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景春 | 詩酒風流——試論酒與酒文化精神對唐詩的影響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唐詩中有 6 0 0 0多首詠酒及與酒有關的詩 , 酒中或酒後創作的詩數量更多。酒是促進唐詩創作的一個重要因素。縱酒賦詩是唐代詩人的生活風氣也是一種令人注目的文化現象 , 詩酒風流是唐人的重要文化觀念。唐代的酒文化精神在唐詩中有充分的體現。酒對唐詩創作的影響 , 有兩個層面 , 一是酒對詩人生理影響的物質層面 , 一是酒文化精神對詩人心理影響的精神層面。詩與酒也有相互影響的辯證關係。酒對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及唐代詩人的心態的影響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

　　作者簡介： 葛景春，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文章原刊：《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

　　一、詩是酒之華, 酒乃詩之媒

　　從唐詩豐富多彩的詠酒詩和與唐人大量的酒後所作的精彩詩篇來看, 這些詩確實是唐人酒文化營養基中所孕育出的精神花朵。可以毫不誇張地説, 好的唐詩幾乎有一半是在酒興中寫出來的。且不説像王績的《過酒家》、李白的《將進酒》、《襄陽歌》、《月下獨酌》、杜甫的《醉時歌》、《飲中八仙歌》、王維的《渭城曲》、孟浩然的《過故人莊》、王翰的《涼州詞》、白居易的《問劉十九》、《勸酒》、皮日休的《酒中十詠》、陸龜蒙的《和襲美春夕酒醒》等一系列的詠酒詩, 就是那些不是詠酒的許多名詩, 也大都是詩人酒後之作。唐代有哪一位詩人不喝酒?又有哪一位光喝酒不作詩的呢?所以説, 唐人的詩是與酒有着密切關係的。五萬多首唐詩, 其中直接詠及酒的詩就有六千多首, 其他還有更多的詩歌, 間接與酒有關。可以説, 唐詩中有一半詩, 是酒所催生出來的。因此, 説詩是酒之華, 從唐詩的實際情況來説, 是一點也不過份的, 請看下面的幾首詩:

　　滿卷才子詩, 溢壺聖人酒。……此時吸兩甌, 吟詩五百首。

　　(寒山《詩三百三首·滿卷》)

　　醉後樂無極, 彌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 出語總成詩。

　　(張説《醉中作》)

　　燈花何太喜, 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 詩成覺有神。

　　(杜甫《獨酌成詩》)

　　李白一斗詩百篇, 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

　　(杜甫《飲中八仙歌》)

　　酒中得意吟詩, 醉後出語成詩, 酒中詩思敏捷, 醉裏能出好詩, 寒山、張説和杜甫確實道出了詩與酒之間內在的密切關係。詩之與酒恰如花之與本, 互為表裏, 相依為伴。

　　從另一個角度來説酒與詩的關係, 那就是酒乃詩的基素之一。因為酒是詩的催生劑和重要的物質觸媒, 同時, 酒的文化精神也是詩的一個重要的精神支柱。那麼, 什麼是酒文化精神呢?借用西方的一個術語, 酒文化的精神, 就是酒神精神。按照西方文化的説法, 酒神精神代表狂醉、熱情、享樂、反抗、追求自由和表現生命與自我本能等。其中心精神就是放鬆身心, 追求精神自由。這種精神, 和我國詩歌的藝術精神是相通的。我國古典詩歌的藝術精神, 基本上就是一種表現的藝術, 是一種追求表現心靈自由的藝術, 它所追求的主要一個方面就是一種浪漫的、超塵脱俗的、自由的精神境界。而這種精神境界, 正是醉鄉里的境界。人在現實生活中, 要受到現實制度的種種制約, 尤其是在封建社會中, 封建禮教束縛着人們的思想和行動, 動則得咎, 是很少有自由可言的。只有在夢中和醉中, 人們的思想才從現實的約束中得以解脱, 精神的翅膀才得以展開, 自由地飛翔。正是醉中自由的天地, 才給詩歌提供廣闊遼遠的飛翔空間。酒文化的精神, 也就是自由的精神, 解放的精神。從這個意義上來説, 酒文化精神乃是詩的一個重要精神支柱, 詩的自由之魂。因此, 在此基礎上, 李白才得以“一斗詩百篇”, 而杜甫才能“詩成覺有神”, 而張説才能“出語總成詩”。酒之於詩, 其功可謂大矣。

