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軍步兵物語（齋藤邦雄）日本老兵的二戰回憶（十一）_風聞

漫長的戰爭

  昭和20年（1945年）6月，我們63師團從河北開撥轉移到了滿洲。

  目的地位於吉林省鄭家屯附近某處。那邊一望無際盡是草地，根本沒有可以用作營房的建築物，所以我們所有人不得不露天紮營。

  “和這鬼地方比起來，保定簡直就是高級飯店啊！”

  到了滿洲，我們不由感嘆起生不逢時來。待遇被降低的不僅僅是營房，連給養都給扣掉不少。每天只能吃高粱米啃黃瓜條度日。

  “發揮出你們野戰軍的風格來！”

  雖然幹部們努力這麼對士兵們鼓勁，但畢竟我們現在已經被劃給關東軍了，自然就會受到這種冷遇。

  更有甚者，連我們持有的步槍都被要求按比例交出一部分給新成立的部隊。（當時的關東軍將居留在滿洲的日本男性全都動員起來了，故而能提供給他們的武器完全不夠用。）

  既然是命令，自然無法拒絕。我們部隊也沒有多餘的武器，這麼按比例一分攤的話肯定就會有些士兵手裏沒有了槍。

  既然歸了關東軍，那我們的敵人也變成了蘇軍。可手上既沒有重火器，連步槍都得互相勻着用；這樣落魄的部隊到底怎麼才能和蘇軍在戰場上拼搏呢……

  此時發起的“反坦克肉搏攻擊演習”大概能算是一種答案吧。其內容就是讓步兵抱着炸藥往敵人坦克上肉彈特攻（自殺式衝鋒）的戰法。

  具體就是：用膠合板貼在貨車上當作坦克，由班長開着過來；然後躲在單兵掩體裏的士兵就懷抱炸藥（裝滿土的膠合板箱）一躍而出，用身體衝撞貨車。這種訓練要從早到晚連續進行好幾天。

  這演習可真夠悲催的。

  “姿勢太高，戰死！”

  説着就往我背上敲一下。同一個動作已經重複重複再重複不知多少遍，搞得我差點對他喊“我受夠了！”一面進行這種傻瓜一樣的訓練，一面我也在想這種辦法到底對蘇軍坦克有沒有效啊？

  而且好玩的還不僅如此，連那個炸藥都沒得配發給我們。

總之自從到了滿洲，我們每天都得耍猴般地瞎忙活。除了這種反坦克操演外，還得負責幫帶新編部隊，外出勘察地形確定陣地佈置地點以防備蘇軍異動，與上下級部隊的聯絡也非常頻繁，弄得司令部一連幾天都給人擠得滿滿地。

  司令部就像寺廟一樣獨此一家，那年8月9日早上一開張就突然迎來一件大事。那天司令部就我一個在值班。電話響了，拿起話筒對方就大聲嚷起來：

  “副官在嗎？”

  “哦，不在。”

  “有其他軍官的話就叫過來！”

  對方聽起來相當慌亂。背景雜音中混有類似年輕女性哭泣的聲音。

  “司令部裏的人都有事，全部出去了，只有我一個值班。”

  “是嘛，你是上等兵齋藤？算了，士兵就士兵吧。那麼請務必將接下來我説的內容立刻傳達給軍官。我是軍司令部的參謀某某。”

  我於是就開始聽寫參謀講述的內容，記着記着全身不由得發起抖來。

  他説：蘇軍已於8月9日黎明向全滿洲各地發起正式總攻，你方司令部保持待機等待其他命令——大致內容就是這些。

  這消息晴天霹靂，該來的總要來的，這下可攤上天底下最大的一件事了。

  司令部上上下下頓時炸了鍋，彷彿要把屋頂給捅破。當年一窩蜂的亂象現在想起來依然能讓人背後發毛。

  應戰工作首先從燒文件開始。部隊裏存下的文檔多得嚇人，要一下子全燒掉不太可能。

  燒完以後馬上就去跟軍司令部取得聯繫，要求領取野戰倉庫儲存的物資和其他資料。

  這時運氣也不好，正趕上連日大雨。我們冒雨開着卡車到鄭家屯野戰倉庫來回拉物資，而倉庫的看守們則只顧自己逃命甚至讓我們直接進去隨便拿。

  “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倉庫裏的糧食堆得高到房頂，裏面都是些裝着砂糖、麪粉、大米的袋子緊緊擠在一起。我們簡直就是羣趁火打劫的強盜一樣。

