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的生育教訓,一城獨大影響國運_風聞

作者  城市局

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提出以來，人們一直把人口快速增長視為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

而經濟學家凱恩斯的人口理論，是和馬爾薩斯的理論是完全相反，認為經濟危機是人口減少、“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

他們二人到底誰是正確的？

人口的故事在法國近代史上顯現得淋漓盡致。

從中世紀以來，法國一直是歐洲大陸的人口最大國。從1750年到1800年，法國的人口迅速增長，從2100萬增長2700萬。

而當時的普魯士人口只有1200萬左右，英國人口有900萬，美國的人口僅僅300萬左右。

巨大的人口基數上建立起來了法國的歷史榮光。

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來看，在18世紀法國堪稱歐洲大陸最強大的國家。

法國的工業生產、對外貿易、技術水平遙遙領先歐洲大陸各國，英國也難以望其項背。

尤其是法國大革命後，到了拿破崙時期，法國已經成為歐洲大陸的霸主，法國巴黎成為了歐洲的文化中心。

整個歐洲上流社會都以會説法語為榮，歐洲的主要交流語言從拉丁語變成了法語，甚至很多俄羅斯貴族都不會説俄語，只會説法語。

進入19世紀，法國的人口增長速度僅是歐洲的一半，導致法國在歐洲人口的比重不斷下降。

更為糟糕的是19世紀50年代以後，法國人口的增長速度絕對下降。

1830年奧匈帝國人口超過法國,接着1860年的德國，1870年的美國、英國。

法國從19世紀初人口最多的國家，變成了歐洲主要國家中人口最少的三等國家。

不知不覺中，法國的昔日的榮光已經不再，一個新興的光芒萬丈的德意志帝國已經取代法國，成了歐洲的翹楚。

在這一時期，法國的國力不斷下降，經濟實力被英國迎頭趕上。

最明顯的實力體現是在1870年普法戰爭中戰敗，皇帝拿破崙三世被俘虜，賠款50億法郎，割讓國土阿爾薩斯和洛林。

其中，普法戰爭中，以普魯士為首的北德聯軍僅就投入戰爭的總兵力為120萬，對法國始終佔有2比1的優勢。

與之對比的是美國人口的暴漲和國力急劇增長。

美國在1820年時，人口僅有1000萬，這個數量遠遠少於法國的人口規模。

到了1850年，美國的人口規模是2300萬，30年內增長了1.3倍，等到1900年，美國人口便達到7600萬，這遠遠超出了英法兩國的人口。

美國人口增長如此之快，除了生育率高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移民輸入。

在19世紀，大約有500多萬德國人移民美國，這佔1900年德國人大約十分之一；

意大利移民400多萬，奧匈帝國移民400多萬，300多萬俄羅斯移民和200多萬斯坎納維斯移民。

大約2000萬移民+1000萬美國本土人的子孫，最終造就了7800萬的美國，使美國人口在19世紀擴大了幾近八倍。

為何如此？

第一個原因是法國傳統文化保守主義價值觀衰敗得最快：

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法國社會的傳統文化宗教保守主義迅速沒落和世俗自我觀念開始流行。

相比其他國家，禁止墮胎、鼓勵生育的天主教觀念早在19世紀20年代初就在法國喪失了主導影響力。

當時的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在訪問巴黎時就吃驚地發現，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巴黎人會進行正常的宗教儀式，他們對宗教毫無敬畏。