　　二、酒壯詩之膽, 詩助酒以名

　　詩與酒的關係是相互的。酒不但給詩提供了創作的思想的寬鬆環境, 同時也給予了詩以膽量和魄力。而詩卻使酒脱俗化雅, 提高了它的文化的品位。

　　酒壯英雄膽。三杯老酒下肚, 滿身熱血上湧, 詩人們就可以擺脱現實生活中的一切羈絆, 勇敢地抒發自己的壯懷, 想説自己想説的心裏話, 做自己想做的事。如李白喝了一斗酒之後, 就敢於“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 張旭就敢於“脱帽露頂王公前” (杜甫《酒中八仙歌》) , 以發濡墨, 醉寫草書, 杜甫這個平時規規然的儒生, 就敢於大發牢騷:“儒術於我何有哉, 孔丘盜蹠俱塵埃!” (《醉時歌》) 張祜這名小才子也膽敢“千首詩輕萬户侯” (杜牧《登池州九峯樓寄張祜》) , 突現出詩人們獨立的兀傲的自由人格。李白曾藉着酒氣, 大罵朝中的李林甫一類的權貴是穢點貝錦的“蒼蠅”、是人所不齒的"雞狗"和“得志鳴春風”的“蹇驢” (《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 。他甚至指斥晚年昏聵的唐玄宗為歷史上的昏君“殷紂王”和“楚懷王” (《古風五十九首》其五十一) 。即使是性格狂放的李白, 若不是在醉中, 他也是決不敢如此放肆大膽的。

　　酒還是詩的保護神。陶淵明曾在一首詩中説:“若復不快飲, 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 君當恕醉人。” (《飲酒二十首》其二十) 就是説, 在醉中你若説了過頭的話, 做了過激的事, 但考慮當事人是喝醉了酒, 就理應得到原諒。因此, 在歷史和現實生活中便出現了借酒罵座, 借酒使氣的種種現象。天寶初, 唐明皇與楊貴妃在興慶宮沉香亭前賞牡丹, 特召李白前來寫新詞。當時李白在寧王府已喝得大醉, 被小黃門抬至御前, 楊貴妃口含清水, 將他噴醒, 李白“欣承詔旨, 猶苦宿酲未解, 因援筆賦之”, 寫了《清平調詞三首》, 其二曰:“一枝紅豔露凝香, 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 可憐飛燕倚新妝。”韋《松窗雜錄》記載:“會高力士終以脱烏皮六縫 (靴) 為深恥, 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 力士戲曰:‘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 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 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 (以上二條均見《松窗雜錄》) 元人蕭士則進一步説:“予謂使力士而知書, 則‘雲雨巫山’豈不尤甚乎?《高唐賦序》謂神女常薦先王以枕蓆矣, 後序文曰‘襄王復夢遇焉’。此雲‘枉斷腸’者, 亦譏其曾為壽王妃, 使壽王而未能忘情是‘枉斷腸’矣。”清人王琦辯之説, 漢宮飛燕是唐人詩中常用之典, 並無譏刺之意。且李白也不敢如此大膽。因此詞是太白奉詔而作, 若以宮闈中闇昧之事以隱喻之, 是想讓玄宗知道呢, 還是不想讓他知道呢?如其不知, 言之何益?如其知之, 是批龍逆鱗而履虎尾也。因此得出結論説:“非至愚極妄之人, 當不為此。” (蕭、王之説, 俱見《清平調詞三首》其二“備考”, 《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卷5) 我則認為, 李白以楊妃比飛燕, 並非僅此一處。所比皆有貶意。如“宮中誰第一, 飛燕在昭陽。” 説玄宗“君王多樂事, 還與萬方同。” (李白《宮中行樂詞八首》其二、其三) “飛燕皇后輕身舞, 紫宮夫人絕世歌。聖君三萬六千日, 歲歲年年奈樂何?” (《陽春歌》) 又李白不認為巫山神女僅是位美麗的女神, 而是認為她也是個荒淫的人物:“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沒, 樵牧徒悲哀。” (《古風五十九首》其五十八) 所以, 李白把楊貴妃比做巫山神女和趙飛燕, 確實是寓譏刺之意在內。那麼既然當面譏刺唐玄宗和楊貴妃, 是冒着殺頭之險的, 為什麼李白還敢如此大膽張狂呢?唯一的原因只能解釋為, 因他此時“宿酲未解”, 即還在醉中。他是仗着酒膽才寫出這樣的話來。或者他也可能是無意為之, 那就是説, 他是在醉中潛意識的支配下才説出如此大膽之言的。就是明皇知道了, 明皇也不好明言聲張, 並以此來治他的罪, “君當恕醉人”嘛。再説, 這樣以來那不就是等於當面承認了自己的醜事了嗎?最後唐明皇只好以“非廊廟器”為藉口, 將李白趕出宮廷。這件事最能説明酒壯詩人膽及酒所起的保護神的作用。