  看着這些堆成山的大米麪粉，想起平日裏軍部根本不給我們任何給養只得吃高粱米，肚子裏就冒起一股無名之火。

話説回來，當時我們已經能從身邊感受到關東軍的衰弱，但還不知道守衞國境的邊防部隊大部都已經調到南方去了。

  “蘇軍好像已經到牡丹江那邊了。”

  我從逃難的日本民眾那裏聽到這消息，立刻豎起了耳朵。

  之所以引起我的關注，與其説是蘇軍進攻的速度，到還不如説是擔心現在還呆在牡丹江的淺草那位A子。

  蘇軍既然到了牡丹江附近，那麼那裏遲早會變成戰場。由於擔心A子的安危，我再也無法靜心工作下去。

  自從東京空襲後她就成了孤身一人，託了親戚幫忙才能來到滿洲。可這次卻又身陷戰場，A子還真是命苦啊。

  我這時也一心想要去滿洲看她，打算乾脆就這麼一走了之儘快趕到牡丹江。只可惜離這裏還有近千公里，哪怕我趕過去，在這種混亂的局勢下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她。

  這雨還在不緊不慢地下着，我只能在雨中祈禱

  “但願A子平安無事。”

  沒多久部隊就收到“為在奉天（瀋陽）附近迎戰蘇軍，命你到奉天集結。”的命令。

  這下可糟了。

  這次從上到下又吵吵嚷嚷開了。當時每天都在下着大雨。就在這雨中部隊開拔而去。

  可同時，在我們後面間隔很遠的地方接連不斷地從滿洲腹地逃難過來一羣羣日本人（以女人和孩子為主）。

  在他們那裏那支無敵的關東軍卻被説成了軟骨頭。因為軍隊居然撇下民眾自己先跑了，這自然就會招人嫉恨了。

  “日本好像投降了”

  當軍列開到四平街車站的時候我聽到了這樣的傳聞。

  “這怎麼可能……”

  我們一開始也是半信半疑，但到了奉天這消息就不再是傳聞或者謠言，而是鐵板釘釘的事了。當天記得是8月16日。

  車站大廳裏既有滿鐵的職員也有逃難的難民，聽到廣播説：

  “天皇陛下發出廣播，日本於15日向盟軍投降。”

  耳朵聽到這個，説實話我並沒有為戰敗而感到可惜。雖然之後會怎麼樣還沒有着落，但總算可以避免和蘇軍交戰白白送死，心裏總算鬆了口氣。

  而司令部裏的軍官們則説：

  “可能是騙人的，大家不準輕舉妄動。”

  説着就開始注意觀察我們，我們之中既沒有人輕舉妄動的士兵，也沒有人為日本投降而悲傷憤慨。

到這時候還大言不慚地説什麼要鼓起勇氣的，肯定只能是那幫職業軍人，完全不懂士兵辛苦的一小撮。

  戰爭自爆發（日華事變算起）到現在已經過去八年了。對於這場漫長的戰爭，士兵們已經完全厭倦。

  即便在司令部裏，自入伍以來已經五六年沒能回一趟日本的士兵也是一抓一大把。

  戰敗並向對方國家投降這種事情在日本軍隊歷史上還是頭一次經歷，無論那支部隊多少都難免會發生混亂。

  我所在的司令部也是這樣。有的下士官對上士官揮刀亂斬，有的把上級鼻子給削下來，還有的抱着手榴彈去威脅上級。雖然出了兩三件事，但都沒鬧大。

最後的抵抗

  昭和20年（1945年）8月20日。這天在滿洲奉天（現在的瀋陽）郊外一個廣場上一隊蘇軍正全副武裝等待我們交接被解除下來的武器。

  從這麼近的距離觀察蘇聯士兵和軍官，這還是頭一次。

  蘇聯士兵拿着一種叫曼陀林的自動步槍（可能是PPSh-41——譯）和帶尖細刺刀的步槍（可能是莫辛-納幹——譯）從兩面圍住我們保持着警惕狀態。

  再仔細對那些士兵打量一番發現他們從東洋人到蒙古人，還有俄羅斯人各種人種都有。

  解除武裝時並不是讓一個個過來從士兵身上收繳武器，而是把步槍、刺刀等其他東西一起放到廣場上去。

  “還有沒有？放心，不準藏起來。”

