青年交流活動等。國民感情問題有着非常脆弱的一面，很多因素都可能成為其突然爆發的導火索。今後，我們將一如既往地為改善中國人的對日情感而不懈努力。

在日本人對華情感方面，針對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以及如何扭轉這種局面，還希望中方能夠好好研究。當然，我們願意同中方一起思索，如有需要也可以提出參考意見。對於中方的努力，我們會盡全力去協助。因為搞好外交部門同行間的溝通正是我們外交官的職責所在。

另外，在這次的輿論調查中，日中雙方均有約7成的人回答説“日中關係很重要”。因此，我認為日中兩國應該有更多的人，逾越認知上的不足和感情上的障礙，謙虛坦誠地客觀看待對方，並開展多領域和多層次的交往。

       我的個人態度必須説明一下，垂秀夫作為一個日本人，我們要求他站在中國人的視角上看待問題，有點不現實，但是作為一個日本大使，還是希望其以後不但能站在日本政府的角度表態，也能理解中國人民的感情，而不是簡簡單單的説一句“國民感情問題有着非常脆弱的一面”。

       這段話強調了“中國人對日本人態度改觀，是日本政府的功勞；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改觀，則需要中國政府的努力”。而這，無疑也是中日雙方對待中日曆史（特別是近代歷史），最根本的分歧點。

一、分析的前提——不同的歷史時期，文化的傳播主體變遷的過程。

       文化作為人類社會活動的產物，在我國古代不同的歷史時期，受到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及不同的統治者之間的關係的影響。以史書記載的內容來看，隨着權力的轉移，一些同名同質的文化也一併發生了變化。

       這裏有兩個例子：

①《爾雅·釋言》曰：“齊者，中也”；《爾雅·釋地》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東至日出所為大平，西至日所入為大蒙。”；《漢書·郊祀志》曰：“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爾雅·釋地》曰：“中有岱嶽。”

②九州為古小部中度地居民之法。古人篤於宗教，故知識稍進，又以天文地理相牽合。《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此即《呂覽》“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之説。

……將於之廣狹，今古不侔，而九與十二之數不容變，則其所分必不能一致矣。《史記·孟荀列傳》雲：鄒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還之，人民禽獸莫能相同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鄒衍所謂禹所序九州者，乃於《王制》《禹貢》之一州中，復分為九。今《禹貢》《爾雅》《呂覽》《周官》所言之一州，已當赤縣神州者九矣。衍説之異於人者，時人謂天下之大，止於《禹貢》等書所言之九州，衍則謂有如是者九，非謂當有如是者八十一也。……古人之言地理，又有系據天象推測而得者。如《爾雅》言：“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東至日所出為大平，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周髀》言兩極治下，夏有不釋之冰，物有朝生暮獲是也。古蓋天家言，以地為平面。北極居中央，四面皆為南，故其南方無窮《莊子·天下》舉惠施之言曰“南方無窮而有窮，乃反乎恆情而言之也。

       這是中原地區依託信仰體系流傳下來的“五嶽”和“天下”文化變遷的兩段描述。

      《爾雅》所記載的，主要是商周時期的記錄，與後續的歷史相比，中嶽從“岱嶽”，變為“嵩高”，由山東泰山，變為河南嵩山。天下九州所指代的區域，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前後描述地域尺度上的差異來看，這不太可能僅僅是因為創造“五嶽”、“天下”文化的部族遷居、發展壯大所致。

       如果以文化作為研究對象，那麼發生這種變遷的可能性，至少有兩點：

1、通過強制力推行文化的傳播；

2、其他族羣對該文化的學習造成了客觀上文化的傳播。

       在這一歷史時期，知識屬於權貴階層的特權，書面文字只有貴族才能解讀，那麼無論是那種可能性，文化傳播的主體必然是以貴族為主要核心的。而隨着技術的進步，社會組織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掌握讀寫技能的人出現，傳播主體所處的社會階級有向下移動的趨勢，這亦是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文化基礎。

