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軍步兵物語(齋藤邦雄)日本老兵的二戰回憶(七)_風聞
独角丘比猫-2021-02-14 09:39
這是在北支某次方面軍行動期間發生的事情。
我們士兵在完成整編後等待出擊時,每個人被派發了一張紙幣大小的照片,上面印有八路軍領導人的頭像
因為這次行動由方面軍主導,計劃進攻太行山腹地的八路軍根據地;考慮有可能隨時隨地會遇到化裝成農民或便衣的這三位領導人,或者混入俘虜的士兵中,特地預備照片要求士兵隨身攜帶,一旦碰到可疑人物就對照這照片仔細核查。
一張照片而已成不了負擔,所以士兵也就沒説什麼。雖説不擔心北支軍的錢包,但給參加戰鬥的全體官兵印刷並配發好幾萬張照片,這筆經費應該不會白白浪費吧。
可惜,直到這次行動結束以後也沒聽説真有靠着這些照片讓這三人中哪怕的一個落入日軍的羅網的消息。
抓一個八路軍士兵就已經夠難的了,居然還想抓他們的領導人,豈不是瞎忙活嗎?
拿着這照片,最後倒黴的還不是一般中國百姓麼?甚至日軍兵自己也跟着吃癟。
日軍攻入根據地後,把一路上村莊農田裏遇到的沒來得及逃跑的村民集中到一個地方後,對照發下來的照片一個一個地比了過去。
如果發現一個臉長的和照片有些像的,就會想“這傢伙真可疑”,給他些苦頭嚐嚐。
如果沒發現長得相似的,就會把照片給村民看,並問:“認識他們嗎?”。如果有人知道長相或者名字回答説:“認識。”就會把他當作敵特,不管他怎麼辯解都會拷問到半死。
如果村民回答不認識的話,就會説:“怎麼可能不認識?!一定是撒謊。”這樣又會被日本兵打上一頓。
無論認識還是不認識最後一般民眾都會因這照片倒大黴。
後來我們中隊在山腰處休息。小隊長要檢查攜帶物品(出發前經常要求檢查),目的是確認新兵是否攜帶指定要求配發的照片。
結果同期入伍的一等兵T,從胸口口袋中掏出來的照片和配發的搞錯了,是一張美國女演員狄安娜·竇萍(Deanna Durbin)的明星照。(這位女演員是當時風靡一時的美國電影《丹鳳還陽》女主角)
明星照大小和配發的照片差不多,所以一等兵T一不小心就拿錯了。本來他如果馬上換回來的話就沒啥事兒,可惜運氣太差剛出手就給掉地上了。小隊長看到這個臉氣得通紅活像煮章魚。
“把美國佬的照片藏得那麼好,卻把部隊給的照片掉地上,這表明你軍人精神太鬆懈啦!”
往他頭上按了個罪名就啪得一下耳刮子把他打得眼冒金星。
一等兵T手裏那張狄安娜·竇萍的明星照也在他捱打的瞬間從手裏滑落,飄到深深的谷地去了。
情報室值班(一)
士兵如果要轉移到其他什麼部門,手續很簡單。只要穿着衣服,帶上配發的武器和私人物品到對方部門報上自己的大名,當天就能保證你的睡覺地點和飯食供應。
我從山裏到了保定的司令部,最後落腳的地方是傳令班。
一個旅團下屬四個獨立大隊(長官軍銜為大、中佐(上校、中校)),一般我們都把這些獨立大隊叫做部隊。
我所在的傳令班就是由部隊的士兵和原屬一百一十師團(鷲)殘留的士兵混編而成,人數大約有20名。
不管是呆在前線山區裏還是在後方配有電燈的司令部裏,士兵的生活依然是一樣的。可能是和朝夕相處了兩年的戰友分別,我還多少還有些念舊;雖然還是在軍隊裏,但一個人跑到這個陌生的地方生活心裏對這個新巢穴還是會有些牴觸。
所謂傳令班是指在司令部裏各部門下,比如作戰、情報、人事功績、財務酒吧等地方工作的士兵組成的班。這和軍官的專屬執勤人員有區別。
吃完早飯每個人就分開去各自工作的地方,到午飯時又回來,接着再繼續幹到晚上;工作性質有一半類似於辦事員。
