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航: 在網上很真誠罵人的人, 看二人轉也笑的前仰後合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1-02-12 09:29
［導讀］伴隨大年三十臨近，春晚節目單成為全民關注的焦點，但仍有很多網友認為，春晚變得不好看了，相聲和小品變為全年段子的“集合品”。本文回顧了千禧年間民間文藝表演的最盛時期，着重分析了郭德剛的相聲、東北的二人轉以及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等等。這些民間文藝表演自改革開放後開始興起，是市場經濟擴展到文化領域後形成的文化消費的結果，是屬於市民社會的、自發文藝形式。作為城市市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這些文藝表演深得各種年齡、各個社會階層的觀眾喜愛。雖然文藝表演來自對某種傳統民間文藝形式的繼承，但其內容、其精神氣質卻都飽含時代氣息。它們曾給我們的市民社會帶來了久違的、自然的笑聲，笑聲的背後或許就是我們市民社會深藏着的廬山真面目。人民因何而笑，為什麼又不笑了？笑的背後到底是什麼呢？本文原刊於修遠基金會承辦的《文化縱橫》雜誌，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自由消費時代的民間娛樂▍二人轉：時代有多少苦難，人們就需要多少娛樂
在二人轉、郭德綱的相聲和周立波的海派清口這些現在流行的“民間文藝”之間，作為一個東北人，我對二人轉是有着特殊感情的。
我想再繃着的人看了二人轉都得笑，首先是因為二人轉的技術最好。二人轉是有裝飾性的娛樂，微妙又有分寸，但無顧忌。在藝術上，二人轉的表演熟諳“情感的辯證法”。我曾經在長春看過一個女孩的表演，她真可以稱作“分寸大師”。在開始表演的時候，她一直特可憐，結結巴巴的話都説不清楚。男演員教她學一句“我鄉下的，我哥城裏的”，她一直學不會。男演員就用特別髒的話罵她。後來男演員急了，説：“那就學：‘我城裏的，你鄉下的’成不成？”突然之間，她就用一句“鬧半天你鄉下的？”就把情緒全翻了過來。在後面的表演中，她就開始作威作福，而那男演員怎麼都翻不過來，只能任由她欺負了。這個“粗野”的作品，卻有着異乎尋常完整、細膩的結構。
從這個小作品也可以看出來，二人轉雖然有很多粗口，但是它的骨子裏是辛酸的，因此它也並不是真的就招人煩——如果您不是非得冒充正人君子的話。二人轉的演員在“耍”觀眾的時候，並不是誠心欺負觀眾。二人轉有很多粗口的確是很髒，但在表演中他們不罵別人，他們就只是罵自己的搭檔、自己的樂師，也就是罵自己最親近的人。這就和拉斯維加斯的真人性愛表演一樣，它的邏輯就是：**我們得一起幹完了這事，才會有明天的吃食。**二人轉充分體現了謀生的艱難，因而，二人轉絕對是粗看可樂，細想心酸。
這樣下來，在看二人轉的過程中就隱藏了一種違禁的狂歡。比如那段非常著名的《擦皮鞋》，即使不説它的內容，演員就那麼挨個地叫“爺爺”，就能叫得觀眾都很開心。這裏隱藏的心理邏輯是：生活中一直是我叫別人“爺爺”的，現在你叫了，我就歇會兒。這就是放鬆，是人格的緩慢反彈。
在藝術方式上，二人轉還有一大特點：它其實沒什麼要説的，也沒什麼要告訴你的。比較起來，其他的戲曲曲藝都隱隱地存在着“第四堵牆”，即使如李伯清的“散打評書”，説得再飛，骨子裏還是有“我自己就能完成”的意思。而二人轉沒有這“第四堵牆”，二人轉就是建立在和現場觀眾的關係之中，它反而有些依靠底下觀眾的攪和。在二人轉的表演中，要看的也就是舞台上的演員對於觀眾“攪和”的反應。