　　詩助酒以名。飲酒本來是件俗事, 但因歷代的名人尤其是詩人, 飲酒賦詩, 才使酒漸具雅趣。詩使酒化俗為雅, 提升其地位名聲, 提高了它的文化品位。更重要的是一些著名的文人和詩人, 賦予酒以新的內容和文化內涵, 使酒便從此不僅是一種日常生活的飲料, 飲酒也不僅是一般的生活現象, 一躍而成為與作詩齊名的文化活動, 使飲酒與作詩一樣, 成了文人的風流韻事。當然, 這首先應歸功於魏晉名士。《世説新語》中説:“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 但使常得無事, 痛飲酒, 熟讀《離騷》, 便可稱名士。’” (《世説新語·任誕》) 那麼能飲酒又能作詩者, 更是名士無疑。竹林七賢中的人物, 都是能飲者, 而其中的阮籍、嵇康還是著名的詩人。晉宋之際的陶淵明, 更是一個能酒善詩的大家。陶詩中説:“不覺知有我, 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 酒中有深味。” (《飲酒二十首》其十四) 陶淵明已將飲酒提高到哲理的層次, 劉伶的《酒德頌》中説, 酒能使人進入“無思無慮, 其樂陶陶”的醉鄉世界。魏晉的名士們大大地提高了酒的地位和飲酒的文化品格, 他們的觀點, 對唐人影響甚巨。

　　唐人在魏晉名士的影響下, 推波助瀾, 對酒的地位, 捧得更高。初唐詩人王績, 也作了一篇《醉鄉記》, 其中説“醉之鄉, ……其土曠然無涯, 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 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 無邑居聚落;其人任清, 無愛憎喜怒, 呼風飲露, 不食五穀。其寢于于, 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鱉雜處, 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 歸而杳然喪其天下, 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 (《醉鄉記》) 王績把醉鄉説成是《莊子》中的上古之世, 那是一個無機心, 無爭鬥, 無愛憎喜怒的大同世界。李白説:“三杯通大道, 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 毋為醒者傳。” (《月下獨酌四首》其三) 將飲酒説成是通大道、合自然的必然手段。皮日休《酒中十詠》序説:“餘飲至酣, 徒以為融肌柔神, 消沮迷喪。頹然無思, 以天地大順為堤封;傲然不持, 以洪荒至化為爵賞。抑無懷氏之民乎?葛天氏之民乎?……若餘者, 於物無所斥, 於性有所適, 真全於酒者也。” (《酒中十詠》序) 皮日休認為酒能全德, 能適性, 醉鄉是最好的去處。拾得認為:醉中世界“無思亦無慮, 無辱也無榮。” (《詩·般若》) 權德輿認為醉鄉是遺形之所:“暫得遺形處, 陶然在醉鄉。” (《跌傷伏枕有勸酒者暫忘所苦因有一絕》) 聶夷中醉鄉中可樂天和:“與君入醉鄉, 醉鄉樂天和。” ( (一作孟郊詩) 《勸酒二首》其一) 徐夤認為醉鄉之中, 無有利名:“醉鄉路與乾坤隔, 豈信人間有利名?” (《勸酒》) 總之, 唐人把飲酒的好處説得無以復加, 把醉鄉説成是天堂, 在詩中反覆吟詠, 這樣, 無形中就把飲酒提高到能夠達道的地位。使酒的名聲扶搖直上, 身價日增。可以説, 酒的價值和地位, 是靠唐詩給捧起來的。