  蘇聯的翻譯是個女性軍官。在軍隊里居然還有女人？！我們日本兵看了都大吃一驚。

這女軍官挺愛時髦，還塗着鮮紅的口紅。從軍帽下面露出金色的頭髮……胸口鼓鼓的，走起路來晃得厲害。

  “都在這裏了。”

  率隊的日本軍官回答。

  “真的？要是撒謊就斃了你。”

  説着從腰間拔出手槍，刷一下指向那個軍官。軍官和我們一時間嚇呆了；當然她這只是個開玩笑而已。

  在廣場上面還堆滿了日軍的軍用卡車、轎車、油桶、槍支、彈藥還有其他物資。我估計這些東西全都會被蘇軍沒收，我們雖然輸了，但還是覺得怪可惜的。

  我這人不喜歡軍隊，但要説把對於長期相處一直仔細照看的步槍交給敵人心理畢竟還是挺難受。

  “乾脆也別讓他們用。”

  從昨晚起士兵們就把步槍的零件故意丟棄、砸壞，弄得基本上所有步槍都不能使用。這恐怕就是士兵們可悲的抵抗了吧。

  但我對於這支同甘共苦日夜相處了四年的愛槍卻怎麼也下不了手。

  為了能不忘記它，我就只把槍口防塵蓋（為防止槍口進沙或塵土而用銅做的蓋子）取下放進口袋，和三八式告了別。

抬頭看天，發現日本和蘇聯的軍機正在盤旋飛行。蘇聯的軍機以前看到過好幾次，但日軍的飛機恐怕這次就會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啦。

  正當我抬頭看着飛機奇怪他們現在這時候還幹嘛要飛出來，突然那三架日本飛機就壓下角度衝着地面急速下降，就在我們眼前撞地自爆。

  真不知道該稱他們是勇敢還是可悲。這場面更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戰敗的慘狀，對此我們都説不出話來。可能飛行員們覺得與其降落到蘇聯去還不如選擇死亡。

  第二年，我被拘留在西伯利亞的時候，和當時的飛行隊特攻（自殺攻擊——譯）士兵在同一個車間，就問了他們那時的情況。

  聽他説進駐奉天機場的蘇軍看到殘留的幾架日軍飛機後，隨口説：“這飛機還能不能飛啊。”

  “要不飛給你看看吧，叫個人一起坐上來。”

  特工隊員説着儘量挑看起來官比較大的蘇聯人帶上飛機，然後就在我們面前自爆。

  我們結束武器交接後就沒事了。回去的路上我們已經是沒有任何武器；因此我們也再不能被看作是士兵。

  走了沒多久，玉米地對面過來一支蘇軍。我們也不知道這種情況下該怎麼辦是好，就讓開道路。但蘇聯士兵卻在我們隊伍前頭站定。

  “斯托伊（站住）！”

  這兵身上衣服好髒，和剛被解除武裝的我們一比簡直一個天一個地。

  也不知道這些兵是從哪兒打過來的，從臉到衣服沾的全是污泥和油跡。

  “德拜衣，期思衣！”

  搞不清楚他要我們幹什麼，這些蘇聯兵就説着讓我們看了他手臂上的表。

  日本的士兵都有自己的手錶。他們就是衝這個來的。

蘇聯兵的搶劫

  “他們來啦！”

  一聽到門口望風士兵的喊聲，房子裏的士兵們就會急忙把手錶、鋼筆以及其他貴重物品塞進鞋子或者席子下面等蘇聯兵找不到的地方給藏起來。

  一般端着自動步槍過來的蘇聯兵基本是兩人一搭，而且全看上去全都像是未成年士兵。

  “德拜衣，德拜衣，期思衣！（把表交出來）”

連説的話都一樣，接着開始檢查我們攜帶的物品來。凡是運氣差忘了藏東西的士兵一旦被他們發現結果就會被用槍指着強行奪取。

  由於我們已經被解除了武裝，赤手空拳根本沒有抵抗力，所以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只能打落牙齒往肚裏咽。自從被解除武裝那天起，類似的搶劫已經經歷不知多少次了。

  從中可以看出蘇聯兵對手錶的執着。對他們來説持有手錶説不定是自打生下來第一次。

  這種哪怕貼上一輩子辛苦也必須得搞到手的寶貝，現在就放在眼前，這種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怎麼能夠放過呢？