這種屬於底層市民的文化生活，個別地方可能拋拋光，一會塞春晚，一會塞電視劇，但這並沒能影響到它的基本局面。在長春，除了幾個大的二人轉劇場，除了劉老根大舞台，還有更多的二人轉是在以前工人文化宮之類的小場子演出的，最慘的是大橋底下的野台子。二人轉的演員們大多數一個晚上跑幾個場子，但都還能養活自己。現在也有二人轉學校，我還看過他們的一些活動，有時他們就笑嘻嘻地互相説髒話罵對方作練習。二人轉現在基本上還有一套體系，有傳承，有發展；不是説這是一羣流氓，搶完錢就跑。它的確是個競爭的飯碗。在東北説二人轉説火了，進北京演出了，拜趙本山為師了，都很讓人羨慕。而東北的年輕人也還是喜歡二人轉的。比如説小年輕過情人節，就去看一場二人轉；小女孩過生日，也會去點一段二人轉——地氣就是這麼接的。
現在二人轉似乎在全國能推廣開來，好多地方、各種場合都會有二人轉的表演。這除了趙本山的明星效應之外，我想首先還是因為很多的戲曲形式不便於這麼做。**二人轉是成功地從戲曲中脱穎而出的脱口秀，也是成功地從戲曲藝術迴歸到了語言藝術。**東北本來也沒什麼更復雜的文藝傳統，二人轉唱的時候本來也就夾雜着説，它往説的方向轉化，就很容易。二人轉很容易讓觀眾進入語言宣泄。但你要留心的話，你會發現它的髒話並不是那麼簡單，二人轉的藝人可以把髒話説得非常有技巧。髒話也可以有語氣、有愛稱、有情緒甚至還很押韻。第二點，**像二人轉這樣建立在東北話基礎上的民間表演形式，搭上了兩趟快車：一是普通話，一是春晚。**這種民間表演是建立在新中國的核心意識形態建築之上的。但儘管二人轉遍地開花，我還是認為二人轉在外地演出，就是掙錢，沒別的意思。在長春，你光會説髒口是不可能活的，你必須真的有擅長的技藝；而在外地的二人轉表演中，演員們往往也就應付完事，他們是不會賣力抖落那種最微妙的藝術感覺的——也就是説，在東北之外的人，其實是不配享受微妙的二人轉的。
像二人轉這樣在市場中草根自發的表演藝術，它的繁盛，的確是被社會的大勢推着走的。東北，曾經是“共和國的長子”，曾經有“長影”為代表的大批氣勢恢宏的國產故事片；但在工業化的週期中，東北一度沒落了。**因而，積澱在普通人情緒中的，有一種歇斯底里的幽默感和一種讓你不得不承認的傲慢。**比如説，大英帝國闊過吧？現如今它的足球流氓就世界橫行，而英式黑色幽默就要比美國喜劇厲害多了。就是説——我都game over過了，還在乎什麼呢？**時代有多少苦難，人們就需要多少娛樂。**時代的苦難有多直接，人們對娛樂的要求就會有多直接。這是時代欠人的。
用範偉和我聊天時説過的一段話為“二人轉”作個小結吧——什麼是東北人的快樂和辛酸？快樂就是你早晨醒來，天兒很好，今兒是個禮拜天，你不用上班；你聽着老婆孩子在廚房鬥嘴，好玩；窗户外邊的冰溜子滴滴答答地都化了，你覺得春天要來了。這是東北人的快樂。那什麼是東北人的辛酸？爸媽住院了。一大筆饑荒。兄弟姐妹也沒人能管，天快黑了，你一個人拿一大堆單據，沒交錢，從收費處走出來，看到外面雪都化了，地上全是黑泥；有一個賣水果的，賣的都是凍得發黑的香蕉。你覺得自己一輩子都是那凍得發黑的香蕉，但你還得吆喝着把自己賣出去。
有一次我在後台看郭德綱和他們德雲社幾個人，十幾分鍾就能琢磨出一台德雲社的春晚——“相聲大拜年之我要下春晚”。郭德綱説：現場我就把長袍脱了，穿西裝穿褲子，戴着分頭的假髮，站在那兒説主旋律相聲。這的確是有點流氓精神。