       但是這一規律，並不是絕對的。筆者就以漢末至兩晉南北朝時期底層社會的組織結構被破壞後的表現作為切入點進行論述：

       漢初的社會制度，分封藩王，藩王實掌其國，至七國之亂，漸削王權，門閥遂起，武帝時，徙強宗大族，不得族居，新莽之亂平定後，劉秀放權予門閥，則門閥之勢不可制也：《三國·魏志·倉慈傳》，遷敦煌太守。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值。

       這種社會狀況，勢必使得基層組織職能失效，比如：里正、亭長手中如果沒有公田那就無法去管理連飯都吃不飽的平民，此時擁有土地的大族對沒有土地的平民擁有絕對的權力。不但民俗中最重要的祭祀、葬禮、婚嫁，完全由大族所決定，中央政府的一些政令，在裏、亭失去職能以後，事實上只能由大族執行。這一狀況貫穿整個三國魏晉時期，門閥對於依附的貧民，是當作奴隸使用的，漢晉兩朝在遷徙雜胡進行教化時，一定層面上激化了不同族羣間的矛盾，是導致五胡亂華的原因之一。

《晉書·石勒載記》：其父周曷朱，性兇粗，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攝，部胡愛信之。鄔人郭敬、陽曲寧驅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太安中，幷州飢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雁門依還寧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飢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粥食之，並給以一副。勒謂敬曰：“今日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飢甚，宜誘將冀州就谷，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説幷州刺史東贏公騰，執諸胡于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為隆所毆辱。敬先以勒屬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為解請。道路疾病，賴陽、時而濟。既而賣與荏平人師歡為奴。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歸以告歡，歡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歡家鄰於馬牧，與牧帥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後遂相結為羣盜。

《晉書·外戚傳》言太原諸部，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

       這兩段可以表明在當時的社會中，賣胡為奴的風氣一定存在，當然石勒建立的後趙更為暴虐，這裏僅舉一例：沙門吳進言於胡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

       而當矛盾演化成不同民族間的戰爭時，此時是否傳播、接受某種文化，已經不是門閥、平民所能決定的了，這種權力又回到了中央政府的手中。以同時期北魏的崔浩為例，他是崔宏的兒子。

《崔宏傳》有云，始宏因苻堅亂，欲避地江南，於泰山為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及浩誅，高允受敕收浩家，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錄於允集。

又《魏書》雲，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於太宗，廢而不述，神䴥二年（429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範享、黃輔等共參著作，敍成國書三十卷。及平兩週之後，覆命浩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著作令史閔湛、郗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並勒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鹹以為言，事遂聞發。

       在此不討論史書的記錄是否就是事情的真相，崔浩其人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在的史家，正反兩種立場均有。只説《魏書》中誅崔浩的表面理由是“崔浩把拓跋家以前幹過的事都寫下來了”，後世修史的人也並沒有改掉這一説法。這種狀況就明確了一點，在北魏時期，史書可以寫什麼，不可以寫什麼，是由站在統治地位的鮮卑人所決定的。而之後的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漢化改革引起舊鮮卑貴族不滿也是一個側面的佐證。

《魏書·高祖紀》：太和二十年（496年），十有二月，廢皇太子恂為庶人。恆州刺史穆泰等在州反，遣任城王澄案治之。樂陵王思譽坐知泰陰謀不告，削爵為庶人。

《魏書·廢太子恂傳》：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高祖幸崧嶽，恂留守金墉，於西掖門內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悦于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厥明，尚書陸秀馳啓高祖於南。高祖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見羣臣於清徽堂。高祖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今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恆、朔，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乃廢為庶人。置之河陽。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恂在困躓，頗知咎悔。恆讀佛經，禮拜，歸心於善。高祖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高祖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齎椒酒詣河陽賜恂死。二十二年，冬，御史台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被攝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為聞。尚坐系廷尉。時彪免而歸，高祖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系，暴病，數日死。