  結果就是每個蘇聯兵手臂上基本都帶上兩三塊手錶，其中有人甚至帶了五六塊。

  打完仗接着就是搶劫，我們以前在河北的山村裏也經常這麼幹，自然也沒資格指責。只是覺得蘇聯兵的搶劫手段比我們高多了。

  要説“紅軍”理當該是像中國八路軍那樣不取人民一針一線的“正義的軍隊”，可這些人的素質卻連日軍都不如。

  居然連我們這種手無寸鐵毫無抵抗裏的人都來搶，真是太有創意了。（第二年在西伯利亞的時候，那這事兒去問過政治部軍官好幾次，但他卻連一次滿意的回答都沒給出。）

  參與搶劫的不僅僅只有士兵。

  “蘇軍在滿洲拿不走的怕是隻有土地了吧。”

  我們經常這麼聊，由此可見他們對滿洲的劫掠有多麼徹底啊。可能蘇聯整個國內物資供給都已經被戰爭拖累得瀕臨枯竭。

  以至於“正義的軍隊——紅軍”都幹起了搶奪手錶、扣押數十萬日本兵在西伯利亞這種前所未有的“搶劫”生意。除我們以外，還有其他很多日本人肯定由此對蘇聯的印象會產生很大的變化。一想到這點，就為他們感到可惜。

可悲的螞蟻兵

  昭和20年9月10日，我們兵團集結在奉天的北陵大學。蘇聯以“送我們回日本”為名把我們從奉天車站裝上貨車車廂。

  每列火車裝運千人，共計20節貨車車廂，每節約50人。此外再加上一節運送糧食和蘇軍押運人員的車廂。

  每節車廂要裝上50人，所以擠得要命。但只要想到能回日本，這點兒擠又算什麼呢。

  貨車開出奉天站，儘管方向一直往北行駛，但卻沒一個人注意到這個問題。漫長的戰爭終於結束總算可以回到離開幾年的家鄉；雖然身體還擠在這狹小的車廂裏，但每個人都為這趟旅行而感到高興。

  ——我們真是把人想得太善良了。這趟列車並不是用來把我們送回國，相反這是蘇聯為了把我們押往西伯利亞勞動的“俘虜護送列車”。但那時沒有人知道……

  從奉天出發後，列車開行了很長時間。每到一個車站都會停上半天，有的還會停一整天。

就在這種混亂的列車計劃表中，他們一天裏運好幾萬人，所以基本上有沒有計劃表都一樣。

  火車一路上一直往北走，連方向都沒變過。但大家還是相信肯定會到達日本的。

  而且正因為有這種想法，每到一個車站停車後我們都會積極幫助蘇方裝卸物資。現在看來那時的我們真是傻透了。

  當火車從哈爾濱開到北安過去一點的地方時，已經是晚秋。黃亮的白楊樹葉鋪滿了地面。一路上我有好幾次從貨車小窗看到戰敗後被帶回日本的日本女性、孩子可憐的身影。

  但此時貨車車們已被關死，甚至連從小窗往外張望都被禁止。

  到了這兒，大家才開始感到不安起來。

  “沒事兒，大概是從海參崴回日本吧。”

儘管依然有些士兵對此毫不在意，但我琢磨着如果真要送回日本的話，那麼從奉天附近的港口出發應該才是最經濟的啊。

  但現在卻把我們送到這種內地來，而且還經過海參崴，這距離感覺反倒是越來越遠了嘛。難道蘇聯人會做這種無益的事情嗎？

  對此感到不安的不只我一個，也就在這時候開始出現有人想從貨車上逃跑卻被押運警衞發現並被擊斃的事情。

  既然送我們回日本，那為什麼又要開槍？反過來如果真能回日本，那他又何必逃走？

  於是大家感到“這事兒越想越離譜。”

  拉着我們這些忐忑不安的乘客，列車在9月末到達滿洲境內最後一站“黑河”。北滿的秋季也終於結束，雪花開始零星飄落下來。

  從這裏渡過河就到達蘇聯的領土了。河岸附近到處小山般地堆滿了從滿洲各地運送過來的原本屬於關東軍的物資。

  “這不是趁火打劫嗎？”

  正是如此。戰爭結束不過一個月而已，真佩服他們居然能給搬走這麼多東西。

  為了能把這些戰利品快點搬回蘇聯領土，於是就把我們也給派上了。

  這真是遭了火災的倒黴蛋連趁火打劫的人都叫來幫忙救火一樣。

  此外，在這裏我們獲悉了個這次旅行的最終目的地。

  “日軍將作為蘇軍的俘虜全部送到西伯利亞去。”