　　三、酒予詩以壯思, 詩予酒以雅懷

　　從唐詩的興盛和創作的角度上來講, 酒的功勞更是不可泯沒。唐詩的興盛雖然原因多樣, 但酒的促進作用不可小視。酒刺激了詩興和詩人的創造力。如前所述, 唐代有許多詩歌都是在歌席酒筵上所作, 或是在朋友間歡飲酬唱、一個人獨酌沉吟中寫成的。總之大多都與酒有些關係。至於從創作的角度來講, 酒是掃愁帚, 更是釣詩鈎。

　　《文心雕龍·神思篇》中説:“是以陶鈞文思, 貴在虛靜, 疏瀹五臟, 澡雪精神。”就是説, 只有在相對虛靜的狀態下, 才能進入創作的過程。在虛靜的環境裏, 才能夠文思活躍, 想像馳騁。“故寂然凝慮, 思接千載;悄然動容, 視通萬里。” 怎樣才能達到虛靜的狀態呢?最好的辦法是飲酒。在酒中, 最好在似醉非醉的微醺之時, 最容易進入劉勰所説的“虛靜”狀態。即在酒精的作用下, 把自己從現實囂鬧中隔離出來, 進入一個相對虛靜的環境中, 此時才能進入創作狀態。而此時的思維卻處於最活躍的狀態, 腦細胞之間的線路忽然接通, 腦波的電流暢通無阻, 詩思像電流一樣, 沿着思維的網絡奔跑。此時的想像就像是插上了翅膀, 在思維的時間和空間中自由地飛翔。此即劉勰所説的“思接千載”和“視通萬里”了。張説的“出語總成詩”, 李白的“敏捷詩千首” (杜甫《不見》) , 杜甫的“詩成覺有神” (《獨酌成詩》) , 也正在此時。

　　酒能激發出詩人的創作激情和靈感, 關於此點白居易也有深刻體會。他在詩中多次寫道:“醉來狂發詠” (《偶吟》) 、“酒狂又引詩魔發” (《醉吟二首》其二) 等等。他晚年的詩多寫於醉中。李賀在喝酒喝到興頭時, 詩情便像潮水一樣地撞擊着心胸, 覺得腹中憋得難受, 詩句像流水一樣, 直到天明時分才流淌完:“酒闌感覺中區窄, ……吟詩一夜東方白。” (《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潞幕》) 這種現象在唐人中是屢見不鮮的。

　　在醉中, 詩人的想像力也特別豐富。平時所想不到的奇思妙語, 獨特構思, 都會突然出現。有時連詩人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像李白的《月下獨酌》:“舉杯邀明月, 對影成三人”, 這樣的奇思妙想, 就是李白, 若不在醉中, 也很難想像得出來。李賀的“桃花亂落如紅雨” (《將進酒》) , 這樣美妙的詩句, 也只能是酒中的產物。“客醉花能笑, 詩成花伴吟” (戎昱《花下宴送鄭鍊師》) , 酒醉中常有獨特之思, 詩人高興, 花也會發笑, 詩作已成, 花也會跟着詩人伴吟。“詩句亂隨青草發, 酒腸俱逐洞庭寬。浮生聚散雲相似, 往事微茫夢一般。” (李羣玉《重經巴丘追感 (開成初陪故員外從翁詩酒遊泛) 》) 詩人的想像確實十分豐富而奇妙, 在醉中可謂是涉筆成趣, 觸目成詩。

　　同時, 酒也能給詩創造寬鬆的心理環境, 可以讓詩興任意發揮。這點, 唐人也有自覺的認識。杜甫詩曰:“寬心應是酒, 遣興莫過詩。” (《可惜》) 朱慶餘説:“醉裏求詩境” (《陪江州李使君重陽宴百花亭》) 。 看來, 這是唐人的經驗之談。正是在酒中, 詩人的思想也最為解放。按照弗洛伊德的説法, 此時詩人的“本我”, 已突破了 “超我”的思想防線, 大膽地, 自由地寫我之所思, 書我之所想, 坦率地表達自己的真思想、真性情。許多唐人的好詩, 都是在這樣的自由狀態中寫出來的。而這樣良好的自由狀態, 正是酒創造出來的。酒對詩歌創作的貢獻, 過去人們卻很少提起, 因此, 這裏説得再多些也不算過份。