因此傳令班的士兵當時有很多都出自紅門(東京大學)或者有名的私立大學。可惜不管出自哪家大學還是會被沒學歷的老兵打耳光,所以軍隊裏比起學歷更注重的還是資歷。
在前線的中隊裏隨時隨地都會減員(戰死),但在司令部應該就沒有這種擔心。
所以對我來説能在司令部當差那是頂好頂好的。之後我在這裏呆了兩年多時間,和山區警備隊相比體會到了很多不同之處。
轉到司令部後我就被命令在情報室任職。
情報室任職乍一聽很厲害的樣子,實際上也就是早晚掃個地跑個腿什麼的,基本沒啥事值班而已。
值班期間要做的工作首先就是印製情報記錄。
情報記錄就是將從各部隊彙報過來的敵情與司令部持有的情報比較判斷後編製成一本描述司令部轄區內的敵情的小冊子,之後發給下屬各部隊和上級司令部。
把這個東西用蠟紙謄寫後印刷出來就是我的工作。也就是油印,我負責的工作就是蠟紙製版(用鐵筆寫原稿)。
部隊裏都把作戰命令等極密資料用手寫的方式製成蠟版印刷出來。又因為這些情報記錄都屬於“極密文件”,所以印完以後蠟板必須全都燒掉。
如果操作不熟練的話,印完以後就會發現自己手上、臉上沾滿了油墨變得黑乎乎的。
另外還得接很多從司令部下屬各部隊打來的聯繫彙報電話。
都是些某處警備隊被多少敵人襲擊,結果如何;此外對於派出的討伐隊在何時何地和敵人交戰等諸如此類的報告。
也有接到過“請幫忙寫點能讓閣下誇讚幾句的戰果進去好嗎?”這種用給閣下(將官)拎包的副官口吻説的電話。
可惜那時候,無論那支部隊都已經沒有餘力能取得什麼戰果了。
戰鬥報告中凡是出現日軍戰死者的都必須報告。一邊聽着戰死人員的名字,一邊手寫記錄下來,這可真是項讓人辛酸的工作。
特別是聽到以前所在中隊裏熟悉的戰友和上官的名字,把他們寫在報告上時更是讓我悲痛欲絕。
往司令部彙報的內容中還有關於敵情的報告。包括敵人司令部現在位於何方,附近有無部署部隊等關於敵人動向的報告。
關於情報的可信度會按照甲、乙、丙的順序先後排列。日軍調查的內容為“可信度甲”,中方的調查為“乙”,從村民口中聽到的傳言則是“丙”。
一般部隊都會利用中國人密探來蒐集敵人的情報。
很多帶着同樣目的放到敵區的密探,他們其實也和敵人有來往。在日軍和敵人的中間地帶,雙方的探子就會互相換取情報。
因此這些情報還算馬馬虎虎,基本可以算作乙等偏上的水平。
對敵人來説不必特地派間諜到日軍處獲取情報也能掌握日軍的動作,也算個好買賣。
這種預警系統對他們真是太有效了。
比如日軍為了發起某項行動,先把各部隊長官集中到司令部召開作戰會議。這項企圖當天馬上就會傳到敵人那裏去。
等各部隊準備完畢開始行動時已經過去四五天了。那時候敵人已經完全做好防備,挑好地方就等着上門;如果情況不利則會進深山避難,無論採取哪種對策時間都非常充裕。
在這種情況下日軍開撥過去,其結果早就註定了。
我先前本來還搞不明白敵人的間諜網到底佈置在哪裏,現在再一想:中國人翻譯、往司令部送燃料的馬伕、汲水壯丁這些可能都是敵人的間諜。
另外還有一到傍晚就必定會出現在司令部牆外的那對拉二胡的男女肯定也是在偵查日軍的一舉一動。
總之,到專門負責印刷的情報室工作以後,我才能掌握到比在前線時候更多的信息,對我來説也是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情報室值班(二)
司令部大樓背面有座小倉庫。
這座倉庫裏像小山一樣堆滿了以前駐紮在這裏的一百一十師團遺留下的文件。
當時整理這些文件的時候,發現裏面居然有從敵人手裏扣下來的文書。對此我覺得挺有意思,就以整理文件為藉口仔細閲讀起來。