       封建主義社會（馬哲概念，非指狹義的封建制度）中，文化傳播主體在不同時期的變遷大抵如此，不再贅述，下面謹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描述這種文化傳播主體的變遷。

       需要解釋的是，在文化這個概念下，客體，作為文化的載體，在主體試圖施加作用時，也一定有反向的作用。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順水推舟”不外如是。在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文化衝突的歷史中，出現過很多試圖緩和矛盾的辦法，如起源於漢朝在唐朝大規模出現的都護府，遼朝的南北兩個樞密院，元朝在西藏建立的宣政院，清朝的土司。在民族矛盾尖鋭的社會狀況下（不同於西方歷史上以宗教戰爭為表現的意識形態之爭，我國歷史上主要是利益之爭），這些手段往往會失效，傳播文化的主動權雖然掌握在統治階級手中，

       相比於西方的近代史，中國的近代史是一部革命史，當中包含了大半的封建社會史，而短暫的民國史與抗日戰爭史交雜在一起，所以沒有一個明確的前工業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換句話説，基本是在一到兩代人之間完成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之後的一代人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西方近代史中社會變遷過程相似的是中國的現代史，而且可以説只有前40-50年，至90年代初，我國完成了改革的啓動和目標探索階段。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尺度上，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筆者學力尚淺，就不獻醜了，僅引述幾篇論文以證明筆者的觀點。

       傳播媒介在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演變的過程中，社會地位逐漸升高，從舊社會的政治力量手中繼承/獲取了部分話語權。

       進入互聯網時代以後，傳媒逐漸演變為媒體、平台、自媒體、網民等多層級的傳播方式。當然也可以簡單點，處於媒介控制下的個體傳播（謹用媒介代替廣義的信息傳播媒體，下同），特朗普推特帳號被封的事件提醒我們一點，目前所謂的碎片化傳播，仍舊是以媒體（平台）為主導的碎片化傳播，現代化的信息傳播媒介是工業體系下的產物，並不是一個單獨的個體所能做到的事情——除非我們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個人可以組織工業化生產（就如當代遊戲所描繪的場景一樣）。

       在西方自己設立的遊戲規則下，文化傳播的主體，表面上的確是每一個獨立的個體，無論是在B站，還是在youtube，無論是在貼吧還是在reddit，都可以看見各國的網友發帖，上文的模型討論的是類似的問題，如果個體只掌握“説”的主動權，而選擇“聽”的渠道沒有掌握在個體手中，“思考”時的分析工具也無法自主選擇，傳播文化的主動權不能説掌握在個體手中——當然，滿足這些條件的個體，是傳播文化的主體。

       話説的再明白一點，對內宣傳陣地上的主導地位，特別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如果站在人民立場上的媒體不去佔領，那麼敵人就會去佔領。

       媒介在對碎片化信息的處理方式上所採取的態度，無疑是判斷文化傳播主體的關鍵因素。效仿法律執行過程中的判斷方法，簡單分為兩類——人治和法治。當然，執行規則或者制定“審核機器人”程序的，肯定是人，我們判斷的標準人治和法治的標準，主要是規則是如何制定的，以及執行規定的過程中，落實監督權的脈絡。

       另一方面，教育、社會氛圍等影響文化傳播的因素，作為塑造國民認同進而塑造公權力的重要手段，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以美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也並沒有放棄對這兩者的管控，比如限制華裔錄取比例的法案，以及一直以來臉書和推特對中國正面信息的封鎖、限流。

二、以毛主席視角下的中日關係變遷作為切入點，分析近現代中日兩國關係的變遷。

       本段內容將從一篇論文開始，這裏只粘貼摘要部分，分析部分可以視作筆者對這篇論文的讀後感。

       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儘管日本已經在東北和沙俄打了一仗，在膠東半島犯下戰爭罪行，但中日學者之間交流並未斷絕，當時的民間、學界、政界，效仿日本近代維新後崛起的聲音仍舊存在。文章第一部分，主席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前（1910-1920）也反映了這點（各位看官注意膠東半島事件的時間）。