　　但詩也給予酒以強烈的影響。前面已經指出, 詩對酒的品味給予全面的提升, 做了雅化。酒事成了文人騷客得以表現風流儒雅之風度的不可缺少的活動和手段。文人飲酒與武人或下層百姓的吆五喝六、大嚷大叫、猜拳劃枚、大碗篩酒的飲酒方式有着很大的區別。且不説文人雅士的酒具比普通百姓的更加精美, 造型更具有藝術性, 其喝酒氛圍更加有文化氣息, 其飲酒方式更加有文化內涵。如文人行酒, 其酒令就有許多種, 或射覆, 或投壺, 或拔酒籌, 或行文字令, 或擊鼓傳花、或鬥牌投骰等等。唐代文人酒令的名目如歷日令、罨頭令、瞻相令、巢雲令、手勢令、旗幡令、閃令、拆字令、不語令、急口令、四字令、言小名令、雅令 (千字文令、詩令、經史令) 、招手令、骰子令、鞍馬令、拋打令、下次據令、卷白波、《莫走》等就有20多種 (參見王昆吾《唐代酒令藝術》第 3頁) 。尤其是詩人的雅集, 常常是當場分韻賦詩, 以詩決勝負。文人騷客給酒事付予了深厚的文化內容。酒就不但是一種普通的飲料, 飲酒就不僅僅是單純的為了解渴過癮, 而是一項高雅文化活動。而且酒也成了詩所歌詠的重要對象之一, 酒事活動經詩歌的雅化, 也具有了審美價值, 成了詩歌內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 是詩予酒以雅懷。飲酒成了詩人風流高雅的表現, 詩豐富提高了酒的文化內涵。酒的地位能與詩相比並, 是詩人的功勞。詩酒風流, 甚至成了詩人雅士的一種標誌。宋人有首詩説:“有梅無雪不精神, 有雪無梅俗了人。日暮詩成天又雪, 與梅共作十分春。” (盧梅坡《雪梅》) 此詩本來是詠雪與梅的, 現我把它略改幾字, 改成詠詩酒的關係:“有詩無酒不精神, 有酒無詩俗了人。日暮詩成人又醉, 酒詩並作十分春。”

　　四、酒和酒文化與唐詩不可分割之關係

　　前面已經説過, 唐詩中涉及酒的詩就有六千多首, 間接與酒有關的幾乎是唐詩的半數, 酒與酒事活動就是唐詩所吟詠的對象之一, 實際上酒已是唐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學藝術包括詩歌, 都是現實生活的反映, 在唐人的生活中, 酒就扮演着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大凡朝廷官宴、鄉社聚會、節日往來、送別餞行、朋友相逢、個人獨酌、聽歌觀舞等等, 上從帝王將相, 下至貧民百姓, 都與酒密切相關。而這些都在唐詩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唐代的酒與酒文化可以説是唐詩重要組成部分。

　　唐詩中有相當的名篇, 都是酒詩或與酒有關的詩。試想, 唐詩中若是沒有了李白的《將進酒》、《月下獨酌》、《把酒問月》、杜甫的《飲中八仙歌》、王維的《渭城曲》、孟浩然的《過故人莊》、王翰的《涼州詞》、李賀的《致酒行》等名篇, 唐詩無疑將會大為減色。

　　再者, 酒已經浸入了唐詩的靈魂。就是説, 唐詩中充滿了酒文化的精神。關於酒文化的精神, 前面已有所論。酒文化精神和我國儒家的和樂認同精神、道家憤世疾俗的逍遙自由精神及佛禪的超塵脱俗的遺世獨立精神是相一致的。其中心精神就是解放心靈束縛, 追求精神自由和激發創造的活力。正因為如此, 唐詩中浸透着尚俠重義、積極向上的奮發精神, 浸透着大膽揭露黑暗現實、追求思想解放的批判精神, 浸透着超越現實束縛、積極爭取人格獨立的自由精神, 浸透着昂揚奮發、生機勃勃的創造精神。這些精神都是與酒文化精神, 息息相關的。