  這是某個懂俄語的戰友偷聽蘇聯軍官談話得來的。

  “不會吧……”

  “果然我們被騙了。”

  車廂內的人分成兩種看法，但不管持哪種看法都沒了之前類似旅遊的心情。

  彷彿是為給這西伯利亞之旅做準備，蘇聯方面對各車廂發出了以下指示：

  “把每個人手裏的地圖、筆記本、書寫工具交給各自隊長，由他負責處理。”

  處理地圖、筆記本，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大概地圖是為了防止逃跑，筆記本則是為防止詳細記錄下到西伯利亞前的路況。

  “混蛋！我們被騙了！”

  “要跑就趁現在。怎麼走呢？”

  有人打開地圖試圖逃跑，不過即使假設能從這裏成功逃跑，那接下來該怎麼辦卻還是沒有信心。

  後來我在西伯利亞收容所裏聽到：凡是在這時候逃跑的人馬上就會被蘇聯兵抓住。

  “先去蘇聯，然後就從海參崴回國的吧。”

  到這時候居然還有位下士官能樂觀得從口裏説出這種話來。其實我心裏也是這麼希望的。

  “大家一定要帶着希望堅持到最後才行啊。”

  不用這裏的負責人K中尉説我們也知道已經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

幸好，我周圍好多都是自河北那時起就認識的戰友和長官。只要和他們呆在一起應該可以撐過去的吧。萬一真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也可一起商量着做決定。

  就這樣我決定在“繞道海參崴”這最後的機會上賭一把。

  真不知道是我們把人看得太單純，還是太樂觀了；反正當時我們就是這麼考慮的。

  “德拜衣，唄斯特拉（快點搬）！”

  和剛出奉天車站時相比，蘇聯兵的態度突然就粗暴起來。

  往河中橫靠在港口的蘇聯船隻上搬運高粱、大豆的士兵們，臉上表情越發顯得陰暗悲傷。

  流淌在跟前的黑龍江將我們反射在水中的哭臉擾亂後不緊不慢地繼續漂了過去.對面就是蘇聯，我大概很快就會過去了吧。

過了河沒人知道以後會怎麼樣。

  回頭再看，有好幾百名士兵扛着重重的麻袋一隊接着一隊。

  這樣子就和可憐的兵蟻。

  我絕對不會忘記，記住，只要活着就絕對不能忘記，在這昭和20年9月30日發生的事情。

後記

  雖然距戰爭結束已經過去了50多年，但我依舊經常會夢見自己在軍隊的時光。這夢並不是指夢見自己變成部隊長、大將。而是夢到隊伍出發前和戰友們並肩列隊，可只有我既沒穿軍靴也沒帶軍帽，一個人慌慌張張的樣子。這夢境是多麼的無情和可悲啊。

  也許是因為我體內某處依然處於尚未復員的狀態吧。

  我在戰爭期間被那張紅紙召集入伍，作為一名士兵在軍隊裏強制生活了近5年時間（如果算上西伯利亞扣留期間的話那就有8年）。

  多虧了他們，才能在這麼長一段時間裏吃到部隊飯，還頗受了一番“照顧”。但在我看來這些日子真是過得迷茫又困頓。對這樣的軍隊我自然是滿腹牢騷，但現在卻已經發不出來了。就算偶爾要抱怨幾句，可一想到：

  “好不容易活着回來還要發牢騷？看看那些再也回不來的人吧，你已經活得比他們長兩倍還不夠麼！”

  就再也沒啥可説的了。這一句就能把我將死，因為事情就是這樣的。

  在這場戰爭中，我失去了許多戰友、朋友、親人。曾在鄉下小學同年級一起上過課的人也是三個裏就戰死了一個。想起那些年紀輕輕就去世的人們，到現在也是胸中感慨不已。

  這本書已經出了十多年，多虧了它我才能認識很多的人，同時又眼見很多人的消失。

  故去的人多得手指都數不過來，大概遲早也會輪到我的吧。不過到那個時候以前我認為還是一定要抓緊時間把當時的事情趕快寫出來。

  作為一名士兵，我自信還是有資格寫出充滿汗水、槍油、皮革味的士兵故事來。

平成9年（1998年）6月

作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