       同時，甲午戰爭、佔領朝鮮也讓很多人開始警惕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1915年5月9日袁世凱政府表示基本接受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教員在弔唁一位友人的時候，撰寫了一首輓聯：“胡虜多反覆,千里度龍山,腥穢待前,獨令我來何濟世？生死安足論,百年會有役,奇花初笛,特因君去尚非時。”

       而隨着一戰爆發後各方面局勢的發展，日本的侵略意圖逐漸展現。一戰後各國條約限制了日本政府的動作，日本政府開始扶植偽滿以及各大軍閥，意圖分裂並蠶食中國。緊隨其後的就是日本國內的“少壯派”發動“九一八”事變，徹底激化了中日矛盾。

       在中日關係從甲午戰爭之後，整體向下走的歷程中，學習日本的聲音是逐漸增大再減小的一個過程。甲午戰爭之前，主張學習西方制度的聲音始終沒有佔據主流，直到近鄰明治維新的成果，以戰爭的形式展現在中國人面前，才打醒了清朝統治者，筆者前面分析過，封建王朝，掌握土地的統治階級所擁有的權力是巨大的，兩次鴉片戰爭已經讓清朝意識到自身的軍事實力已經落後於西方國家，但是直到甲午戰爭的勝利，才打破了洋務派企圖在朽木上生新芽的願想，統治階層有這種意識產生，是清末維新派可以成為一支政治力量的前提。

       清政府滅亡後，地方軍閥多與外國勢力有所勾結，九一八事件作為一個標誌，可以説自此以後，社會主流聲音轉變為對日本的仇恨，隨着戰爭的激烈程度提高，20世紀初效仿日本的聲音也逐漸降低。這一階段，作為一個被帝國主義侵略了近百年的國家，社會各個階層對帝國主義的仇恨都是刻入骨髓的，從集體意志的角度觀察，整個社會是不希望自己變成敵人的樣子的（類似今天我們對美國政府為代表的西方政治力量的感情）。與一切帝國主義的矛盾，在這一階段逐漸轉變成主要以日本帝國主義為主，代表性的事件是中、英、美在緬印地區的聯合作戰。

       此時的毛主席在經歷了一系列鬥爭後已經脱離了年輕時代對日觀點的不成熟，基於區分日本人民和帝國主義政府的原則，形成了人民觀，隨着敵後戰場的節節勝利，整個戰場逐漸朝着我方有利的形勢轉變，在我黨教育感化下，出現了一大批認識到自己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受害者的日本基層軍官和普通士兵。

       抗日戰爭結束，進入戰後對日清算階段，在這一階段，我們的主要態度是主張我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的代表，有權處理對日事務包括受降、接受賠償等等，反對蔣介石在美國的支持下壟斷對日受降並且與日本軍隊相互勾結。

       同時又因為美蘇雙方冷戰格局逐漸形成，美國對日政策也發生轉變，不但饒恕了一大批沒有對美國犯下戰爭罪行的日本戰犯，甚至免除了731部隊的戰爭罪行。我黨也從一開始擁護蔣介石政府、美國政府對日本戰犯的處理態度，轉變為要求嚴格按照《波茨坦公告》的原則和相關國際協定來處置戰後的本戰犯。

       但最終，在以蔣介石、麥克阿瑟為代表的國民黨和美帝反動勢力的影響下，一部分侵華戰犯沒有得到應有的懲處,這為戰後日本軍國主義暗流的存續、戰後右翼團體的重新組合和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