這些扣留的文書都是逃離日軍,或負傷被俘的日本籍士兵隨身帶的“日本兵反戰同盟”宣傳資料。此外也有敵人出版的畫報、《論持久戰》等等各式各樣。
關於這個反戰同盟,以前攻入敵佔區的時候經常看到他們散發的傳單和宣傳物品;但真正認識他們還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我本來就不太喜歡軍隊,但又沒有反戰同盟的人那種想要徹底擺脱軍隊的想法。因為他們不僅僅只是脱離了日本軍隊,而且反過來還要從敵人那裏朝着日軍射出名為“反戰”的箭矢過來。對當時的日本軍隊來説,這羣反戰同盟會員簡直就是叛徒。
他們宣傳自己的觀點説:
“現在這場戰爭是為軍閥和財閥的利益而發動的,士兵只是他們的犧牲品。因此我們要儘早結束戰爭,早一天回到家鄉去。為了這個目的士兵們必須要團結一致,把槍口指向後方。”
我那時很不好意思,根本還不懂財閥、軍閥的意思。
但對他們提出的“早一天結束戰爭,讓世界恢復和平”的口號卻是贊成的。
還看了敵人的畫報和報紙,上面的東西和大本營發表的戰果完全相反,日軍的損失寫的很多,比如海戰被擊沉的戰艦、航母的名字也都有記載。
一開始我還覺得敵人的宣傳手段還挺不錯的,後來隨着時間流逝看到日軍的形勢越發惡化,逐漸感覺似乎他們也不都是亂寫的,莫非真的……。
就在這時候我讀到了毛持久戰和有關八路軍的文字資料。看着看着,以前對八路軍模模糊糊的印象漸漸明晰起來。
過去在前線時,經常從保安隊的中國人隊長那裏聽到關於八路軍的事情;現在看了這些資料,和當初他説的一模一樣。
八路軍善待日軍俘虜,到日本戰敗時八路軍還會把他們負責地送回日本去,這點在反戰同盟的報紙上也有寫。
但我就是沒法產生拋棄日軍,逃亡到敵人那邊去的想法。
正好就在這期間,司令部下屬某旅團通信部隊中有一名一等兵逃跑了。
這只是一種厭戰情緒所造成,他並沒有表現出逃到敵人那邊去一類的反戰行為。可我還是挺羨慕有勇氣採取這種行動的士兵。
先不去管他了。每天發往情報室的文件各式各樣五花八門。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北支憲兵隊發出的關於日軍軍規違紀的情報。
這些情報都屬於極密,原本士兵是看不到的,這也多虧了我崗位的便利才能看到。
以前我只聽到過關於“館陶事件”(有興趣可以搜一下——譯)的傳聞,但現在從這些文件裏就可以很清楚地瞭解到了。
這個“館陶事件”發生在當時山東省的“衣”兵團。被命令轉移到其他兵團的士兵們喝了酒以後在哨所開槍。
士兵開槍後隊長逃到其他營地去,就這樣事情鬧大被部隊裏知道了。本來這種事情哪個部隊都會有,如果隊長能果斷處理掉的話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可最後那兩個開了槍的士兵還是被軍法判了死刑。
如果他們開槍打死了人,那麼判死刑還情有所原,可惜軍法就是針對士兵特別無情。士兵地位比蟲子還低。瞭解到這個以後,我對軍隊再也無法產生任何的信賴感。
從各個部隊經常送抓到的俘虜到司令部,司令部收到後又會把他們送到更上級部門去。轉出去前會把他們暫時收押到司令部裏面的一間小屋中。
有時候,俘虜太多小屋裏放不下。所以就會考慮留下嫌疑最大的人,把其他人釋放掉。
具體人選由我和伍長A來決定,看着俘虜名冊我不禁陷入沉思。部隊的調查報告裏這些人都是敵人的間諜特工。所以就無法決定具體該釋放誰走。因為凡是被日軍抓捕的俘虜基本都有嫌疑。所謂嫌疑並不就是説對方是敵人的士兵,很多情況下也有根本沒關係的村民為了湊數被抓了過來。