郭德綱身在江湖，有嘴欠的時候，有不饒人的時候，但這個人總的來説是個強人。強人的好處是在保護自己的時候就保護了很多東西。“遇強則強”，使他能成為現在這樣的人，而與此同時，他也是“遇弱則弱”。如果沒有“遇弱則弱”這一面，沒有源自平民生活的視角，他就簡單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就完了，他那“我要”系列和“你要”系列相聲，也就不會出現。創作者可以追求利益的擴大化，但不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擴大化，是説“我要掙錢”，最大化是“我只要掙錢”——我上台一鞠躬，你直接給我錢得了。
我想如果沒有郭德綱，我們對現在的相聲也就忍了。我們的好多相聲不就是飛機裏放電影麼？你也關不了它，它也不吵你，那就算了吧。也許郭德綱的出現有他的偶然性，但其實仔細觀察，這個偶然性又都在中國社會的邏輯之中，我想説的是：沒有“舊社會”就沒有郭德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郭德綱，沒有文革就沒有郭德綱，沒有改革開放也沒有郭德綱。
沒有“舊社會”就沒有郭德綱——這是因為他信舊社會那些藝人的規矩，他對什麼叫本事，什麼叫規矩，什麼叫尊師，什麼叫學藝等等，他都相信。這些也就全在他身上。因此，他有時候不免瞧不上新中國的某些藝人：“一解放呢，這些人就得救了……”他瞧不上的是那些沒本事只能給政府抬轎子的藝人。
沒有新中國就沒有郭德綱——起碼新中國在狀態上是每個人更平等。郭德綱身上有舊時代的習氣，但新中國的平等觀念，在他身上也是根深蒂固的。新舊兩個時代中那些良性的要素，他利用得很好，就能左右逢源。
沒有文革就沒有郭德綱——在文革極度壓抑、焦躁、期待與恐懼的情緒當中，人人都是語言大師。人們都知道語言最沒用，也都知道只有語言是自己能做的。表態表決心，都是“剛剛”的。語言這事，在心底徹底放鬆了。那心情描述起來不過就是：你罵我十分鐘的娘，不就是在練貫口活麼？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郭德綱——沒有改革開放之後滋生出的純消費心態，郭德綱也不會像現在這麼呼風喚雨。他的相聲，和民國時的相聲比起來，變化已經很大，也不純是老年間的玩意兒了；他的相聲，如果是在改革開放之前，聽起來會覺得“怎麼像是封資修”，什麼重要的事都拿來開涮？而改革開放以來的消費心態，誰管你拿什麼開涮呢？
關於平等，我還想多説幾句。平等在郭德綱的相聲中是非常關鍵的。這平等除去與新中國的普遍意識形態有關之外，還與一個特殊因素有關——天津相聲的草根特質。
因此，我會説天津是真草根，北京是假衙門。郭德綱源於天津，這種真草根的特質在身上很頑強。他是真草根，而這草根，就決定了他怎麼看待人，看待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如同《霸王別姬》裏一句台詞：“都是下九流，誰瞧不起誰？”怎麼叫平等？要比高是無法平等的。你蓋500層我蓋501層，在501層我們要達成一致太難了。那麼，我們在一樓就達成一致行不行？**平等是從草根帶來的基本狀況。在劇場裏，他也不會過於把觀眾當“爺”伺候着。**劇場裏有誰故意搗搗亂，他會開玩笑地説：“這都是哪個團的？要不你上來説得了。”這實質是和觀眾很平等的。
德雲社為什麼當時一下子讓人這麼喜歡，一下子就火到現在呢？簡單來説就兩句話：“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他的相聲是稀缺的，聽到郭德綱的相聲，就像聽到鄉音一樣。郭德綱帶着民國的範兒，帶着一個老中國的範兒，是忽然到來的一種遙遠的鄉音。