       新中國成立後直到今天，因為美國與日本特殊的關係，中日關係經常受到中美關係的影響。美國扶持的吉田茂政府、佐藤內閣，多次跟隨美國表現出反華反共態度。

       隨着中美因為蘇聯的緣故邦交趨於正常化，中日關係趨於正常化。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日本政府敵視共產黨的大背景下，我國制定了聯合日本對抗美帝，以民間交流促進官方交流的指導方針，對不同團體所發表的中日關係的看法，表現出了區別。

比如：

       可以看見，既有對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較為平和的“應該忘記”，也有會見日本舊軍人代表團時緩和氣氛的“感謝日本軍閥進攻了我們”，不過，當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表示：“然而,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之間,曰中關係經歷了不幸的過程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麻煩,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切地反省之意。”時，面對這種一國首相對日本侵華戰爭歷史反省的輕描淡寫和不徹底性，毛主席嚴肅地指出：“你們那個添了麻煩的問題怎麼解決了只説句添了麻煩,年輕人不滿意,在中國,這是把水濺到女孩子裙子上時説的話。”堅定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同時辯證的看待中日曆史，中日關係，是基本態度。面對不同的羣體，表現出不同的態度、不同的用語是鬥爭的藝術。

       近年來，在日本左翼政治力量被日本右翼勢力打壓排斥的大背景下，中日關係一度走向緊張的態勢，在一部分境外勢力的影響下，既出現了“精日”這類民族敗類，也出現了一批借釣魚島事件推動打砸搶的地痞流氓。

       當前中日關係的複雜性，在內部，體現為不同知識水平、立場的羣體間對日態度的分裂，在外部，體現為以把反華作為政治正確，塑造民眾認知從而獲取政治資本的外國政客。

       相比於中日蜜月期，少了一點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人，同時對日本政府而言也少了向我們內部摻沙子的空間。相比於歷史上的多次低谷期，多了經貿上合作空間，文化上的交流空間，同時也給我們這些普通人一項考驗——如何辯證看待當前的中日關係。

三、面對部分日本右翼在政局中攪起來的渾水，作為一個普通網民能做些什麼。

       從公開的資料看，日本國會關於把日本戰犯擺進靖國神社合祭的討論，最早始於1958年4月9日。最初討論的是乙級、丙級戰犯，1978年10月正式把甲級戰犯列入靖國神社合祭。教科書的修改則更加複雜，日本戰敗前的教科書，本就是宣揚軍國主義、皇國史觀的工具。日本戰敗後有短暫的正視歷史的時期， 1955年8月,當時執政的日本民主黨散發了一本小冊子《值得憂慮的教科書問題》,大肆攻擊中小學教科書是“馬列主義的和平教科書”,是“偏向教育”。他們強烈要求刪除侵略他國的歷史,就連日本受害的歷史記述也被強行限制。近年來更是不顧鄰國（中、韓、俄）的抗議，把有爭議的領土在教科書上劃定為日方領土。

       從整個歷史過程看，日本右翼是典型切香腸策略，利用美國在亞洲的反共反華的戰略，於內打壓左翼，扭曲歷史真相，於外在試探鄰國底線的同時，干擾國際輿論的走向。

       我國內眾多經歷過抗日戰爭的親歷者逐漸遠去，也使得日本右翼在21世紀逐漸抬頭。這是必須加以警惕的，美國二戰後基於應對冷戰的需求，釋放的日本戰犯（在明知我黨要求嚴懲甲級、乙級戰犯的情況下），到今天日本右翼已經形成老、中、青三代，在政界、商界、文藝界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勢力範圍。

       從我們自身的角度看，表達出正確的態度，是十分必要的。以@大漠叔叔 紀念海南慰安婦的視頻中所表達的態度：”要説日本人，我不討厭，我討厭的是日本鬼子。”為例，我們討論一下，如何繼承毛主席的人民觀，區分日本人民和日本鬼子。

       先舉一些較為清晰的例子，比如，今天B站的一眾日本UP主：@矢野浩二 、@松浦文哉-SPWZ社長- 等等，以及二戰時的日本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幫助過我們的日本人，都是典型的日本友人。