比如當討伐戰沒有戰果的時候,急紅眼的日軍就會抓村民,然後用“俘虜數人”的名義向上級部門報告。這種事情基本上所有部隊都當成理所當然的了。
“這個樣子的話,那就先把城內有地方住的人放了吧。”
翻譯看了名冊後這麼對我説。因為在這裏放他一馬的話,以後説不定會有什麼回報過來。我也有點想佔便宜的意思,所以馬上就同意了他的提議。從名冊上挑了三個在城裏有落腳點的人給放了。將釋放信息通過翻譯告訴他們以後,這三個俘虜高興地直磕頭。
情報室值班(三)
我們旅團負責警備的地區是以保定為中心,包含20個縣組成的“保定道地區”。
京漢線穿越河北省中心,其西是冀西地區、東則是冀中地區屬於河北平原,是塊物產豐富的大糧倉。
這片地區屬於八路軍的冀中軍區,最擅長游擊戰。
這裏各個村子都通過地道連結在一起,村民無論男女老少都被編入民兵組織來反抗日軍。當時在河北也屬於抗日意識非常強烈的地方。
昭和18年(1943年)在日本國內新成立了支部隊,還沒有與八路交手的經驗就給直接派到這個地方來了。
這裏即便手中握有有千軍萬馬也會讓人感到棘手,更何況派來的是這麼一支新成立的部隊。對方立刻就發起了攻擊,簡直就是羊入虎口。
首先被盯上的是這支部隊配屬的皇協軍(協助日軍的中國軍隊。被敵人稱為偽軍。)。
在各縣城和主要鄉鎮裏日軍都設有陣地,在每塊陣地附近基本就是皇協軍的陣地。皇協軍的兵力大概有日軍的三到五倍。
皇協軍使用的武器由日軍提供。所以當他們被擊敗,或者叛逃的的時候就相當於日軍間接給八路補充武器彈藥。
他們本來就沒什麼戰鬥意志。只要八路打上一槍嚇唬嚇唬,他們就會作鳥獸散,或者當場就投了八路。
像這類皇協軍反水逃亡的事情接連好幾天報到情報室裏來,結果就讓閣下(將官)大為惱火。
“有馬搞什麼名堂,讓他滾過來!”
就算他怎麼發火也沒用。
等到八路軍停止攻擊皇協軍後,接下來就該輪到對正主日軍發起攻擊了。
一開始,八路軍採用了最擅長的伏擊、誘敵的計謀。後來慢慢的開始打到日軍瞭望塔、前線陣地前面去了,大有展開正面進攻的趨勢。
“某警備隊昨晚遭到敵人的攻擊,雖然已經將敵人打退,但我方也戰死若干人,負傷若干人。”
“某隊今日在縣城附近與敵人遭遇,戰死若干人。”
諸如此類都是些負面戰報接踵而至。
雖然我們部隊不久後就開赴滿洲,但此前犧牲的人員一點也不少。
雖然也有運氣背,部隊素質不高的原因,但對犧牲者來説畢竟還是有些對不住。
那時候不僅下屬部隊遭了大罪,連司令部所在地保定也被鬧得一刻都停不下來。
昭和19年(1944年)末日軍戰線全面陷入了不利,城內外的敵人游擊隊活動也愈發頻繁。他們主要針對那些家中男丁被動員走的留中日本人店鋪和房子。
每天晚上司令部都會接到無數要求派兵過去的電話。光我接的就有百十來通。
司令部裏只有不到200名士兵。這些人都要負責通信、密碼、護衞等職責,每個人手裏都有工作放不開。
哪怕就算能擠出人手派過去,一出門就會被人發現。
但又不能對日本人同胞見死不救,所以雖然人手不足,但還是硬着頭皮派人過去。
這支救援隊的主力除了我們傳令班就沒其他人了。每天晚上都會被密集的求救電話呼叫,只帶一把刀就出門了。
日本人的房子多集中在保定車站到城門一帶,屬於城外。所以從城內的司令部過去都是一路小跑。至今我還記得有次在保定神社被人搞掉以後,某天晚上正好輪到我在情報室值班接電話的情形。
“喂喂,司令部嗎?這裏是城外某某商會。八路軍正在襲擊我們,請馬上過來!”