　　作為唐詩的創造者, 唐代的詩人們, 大都有嗜酒的愛好, 他們根本離不開酒。酒已經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也是他們創作詩歌時不可缺少的基本物質條件。我們可以從大量的唐詩中看到這一點。王績説:“平生唯酒樂, 作性不能無。朝朝訪鄉里, 夜夜遣人酤。” (《田家三首》其三) 李白説:“三百六十日, 日日醉如泥。” (《贈內》) 杜甫説:“把酒從衣濕, 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 (《徐步》) 白居易説:“但遇詩與酒, 便忘寢與餐。高聲發一吟, 似得詩中仙。引滿飲一盞, 盡忘身外緣。” (《自詠》) 韓愈説:“一壺情所寄, 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 其如月色何?” (《酬馬侍御寄酒》) 李敬方説:“日日無窮事, 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裏, 何以寄天真?” (《勸酒》) 從以上詩句來看, 詩人實是離不開酒的。並且論起關於酒與詩的密切關係時, 他們常在詩中詩酒並提:“一見醉漂月, 三杯歌棹謳。” (李白《楚江黃龍磯南宴楊執戟冶樓》) “客醉揮金碗, 詩成得繡袍。” (杜甫《崔駙馬山亭宴集》) “林間暖酒燒紅葉, 石上題詩掃綠苔。” (白居易《送王十八歸山寄題仙遊寺》) “情為世累詩千首, 醉是吾鄉酒一樽。” (温庭筠《杏花》) 唐代詩人與酒、唐詩與酒之間的密切關係, 於此可窺一斑。

　　再者, 酒對促進唐詩創作的繁榮和發展, 也不容忽視。無論是酒給唐詩創作所提供的思維空間, 酒樓酒肆給詩人所提供的詩歌創作交流場所, 以及酒文化精神給詩歌所提供的精神理念和審美情趣, 都給詩增添了十分豐富的具有活力的因素。

　　五、唐詩之酒文化精神對中國文化之影響

　　唐詩中的六千多首詠酒和涉及酒的詩, 是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它將中國的酒文化與唐代詩歌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獨具風味和特色的詠酒詩。這些詩彷彿散發着酒的芳香, 閃耀着酒的晶瑩色彩, 映現出大唐時代豐富多彩的生活。大唐的酒仙、酒聖、酒學士和醉吟先生們, 他們的風采, 他們的狂放, 他們的豪飲, 他們的才情, 都通過他們精彩紛呈的詠酒詩, 向我們做了充分的展示。唐詩中那些優秀的篇章, 當然也包括那些詠酒詩佳作, 做為中國古典詩歌的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彪炳於文學史冊, 為後人樹立了學習的樣板。唐以後的詠酒詩詞, 很少有不受唐代詠酒詩的影響的。如宋代大詩人蘇軾, 他的著名的《水調歌頭》中的“明月何時有, 把酒問青天”的精彩詞句, 就是從李白的《把酒問月》詩中“青天有月來幾時, 我今停杯一問之”中化用來的。蘇軾還有一首《月夜與客飲杏花下》, 其中有“褰衣步月踏花影, 炯如流水涵青。花間置酒清香發, 爭挽長條落香雪。山城酒薄不堪飲, 勸君且吸杯中月。”此詩則明顯受李白《月下獨酌》“花間一壺酒”一詩的影響。北宋詞人秦觀的《江城子》“小槽春酒滴珠紅, 莫匆匆, 滿金鐘”的詞句, 是從李賀《將進酒》:“琉璃鍾, 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詩句中化出。杜牧《九日齊山登高》“江涵秋影雁初飛, 與客攜壺上翠微。……但將酩酊酬謝佳節, 不用登臨恨落暉”, 其中的“與客攜壺上翠微”、“不用登臨恨落暉”二句, 北宋詩人黃庭堅在其《南鄉子·重九》一詞中直接襲用之:“黃菊滿東籬, 與客攜壺上翠微。已是有花兼有酒, 良期, 不用登臨恨落暉。”南宋詩人楊萬里《重九後二日同徐克章登萬花川穀月下傳觴》詩曰:“天既愛酒自古傳, 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 舉頭見月猶在天。”是從李白《月下獨酌》“天地既愛酒, 愛酒不愧天”、“月既不解飲”等句中化出。南宋大詩人陸游《池上醉歌》“飲如長鯨海可竭, 玉山不倒高崔嵬。半酣脱幘發尚綠, 壯心未肯成低摧。”是從杜甫《飲中八仙歌》中“飲如長鯨吸百川”和“脱帽露頂王公前”等句意中化出。金代詩人元好問《後飲酒五首》其四詩云:“酒中有勝地, 名流所同歸。人若不解飲, 俗病從何醫?……一飲三百杯, 談笑成歌詩。”其詩意也是從李白《將進酒》“會須一飲三百杯”等詩句意中化出。元代詩人楊維楨《紅酒歌》中有句雲:“桃花美酒鬥十千, 垂虹橋下水拍天。虹光散作真珠涎。……預恐沙頭雙玉盡, 力醉未與長瓶眠。徑當垂虹去, 鯨量吸百川。我歌君扣弦, 一斗不惜詩百篇。”此詩化用王維《少年行》“新豐美酒鬥十千”、杜甫《醉歌行》:“酒盡沙頭雙玉瓶”、《飲中八仙歌》“飲如長鯨吸百川”、“李白一斗詩百篇”等詩句的句意。明代有高啓、方孟式所作《將進酒》都深受李白、李賀《將進酒》詩的影響。明代周憲王《擬不如來飲酒歌》則是全擬白居易的《勸酒十四首·不如來飲酒》詩等等。此外, 還有許多詩人學唐代詠酒詩是襲其意而不襲其辭, 着重發揚了唐詩那種兀傲不羈的精神與詩酒放浪的情懷的。另有些詩是後人表達對李白、杜甫、酒中八仙等人格的傾慕之情的等等, 都説明唐代詠酒詩的巨大影響和唐代酒仙酒聖的人格魅力。