       而《日台合約》簽訂後，被吉田茂內閣釋放岡村寧次等88名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無論台當局，日本政府，美國政府怎麼看，這些人始終都是“日本鬼子”。

       接下來，我們討論一些比較模糊的例子：

1、“精日”；

2、1978年10月，靖國神社宮司松平永芳（戰敗時期的宮內大臣松平慶民的長子）把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名字列入靖國神社合祭。

3、今天的日本軍國主義者。

      一個大前提，今天的國際格局，日本再度成為一個軍國主義國家，或者是偽裝成一個正常國家的軍國主義國家的可能性不大。

       在第一類模糊情況中，我們國內的“精日”的危害性是當這類人出現在公共場合時，會給一些思辨能力不強的羣眾一種“這很正常”的錯覺，這類人當然很好處理，只要他還受中國法律的管轄，那麼直接用法律武器解決問題就行了，這類情況中，造成麻煩的反而是那些明知一些言論有問題，仍舊在法律的框架內散播這些言論的“公知”（知乎上最常見，不舉例了）。

       第二類，日本右翼的一些“隨從”，很難説這些人是“只關心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還是和那些政客一樣“心懷鬼胎”。

       第三類，這類羣體（實際上就是極右翼），經常製造一些言論來達成一些目的，譬如：以“中國造的東西會爆炸”來抵制中國產品，再比如炮製購買釣魚島的言論，引發釣魚島事件。如果跟這些人講“對等反制”，那麼很容易出現“保釣”時，被帶節奏的羣眾去打砸我們自己買的日產車。

       對於這些立場模糊、在主流社會被邊緣化的羣體，基於“因為他這個人有問題，所以我要跟他對着幹”的態度很容易出問題，今天不像冷戰時期，凡是敵人反對的，都是我們應該支持的（比如最新的美國超級碗播放印度農民抗議的遊行就不能用簡單的敵我意識來判斷）。只能就事論事，在傳播信息的過程中，把這類人的人格消解掉，讓受眾可以更偏向於關注問題本身。

       而在對內的輿論上，就更復雜了，就拿筆者撰寫本文的動機來説。在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帖子下發生的辯論：

       從2L展現出的他自己的視角來看，1L的言論的確有擴大仇日情緒的可能性。1L也的確沒有進行反駁。但是，如果我們把最終目的定為“引導話題向正確的方向轉移”，2L的行為很明顯是不成功的。因為這個“你們”必然是包括當年侵華日軍以及戰後沒有被清算的日本戰犯，不把這個可能性排除，那麼批判是無法達到目的的。一箇中國公民，在公祭日，表達對侵華日軍的痛恨，是完全正常的，作為戰後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對父母、祖父母所遭遇的災難感同身受是完全正常的一件事。

       而如果要把輿論朝向央媒説的【我們以國之名悼念逝者不為延續仇恨只為警醒：吾輩自強】那麼對立“警醒“和“仇恨”這兩個概念的行為，就是有問題的。

       什麼叫延續？宋朝人恨秦檜，今天的中國人也恨秦檜，這叫延續仇恨麼？如果我們把這也當作延續，那很明顯，歷史上的反面人物，我們都別恨了。或者説，因為秦檜早就死了，你恨他也沒用，所以別恨了？

同樣做個模型來解讀：

       正是因為我們記住日本人在歷史上曾經做過什麼，才能對戰後沒被清算那些的“日本戰犯”能有警惕心——我們有能力引導輿論向不仇恨任意一個日本人的方向前進，但誰又能來保證日本政客不會繼承“祖業”呢。

       如果在國家公祭日的帖子下，都是一些勸不要轉嫁仇恨給今天的日本人的口號，那才是真的幫日本右翼煽風點火。抗日戰爭結束才76年，日本政府既沒有正式糾正歷史教科書中的錯誤，也沒有對甲級戰犯和乙級戰犯進入靖國神社合祭給東亞各國一個合理的交代。