有個女聲夾雜着雜音從電話裏傳來,還能聽到槍聲。之後正當她催促我們趕快過去,突然“啊——”的一聲慘叫電話就斷了。
我們馬上就緊急出動,但到了以後已經遲了。那個女人再打電話的時候被人從背後來了一下,就這樣拿着聽筒死掉了。
到這時八路軍已經處於全面反擊的最後關頭了。
如果再這麼在保定待下去我的命運説不定就會改變。那年到了6月份,就把這爛攤子甩給新來的部隊,我們則開赴到滿洲去,歸屬到關東軍旗下。
在這兩年在情報室當差期間最大的好處就是成為負責情報的人員之一。
負責我們的中尉K和其下屬的兩名下士官都是在那個時代裏少見的有人情味的人。
信
剛入伍的時候,社會上的朋友、熟人都紛紛往我這兒寫信過來,不過隨着日子逐漸推移信的數量也變少了,最後不知在啥時候就再也沒收到過。
有句諺語叫“去者日以疏”。
我在當兵這五年時間裏只有妹妹和住淺草的那位A子這兩人還繼續給我來信。妹妹她是作為我老家的代表寫的。因為我父母都務農,沒辦法實在耍不了筆桿子;再加上哥哥又再次被召集參軍,所以就只剩下妹妹能給我寫了。
另外那位A子是以前公司裏的前輩親戚的女兒,當時還在上女子學校三年級。
A子是我在入伍前一年才開始交往的,我們之間其實也沒啥特別的關係。
並沒有以後一定要和她在一起的感覺,不過要一點也沒有那也不是真的。我們士兵過着有今天沒明天的生活實在無法開口對她約定將來,讓她等我直到回國。
雖然我們的關係還處於説不清道不明的狀態,可A子卻不在乎依然給我不斷寫信。直到八月份戰敗為止,我從她那兒收到的信都有好幾百份,連自己都沒想到。
但我也不只是光收信,也通過軍郵試着發出過明信片。但士兵能在上面寫的東西其實很有限。一不小心寫多了就會被審查的人發覺,然後被從頭到尾全部塗黑,接着還會被叫過去狠狠訓上一頓。
早知如此,那我還不如出國前提前和人約個什麼暗號就好了,其他戰友也經常這麼説。
到了昭和20年(1945年)初,我們兵團正為是去沖繩還是滿洲猶豫不決,整天提心吊膽的。雖然士兵必須服從命令讓你去哪兒就去哪兒,但我還是希望能一旦決定去向就立刻讓A子知道。
正巧,這時候徵集當地兵員,有一個年齡挺大的伍長被招了進來,和我在一間房裏做事。
那個伍長和我處得挺投緣,不久就聊開了。
有次伍長説:
“我認識很多當地人。如果你有什麼信想寄回國的話隨時可以找我……”
是嗎,我還從沒注意還有這麼一招。於是立即成熱打鐵把給A子的信託伍長幫我寄回去。信裏的內容挺一般的,就是最後提了下近期部隊説不定會開赴滿洲云云。
其實我最想告訴她的就是這個“近期會開赴滿洲云云”,結果因為這一句就給攤上事兒了。
信寄出去幾天後,我被負責收發郵件的一個曹長(上士)叫了過去。
“你看看這個。”
一邊説着,他一邊遞給我一封打開的信。一看這正是A子寄來的。
當時軍隊裏雖然也有書信保密的説法,但真要被人找個理由硬拆了,士兵也只能乾瞪眼沒法子。
——3月10日空襲,淺草全被炸了,親戚家就我存活下來。
我現在孤身一人,這可能是天意要讓我們倆在一起所以特地留下了我。從今天起,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會等你回來。聽説你部隊要去滿洲,我特地拜託爺爺帶我坐船過去。期待我們有天能在滿洲相見——
我看完以後吸了口冷氣。
看來我寫有“近期會開赴滿洲云云”這條消息的信已經通過伍長的熟人交到A子手裏了。不過反之這對我來説卻又成了個無妄之災。
“她怎麼會知道去滿洲的?”
曹長的問題就這麼一個。
雖然部隊裏不斷有情報泄漏出去,但部隊開撥畢竟還是軍事機密。通過這種方式通知她部隊轉移的消息確實是我失策。可既然是自己拜託伍長幫的忙那就更不能説了。
事已至此我只能深吸一口氣説:“是我通過軍郵在明信片裏寫‘可能開赴滿洲’的。”
這麼一説事情就成了負責審查軍郵明信片的曹長漏看我的明信片,他一聽就火了。
我被他打得臉都快變了形,全程都忍着一言不發。既沒把這事兒告訴伍長,也沒告訴其他戰友,全都保密。
在司令部樓下的花園裏正開滿丁香花。我則在司令部樓頂不厭其煩一遍又一遍讀着A子的信,臉頰上掛滿了淚水擦都擦不掉。
既為有個甘願等我到天荒地老的A子而感到高興,又為因泄漏滿洲行而被打感到後悔莫及。
昭和20年(1945年)6月初,部隊馬上就轉移去了滿洲。當時形勢就是無論派上一個兩殘損的兵團去滿洲也好,去沖繩也好都已經無法改變失敗的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