與此同時，郭德綱的出現也是我們大傢伙精神狀態的投射——即使沒有郭德綱，我們也會造出一個來。天橋八大怪在當時為什麼能那麼紅？因為在那個時候，純罵街也是我們期待的精神消費。每一個文化名人的誕生，都是這個時代大多數人默默的一次訂貨，或者是默默的一個許願。
而從稍微深層一點的觀眾心理來看，郭德綱的相聲，尤其是他的長篇單口相聲，隱隱地折射着時代心理。他那些單口相聲説的大多是“太平亂世”的故事，這很符合當代人的心思——現在不也像是太平亂世麼？於是，人們在潛意識中就是愛聽別人在太平亂世中的九九八十一難。郭德綱出現在當下挺合適的。姜昆紅的那會兒，要是出一郭德綱，大家會覺得從哪出來一個落後青年？我不討厭聽姜昆的相聲，只是覺得他現在説得比較辛苦。聽姜昆説相聲，有點像是看《射鵰英雄傳》第一部中郭靖和黃蓉相遇時的感覺，總覺得那以後不會有波折，他們會一路順利。姜昆的相聲，隱隱地折射出一個如朝陽一般的時代；而郭德綱嘛，則是時代醃出的大咸菜疙瘩。
聽郭德綱説相聲，我有時不免想：江山不幸詩人幸，話到滄桑句便工。恍恍惚惚覺得是那麼多人成全了這一個人。文革中我們有人自殺過吧？後來一傳達文件大家都在底下偷着樂吧？現在傳短信傳得特愉快吧……所有這些我們中國人共同經歷過的事，成全一個郭德綱式的真和假。
▍周立波：二手破落户的集體取暖
我最不喜歡周立波的，是他身上帶着的那種二手破落户的味道。上海是中國最早西化之地，在西方文化有些沒落之時，上海這二手西化之地也有些沒落。“二手沒落”和“一手沒落”還不一樣。大英帝國在倫敦奧運會上不用再講講印度；而對上海來説，講講當年，是不能缺的。現在上海很多人，聚在周立波周圍，帶着些取暖的心情，也像是在咬耳朵罵街。這樣的上海文化，像是個盜版的、二手的破落户的文化。我看周立波的表演，觀察現場觀眾的反應，總覺得他們每次在笑的時候，都有一種空曠味道。特別像是人老了，總要提醒提醒自己曾經經過的很多事情。
周立波的“海派清口”，雖然有着滑稽戲的傳承，但總的來説，還是結合着香港的“棟篤笑”的一整套操作模式。周立波有個賣點是政治笑話、政治模仿秀，這和香港的“棟篤笑”非常接近。但在我看來他的表演特業餘。如果觀眾真的特買他的賬，我只能説“上帝保佑吃飽了飯的人民”吧。
當初郭德綱也是被硬推出來，但總的來説大家真的是被他的技藝所折服。而現在看周立波的運作，像是在看日本人的運作，看他的表演也像是在看他背後那個“行動本部”的集體表演。説出來是“讓全國人民看看我們的素質”，骨子裏是“看看我們的算計”。周立波就像是玉米變成爆米花一樣。面對他的流行，我只能説：**既然世間需要歡樂，那就該有周立波；但我還是希望能有更好的周立波。**他像是個早產兒，是太急於策劃出來的早產兒。如果那個站在舞台上的人，真能有人生的滄桑感，那現在的表演，絕不是周立波現在這樣的——他只是小小得手若干次的藝人。
通過周立波，現在的媒體也經常討論討論香港本地的“棟篤笑”。對於那些像發現新大陸似的發現棟篤笑的心情，我真有些不以為然。港台那些表演棟篤笑的藝人，是有着足夠的聰明。但我總覺得這種聰明的棟篤笑，在太久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其實已經挺乏味的了。在我想象中，只有從控制狀態下向世俗狀態一路奔去的狂歡，是最浪漫，最讓人感動的；在世俗中落户半年之後，也許就沒意思了。港台就是在市場社會落户太久，它的喜劇表演聰明有餘；而我們從改革開放以來，就是從控制狀態向世俗狀態一路奔去——郭德綱就在我們奔向世俗狂歡的中間狀態中，因而，他也就會更有生機。