       再換個角度説，就算我們向日本右翼展現出“我們不恨你們”的態度，也無濟於事，因為最終決定日本政客態度的，是日本的國內政治局勢。如第二段引述的田中角榮的發言，歷史早就告訴我們結果了。

       如何帶節奏的問題，以後有空再談。僅以該貼為例，説一説，如果出現了“日本人都不是好人”這類發言，筆者會如何處理。

      我們首先定性，

這篇帖子目標羣體主要是誰：中國人。可能會有外國人看，這沒錯，畢竟你祭祖的時候，也會有鄰居看，但主要目的還是紀念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

有仇恨傾向的發言，有沒有被敵人利用的可能性：有。熱評裏引起爭議的那串在筆者看來根本不算，反而是另外一條從我多年帶節奏的經驗來看，更容易實現帶節奏的目的。

我不細説怎麼帶，只説日方的經典回應是什麼——“中國嘗試干涉日本內政”。

       面對這樣的局面，最基礎也是必要的手段還是擴大中日民間交流的渠道，比如bilibili上的一眾日本UP主。而如果真碰見帶節奏的人，毛主席的人民觀，是解決這一問題的良藥，對於沒有深刻學習過毛主席理論的朋友，也不要緊，兩個要點：認清楚對話的對象是誰，記住最終的目的是解決問題。第二段的史料中，不同場合，不同時期，不同的對話對象，官方的措辭雖然都是不同的，但是立場從來都沒有變化——首惡必究。

       今天中國人民對日本的負面印象，不僅僅來自我們對侵華戰爭的記憶，還有福島核電站的鞠躬處理，日本資助親日的“公知”“媒體”，以及篡改歷史、把戰犯當成英雄的行為。這些負面影響，都是有明確的對象的，不是想象中的“日本鬼子”，羣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些日本人是日本友人，哪些日本人是“不負責任的人”，哪些人乾脆就是“敵人”，都是能分辨得出來的。

       而今天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負面印象，既有教科書裏灌輸的潛意識，也有媒體捏造的虛假信息，當然因兩國文化不同造成的誤解，也的確存在。

       今天的中日關係的局面這是由二戰後的歷史進程所決定的，筆者在此不想評價雙方政治體制、民族性格的區別和優劣。面對現實才是解決問題之道，沉溺於過往的，不是在國家公祭日紀念歷史的中國人民，而是不知道該如何面對歷史的日本政客，既想抱美國人的大腿，又想批判美國人對日本扔原子彈，既想和中國做生意，又想方設法遮掩自己犯過的錯。如此首鼠兩端，最終的結局不會是時間解決一切問題，只會是今天的日本政客被日本人民徹底拋棄。

對於一個普通人而言，不吝於表達對日本友好人士的讚賞，比如在B站一些優質作品下面點贊，同時也沒有必要過於憂慮表達自己痛恨“日本鬼子”的情感，今天的日本右翼，是歷史上被麥克阿瑟作為政治籌碼釋放的那一批日本甲級、乙級戰犯經歷各種演變形成的，面對這樣的敵視中國的政治力量，表達自己的立場，日本投降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來就沒有放棄追究甲級乙級戰犯的權力。當然最關鍵的還是，基於事實辯證的看待問題的思想，今天的日本友人不是歷史上的日本友人，今天敵視我們的日本人，也不是歷史上敵視我們的日本人，開放合作、和平發展是目前國際環境的主題。

參考資料：

1、B站up主@大漠叔叔 的作品：

2、呂思勉所著系列斷代史。

3、《毛澤東的日本觀研究》許屹山

4、《論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的根源與實質》金美星

5、《新中國政府改造日本戰犯研究》齊雪

6、《日本右翼政府對左翼政黨的意識形態壓制》譚曉軍

7、錢學森系統工程學系列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