　　唐代的酒文化精神是帶有一種放浪不羈的浪漫色彩的。那種追求自由、展示個性、追求獨立人格的解放精神, 頗具有大唐時代精神的風采。像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 (《將進酒》) 的豪邁自信, 杜甫“酒酣擊劍蛟龍吼” (《從事行贈嚴二別駕》) 的憤世狂放, 白居易“各以詩成癖, 俱因酒成仙” (《醉後重贈晦叔》) 的詩酒放達, 李賀“少年心事當雲” (《致酒行》) 的雄心壯志, 聶夷中“我願東海水, 盡向杯中流” (《飲酒樂》) 的酒中豪氣, 戴叔倫“且向白雲求一醉” (《對酒示申學士》) 的浪漫飄逸, 羅隱“酒貰餘杭淥滿樽” (《送程尊師之晉陵》) 的落拓瀟灑, 無不顯示唐人酒中心態的曠達與大氣, 思想的自由開放。這種自由開放的酒神精神, 對中國的民族性格增添了不少生機活力和新鮮血液。

　　詩酒風流, 一直是國人對中國文人瀟灑人格的一種讚美和豔稱, 也是魏晉唐宋以來中國文化的一個美好的傳統。它給我們素稱文靜沉穩、少年老成的民族性格, 注入了一種浪漫熱情、激情狂放的激素, 使得民族的心理性格, 充滿活潑的生機。

　　中國人民族性格中崇尚中庸的思想, 由來已久。孔夫子的哲學思想是“允執其中” (《論語·堯曰》) , 他的最高道德標準是“中庸”之道:“中庸之為德也, 其至矣乎!” (《論語·雍也》) 孔子最喜歡的學生是“不違如愚”的少年老成的顏回, 而批評最多的是有血氣之勇的子路。因此, 後代儒家還根據孔子的道德標準專門從《禮記》中節編了一本《中庸》的書, 將中庸之道奉為修德立身之本。儒家這種修德立身的結果, 培養了一批循規蹈矩、謹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慎微君子, 其負面作用是使人動則得咎, 無所是從。這樣就極大地束縛了中國人的自由的意志和活潑的創造力。而道家提倡無為和虛靜, 一味講“坐忘”的修身功夫。佛家提倡坐禪, 使人入寂入靜, 息怒不爭。這些都導致了中國人民族性格趨於文靜沉穩, 相對來説, 其沉穩冷靜有餘, 而熱情活潑、浪漫激情不足, 缺乏青春的活力。而酒神精神, 卻以火一樣熱烈的激情, 青春浪漫的活力, 注入到中國民族的精神性格之中, 它使文靜與活潑、沉穩與狂放、激情與老成的兩種性格之間相反相成, 優勢互補, 使我們的民族性格發展得更加完善、成熟。