▍只有自由的消費，沒有自由的建設
到目前為止，我更願意談這三種表演形式之間的異，而不太認可它們之間的同。如果一定要説它們之間的同，那就是在最簡單的層面上——它們都有人喜歡看。這就如同在一個自由消費的時代裏，既有麥當勞肯德基，也有很有特色的小飯館。它們都是在一個自由消費時代裏被消費的。只是雖然都被消費，吃薯條和吃黃瓜，還是有差別的。
如果説在我們的時代，自由的消費達到了目的，但自由的建設顯然還沒開始。消費就是都對，建設就有對有錯。到現在，這些不同類型的新民間文藝，還是在自由消費階段，因而一無需寄託，二無需警惕。警惕不是説宣傳部要警惕，個人也容易警惕，比如説警惕你碗中的湯灑到我褲子上。無需警惕的原因是因為在消費的意義上，它會把你這個持不同政見者也作為“爺”供着。這個時候，就是真平等真自由了。就如同恩格斯説的，貨幣作為最激進的平等主義者，完成了社會的改造。如果我們要的只是自由消費，我們的確已經做到了。
消費的時代特別容易造成解構和分裂。對於過去文化故事的解構，也是這些民間文藝的一些特點。但這其中又有分裂。比如在網上曾經出現過對於猥褻抗日女英雄銅像的激烈罵聲，但那些很激烈、很真誠地在網上罵人的人，轉頭去看二人轉《江姐與典獄長》（同樣是消解抗日女英雄的），卻也會樂得前仰後合。現在的這種自由是讓人分裂的。人格分裂之後，個人會下意識地、有選擇地憤怒：我看二人轉不憤怒，上網我就憤怒。這是畸形消費中衍生的畸形消費。比如有人花50元錢看《無極》，就是為了去罵它。憤怒不是為了改造世界，只是為了去罵，這是很可怕的。這種集體情緒共同構造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兩個表徵，一是，自由變成了令人心慌的悠長假期，二是，憤怒變成了有選擇的消費；再往下，解構就成了我們相認的底牌。
解構把一切信仰都打碎了。但其實，每個時代的人又都是需要信仰的。在沒有信仰的時候，人們就會把自由本身當作信仰。什麼都不信，成為最明確、最安全的選擇。在我們這個時代，人們戒掉了信仰。好處在於，人們面對絕對的自由，而且大家也覺得絕對自由；壞處在於，人要的並不是絕對的自由。我們其實都是為別人活着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自己更好地活着。就如同卓別林的《大獨裁者》最後所説的：人總想幫助人，人總想照顧人，人不想欺負人，這是你們人類的本性。而現在這個時代，顯然是個令人憂傷的悠長假期。
因此，在我看來，在新民間藝術發展的過程中，這一藝術所附着的民間社會，還只是個消費社會的朦朧概念。**對我來説，“民間”，就是站在滾梯上的那些人。他們好像在前進，其實他們只是在長大，在變老，在享受時間的改變。**在滾梯上，他們像動着，其實沒動；他們像是改變了什麼，其實他們什麼也沒改變，他們只是被改變。這是個不抱幻想、不受傷害的民間；是個只圖消費，不談信仰的民間。我們基本的生存狀態，導致我們現在的精神狀況。對這樣一個民間，我想，也不必期待。
但儘管如此，我還是要為這篇文章找這麼一個結尾。這是馬一浮的兩句詩：“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知道乾坤很大了，看見那些剛出頭的青草，還是要多些愛惜吧。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09年8月刊，原標題為“自由消費時代的民間娛樂” 。**感謝作者授權刊發，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