傳統文化的衰退帶來的是現代世俗觀念的流行，法國人從巴黎上流社會到鄉下農民都廣泛使用節育措施，並將孩子視為一種自己的累贅。

當時備受追捧的法國思想家盧梭就是這樣的人，此人對自己的親生孩子毫無感情，並把孩子扔進了孤兒院的垃圾堆。

他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中”備受法國人的追捧。

這種思想，必然帶來法國人繁衍能力的急劇衰退。

相比之下，當時的德國人和美國人都相對保守，美國的傳統宗教氛圍要比法國強大。

這些秉持傳統文化的人口儘管備受進步主義者批評蔑視，但卻是美國生育力的真正保證。

在19世紀，美國福音派的生育率是7，這是個相當令人吃驚的數字，直到今天，這個數字依然有3.43。

第二個，乃是法國現代化資源的相對集中單一超級大城市，人口的過分集中惡化了市民階層的生育潛力。

作為西方最早的絕對君主國家，法國曆來有強大的中央集權傳統，這一特性促成了法國的強大。

在路易十四時期，法王將法國的大多數貴族、財富和人才聚集在巴黎，以強化君主的實力。

這一政策的特性就是，使得現代化之後，法國的經濟資源基本都集中在大都市巴黎，而巴黎對法國的人口形成了嚴重吸附性。

超級大城市人口生育的黑洞，急劇推高了生活成本，嚴重限制了巴黎乃至整個法國的人口增長。

相比之下，德國境內的巴伐利亞王國等各個邦國開闢了慕尼黑（巴伐利亞）、魯爾、漢堡、德累斯頓（薩克森）等經濟中心。

這相對緩解了大城市的弊病，降低了人口扼殺的風險。

而19世紀的美國更是如此，大多數經濟活動上圍繞着各州而非單一大城市。

20世紀初一些法國人口專家認為這一因素嚴重影響了法國人口增長。

總而言之，19世紀法國人口的嚴重衰減，在當時的法國各界引發了巨大的憂慮，並帶來嚴重惡果。

19世紀初，龐大新鋭的法國軍隊曾經在耶拿戰役中橫掃普魯士的德國軍隊；

但在1870年，老齡化的法國在普魯士面前一潰千里；

到了1914年，法國人更是被德國一隻手壓着毆打；而1940年的法國戰役，更是讓巴黎成為德國的戰利品。

事實上，很少有人知道，從1871年的總理梯也爾，到1914年的總統龐加萊，再到1938年的達拉第，

法國政治家最恐懼的數據從來不是法國的經濟增長，而是日漸萎靡的人口增長速度。

從那個一點點逐漸下降的數字中，法國的政治家看到了一種發自本能的真正危險，那將是對法國國運的歷史審判。

第三個 乃是法國政策的可以引導

在大革命之後，法國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而拿破崙的法典取代了封建時代的各種法律開始通行。

當時法典規定父親死後家產諸子均分，於是原本最有生育意願的農民們（雖然也習慣晚婚了）也不願意生育了，他們不願意自己在革命當中得到的土地被分割。同時，大革命後，法國成為了一個金融帝國，大量中產階級通過購買本國和外國債券成為食利階級（即所謂的高利貸帝國主義）。

而這些食利者們吃的都是利息，因此唯恐損傷到自己的本金，影響生活品質，他們也天然地不願意進行生育。另外，政府的引導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在大革命之後，法國進入了貴族和大資產階級共治的時代，上層當然對大革命心有餘悸，一直在探討“大革命為什麼會發生？”（托克維爾寫《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這種探討的一部分）。

而在這種探討當中，除了制度性的反思之外，上層階級的一個論斷就是“我們法國人口太多了，壓力太大，貧民太多，所以容易暴亂”。

而他們的對策就是不鼓勵下層階級生育。

在著名革命家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中，曾經以一個旁觀者的心態描述當時法國社會對此的恐慌情緒，並以無情嘲弄，他寫道：

“近幾十年來，法國工人從法國上流社會那裏學會了人工節制生育：或者完全不生孩子，或者不多於兩個。

法國工人們極端貧困。以致很難或者根本不可能養活大的家庭。

結果，法國的人口幾乎沒有增長。法國逐漸感到年輕人口不足的危險了。

它大聲疾呼：“法蘭西要滅亡了！德國人口增長比我們快！他們的士兵要比我們多！”

順便説説，即使參軍的那些法國士兵，也是一年比一年糟糕：身材矮小，肺部虛弱，氣力單薄。

於是法國“頓時慷慨起來”：親自起來堅決主張為工人們進行某些改善，使之恢復一下元氣，多生一些孩子。

要知道，如果把母雞殺了，那它就再也不會生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