　　當然, 酒與酒文化精神並不是完美無缺的。酗酒和酒文化精神中的非理性的因素, 一直是干擾和困惑着中國人的思想與行動的一種負面因素。可以説, 從酒的產生之日起, 酒的副作用就被中國人所認知。從中國最早的文獻《尚書》中, 就有《酒誥》一篇, 詔告酗酒可召致亡國的訓示。如同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有兩面性一樣, 酒既可以成事, 也可以敗事。歷史上以酗酒亡國的事例屢有發生, 如商紂王就是以酒亂亡國的古代帝王。歷代的亡國之君差不多都是沉湎酒色的昏聵之君。就連英明一時的盛唐天子唐玄宗, 晚年也是在酒色中玩物喪志, 幾乎失了天下的。同時, 酗酒對於身體健康也是有害的。如大詩人李白的死, 就與飲酒過度有關。皮日休《七愛詩·李翰林》中説李白“竟遭腐脅疾, 醉魄歸八極。”據郭沫若考證, “腐脅疾”是“急性膿胸症”, 是“酒精中毒”的結果 (見《李白與杜甫》第81頁) , 酒的副作用不可小估。酒文化精神中縱酒行樂的享樂意識, 對唐人也起着一定的消極影響。它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唐人的奮發向上的鬥志和淡化和疏解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而退縮進樂天保和與自我享樂的個人小天地。如李白的情緒頹廢時, 以酒澆愁:“處世若大夢, 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 頹然卧前楹" (《春日醉起言志》) 、“三百六十日, 日日醉如泥” (《贈內》) , 及其高興時也要“一日須傾三百杯” (《襄陽歌》) 地縱樂狂飲。因此他的某些飲酒詩也有着相當濃厚的沉湎於酒自我麻醉的頹放情緒。白居易晚年樂天保和, 不復過問國事, 盡日飲酒為事:“年年老去歡情少, 處處春來感事深。時到仇家非愛酒, 醉時心勝醒時心” (《重到城七絕句·仇家酒》) 、“詩聽越客吟何苦?酒被吳娃勸不休。從道人生都是夢, 夢中歡笑亦勝愁” (《城上夜宴》) 等等。他在《醉吟先生傳》中寫道:“若舍吾所好, 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 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 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 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 盡為閒日月。’吟罷自哂, 揭甕撥醅, 又引數杯, 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 醒復吟, 吟復飲, 飲復醉;醉飲相仍, 若循環然。由是得以夢身世, 雲富貴, 幕席天地, 瞬息百年, 陶陶然, 昏昏然, 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 故自號為醉吟先生。” 晚年的白居易, 過着衣食不愁, 在酒中醉生夢死的富貴閒人的閒適生活, 酒已消解了他當年當左拾遺時以詩諫君、為民請命的鬥志。杜牧本是一個胸懷大志很有抱負的志士, 失意後卻混跡青樓, 以酒色自娛, 過着“落魄江湖載酒行, 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青樓薄倖名” (《遣懷》) 的放蕩生活。他們低沉消極的原因, 雖不全在酒, 然而, 酒文化中的享樂意識的消極因素, 酒的負面影響對唐人的消極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唐代詩人對酒的害處也有明智的認識:“苟沈而亂, 狂而身, 禍而族, 真蚩蚩之為也。” (皮日休《酒中十詠》序) “甚矣頻頻醉, 神昏體亦虛。肺傷徒問藥, 發落不盈梳。” (李建勳《中酒寄劉行軍》) 其中就把酗酒的弊端和危害的結果説得很明白。唐人不但對酒的弊端有所認識, 而且還有人公然寫詩宣佈戒酒。徐夤就寫了《斷酒》一詩:“因論沈湎覺前非, 便碎金與羽卮。採茗早馳三蜀使, 看花甘負五侯期。窗前近火劉伶傳, 坐右新銘管仲辭。此事十年前已説, 匡廬山下老僧知。”此詩明確地表示了詩人戒酒的決心, 他碎毀卮, 燒了劉伶傳, 座前豎起了禁酒的座右銘。從此改飲酒為喝茶。這説明, 唐人不光知道喝酒的好處, 也清楚地知道酗酒的壞處。因此, 我們在繼承前人的文化遺產時, 要分清精華與糟粕, 好的方面要繼承發揚, 其副作用和缺點要儘量地加以避免。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參考文獻

　　[1]劉勰.文心雕龍[M].北京:中華書局.

　　[2]王昆吾.唐代酒令藝術[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